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知命——中国艺术追求的目标（徐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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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知命——略论中国艺术之最高境界（徐泽荣）

徐泽荣

    一

    《论语》终章，乃孔子知命知礼知言之训，寓意深远，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命者，人生之大本也。礼者，理也，履也，行为之准则方圆。言者，人与世界交流合和汇通之涂辙。不知礼，无以立，人不能立何以行乎哉？不知言，无以知人，不知人终与人生世界睽隔。知命知礼知言，则人生之意义价值坦然呈露，其后乃可养而开之，养此命而展开人生之绚丽画卷。人生百态世间万物，莫不尽在命之中。不知命，则不能知礼知言，何以立身处世应对万物？故知命乃人生之首要。《易·系辞传》曰：“乐天知命，故不忧。”

    中国人讲命，常讲天命、性命。天命在外，有可知有不可知，难以言说。性命专指人而言，乃人生所必知。《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人之性命本于天命，人之性于天之性同，天命中可知与不可知的地方，都在人之性命中有所展现。人之命有限，而人之性无限。在此有限与无限之间，人类对无限与永恒之追求，按西方人的观念，正是宗教、哲学、艺术、科学之意义价值所在。而中国人的思想中，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紧密相联不可分，也不必分，故中国人之艺术精神，与西方自有其异同。中国艺术所承载之精神，乃人生及宇宙之全体，广大精微，深远宽厚，情趣悠长。其所追求之艺术境界，与西方艺术旨趣相异。

    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之有性，即是人兽相别之几希处。人与禽兽的生命，实无大分别，然人之有性，始见生之尊严，人生因此具有了无限之可能。故中国人不肯言生命，乃说性命，性命之性更重于生命之命。中国艺术之真谛，即在此一性字上。西方思想中，对性的探究体悟乃是分门别类求之，最后只能将万物一体之性归结为上帝。而中国人则认为此性即在于人性命之中，即心之德性上。故中国艺术更为自信自立。

    　　

    二

    性命之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诸葛亮《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知此苟全性命，决不是苟全生命之义。当时若求苟全生命，以诸葛亮之才，北走魏，东奔吴，在曹操、孙权处求闻达，唾手可得，而诸葛亮则志所不为也。中国人之“命”字，涵两种意义：一是命在我，使我不得不如此做。一是命在外，使我如此做了却不一定做得通。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乃中国人之智慧，亦是对待生命之态度。中国人之“性”字，亦涵两种意义：一是生之本质，一是生之可能。人与人在生命的层面上，无不相同。但是人与人在生之可能上，即实现人生之价值上，却可能相差很大。人生之价值不以大小论，而以义来衡量。合于义之事在理，可为，不合理之事非义，不可为。可为与不可为，即价值之意义所在，即道之所在。性命之意义与价值，当在“义”与“理”之中求得。换言之，知命即是明义理，义理明就是知命，即是修德。德是自性本具之实理。心中有德称为仁，仁是全德之总称。依仁心而行事，谓之义。仁者，人之心；义者，人之路。行而有理有节，谓之礼。智辨是非，察识显微，无智则仁义礼皆粗。信者信此实理，真实无妄，光明磊落。故仁、义、礼、智、信称五常，即人心本具之五性。中国人骂人，说“你无道无理，没有人性。”这是很严厉的，即是说你不是人了。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这样骂人。

    　　义理之学备极于六艺，六艺也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也。《易》乃群经之首，探幽至微，昭示天理。《春秋》本于《易》而明人事，道人事之至理。《易》推隐至显是全体，《春秋》是大用，《诗》《书》《礼》《乐》见天理之流行。《礼》顺天理而人事尽，万物位育焉。《诗》言志，类万物之情状而发人之心声，感兴而起，天人合一焉，故曰“思无邪”。《书》道事，疏通知远，明伦察物，尽知也。《乐》以道和，移风易俗，万物融和，神化之成也。六艺乃天地人根本之学，可统摄一切学术，无论中学西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属六艺之支流。艺术之根就在六艺。六艺非是某方面之学术理论，乃一以该全，周遍世间万般学问与行动。说六艺统摄一切学术，非是谓六艺之外的学术皆虚妄，而是说一切学术之根在六艺，体在六艺。体大根固用方能显。有条理统类，则繁而有序，循序而行，是为简易。六艺明大体，匡正道，世道滔滔，惟六艺正学能救！经济政治人文社科，惟有发于六艺之根，方是正学。发于六艺之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正学明则正道昌。正道之体或谓道心，即人心，乃是全体，无声无臭，至诚无息，黙而识之，方有所悟。道心非各个分门别类的科目之宗旨目标，这些宗旨目标属用的不同层次。道心人心，惟精惟一，乃见用之大体。

    六艺含弘光大，包通万有，实则一也。一者何，理一也。散之则万殊，约之惟一理。在天为天理，在人为仁德。人之生乃天理之呈露，天理皆备于人之性，故人之生也直。然而人之生也惘，人不修性德，不能复见天理，人欲妄为天理泯灭矣。《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统性情，心识得理一，心理合一，则七情中正诚和，发而莫不皆中节。此即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亦是中国艺术之最高境界。

    《中庸》曰：“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人率循此性而行者便是道了，因天命之性即天人合一之性。故率性之道，即是天道，亦是人道，乃天人合德之道。此一性，人人所同有，人人各自所行之道，能汇通于人人共行之大道。此乃人类最高绝大的自由。中国艺术精神即在此最高绝大的自由中展开，故知命乃中国艺术之出发点。道不远人，中国人之大道，人人能行，当下即是。每个人所行之道，即是每个人个性才华之流露展现，而又能不悖于天理，汇通于大道。《论语》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意思。故中国艺术莫不亲切平易，平易而高远。平易之中乃寄托着一番深情厚意，人生之一动一静，一言一行，一草一木，莫不皆有情。此情即天地之性情，乃天理之流行。西方艺术或从高远求高远，失于冷漠怪诞；或是写实逼真，流于平庸，难见得平易亲切深远高大之和谐统一。惟中国艺术得天地性情之正，乃人性灵之绝妙表现。艺术作品格调之高下，就在于其所寄托之情怀，此情怀又常常是平易亲切的。此情是泛滥无所归，还是发于心而依于礼？此心是否已达心理合一天人合一之境？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

    　　

    三

    兹再将知命之说进一步言之。前文已说率性之谓道，《中庸》曰：“修道之谓教。”可见道是要修要教化才成的，修道就是教人如何率性。并非人举步一走，道就在脚下。前面可能是平坦大道，也可能是崎岖山路，抑或是万丈深渊。天命之性乃先天之性，先天之性还需经过后天修炼，才能成为德性。德者，得也，天下之理得于心中，光芒四照，路自然展现在脚下。故修道即是修德，修德即是率性。《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即大人之学，不通大学者，是为小人。德者，自明也，故称为明德。朱子《大学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明德乃人智慧聪明之根源，行为之准则。识仁求仁，即识取人所得乎天之明德，以照亮自身。为照亮他人，故恶不仁，明明德也。明德，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与天地准，心与理合一，天人合德。《中庸》曰：“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易·系辞传》：“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通幽明，知生死，广大精微无遗漏，德之数大矣。研几极深，待机而发，不急不躁，必中正合理，开物成务，止于至善。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易·系辞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观事物消息盈虚变化流行之迹，体悟生命上达天理下顺人事之性，知命之乐可与天同乐。故知命即是乐天，乐天即是知命。

    各种艺术总是通过有限之象来求表现，而其所表达之旨趣，若仅停滞于象，则不能感动人心，振奋人生。知命则能通幽极微，有若无，实若虚，在平易中自见清明高远。识仁求仁恶不仁，知命也。义理即明，则志气通达，精神流贯，如理而说，如量而行，心无丝毫走作，行无丝毫雕绘藻饰。则云兴瓶泄而不为多，片言只字而不为少。乃至默然无语，其声如雷。庄子曰：“君子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 无有乎内外之别，物我之间，人己之分，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斯谓艺术人生，亦谓人生之艺术。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原义是指德行，为人生向往之高境界，乃人生之艺术。正德利用厚生，皆寓艺术作用，艺术乃人生之一结晶，故亦可借孟子此言来阐述中国艺术之境界。“可欲之谓善”，亲切平易即可欲，如饮食男女，皆人生之必须，故可欲，然必止于至善。中国艺术之题材皆是人生中常见，乃可见可达可欲之事物。其所表现的，皆源于人内心之亲切感受，日月山水，草木鸟兽，莫不皆有性，亦莫不皆是情。以情动人，以情显性，情自性出，心统性情。悠往远来，无不得乎性情之正。“有诸己之谓信”，人心能够体验感动之事物，始可信。诸己即己之一心，心之德性，一心识万物，能识得天地之性，无诸己则万物之性俱灭。至亲至切之处乃人心，平易浅显之事物，通过人心之亲切体验，真实可信，乃见天地之心。修身养性而仁德成，始谓有诸己，有诸己则可在己心之德性上印证抒发。西方艺术之可信处在外，由科学、哲学乃至于上帝来认可，始谓可信，无从体验，故不亲切。不亲切之艺术，无从体验，无以印证，故其所感人之处，常在于其令人惶惑之处。斯谓心之放失，源于思而非本于心，乃感觉游思之驰骋泛滥所为，无德性光辉之照耀融和，故冷漠怪诞。不亲切之艺术，因无诸己，可称为心灵的碎片。“充实之谓美”，尽心尽性以至于命乃谓完满，仁德之心感发兴起，融通天地，有心有性有情，充实圆满，故谓之美。 “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充实不已，技艺纯熟，心德广大，光彩烛照，辉映万物，美轮美奂。万物之性豁然交融合一，惊天地，动鬼神，震撼人心。推己及人，己达达人，己立立人，唤起人心之共鸣，昭示万物之同然，穆若乎欢欣鼓舞兮，悠扬乎响彻天地兮，故谓之大。“大而化之之谓圣”，瑧至化境，内外交融，成己成物，志气塞乎天地，沛然若决而不可御。则心到意到手到，随手所指，兴之所至，皆通天人合内外，以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虽小而必大化，平易见高远。亦大而化小，天地之性只在平易中见。“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化则未可前知，化平易为神奇，化神奇为亲切，化育万物，神韵悠深，出神入化，故谓之神。

     

    四

    张横渠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艺术之最高境界，乃从如此之气象中升腾而起，中国艺术之心即此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即立义也，命不立于义，乃行尸走肉，强食弱肉，暴燥不安，天诛地灭矣。世间没有无义而称为艺术的物事。往圣之绝学即义理之学，继绝学乃明义理之惟一途径也。所谓惟一者，百家之学必汇归于义理，方能见天地之纯。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义理明则道一，道一则可循可守。万物合一，万有化无，心虚气灵，天地之心见焉，艺术之心生焉。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此言大有深意。己者，私也，小也。己之身体有形，有形之物终属私小，故人皆有习气之偏。艺术家有过人之才，才气越大，习气之偏愈甚，其所受的遮蔽亦愈大，故艺术家常感身心不安。才气终属私小，而性德远大，不能因私小而遮蔽远大，自陷于小我，桎梏性命。己之身虽小，而己之性与天地万物之性同。故克己即是修身养性，使己之性与天地之性交融合一，识得自家之性命。自家一个身心尚奈何不了，如何能了得天下事？己之性狭小偏窄，如何能体悟赞赏天地之美？克己即克去私小，则己之性即天之性，己之道即人道，亦天道。于有形中透出无形，于有色中见得无色，复见大体。复性也，分殊中识得理一也。克己复礼，天人合德焉，故为仁。艺术创作之形象、声律、语言，乃至技术方法，甚至于所表达之内容，皆属分殊。分殊皆是相，理一乃其性。艺术作品之感人，有赖于技艺却不在技艺，乃在于唤起人心之同然处，在于人性之流露上。人心之同然，千古无贰。伟大的艺术能超越千古，如《古诗十九首》之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正在其以心感心，能直吐我心，深入别人之心，上达于天地之心。

    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尚比兴，指东而言西，说下以言上。以小拨大，四两拨千斤。即就眼前事物指点陈述，而引譬连类，可以激发人之志趣，感动人之情意，故曰可以观，可以兴。兴者兴起，即激发感动义。盖学于诗，则知观于天地万物，一草一木，闾巷琐细，人生百态，莫非可以兴起人之高尚情志。诗之教，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故学于诗，通可以群，穷可以怨。事父事君，乃群道之大者。忠臣孝子有时不能无怨，惟学诗于诗者可以怨，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不徒务于多识。陶渊明诗：“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妄然。”

    中国艺术诗乐画同源，分说为三，合言乃一，即诗也。诗乐画，皆人一心之发用，抒发怀情而道心声，乃天理之流行也。孔子虽说的是诗教，其实也即是艺术之教，乐教、画教莫不是焉。

    诗教必由立志始。闻诗教而兴起，遂有感通天下之志立。去私欲而大天下，动天地，感鬼神，性命所由兴焉，人生因此而绚丽焉。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教人，处处使人感动奋发，此即诗教也。诗有五至，《孔子闲居》引孔子言：“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人不立志，自寻非命，圣人亦奈何不得。无志之艺术非是艺术，乃动物的发泄呻吟罢了。言为心声，诗言志，文以载道。孔子曰：“言之无物，其行不远。”

    中国艺术精神之基点，即是立志。志立而道生，顺循此道，颠沛造次必于是，自会养得浩然之气。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之所以能言，乃在于其养成的浩然之气。中国艺术讲“气韵生动”，此气即浩然之气。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立命即是存心养性，养气也。养气之关键是修身。大学之八条目：格物、至知、诚意、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修身大有事在，需格物、至知、诚意、心正四者齐具，循此始可达中国艺术之最高境界。

    问：中国艺术之境界是否太高，惟圣人能为之，凡人可至否？曰：能。试看几千年来中国艺术之瑰宝，无一莫非在此世间上哭过笑过生活过之凡人所为。其实，道不远人，而人自远。几千年来的中国人，自天子以至于平民百姓，皆深信圣贤可学而至，天人合一之境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己之性即天人合德之性。故《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遮人，于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中国人深信，天地即是造化，造化即是生是仁。在生生不息之大化中，死亦是生。生是阳，消是阴，阴不过是阳之消退。阴阳两分，亦当合而观之为一气，乃阳之生气。春生夏长，属阳，秋收冬藏，属阴。所藏之仁种，莫不又孕育着无限生机，复见天地之心。若无阴来收藏孕育阳，则不能成就阳之生。人人皆知道、德、仁即性，乃性命之根本。性其情，则命有所依，情其性，则放荡无所归。克己修身志于道，识仁求仁恶不仁，乃几千年来中国人延绵不坠之风气。史载昭昭，不烦列举。故中国人之游于艺，则道、德、仁尽在其中矣。游于艺乃可达上乘，专于艺终处下品。艺术乃游于艺之事，或者说艺术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所以，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以艺术为职业的艺术家。

    中国人之人生，遵循着尽心知性知天之仁道，早已是艺术化之人生。中国人做人，不怨天，不尤人，不求人知，不贪富贵，不求闻达，乃尽己之心，顺己之性而已。做人如此，艺术亦如此，艺术所寄托的，乃一己之心声，一己之怀情，止于心灵之陶冶，性情之磨炼。如董其昌的画，仅是为家人或朋友而画。他给官员或非亲近之人的画，多出于在别人的画上题上诗或加上自己的印记。像董其昌这样的画家，数不胜数。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人眼中的艺术作品，属人生的副产品。而这个副产品，乃能通天人，合内外，从最亲近之处，上达于艺术之最高境界。

    　　

    五

    西方的艺术理论皆以自由为艺术之本质。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康德说艺术是“无关心的满足。”卡西勒则认为艺术“是给我们以用其他方法所不能达到的内在自由。”黑格尔在《美学讲义》中则说：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达尔文、斯宾塞从生物学的角度，将人与动物的游戏作同样看待，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游戏，因为在游戏中，人是没有功利的。这些观点似是而非，不究竟，不彻底，盖没有识得天人合德之故。人与人，人与万物相隔，总感受压迫，处于危机中，终于相竞夺，起争斗。故西方艺术充满了不安，要通过激情和想象力来冲破压迫，冲破一切，乃至世界。西方艺术多只停留在生命的层面上，其所表达表现的，是生命力的冲动，这种冲动虽然也自有感人的地方。似乎生命力砸碎了一切，即是精神的自由解放。按中国人天人合一之观点，此种自由是一种虚妄，乃是无由之自由，无的之解放，放而无所归。只在生命力的冲动中，非是性情之正。中国人则是以中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乃一片和乐景象。中国人认为，天地人即是最完美的艺术，人之修身养性，就是为了体悟天地之性，学会欣赏这个伟大的艺术。而且，通过人不懈之努力，顺循着自己明德之指引照耀，发挥人生性命之最大可能，将会使这个伟大的艺术品更加完美，更加伟大。人自身也融入其中，与天地同侪，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庄子超然于物外，要在人间之外世界之外作逍遥游，故其不争不斗，不求表现，与西方凭藉生命力冲动之所为，正好相反。但是，究其根底，却与西方观念有更大的相似之处。其荒唐之言，无何有之乡，梦蝶化蝶，鲲鹏展翅，游心于无端之涯，乃是对人生超越之否定。心无所止，处处非心所能住，惟超然而游，仙仙乎无可归哉。庄子孤独之心，正与西方同。在庄子老子的思想中，见不到丝毫“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豪情与自信。

    《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西艺术之旨趣，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2007年8月1日初稿(在贵州画院演讲稿)

                           2007年8月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