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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族计划生育的配置措施-应对中国老年化刻不容缓(转)

wmk2003
2012-07-09 09:50
这种新闻也可以登啊,怎么有卖国之嫌?现在难道卖国都比违反计划生育好吗?:dizzy:
禅音
2012-07-09 10:09
回复 bay
感觉照片里的字是PS上的。
禅音
2012-07-09 10:13
经由对事件的过度反应,相对来说的小事都会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因为他们要让其他的人也产生负面反应,好拖他们一起下场演戏。有些人会陷入漫长而最终毫无意义的斗争,或是和某些机构及个人展开法庭诉讼。有些人则深陷在对过去的配偶或伴侣的仇恨当中而无法自拔。由于无法觉知到自己内在持有的痛苦,他们只有经由对事情的过度反应,把痛苦投射到生活事件和情境中。由于完全缺乏自我觉察,他们无法分辨出事件本身和他们对事件的反应,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不幸,甚至是痛苦本身,是在那个事件或情境之中。由于对自己的内在状态毫无意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非常地不快乐,而且在受苦。
  有时这些有沉重痛苦之身的人会成为各种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投入的运动本身可能很有价值,而他们在刚开始时也可以成功地做好一些事。然而,他们所说和所做的,都带有负面的能量,而且他们无意识地需要敌人和冲突,这些都会逐渐地对他们所投入的运动产生阻力。通常最后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组织中制造出敌人,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找到让他们不好过的理由,所以他们的痛苦之身可以持续找到它要追寻的东西。

--------------------书摘。
栖止
2012-07-09 10:14
晕倒,这个缓解不靠我中华子孙,倒要靠外国人了
bay
2012-07-09 15:08
晕倒,这个缓解不靠我中华子孙,倒要靠外国人了
栖止 发表于 2012-7-9 10:14
浙江是引进阿拉伯人,广东是引进黑人,广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能看得到,四五十万黑人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当地甚至中国政治的力量了.

东北是引进朝鲜人,第一批12万朝鲜劳工输入东北的新闻自己去找.

去年国内的计生专家已经提出:如果中国人力真的不足,可以短期内引进一亿非洲黑人与东南亚黑种马来人.专家还自以为聪明地说,这样不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不用中国人自己养,直接就使用外劳,在经济上非常合算.
bay
2012-07-09 15:10
本帖最后由 bay 于 2012-7-13 17:12 编辑

浙江是引进阿拉伯人,广东是引进黑人,广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能看得到,四五十万黑人已经成为一种可 ...
bay 发表于 2012-7-9 15:08
这个用传统比较土气的说法,就是"换血".

大家等着黑人,阿位伯人来给大家养老吧,百年之后,等着他们来给大家上香吧,非常的经济.
bay
2012-07-09 15:29
外来居民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更不用提通古斯人了,多少次背叛中国,大家记得么?转引一段话:

有时,宽恕是犯罪,复仇才是美德.严峻的公义,有些情况下是仁爱的最好的表达.

600年前他们无家可归,我们收留了他们了,给了他们牧场,给了他们食物;

400年前,我们受七十年天灾,他们背叛了我们,掠夺我们的财物,强奸我们的妻子女儿,伤害我们的子民;

370年前,我们的君王殉国,他们靠着内应与没有天良的"晋商"的金钱支持,打败群龙无首的我们,屠南京,屠扬州,屠江阴,屠嘉定,屠金华,屠广州。。。万里江山血流成河,强迫汉人削发易服,杀害至少6000万汉人,整个中国白骨累累;

100年前,我们复国,原谅了他们,保留了他们的财产,赦免了他们的性命;

80年前,他们再次背叛了我们,与日本人合作,成立"满洲国"为其提供后方军事支持,分裂中国,与日本人再次屠杀数千万中国人;

67年前,我们打败了他们的主子,但我们再次原谅了他们;

30年前,他们与汉八旗又开始蠢蠢欲动,控制中央台,广电部,教育部,文化部,计生委....在30年中,屠杀了4亿汉族婴儿,制作了数以百计的铺天盖地的辫子戏,篡改我们的历史,虚化我们的民族,抹杀我们的英雄--当他们的下次背叛来临时,我们还能原谅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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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进而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的压力。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MSL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但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形成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就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MSL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中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1]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也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而且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大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发过MSL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MSL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MSL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结果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四體不勤
2012-07-09 16:02
经由对事件的过度反应,相对来说的小事都会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因为他们要让其他的人也产生负面反应,好拖他 ...
禅音 发表于 2012-7-9 10:13
没看懂你在说什麽。
bay
2012-07-11 03:27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独生子女好,政府给养老"的标语去年刚从各农村的墙上,电线杆上擦去,马上就有新的政策方针出来了,那就是:养老是你自己的事,与国家无关.



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起的养老院
2012年07月10日02:19中国经济周刊[微博]赵剑云 白朝阳我要评论(667)
字号:T|T

http://finance.qq.com/a/20120710/000954.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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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起的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实习生 赵剑云 白朝阳 | 北京报道

我们老了怎么办?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家住北京的童奶奶今年72岁,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原本跟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她,去年因为体质变差,生活开始不能自理。为了不给上班的孩子添麻烦,童奶奶要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市中心的养老院,不是要排队,就是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说到当初来北京市昌平区养老的原因,童奶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谁不想住‘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啊?”童奶奶说,“政府办的,条件好,价钱又便宜,还离家近。”来昌平之前,童奶奶也曾到“一福”排队。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一福”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要是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童奶奶说。

“而且,像我这样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公办养老院压根就不愿意收。在市区,稍微好点的,一个月也得四五千块钱。我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来块,贵的养老院实在住不起。
”当记者问起这边的服务时,童奶奶看了看屋外说,“大锅饭能好到哪里去?就像是翻日历,刚吃过一遍,又再吃一遍。”

“后天周六,我家人就来看我了。”说着,童奶奶抬起头看着日历。

住不起,等不起

北京有多少家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北京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共有401家。这401家养老机构,有的叫养老院,有的叫敬老院、福利院、护养院、老人公寓和老年社区。不过在我们的习惯中,“养老院”常常是养老机构的代名词。

床位缺口大

“当前北京正以跑步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养老形势十分急迫。”2010年年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公布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这样描述。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200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

上述工作人员同时指出,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仅仅只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于200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试析养老机构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原则性建议》的论文中提到,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按“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在2011年年底的床位缺口应该是5.5万张。

就近养老难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发现,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的四家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和“北京市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这五家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在远郊区县,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床位闲置的情况广泛存在。

《北京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指出:“城六区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高于远郊区县。但城六区拥有的养老床位总数和百名老人床位数均低于远郊区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出台一个新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对全市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上给予指导,同时还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形式纳入了城市社区和居民区的建设计划中,以保证市区老人就近养老。

床位价格都在涨

“一般来说,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带卫生间的这种,床位费较多的是1000~1500元/月。加上伙食费,至少得1500~2000元/月左右。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护理费按照等级收费不一样。加上护理费一般为2500~3000元/月,这是一个大概,一个中间水平。”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的356个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是该局于2011年10月披露的。另有45家养老机构并未按要求上报相关信息。

“公开的收费标准只是一个参考价。” 该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之所以把这些数据发到网上,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信息,住不起的就选择价格便宜的;经济实力强的,就选择价格高一点的。”

《中国经济周刊》对这356家养老院信息统计发现,有148家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200元/月,它们主要集中在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等远郊区县。其中,乡镇办的养老院占了绝大多数。收费在1000元以下的养老院,以收住“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为主。而如果收住其他老人,收费标准则会调高至1500元/月以上。

城六区的养老院收费绝大多数在1300~2800元/月。据记者了解,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基本上在2000元以上;不能自理的老人加上护理费,收费基本上还得再上一个“千元台阶”。已公布的356家中,公示收费标准最高的是朝阳区康梦圆国际老年公寓,为4300~10000元/月。

然而,官方披露的收费情况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太一致。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了20多家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的养老机构,它们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北京市民政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收费标准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收费标准,现在的收费标准已经“涨价”了。

有着200张床位的海淀区上庄镇敬老院,是一家二星级的公办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它的收费标准为800~1350元/月。

“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了。”提到这个标准,上庄镇敬老院方面表示,单间2400元/月一个床位,中档的两人间是1500元/月一个床位(包括500元/月的伙食费、900元/月的床位费和100元/月的简单护理费)。不能自理的,伙食费和床位费都不变的,护理费会跟着涨,如果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是800元/月,不能自理的是600元/月,半自理的是400元/月。冬季供暖费还得一次性单交1000元。

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一家有着3000多张床位的大型民办养老院。其在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标准是1600~2600元/月。“那只是床位费,还是以前的,今年3月份我们统一调价,物价都在涨。”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里的单人间5000元/月,吃住护理全包括。双人间是3600元/月,三人间和多人间3000~3300元/月。

老人自己付不起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0年,北京市职工(多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65元,城乡居民(多为农民)养老金每月人均400元。

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称,自1月1日起,全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

虽然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在涨,但养老院的收费也在涨,老人不见得能找到适合的养老院,找到了也不见得付得起。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年过八旬的张奶奶是某报社的一位退休老员工,这些日子,她跟老伴儿一连看了几家养老院,都不太满意。最近,她在北京市和平西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带套间的养老院,环境挺好,不过收费是“一人5000元/月”。

北京红十字会颐年护老院院长王国臣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加上医疗等常规花费,以目前北京市老人的养老金,用来支付机构养老费用,还是比较难的。

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

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和公办养老院不同,打开搜索引擎,民办养老院的广告算得上“铺天盖地”。为什么老人们想方设法、排队也要进公立养老院,也不愿进“笑脸相迎”、有更多空位的民办养老院?

整体而言,收费更贵、监管不力、扶持不够是主要原因。

广告突围

记者实地走访四季青镇敬老院(公办)时,恰好碰上一位114大黄页的工作人员极力劝说该院办公室主任为敬老院登记电话。

“我要你们这个干吗使啊。”该办公室主任拒绝的理由是四季青镇敬老院的床位都住满了,还有几千人在排队,没必要做这样的推广。因此对于公办养老院而言,无所谓宣传推广的问题。

而对于“年轻”、知名度小的民办养老院来说,它们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

寸草春晖养老院去年10月18日开始营业,推广广告已经做了半年多。“广告一个月一万多块钱。”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寸草春晖养老院在谷歌、百度上都做了推广。在谷歌上搜索“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词,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就是寸草春晖养老院。

如果在百度上检索“养老院”、“敬老院”这些词,第一页27条链接中就有近20条链接是养老院的推广广告。

记者以养老院管理者的身份致电百度,百度推广咨询顾问王佳介绍说,养老院在百度上做推广需要开通一个百度推广的账户,开通账户要花5600元钱。其中,5000元是预付款,600元为专业服务费。最低预付金用完后,要想继续推广,还得续费,最低续费1000元。

租房费用是主要成本

对民办养老院来说,宣传推广还不是主要成本。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王小龙查阅了电脑上的数据之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部分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70%~80%。

目前,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2000~2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100万。这10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每年1万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8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王小龙认为,这对民办养老院来说,“是个很不公平的事儿”。

“民办的以市场价格拿地,成本过高,跟当下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来,有一定的收费门槛。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收费高。”王小龙说。

据王小龙了解,目前北京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占90%左右。“要是买地建养老院的话,很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负债经营

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有的民办养老院就有点吃不消了。今年5月初,孙玉兰苦苦维持了十多年的昊德老年公寓因为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原因,最后不得不与北京红十字会主办的颐年护老院合并。拥有130张床位的昊德老年公寓,1999年建院。一位颐年护老院的工作人员指出,这次合并其实是一次“接管”。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是北京市床位数最多的一家民办养老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宋玉梅称之为“艰难地活着”。

宋玉梅是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的院长,在进入养老行业之前,她经营着自己的歌厅和钢材生意。那时候,她自有资金约为1.4亿元。不过,随着养老院规模的扩大,宋玉梅出现了回本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2008—2009年,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差不多就要解散了”。

为了避免养老院资金断裂,她甚至把自己的歌厅、钢材市场生意都撤了。“还贷了9000多万”。因为银行不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宋玉梅每年就得背负1000多万的利息。

宋玉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是当初银行能够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将每年省掉400多万的利息。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还旧账,欠新账”了。对此,她希望政府和银行未来能够对民办养老院贷款提供便利。

据宋玉梅介绍,北京目前已经有好几家养老院倒掉了。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同年踏入养老行业的绚丽阳光养老院,开始投资1亿~2亿元,床位规模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相当,不过开业不到一年,就倒闭了。至今,绚丽阳光养老院仍被挂在北京瑞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拍卖。

资金扶持政策很难享受

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100元。4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50~100元提高至100~200元。据上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民办养老院收住一个能自理的老人每人每月现在可以得到200元补贴,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300元补贴。

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资助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对新建、扩建的乡镇(地区办事处)养老服务机构的资助办法。2009年,《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文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类型、建设方式给予不同标准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新建、扩建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6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3000元;利用其他设施改建的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0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8000元。去年年底,《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公告》(下称“《公告》”)里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然而,很多民办养老院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它们压根享受不到这一政策的资金支持。

“这个政策出来后,老百姓都以为我们民办养老院从政府那拿了很多钱,实际上我们没有拿到这个钱。”宋玉梅很想跟老人们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公告》提到,要享受以上政策,申请人要具备这样一个资格条件:经市或区(县)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采用自有土地或房屋、土地使用权人和投资人合作建设、租用现有设施等方式新建、改建、扩建或装修改造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宋玉梅说,目前北京市压根就没有几个民办养老院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因为有个门槛摆在他们面前:“土地必须自有”。

宋玉梅称这一门槛为“秘密的条件”。事实上,除了几个地产公司办的养老院能够满足“土地自有”的条件之外,其他民办养老院基本上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它们的土地都是租的。

资金扶持政策的好处多半给了公办养老院和自有土地的地产公司,对此,宋玉梅有些不解。

伤不起的老人,伤不起的养老院

按接收对象划分,养老院可分为护理型养老院、助养型养老院和居养型养老院三种。其中,以接收失能、失智老人为主,提供长期照护的是护理型养老院。北京往往把护理型之外的养老院统称为普通型养老院。

不过,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护理型养老院并不多。像文章开头童奶奶那样需要护理的老人,很多养老院确实不愿意收。记者以家属的身份咨询时,甚至有养老院听说老人不能自理后,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部分养老院也认为,护理型养老院还面临着一个道义上的风险。王小龙说,“比如老人骨质疏松,他走着走着,他可能就坐到地上,出现骨折之类的问题。这种事情如果去打官司,法官还是以弱势群体为主,不管你有理没理,对还是不对,总而言之都是你来赔钱,这个道理和医院是类似的。你说你有道理,那你也多少得赔点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养老院的原因,说的人很多,但真正做的人很少,持续做的就更少了。”

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院长宋玉梅说:“家属觉得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进了保险箱,不能出任何问题。但老人腿脚不便,要出点问题实在是很难避免。难道老人在家养老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吗?可是他们在家出了问题可以,在我们养老院出了问题我们就被千夫所指。”

类似的问题,在最近上映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边就有反映。

不过,更让宋玉梅心有余悸的还是她所说的“讹人的家属”。她向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家属,选择的是“一对四”护理服务(即一个护工负责照顾四个不能自理的老人),护工在照管别人的时候,另一个老人大小便失禁,被其家属拍了视频。最后,合同期满,家属拿出这段视频,以“弄到网上去”相“要挟”,要老年公寓退还老人的入住费用。

在宋玉梅看来,这种道义上的风险比资金短缺还可怕。

不靠养老赚钱的养老院

“入住养老院,套房需要交120万左右的押金,标准间要交70万~80万的押金,这部分押金,3年之后才能退。”这是北京市昌平区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规定。

类似的规定,在朝阳区将府庄园敬老院也存在,只不过在这里,押金有着另外一个名称——应急保证金。这样的应急保证金,“单人间20万,夫妻间30万。”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押金高的还有此前被评为四星级养老院的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入住该老年公寓,最低需要交10万元的押金。

入住养老院为何要交这么高昂的押金呢?

“北京高档敬老院都会有押金的,不住了可以退回,老人急需用钱的话,我们可以从里边垫付。”将府庄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解释说。

而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答却是,“不清楚,这都是领导的事”。

除去押金,这些养老院怎么收费?据太申祥和山庄的工作人员介绍,入住老人交了押金之后,每月除了500块钱左右的餐费和水电费之外,就没有别的费用了,甚至一般养老院都收的床位费都可以免去。而在将府庄园敬老院,一个能自理的老人,入住每月最低得花费6200元,其中5300元包括房间使用费,还有一些基本的服务费。餐费是额外的,每人每月900元。此外,护理费是单收的,每月在2100~5100元不等。这里还有居家型的三居室,价格在300多万,一签就签50年。不过,该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公布的收费标准却是1100~7500元/人/月。

如此高昂的押金,入住该敬老院的,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企事业退休老干部比较多。”太申祥和山庄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一位养老院业内人士介绍,收取高额押金的太申祥和山庄这样的运作模式其实叫“金融养老”,即在入住养老院之前,一般都需要交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钱给敬老院做押金。走的时候,再把钱退给养老对象。“这样做是为了‘拿钱炒钱’。”该业内人士分析道,“这些钱很可能会拿去做投资,即便把钱存入银行,也有很好的收益。”

“它们是这么玩的。”该业内人士总结说。不过这还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房地产商做养老院,叫“养老地产”。“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将府庄园敬老院就是如此”。

“国内通过地产做养老院的都是把自己的房子改成养老院,里边有高尔夫球场、桑拿、会所、别墅,一般都在郊区。但它们成功的不多,因为它们做得不合老人的需求。”在该业内人士指出。

公办民营的呼声和质疑

民办养老院成本过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王小龙看来,中国的养老院未来应该多发展“公办民营”模式。“比如在小区里多建一些养老院,然后让比较优秀的养老院和管理团队来经营。这样,一方面服从市场原则,同时承担社会义务,拿出一定的床位留给‘五保户’、‘军烈属’这些需要特殊保障的老人。”

汇晨的探索

“对这样的养老院,政府还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里边。经营这一块完全委托给社会力量(专业的组织)去经营。采取委托经营和合同承包的方式。”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而现在是政府全管,政府等于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政府应该就做一个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者及市场的监督者,而不是市场的经营者。”王小龙说。

事实上,“公办民营”养老模式也是国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流趋势。为了改变传统养老院由政府包建包管、财政高额补贴的管理模式,北京市在最近几年也在学习国外的管理模式,并对“公办民营”模式做了一些探索。

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人员于 2005 年 12 月—2006 年 11 月就“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早在2006年,在北京市民政局备案的“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就已经达到了19家,在数量上占到了全市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8.3%,涉及房山、通州、丰台、门头沟、昌平、海淀、朝阳等7 个区县,床位总数2416 张。

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显示,2007年的北京汇晨老年公寓就属于“公办民营”,它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第四社会福利院、第五社会福利院一样,都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

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政府投资那么多公办养老院,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编制,编制体制也不好解决。”养老院那么多人,“编办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编制”。这也是当初建立汇晨老年公寓的原因。

对公办民营养老院的争议,也恰恰因汇晨老年公寓而起。

背道而驰

民办养老院对“公办民营”模式翘首以盼,是希望政府将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经营权、管理权、服务权交由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或个人,吸收民间资本,转变经营机制,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独立法人实体运营,并通过这样的模式,降低社会力量进入养老行业的“门槛”,进而压低养老院的入住价格,吸纳更多老人入住。

然而,入住汇晨老年公寓,费用并不低。记者以家属身份致电汇晨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能够自理的老人入住该老年公寓,一个人每个月也需要5000~6000元的花费。

对此,王小龙直言,“它的收费一点也不比我们低”,而且“承担的社会义务很少”。

2005年年底,北京市就出台的《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公办民营”模式加强监督与管理的通知》指出,实行“公办民营”模式的养老服务机构应保持福利服务性质,“三无”、“五保”老人和孤残儿童的供养水平要符合政府有关规定,并逐步有所提高;要预留为本区域其他困难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空间。

但实际上,据汇晨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汇晨老年公寓并没有按照《通知》的要求接收“三无”、“五保”老人或其他困难老人,甚至完全自理的老人也不一定接收。保持福利服务性质的要求,成了一纸空文。

“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组在名为《加快实现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对策研究报告》(下称“《报告》”)里直言:“部分社会经营者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明显。极端的表现是:养老服务机构‘既不服务本地的老人,也不服务没钱的老人’。从对象选择看,‘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瞄准的是市区老人而不是辖区内的老人,是收入较高且稳定可靠的老人而不是经济拮据的老人。”

(中国经济周刊)
bay
2012-07-23 15:41
我国养老保险空账超2.2万亿 正以25%速度扩大

2012年07月23日01:30经济参考报[微博]李唐宁我要评论(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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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养老保险“空账”正在以25%左右的速度扩大!根据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最新给出的数字,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

保监会: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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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之忧一·资金之困

养老金缺口的N个版本

编者按:中国社会正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老龄化加速逼近,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相关产业未成规模、失能老人生存堪忧。在这个现实面前,如何让我们的老人颐养天年?养老之忧,正在成为人们的普遍忧虑,也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无法回避和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本报将以此为主题,从多个侧面探寻我国养老困局的制度症结和解忧之道,并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在深度版推出。今天刊出第一期“养老之忧·资金之困”。

养老保险“空账”正在以25%左右的速度扩大!根据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最新给出的数字,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

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一直以来被看作是退休后收入的最重要支柱。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我国养老保障账户的缺口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有报道说,2013年全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也有报道说,201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为1.54万亿元;2011年末,结存1.94万亿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梳理有关养老金“缺口”的N个版本,记者发现,各种“缺口说”的背后是人们对于老龄化加速下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层担忧。养老的钱够不够?成为养老之忧的首要困扰。

郑秉文“空账”2.2万亿最早引发关注的养老金“缺口”版本

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近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时透露,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额为2.5万亿左右,而实账部分仅为2703亿元左右“空账”达到2.25万亿。

所谓“空账”,是指尽管你的账户里名义上有钱,但实际上却只是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数字。这是最早引发舆论关注的养老金“缺口”版本。

实际上,这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所必须承担的转轨成本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施行的是上世纪90年代确立的“统账结合”制度,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部分由单位负担缴费,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为个人工资的8%。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然而,由于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企业员工基本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所以现有的养老保险基金中没有这部分职工的个人账户部分。但在养老保险制度设立之后,这部分职工退休后却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因此,仅靠统筹账户不足以应对当期发放,加之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计缴纳的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上述2.5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从2000年开始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截至2011年底,参与试点的辽宁、江苏、山东等13个省份共积累个人账户基金2703亿元,但其与记账额之间的差额,仍达到2.23万亿元,此“空账”被舆论定义成了养老保险“缺口”概念而广为传播。

事实上,首个参与“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省份辽宁省从三年前就开始借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当前养老金,这也被看做试点已在事实上失败的标志。而从近两年数据看,空账扩大的速度正在变快:从2008年到2010年,“空账”由1.4万亿升至1.7万亿,增加3000亿,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亿。

人社部:结余1.9万亿如无财政补贴多省市已收不抵支

尽管言之有据,但上述判断却一直未能获得官方层面的认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年初对这一问题有过明确表示:社保制度建立之初大部分省市养老金是收不抵支的,但之后缺口逐渐缩小,去年中国养老金略有结余。因此从全国层面看,不存在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一个说缺口,一个说结余,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别?实际上,胡晓义此处否认的“缺口”并非指“空账”,而是现金流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当期发放没有问题。

如果从当年养老金收支情况看,上述表述符合事实。根据人社部上个月发布的《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比上年增长25.9%。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对此的解读是,养老金的现状是就业的人多、退休的人少,缴费的多、领养老金的少,加上财政补贴,因此缺口不明显。郑秉文也认为,中国的养老基金当期财务是安全的。“十二五”期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规模至少应该是“十一五”期末的3倍左右,大致在4万亿元至5万亿元之间。

然而,多种因素的博弈决定了这种结余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郑秉文指出,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之所以快于支出增速,主要得益于中国正处于社保普及的窗口期,每年有几千万人加入缴费队伍。根据人社部的统计,截至2011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群已经超过2.8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比上年末增加2684万人。

但扩面征缴是一把双刃剑,支付压力只是被延后了而已。退休职工占比较高的辽宁省鞍山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处长王丹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虽然短期能将收缴资金充实到养老金缺口,但当扩面征缴的人群进入退休时,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地方财政需要补贴的漏洞也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无需等到他们退休,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已经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缺口苗头,只不过被每年巨大的财政补贴掩盖了。

中国社科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也就是说,到去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中,近三分之二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多个省市已经收不抵支。

曹远征:缺口18.3万亿这一缺口才是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

如果上述结论还在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那么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养老金缺口18.3万亿”就显得不那么浅显易懂了。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此前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对此,有媒体质疑该数字耸人听闻:“2011年还结余近2万亿元,看人口结构,2012年、2013年不会出现猛然增加的退休人员,同时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实在不太可能收支缺口忽然增至18.3万亿元之巨。”

对此,曹远征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1.9万亿的结余指的是现金流量,而18.3万亿则是存量。现金流量有结余不代表没有亏损。”

简单来说,如果要维持现在的养老金给付水平,除现在已有的养老金(即上文中所指“结存”)以外,我们在2013年这个时点,还需要另外18.3万亿的养老金,才可以保证未来70年退休金的发放。

也许这一概念听上去有些杞人忧天的意味,但专家指出,与仍在可控范围内的“空账”相比,这一缺口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缴费的人数趋于下降,流量和存量的问题会相互转化并可能威胁到养老金支付。

参与上述18.3万亿缺口报告撰写的中国银行研究员廖淑萍指出,“如此大的存量缺口意味着,未来某一个年份后,中国年度的养老金流量缺口会是负的,而且还会不断扩大。”

另据报道,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养老金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

两位学者预计,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需要转嫁给当代企业或进行代际转移。
bay
2012-07-25 05:15
本帖最后由 bay 于 2012-7-25 05:21 编辑

30年来的口号(见各个年代的照片):

1985: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1995: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好

2005: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到2018年将是什么口号?关于老人如何占用国家,社会与自然资源的各类文章已经相继出笼,就如当初声讨婴儿如何占用资源的手法完全相同.与安乐死有关的口号会在不远的将来进行推广:一人安乐死,全家得幸福

先是杀汉人婴儿,然后是杀汉族老人,没有人能置身于外的.

图片
心兰
2012-07-28 08:41
奥运金牌与独生子女政策
何亚福先生写了一篇网文《奥运中国首金应归功于“超生”》,引起很大争论。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发现:陈燮霞出生于1983年,上面还有个哥哥,陈燮霞的出生违反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队获得女子举重48公斤级金牌应归功于“超生”



由于亚军是土耳其选手厄兹坎,何先生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道理很简单,如果陈燮霞她妈不“超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陈燮霞,陈燮霞获得的金牌就极可能由厄兹坎获得。当然中国队仍然会获得自己的“首枚金牌”,不过此首金已非彼首金,女子举重48公斤级金牌还归中国运动员吗?

有人说中国队举重实力强,如果没有陈燮霞这枚金牌也会由中国队其他队员获得。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微乎其微。任何规则下都可能发生名次与实力不符的事,确实可能有比亚军更强的运动员连季军都没拿到。但只要有一点规则意识,就必须认为亚军是冠军缺位时替补成为冠军的当然人选,而不是根本就没有参加决赛的冠军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其他队员。无论他水平有多高,也只是某些人认为高。奖牌本来就是发给依规则胜出的人,而不是所谓真实实力雄厚的人。何况个人赛不同于团体赛,同一个国家的运动员是有机会将金牌、银牌全拿的,例如本届奥运会的男子100米仰泳的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美国运动员佩尔索尔和格雷弗斯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硬说中国队连铜牌都没有拿到的运动员水平比别国拿银牌的运动员高,不是自欺欺人吗?

一个被她的祖国认为是不该出生的、其出生给家庭带来耻辱和灾难的孩子,如今却为她的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而她的祖国也欣然接受了这份荣誉,丝毫无愧疚之心。

“超生女”陈燮霞获得奥运冠军的事实提醒我们:那些因为强制环结、强制堕胎而未能出生的无强制计划生育状态下本应增加的人口中,有多少未来的陈燮霞!强制计划生育对奥运冠军的扼杀还不只是减少了造就人才的人口基数,“超生罚款”(后改名为“社会抚养费”)、牵牛扒房、不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不接受“超生”孩子上学又剥夺了多少已出生孩子的成长条件和成才机会!体育如此,其他领域同样如此。被剥夺、受歧视的“超生”孩子没有沦落为罪犯就不错了,陈燮霞这样能够成长为奥运冠军的只能是例外中的例外。

我并不认为奖牌数只跟人口数量有关,但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基数越大人才也就相应地越多,至少不会相反吧?我更没有说中国现在的奖牌总数能证明中国是体育强国——谁都知道中国的体育是“卫星上天,毛驴耕地”,城市小学生就有一半是近视眼。但是奥运金牌获得者是体育领域的高级人才,这一点总不应该否定吧?

我也并无认为人口越多越好,每对夫妻应该生十个、八个孩子。但是正如我们并不能预先知道中国每年最好生产多少粮食或钢材,我们也其实也不知道所谓“适度人口”到底是多少,更无法将这个“适度人口”公平分配到每个家庭。关于“适度人口”的说教并不比“有计划按比例”的物质资料生产更科学,相反更加残酷,更加不人道。一个家庭到底最适合生养几个孩子,应该由夫妻双方协商决定,不应该由政府来越俎代庖。

受何先生的启发,我搜索了2008年奥运会中国队所获前9枚金牌得主的家庭情况,结果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

中国运动员所获前9金,非独生子女占6金



以下是我搜索的结果:

“陈燮霞家里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嫂和至今还没有见过姑姑的小侄女。家里人都喜欢称呼陈燮霞为‘细妹’,因为她是家中的小女儿,也是家中的开心果。”——《陈燮霞夺金幕后:父亲曾咬牙为其买运动鞋》,北京晚报2008年8月9日,转引自http://news.sina.com.cn/c/2008-08-09/133816089932.shtml

“庞伟的母亲蔡东芳对记者说,打到第五枪的时候她心里就有一种胜利的预感。当时庞伟三岁半的小弟弟忍不住跳起来,大声地叫着‘哥哥加油!’而父亲则始终绷着一根弦,直到最后一枪打完,才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奥运冠军了。”——《庞伟摘中国第二金》,今日早报2008年8月10日,转引自http://2008.sohu.com/20080810/n258721320.shtml

“龙清泉的姐姐龙爱萍自从龙清泉入选参加奥运会后,就一直未同弟弟通过电话。为了与父母亲一起看弟弟比赛,今天也从广州赶了回来,下午刚到家就成了记者们‘围追堵截’的对象。”——《龙清泉: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湘西网2008年8月11 日,http://www.xxz.gov.cn/topic/info1054.html

“比赛要到下午六点才开始,但冼东妹的爸爸和大哥、二哥一早就在准备观看比赛,家里聚集了很多亲戚和同村的乡亲们,现场也来了很多的当地媒体。”——《直播:冼东妹夺得中国第5金 南方报业记者前往冼东妹家探访》,奥一网奥运频道,http://nf2008.oeeee.com/a/20080810/623279.html

“从比赛开始到结束,陆榴云都一直是静静地看着电视中的女儿,紧张时就用双手把脸捂住。陈艳青的二姐陈艳花说,和四年前一样,妈妈仍然不敢看妹妹的比赛,她好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睡觉了。”——《苏州各界与陈艳青家人共享胜利时刻》,中国新闻网2008年8月11日,转引自http://news.sohu.com/20080811/n258772357.shtml

“他现在已经是研究生,并且写了一笔好字,有时候他的妹妹用英文跟他在网上聊天,湘祥用中文回复过去。”——《张湘祥:中国举重队里的硕士生》,现代快报2008年07月17日,转引自http://sports.sohu.com/20080717/n258193407.shtml

我把这份材料贴到网上的时候,正逢中国队获得第10金,一名网友呈上了中国第10金体操男团一号人物杨威的家庭情况:

“爸爸、妈妈、姑姑、姐姐——正在赛场上为荣誉而战的杨威还不知道,关心他的家人已经赶到北京,准备到赛场看他比赛、为他加油。不过,为了不影响杨威的情绪,一家人是悄悄过来的,没有告诉杨威,甚至没有通知儿媳妇杨云。” ——长江日报2008年08月12日,转引自http://msn.idoican.com.cn/changjrb/html/2008-08/12/content_9813303.htm

这些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并不都是来自“超生”家庭,冼东妹出生于1975年,陈艳青出生于1979,可能还有基于其他特殊情况不属于“超生”家庭的。我被证实的猜测并不是多数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来自“超生”家庭,而是多数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

有人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亲兄弟姐妹,可能把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称呼为兄弟姐妹。确实如此,还有把队友称呼为兄弟姐妹的呢。但是通过联系报道语境基本上可以排除这种情况。事实上关于郭文珺、郭晶晶/吴敏霞、林跃/火亮的报道中也出现过兄弟姐妹的称呼,但是联系前后文就能发现那些被称呼为兄弟姐妹的人并不是亲兄弟姐妹。另外通过获奖项目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像举重、柔道这种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项目的金牌一律为来自农村的非独生子女所获。因此记者误报即使存在,比例也很低,不会影响多数获得金牌的运动员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结论。

这就以事实驳斥了长期以来计划生育的一个片面宣传:“独生子女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至少,在体育领域不是这样。

常识告诉我们,独生子女父母无育儿经验而且易溺爱孩子,孩子无学习榜样和跟同龄人亲密相处的经验,老师和家长都不敢让独生子女从事有一定风险的活动,这样的环境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正如民谚所云,“独木难烧,独子难教”!

凡是特别辛苦的职业、危险较大的职业和需要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职业,独生子女都普遍存在明显得劣势。如果不能废除这些职业,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就是有问题的。

有人用体育非职业化来为独生子女政策辩护,这种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奥运也许应该非职业化,但体育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非职业化。爱好与职业重合,工作主要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乐趣,乃人生之极大幸福。艺术家可以以创作或表演为业,何以运动员不能以某种运动为业?我也反对政府像养活公务员一样养活运动员,主张取消从中央到地方的体育委员会,但这并不妨碍体育像各种艺术一样成为一种职业,通过市场竞争谋求自己的生存。何况不适合独生子女的远不只是某些体育项目,如刑警、消防、军人、矿下作业等等,都能取消吗?



强制计生扼杀人才,停止计生增加罪犯?



有人说我脑子不正常。他们说按照我上文的逻辑,完全可以说,计划生育“计划”掉了不少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盗窃犯,因此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他们还说,要是德国当年搞计划生育把希特勒在胎儿时期就“计划”掉,就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计划生育搞得太晚了,只在中国搞计划生育范围太小了。其实脑子不正常的是他们自己。

计划生育少生了1亿多人(计生委说是4亿,但其中2亿多其实是自愿少生),其中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成为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盗窃犯,从这个角度看,计划生育确实减少了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盗窃犯的总数。其他条件相同,当然是人口多罪犯也多。

但是计划生育对“超生”家庭近乎赶尽杀绝的做法,对“超生”儿童的基本生活条件的剥夺和歧视,有逼良为娼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分人犯罪的比例。计划生育中限制妇女自由、侵犯妇女身体、剥夺胎儿生命及牵牛扒房等行为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依照中国刑法本身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是外交部还是国家计生委从来都不承认中国计划生育是强制的,但是为了达到阻止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效果却长期默许这些犯罪行为畅行无阻地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流动人口中发生。这些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生命、财产损失就远远超过不计划生育增加人口所增加的犯罪可能带来的危害。杀人犯再多,又怎么可能减少一亿多人口?强制堕胎对生命、自由的蔑视,政府带头犯罪对法治秩序的破坏,还必然对民间犯罪产生示范效应。性别偏向、B超技术和计划生育相结合形成的性别比例失调,也将造成未来中国性犯罪的极大增长。

如果希特勒不是他家老大(我没考证也不打算考证,因为没有意义)而德国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实施强制独生子女政策,那么希特勒确实极可能被“计划”掉。但是希特勒不存在未必就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理论来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又有法西斯主义传播的土壤,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另一个德国人顶替希特勒的角色。这种情形类似于冠军是“超生”的但同一比赛项目的亚军仍然是中国人,该冠军是否出生并不影响中国的奖牌总数。

即使计划生育真能减少犯罪和消灭战犯,胎儿时期你也不知道谁是罪犯、谁是战犯。为了阻止极少数可能是罪犯、战犯的人出生而不让数以百倍、千倍计的人出生,在法律上是禁止的,在道德上是邪恶的。这不明明白白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翻版吗?

再退一步,即使你知道一个胎儿今后将成为希特勒第二,强制堕胎或者在童年时代将他杀死仍然是邪恶的。依据法治原则,只能根据已经犯下的罪恶惩治一个人,不能根据将来可能会犯的罪恶预先惩治一个人,更不要说将他杀死。何况你既然知道某个胎儿或儿童就是将来可能带来极大灾难的希特勒,则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他的成长环境来驯化他,杀掉他因此也就并无必要。

而为了保护更多可能的人才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甚至反对自愿堕胎,则没有这样的法理与道德障碍。莫说多出生的人绝大部分会成为普通劳动力,其一生对社会的总贡献会大于他所消耗的社会财富;就算优秀人才之外的“超生”人口全都是饭桶,为了保护和挽救一个优秀人才而多养几十个饭桶又有何妨?最多也就是经济上不大合算罢了。由于人类生活水平本身有极大的弹性,其实减少点浪费就够了,再不济每人少吃两口,断不至发生人道灾难。如果有幸产生一个袁隆平,又能多养活多少人口?

所以我庆幸陈燮霞她妈“超生”是符合人性的,也是符合逻辑和常识的;相反,以减少可能的杀人犯、强奸犯或希特勒来为强制计划生育辩护,即使符合逻辑,也没有人性。
http://yzz661023.blog.163.com/blog/static/3236657200811311480178/
美阳阳
2012-08-09 20:14
回复 bay
感觉照片里的字是PS上的。
禅音 发表于 2012-7-9 10:09
是啊,不像真的呢,谁发这样图片不被骂死才怪:D
美阳阳
2012-08-09 20:21
没看懂你在说什麽。
四體不勤 发表于 2012-7-9 16:02
多看几遍就懂啦。也可以这样理解,世界本来是由美和恶组成的,如果你的心灵足够美好,那么你看到就是一个温情的世界;否则,生活在世界上真的是件痛不可言的。当然,并不是自欺欺人哦,发扬积极的,好的一面,好的一面会不断成长蔓延,发展矛盾和战争,同样也会壮大。生活是自己选择的。
一个哲人说的,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美的眼睛。
bay
2012-08-13 05:19
还是看原图比较可靠:

http://bbs.henan100.com/thread-306372-1-1.html

图片
牧歌冬雨
2014-03-15 11:02
看了帖子终于明白为啥要活在当下了,原来啥都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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