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究竟去向何方？
作者：知情者
我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以下简称《传承集》)此书的最知情者。观其书中内容，不分是原卷抄录，还是改动增补？不管是文句条文异别大小，还是治方变更多少？甚至将残缺不全的、伪造的、缟造的等，统统收集在书中。使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和中医临床与中医文献具有巨大价值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给人们留下永世搞不清的迷茫混乱。
现将《传承集》书中有关部分摘录于下，敬请同仁看其究竟！
一、前言中，将《传承集》、《医案集》、《研究》、称为：“这三部书是姊妹篇”（摘于第4页）。这样相提并论实在欠妥。《传承集》是张大昌先生收藏三代的敦煌卷子抄录本及大昌先生修正增补后传授弟子的各种抄本。《医案集》是大昌先生历经四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学术理论的总结专著。《研究》是大昌先生其中一名弟子和少数人合作的论著。其内容是表述他们二人与众不同学术观点。正如《传承集》书中说的：“《研究》表述的观点是该书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如果某些观点与《传承集》的观点不一致，这是正常现象。”（摘于第4页）现将《研究》稿本中部分内容摘录于下（引自2007年的底稿），请看究竟!
“现存已刊或未刊传抄本及藏经洞卷子均已失原作面貌，故予以整订”。337页又言：“都是先师张大昌先生大其前辈研究原卷的基础上针对其中非一本中之文字，且经不起用陶氏原书按味用药原则的严密考证”。按《研究》作者轻意否定各种传抄本的文献价值，自信地将他研究出的所谓的“陶氏原书”驾于藏经洞卷子之上。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
271页言：“笔者……进行了多次调试成功地制造出完全符合陶氏原意的5•8表，了结此一桩历史公案。”按：好大的口气，一千多年的历史公案让他一个表就了结了。
337页，“尽管先师祖孙三代（包括其师张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终因步古人之旧辙。”“藏经洞本之‘别本’的作者，当为此蛇足之始作俑者”。按：“别本”指《传承集》中的“张偓南别集本”作者是张大昌先生的祖父，《研究》的作者侮辱他先师祖孙三代之词语，难道也是学术观点不一致，也是正常现象吗？
二、周连淼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抄本末页有：“时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接下文有：“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传承集》224页小注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
（一）时间考证：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是乙巳年冬，为何写成丙午年春？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应该是阴历，公历应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又为何写成“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将抄本抄完的时间就是一个，也只能是一个，为什么周先生身为佛教徒，曾任县志办公室总编辑，竟写成不相同的两个年头，两个月、日。周先生你是1968年北大毕业，1976年才认识张先生的，为什么在1965年腊月你竟会出现在大昌先生的故居南镇村抄本？难道你会分身法？
（二）事情经过：《传承集》是自2005年开始整理，历经三年余，在接近出版的前夕，突然冒出一个65年周连淼抄本，我们认为有些蹊跷。于2008年7月初，钱超尘先生用电脑将其抄本传过来，随后赵怀舟先生又将周抄本的照片从电脑上传了过来。卷末这几行字最可疑：“时在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六，抄师本完了。
师曰：此书是先祖父任湖北军职，去敦煌买马时购得，已珍藏四代，是失传的宝书。抄本要珍惜莫失。前五脏证候治法，背熟为是。谨记，谨记！
六六年二月于南镇村”
其中末尾这几行有的字体明显和正文中的正楷字体有很大的差别。如：“的、宝、书、五”等字，有行草的韵味。我们发现其中疑点重重，了解此抄本的真实情况后，如实电话告知了钱超尘先生、陈辉主任，并电话询问了周先生。问他：“你说你的抄本是65年抄的，那时你还没有接触张老师，这个抄本末尾有‘抄师本完了’这句话，你倒底是按谁的抄本抄写的？周却说：“现在我不能说，说了人家不高兴。”后来周先生见我们再三追问此事。在2008年7月26日周连淼从四川打电话来说：“该本是他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按你周先生的说法，你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原样誊录之本，真是不打自招，纯属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此事范志良根本就不知来由，也根本无此抄本！1965年范抄本自抄后，谨遵先师嘱言，从来示传过任何人，至到2003年才由姜宗瑞复印流传。近年来范为了此书气劳过度，于去年10月致病，在邢台住院治疗，至今还在家中养病，最近翻书一阅，才发现书中竟有这样骗人的慌话，实在令人可恼！
在2008年7月下旬，我们曾打电话给钱先生，因钱先生在芦山开会，手机信号不好，让我们与出版社陈辉主任联系，在2008年8月2日，我们兄弟九人联名写信给陈辉主任，说明周抄本和孙伯果抄本伪造的要点、动机，并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最后特别写明：“决不允许将《传承集》变成‘垃圾集’”。此信用特快专递给陈主任邮去，结果毫无音信。接着我们又用电话催问此事，周先生见事情败露，又更改了抄写时间，下如《传承集》中言：“不久周连淼先生从四川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此本具体抄写时间是1989年秋天（摘于409页）。
据上所述，伪造抄本，编造慌言，嫁祸于人，侵犯他人名誉权、姓名权，已构成诽谤侵权罪。从抄写时间巅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按周先生所说，1965年他怎么能抄1966年的抄本？真是自相矛盾！这些你们是应知其情的，为何不加核实，就以讹传讹的刊登在书中，你们到底想把《传承集》引向何方？
（三）目的：周抄本封面右下角有“丙午年春”四字。在小注末句特别说明：“丙午年春为1966年，此时《辅行诀》原卷尚在”十八字。这就是他们伪造抄本的中心目的。既然“原卷尚在”，那么此抄本就可能顺理成章的赖到原卷之中。其目的有二：其一是前《研究》的作者在文中侮辱大昌先生祖孙三代的词语，他们认为这可能还有些不足，再进一步加深扩大。这样一来足可证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让大昌先生永世落一个欺骗国家的骂名！其用心何其毒也！其二是为《研究》一书制造理论根据，让《研究》想象空谈之论也可赖成是从原卷而来。此事2007年夏就有人在谋划此事了，在2007年钱先生首次来广宗之前，某人曾对这我们师兄弟中的两个人，讲过这样的话：“金石药当是原卷所故有，这没有没题。怎样才能将补文和更补文的内容也赖到原卷中去呢？”没想到，还真有这种方法！
联名信中早已说明此事，可惜如石沉大海，了无音讯。
（四）考证：
1、从已刊发行的版本、刊物及各种不同的抄本，包括《传承集》，凡有关对《辅行诀》说明的文章，都统一写道：张大昌先生的先祖张偓南先生去敦煌时，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一轴，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从未见过有二轴的说法。
2、有1974年大昌先生将唯一按原卷抄录的王子旭抄本经整理后让张海洲照抄，寄经中医研究院的文本（见448页），并在最后写道：“这轴书我家已保存了三代。”（摘446页）
3、有1975年中医研究院院长王雪苔先生来访此书后，经该院整理校勘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打印本”（见57页）
4、有1965年“范志良抄本”（见3页）
5、有1988年马继兴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
6、有1998年王淑民主编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等
以上诸本都是抄写年代较早的抄本，除个别文字不同，金石药的有无之外，其内容基本一致。再核对周连淼抄本之内容，与上述诸本大不相同，在大昌先生将《辅行诀》首次转录四十余年的今天，在《传承集》即将出版的前夕，突然造出一个原卷尚在年代驴唇不对马嘴的抄本，真是慌唐到了极点！
赵怀舟先生是2008年5月24日离开广宗的，可在6月11日赵先生一人又专程来广宗，从周妇人手中取走此本。临走时留下一个封信，说是钱先生的信，等他走后，周妇人折开一看，内装一千元现金，事后周夫人曾想让陈志欣还给怀舟，志欣说：“有机会你见到他时亲自还给他吧”。就这样，这一千元钱到现在周夫人仍单独放着。不知是何意？《传承集》搜集抄本多达二十余个，为什么单独周抄本暗送一千元，可见用心良苦也。
我们说周抄本作伪，绝不是说周先生本人是作伪者。他们夫妇都是忠实的佛教信徒。最后周先生说是据范志良1966年抄本抄原样誊录之本。大概是考虑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面子，只怪作伪者在末尾加上了“师本”、“师曰”等字，没想到周先生接触张先生的时间问题。因在66年前后，张先生的弟子只有范志良一人，所以周先生为了替某些人圆慌，只能说是抄的范志良的抄本。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此书编辑工作的人，应不应该向范志良核实一下呢？
周先生只考虑某些人的面子，却没意识到对学术、对张先生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大昌先生将家藏三代的《辅行诀》一轴原卷抄录本无私奉献给国家的高尚品德，原是一个骗局（未献出金石药，情有可原。把《辅行诀》故意弄得这么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待重要文献的事情上，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
2009-04-20 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