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国际挂水平均水平的事实吗？

三七生

2011-04-15 09:52

1^#

据称，“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相当于每个中国人1年里挂8个吊瓶，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平均水平”。

实际上，这个国际平均水平的可能性是很难成立的。我们可以这样计算，中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全体中国人挂水总数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接近四倍。由此可以推论：真实情况可能是，毫无节制的挂水只有中国人在坚持，别的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这种事实。把没有的事情硬性平均在别人的头上是没有道理的，就像杀人只是杀人犯的事，并不存在“人均杀人数”的事实。同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不存在“人均贪污款额”的事情，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口来说是不具备贪污的条件的，即使主观上并不缺少这种意愿，客观上也是无法实现的。

由此可见，“人均”的说法在大多时候只是一种虚拟，实际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医学依据各种平均值所制定的各种生理指标，当然也不例外。

三七生

2011-04-15 09:53

2^#

李梦痴2011-04-15 09:22:50[回复]

国际上2.5~3.3的平均水平中，也包括中国这人均八瓶吧？
这样算起来，中国吊瓶统计，可能被用了两次。
更严谨的方法是，把中国吊瓶统计与人口基数扣除，然后计算中国之外人群的吊瓶统计，再与中国吊瓶统计相比较，可能差距就大得多了。
这就好比在一百个大烟鬼中，统计烟鬼数是百分之百，把一百个大烟鬼和一百个不抽大烟的人放在一起，统计起来烟鬼率为百分之五十。于是这一百个烟鬼欣欣然：我们也不差太多，五十个百分点是小意思。岂不知那五十个百分点是他们自己占的。
这就是统计学的盲点之一，也是统计学经常用的障眼法。

三七生回复：2011-04-15 09:40:35

现在的疑点是，国际挂水平均水平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国际挂水总量是多少？其实很可能总量就是中国这104亿瓶，就像一百个大烟鬼的吸烟量一样，与一百个不吸烟的人是没有关系的。就像统计狗的吃大便率可能是百分之百，但对于人可能是零，但把相同数量的狗和人加起来平均一下，就会得出人与狗的吃大便率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荒谬结果。

西点

2011-04-15 10:13

3^#

屁股决定脑袋，呵呵！

洞庭烟雨

2011-04-15 10:13

4^#

精彩

竹林

2011-04-15 11:12

5^#

是啊，这人均均的是中国的N多瓶！这才是真相啊

知一居士

2011-04-15 23:33

6^#

嗯，统计构建了一个虚拟想象的世界，所以数字化的世界观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却是商工业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

三七生

2011-04-16 09:54

7^#

嗯，统计构建了一个虚拟想象的世界，所以数字化的世界观是非常危险的，但现在却是商工业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 ...
知一居士发表于 2011-4-15 23:33

问题的关键在于五行属于木火性的物质是无法建立统一的规格与标准的，表现在生命与灵性的层面就是形上的不可量化与测量性质。如大众通常追问的良心多少钱一斤，良心当然不是秤可以量的，但不能否认良心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形上的存在的测量尺度不在形下的物质之中。

姜与炙甘草

2011-04-16 09:59

8^#

回复 三七生
很对!

东方文化教化人要真正的自立自助, 西方文化则反之, 依赖上帝, 依赖科学.....

三七生

2011-04-16 10:04

9^#

“意大利白求恩”十年前已预言中国儿童退烧困局
2011-03-08 14:12 来源：中国经济网

　　彼路易.切奇博士是一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一位当代“白求恩”式的医生。2000年，他受意大利政府派遣，作为意方负责人到北京执行两国卫生合作项目。在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坐诊的两年间，他以一位西方医生诚实、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在中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难以理解的现象，并发表在2002年的《视野》杂志上。
　　切奇博士谈到，中国医生“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
　　十年后，直到尼美舒利退烧药风波浮出水面，我们才猛然发现，从意大利远道而来的这位切奇博士早已系统地洞察到中国儿童被强制性退烧的困境，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可惜一直缺少足够重视，至今其所列问题也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得到妥善解决。撇开退烧药品本身的潜在风险，我们有必要重新倾听，切奇博士十年前以一颗白求恩般赤诚的心发出的呼吁，并思索如何全面地解决儿童“被退烧”难题，从而保护中国的未来——孩子们。
　　中国父母：儿童退烧知识落后意大利妈妈四十年，好心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
　　切奇博士非常清楚，世界上的妈妈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生病，一生病就吓得不得了，就带孩子看医生。他举了一个亲身处理过的案例：一个小孩的姥姥带着她的外孙急急忙忙来看病，中国的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切奇博士检查后发现，那是蚊子咬的一个包，不用抽血。最后老太太给在香港工作的孩子妈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坚决反对给孩子抽血，才算了事。切奇博士也坚持没给孩子开药。他尖锐而坦诚地提出，这个典型案例就属于患者家属的无知。
　　据切奇博士介绍，意大利的妈妈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急着给孩子打针吃药来退烧。后来她们在医疗体系的大力普宣下，早已转变了观念，发现没有必要给38度5以下低烧的孩子打针吃药，而是尽量采用物理降温疗法。可是今天，中国的妈妈仍然会说：“我们的孩子有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药吃？”切奇认为这是家长的问题，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
　　无独有偶，美国、日本和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父母也早已跨越了最初的直觉用药阶段，能够相对理性冷静地处理孩子的退烧问题。对比一下，中国父母在这个问题的误区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种，缺乏医学常识，盲目自行用药。首先是不管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跟着感觉走。随着我国非处方药的迅速发展和零售药店网点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自己买药来治疗“小毛病”，不少父母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就自行购买处方药给孩子服用。其次缺乏科学退烧知识盲目自信，孩子38度5以下就自行服药，甚至混用、滥用药物，放大了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发烧也是一种机体对抗感染的机制。低烧可以减缓病毒或者细菌的蔓延速度，促进重要免疫系统细胞的生成。放弃物理降温，一味盲目用药只会破坏孩子自身的免疫系统。
　　第二种，干扰医生的正确决策，急于求成。一旦孩子发烧，一些家长就会感到惊慌失措，影响医生判断，要求想尽一切办法，立竿见影地给孩子退烧。在他们眼里，发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在第一时间排除，就坐立难安，结果使孩子丧失了宝贵的获得免疫力的机会，抵抗力下降，虽然短时间内抑制了发烧表征，却降低了孩子体质，给孩子的未来埋下隐患。
　　中国医生：在医患关系关系错位和医院利益压力的多重影响下，写处方的笔走偏
　　切奇博士着重提到，感冒发烧在39度以下，西方医生从来不给患儿开药，并建议家长回家给孩子用物理降温手段，同时要给孩子喝大量的水，几天就可以好。
　　而在切奇眼中非常奇怪的是，中国医生“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同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中外差别这么大，这种“中国特殊性”从何而来？
　　第一，医患关系的紧张和错位让有道德感的基层医生有苦难言，开处方时下笔走偏。记者浏览了国内最大专业医疗社区丁香园后发现，很多儿科医生在网上大倒苦水。医生们非常清楚，目前退烧药滥用比较普遍，而所有的退烧药都有副作用，临床使用一定要严格把握。退烧药一般在38.5℃以上才有必要考虑使用，一味的强行退烧，反而对身体不利。但遗憾的是，不少家长并不接受这种医疗观念。他们怕孩子发热，不管医生怎么说，只认为能立即退烧的医生就是好医生，还有一些人全家上阵，4、5个人组成声势浩大的“家长团”，众口劝说医生让孩子快速“被退烧”，使医生丧失了正常的主导权。少数患儿家属因为嫌见效慢，还投诉、侮辱甚至打骂给孩子按正常方式治疗的医生。不少医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业绩，只得放弃正确判断，主动迎合孩子家长的错误理念。切奇博士观察后如是说，“有时医生也很为难，做母亲的总是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我认为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来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这个病，同时向家长普及一些一般的医疗卫生常识。但是要让家长理解这个问题就要花一定的时间。”这需要医生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也需要家长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
　　第二，医院“以药养医”的利益压力驱动医生多开药，形成“过度医疗”现象。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一年，中国医疗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每年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中国退烧药品的滥开现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小病大医”怪现状背后的利益驱动，使得不少医生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违心多开药，而且倾向选择副作用大和昂贵的治疗方法，比如该开退热贴时开药，该开药时打针，该打针时吊水。为此，切奇博士建议中国医生应重视自己的职业道德，要诚实、谦虚、尊重患者，不需要治的病就不要让患者多花钱。为此他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三，儿科医生严重不足，患儿数量压力导致草率治疗。2008年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参照美国1.455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的比例，我国至少还缺20多万儿科医生。“15年来，全国的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近年来，儿科医生的增加更是处于停滞状态”。切奇博士坦言，中国医院“三五分钟就看一个病人”，而自己“看一个患儿要1个小时”，而“这样的门诊模式在中国目前要实行起来还很困难”。
　　医疗监管体系：不能只依赖家长、医院和药品流通渠道的自律，监管和宣传都要到位
　　切奇博士在提及中国医疗系统不完善的影响时说，“在意大利，我们在各个社区都建有门诊诊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出诊治疗是免费的。在我们那里做心脏手术、住院治疗4月以下的患者全部是免费。当然这在中国目前还是很不现实的。”
　　直观地看退烧药风波，药店医院的过分逐利、家长用药的盲目无知，无疑都应为此负有责任。然而归结于任何一方都不是不全面的，毕竟这是个系统问题。究竟谁应总体负责呢？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新闻办向媒体表示，目前“尼美舒利”仍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允许用于儿童的退烧药，而造成不良反应的原因则是在销售和使用中，因缺乏监管、滥用药物导致的。由此可见，医疗监管体系不能依赖各方的“道德感”，而要真正落实监管和宣传职责。一方面加强处方药在药店的严格管控，对违规药店真正处罚到位，另一方面要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给医生正常治疗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同时必须大力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加强人们对用药的科学和安全意识，引导民众去正规药店买药，并听从医师的医嘱。
　　跳出困局：寄希望于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中国父母也应首先行动起来，使用物理降温方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被退烧”
　　我们要向切奇博士这位当代“白求恩”致以深深的敬意。他的真知灼见在于，不仅预见了退烧药滥用的困境，还引导我们把对退烧药风波的思索从药品本身的副作用转向了整个医疗系统。如果中国父母增加一些用药常识，接受国际流行的退热贴、冰袋等物理降温疗法为低烧孩子治疗，并信任医生的判断；药品生产厂家负责地搜集和公布药品的副作用；医院临床医师向患儿家属讲明药物的副作用，坚持正确的疗法；药店药师公正地向消费者推荐药品；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药店等药品流通渠道的监管，向民众宣传要去正规药店买药、听从医师的医嘱——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做好一点，许多儿童“被退烧”的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切奇博士十年前就向中国发出忠告，但不知这十年来有多少祖国的花朵受到了伤害，今后还有多少年整个医疗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未来。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也呼吁当务之急，中国父母应首先行动起来，主动学习科学的医疗知识，运用物理降温等方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被退烧”。

姜与炙甘草

2011-04-16 10:08

10^#

:o发表在2002年的《视野》杂志上。

:funk:我们当地小城2004年开始流行"被输液".

三七生

2011-04-16 10:12

11^#

意大利医生眼中触目惊心的中国医生之黑(ZT)

　　我被请到北京房山，去给一个当时只有11岁的男孩看病。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了10年，花了很多的钱。居然就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孩子的家人患的是什么病，告诉家长这种病根本无法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你们习惯打吊针，好让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患儿没有出现细菌感染，就不要使用抗生素。

　　在你们这里还给孩子做“心脏瓣膜手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种手术，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好了。在西方，医生是不给孩子做这类手术的。一个医生不应让患者花太多的钱去做无谓的治疗，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应该是诚实的、谦虚的。

　　彼路易.切奇博士是一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两年前，他受意大利政府派遣，作为意方负责人到北京执行两国卫生合作项目。在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坐诊的两年间，切奇先生以一位西方医生诚实、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目前在中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而其中的某些现象决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由中国的国情或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以下为他在接受记者数次采访时所谈到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不用药或少用药

　　世界上的妈妈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生病，一生病就吓得不得了，一有病就带孩子看医生。方才，一个小孩的姥姥带着她的外孙急急忙忙来看皮肤病，你们的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我检查一看，那是蚊子咬的一个包，不用抽血。最后老太太给在香港工作的孩子妈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坚决反对给孩子抽血，才算了事。结果我也没给孩子开药。这就是属于患者家属的无知。

　　意大利的妈妈在30年前，也是这样想的，认为用一根针扎到身体里（输液），要比口服的药物药效发生得更快。不是我不用药或少用药，而是没有必要给这些孩子开药。可是他们的妈妈会说：“我们的孩子有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药吃？”这是家长的问题，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

　　现在感冒、咳嗽、腹泻患儿，是来北京儿童医院就诊量最大的一部分。感冒发烧在39度以下，我们西方医生从来不给患儿开药，建议家长回家给孩子用冰袋降温（注：这种处理亦非正治，此乃现代医学认识局限，非本文讨论重点），同时要给孩子喝大量的水，几天就可以好。一般孩子咳嗽，是他生理本能的自卫反应。小孩子不会咳痰，尤其睡觉时把鼻涕流到喉咙，早晨起来就咳嗽，这不用吃药。但是如果孩子的咳嗽是由细菌引起的，如支气管感染、肺炎、百日咳等，就需要用抗生素。

　　儿童腹泻，一般多是因为受凉，或消化不良引起的。我们西方的医生会建议家长在24小时之内不要给孩子进食，只喝水，很快就会好。有个腹泻患儿的妈妈明白我为什么不开药的道理，她很高兴地抱着孩子走了，事实证明不用药病也好了。如果是细菌性腹泻，那就要用抗生素治疗。我所说的这些是大部分患儿的普通症状，不用开药，只要给家长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关键是医生在诊断时一定要和家长交流，一定要搞清楚患儿症状的原因。

　　你们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

　　现在还流行给孩子注射什么“流感疫苗”，预防流感。实际上流感是无法预防的，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你去年研究的疫苗，怎么预防今年的流感？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有效治疗和预防感冒的药。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今年4月，有一个家长带着一个11个月大的男孩子来我们这里看病，这个孩子咽喉扁桃体肿大，一直发烧不退，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医院治疗了一个月，那里的医生一直给这小孩子用各种抗生素医疗，但是孩子的烧一直没退，让人家花了1万多块钱。孩子这时已经出现菌种紊乱现象，产生了“抗药性”，这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

　　我告诉孩子的爸爸，如果孩子发烧在38度5以上，可以给他吃点退烧药，如果在38度5以下不要吃退烧药，采用物理降温，大量喝水，用冰袋降温。结果孩子的爸爸按照我说的去做，很快孩子的体温就降下来了。

　　我并没有给这个孩子开任何药。如果我发现孩子症状是由细菌感染引起，需要服用抗生素，我会给孩子服用抗生素。一般口服抗生素的效果与打吊针（输液）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前者更便于治疗。想用抗生素来预防疾病，这是不正确的观念。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患儿没有出现细菌感染的现象，就不要使用抗生素。如果这个孩子需要治疗、开药，我肯定会给他治疗和开药的。

　　有时医生也很为难，做母亲的总是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我认为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来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这个病，同时向家长普及一些一般的医疗卫生常识。但是要让家长理解这个问题就要花一定的时间。

职业道德问题

　　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应具有的品质有两条。

　　第一，他首先要诚实，谦虚，尊重患者。医生当然不是圣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但是医生挣钱要像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一个医生一定要谦虚，自己的知识不够，看不懂的病一定要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或请有经验的医生会诊，不要怕在患者面前丢面子，不懂装懂会造成误诊，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很大的悲哀。

　　第二，作为医生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职业道德，如果你诊断的这个患者的病确实治不好了，就要告诉他的家人不要再花钱治疗了。如果明明知道患者的病不能治，你还给他治，让人家花很多的钱，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举个例子。2000年，我被请到北京房山县北海镇，去给一个当时只有11岁的男孩看病。这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男孩，他的两条大腿肌肉萎缩，这种病叫 “迪何二氏肌萎缩”，是一种罕见的家族遗传性疾病，根本无法治愈。我估计他只能再活10年到15年就要离开人世。但是他的家人从孩子一出生就带他到各个医院治了10年，花了很多的钱……居然就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孩子的家人他患的是什么病，告诉家长这种病根本无法治。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我对孩子的家人说，你们不要再带他去医院治疗了，染上这种病，从孩子出生起就根本治不好。如果你们真为他好，就给他买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改善一下他的生活质量吧。

　　后来，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使馆、企业、医疗系统工作的意大利人，捐款买了一辆残疾人的电动车，送给这个孩子，他得到这辆车，高兴极了。啊，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他太不幸了。

　　还有像恶性肿瘤患者，绝大多数是无法治愈的，住院治疗是没有用的。对于这种情况，医生就应该劝告患者或他的家人，不要再为患者治疗了，在家里护养就很好，只要能抑制患者的疼痛，在他疼痛时给他服止痛的药就可以了。

知一居士

2011-04-16 12:31

12^#

问题的关键在于五行属于木火性的物质是无法建立统一的规格与标准的，表现在生命与灵性的层面就是形上的不可量化与测量性质。如大众通常追问的良心多少钱一斤，良心当然不是秤可以量的，但不能否认良心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形上的存在的测量尺度不在形下的物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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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以为五行金木水火土就是关于天地万物的规格和标准本身，欧洲文复后借用了一些古希腊的观点，走了一条种-属-类、分子-原子-中子、电子-夸克的范畴建构方式定义的万物的规格和标准，又通过类比、逐步的技术性的数量化等手段建构了一个完全数量化的概念和定理体系。
数量化这种认知标记手段本身并非欧洲文复后或者古希腊独有的，很多文明都具备，中国古代也具备，也可以讲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手段，关键的差异在于欧洲文复后走向了极端，把一切都数量化，一切概念的定义、定理的推导全部数量化，这个就过了，过犹不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是全球地理殖民和商业化，具体的解析过程太复杂，这里不便展开，略过。

阴阳、五行对于人体的阐述就是人体的本质，数量化的分子-细胞概念阐述的人体也属部分本质，与阴阳、五行阐述的人体不在一个维度上（这里建议使用维度而不是层面或者角度），阴阳、五行对于人体的定义也不是某些自矮身份的说法所谓“模糊”的，而是精确的，正统中医好手看病对于病因病理、发展趋势、预后等等把握如合符节，哪里是“模糊”啊，分明是精确，西医能做到这一点吗？！

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源头来自于有效性，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科学、科技也不例外，没有有效性，合法性就要被颠覆，或者唯一合法性被颠覆，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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