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甘泉养生

田福

缘  起

我的人生经历异常艰难曲折（先是22年的冤狱囹圄生涯，其间九死一生；后来又是已经持续15年至今仍未结束的逃亡、流浪、打工生涯），如今虽已年过花甲，身体却非常健康，几乎找不到什么毛病，而且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二十岁。
朋友们问起我的“养生之道”，我回答了五个字：“身累心不累。”“身累”不仅是谋生的需要，而且也是健康的需要。饱食终日、四体不勤者，不利于养生；脑满肠肥、无所用心者，也不利于养生。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至于“心不累”，则是指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朋友们进而问我如何才能没有心理负担？我又回答了三句话：“对过去，无怨无悔；对现实，无贪无求；对未来，无忧无虑。”当然，尽管话就是这么三句，但究竟如何理解其中的含义？如何看待功名利禄等问题？如何具体处理涉及自身的不公正待遇？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的了。
佛法认为：“身病皆因心病起，心病还须心药医。”其所谓“心药”，即是“治心之药”，也就是化除烦恼、畅达人生的道理。这篇文字，遵照佛教的法理来阐释这些道理，希望尽可能让人们化除各种烦恼，保持平和心态，达到“不养而养”的效果，从而实现最佳养生。为了让世俗社会的广大读者也能领受佛法的甘霖玉露，这篇文字在表述上力求通俗化。这样做，也许更能贴近生活、贴近现实。
2002年的中秋节，几十个朋友聚会青城山金鞭崖下的“怡心园”。大家要我谈谈养生的话题，我就按上述三句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作了半天讲座。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这里，我以那个讲座为主线敷衍成篇，献给诸位读者。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仅供读者 诸君参考。不过，正因为是一家之言，也许反而有其特别的可取之处。总之，但愿这篇文字能够对大家有所裨益。果真如此，则为幸甚！
社会和谐的根基在于社会成员内心的和谐。本文表面是讲养生之道，实际上讲的是人们内心的和谐之道。

一、健康的机理——
烦恼乃健康第一大敌，养心为养身根本要义

养生，是从总体上和根本上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全面维护。因此，在谈养生之前有必要先对人体健康的机理作一个大致的了解，即了解人体本身有哪些“自备”的功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根本因素是什么？维护人体健康的根本途径是什么？等等。
1、烦恼与患病的关系
人体健康之敌多如牛毛：病菌、病毒、寄生虫、致癌物质、功能障碍、烟酒过度、不正常作息、不良饮食习惯……数不胜数，加之当代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各种怪病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若问健康的“第一大敌”是什么？我看还要数烦恼，即各种恶劣的情绪。
    许多人都知道，整个人体（其它生物体亦然）就像一部非常复杂、精密、完美而神妙的“全自动”机器，各个系统、各个器官既相对独立又密切配合，并且全都受中枢神经的统一指挥与协调。这部“机器”本身就具有自动调节、自动排异、自动免疫、自动修复等等神奇的功能。
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体各种组织的各种机能都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每当出现不循秩序、不够协调的情况，它就自动调节扶正；
每当有了异物进入，它就通过排泄与各种分泌自动将其排出体外；
每当有了病菌或病毒入侵，它就自动围捕聚歼；
每当遭到某种损伤，它就自动修补恢复……
所有这些神奇的功能，都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才是“正常的情况”呢？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人体的“微生态平衡”，一个是精神的愉悦舒展。
微生态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成年人，自身的体细胞约有10万亿个，而所携带的各种微生物约有100万亿个。这些微生物的总重量约1271克，其分布大致为胃肠道1000克，皮肤200克，口腔、肺脏、阴道各20克，鼻腔10克，眼睛1克。这些微生物，在人诞生一两小时之后就进入人体定居、繁殖，与人体细胞共生，并伴随人的一生。这些微生物与人体的组织细胞互济互利，形成平衡的“微生态”，发挥帮助消化、增进吸收、制造营养、调节机能、降解毒素、协同免疫等巨大作用。这种“微生态平衡”就属于正常的情况。一旦“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体的各种机能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完全丧失作用，各种疾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至于心理方面的正常情况，就是指没有压抑、不受干扰的状态。这就要求精神上无忧无虑、无烦无恼、轻松舒展、自在安祥。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指挥与协调系统中心的中枢神经才能有条不紊、准确无误地发挥其指挥与协调的作用，使各个单元紧密配合、尽职尽责，从而让整部人体“机器”正常地运行。一旦有了某种烦恼，相应的部位和相应的机能便受到压抑与干扰。烦恼愈多，遭到压抑与干扰的范围愈广；烦恼愈甚，遭到压抑与干扰的程度愈重；并且，无论哪个局部遭到压抑与干扰，都会对指挥协调中枢产生相应的压抑与干扰。这样一来，该调节的不能得以正常调节，该免疫的不能得以有效免疫，该修复的不能得以及时修复，各种各样的疾病便纷纷显现出来了。
据研究，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大脑就会出现α波；并生成一种被称为β-内啡肽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内吗啡”。好心情让大脑产生出更多的脑内吗啡，而产生出更多的脑内吗啡，就会出现更好的心情，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心情不好，就会产生毒素，毒素的产生又引起不好的心情，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据《大脑革命》第7页与第31页）而这种毒素，对于人体内的有益菌群以及微生态平衡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由此可见，上述两点关系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中，精神状况（心态）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微生态平衡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赖于良好的心态。可以说，精神状况好，全身皆受益；精神状况差，全身皆受损。
这种情况，在功能性疾病方面相当明显。例如：怒气伤肝胆，抑郁伤脾胃，惊恐伤肾，苦闷伤心，悲恸伤肺……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纵然当时没有造成明显的病症，也留下了一定的创痕，即所谓“病灶”。
在菌毒性疾病方面，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先减弱免疫功能，而后菌毒致病），情况比较隐蔽。对于菌毒致病，普遍有一种模糊认识，就是以为由于遇到了细菌和病毒才招致患病；其实，关键还在于人体自身抵抗力的强弱。就是说，人体往往随时都在接触病菌和病毒，抵抗力强，抗得住，就不患病；反之，抵抗力弱，抗不住，就患病了。而抵抗力的强弱，除了本身体质的差异，主要就看自身所具有的免疫功能是否正常发挥，这就与自身的情绪密切相关了。
至于精神性疾病，这种影响则是直接的，甚至各种烦恼本身就可以看作某种程度的精神病态。
癌症不是病菌和病毒感染所致，而是正常细胞因“繁殖密码”发生紊乱所导致的无节制繁殖。这跟原子反应堆的核裂变失去控制是一个道理。
原子反应堆是如何运行的呢？铀、镭、钚等放射性物质本身就会发生核裂变，从而释放出能量；要想让这种裂变的连锁反应持续地进行下去，就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中子去轰击其它的原子，不然就会使连锁反应遭到中断；然而，中子的数量又不能过多，不然就会导致连锁反应过分激烈，甚至使整个反应堆发生爆炸。因此，每个反应堆里都必须装置碳棒或重水之类，用来吸收超量的中子，以维持正常的连锁反应。
人体的细胞繁殖，就很像反应堆的连锁反应，也需要某种东西来加以控制，既不让细胞繁殖得太慢，也不让细胞繁殖得太快——繁殖得太慢，不能维持肌体新陈代谢的需要；繁殖得太快，便导致癌变（就是一大堆细胞拥挤在一起）。这控制细胞繁殖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繁殖密码”。“繁殖密码”一旦发生紊乱，细胞的繁殖就失去控制，癌症也就随之出现了。
“繁殖密码”为什么会发生紊乱？外在致癌物质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人体自身的调节机能由于受到压抑与干扰而不能正常运作的因素才是根本。致癌物质品类繁多，分布甚广，在同样接触致癌物质的人群中，有人患癌，有人不患癌，这跟各人的体质差异固然有关，而跟各人的精神状况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精神抑郁者易患癌症，精神开朗者不易患癌症，这基本上已成定论。
众所周知，石棉是第一号致癌物质，而我自己就曾在“劳动改造”期间与石棉打过16年的交道，劳动、休息、吃饭、睡觉，全在石棉粉尘区内，可是癌症至今与我无缘。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从来不丧失信心，总是对未来抱有强烈的希望。这或许也可算作一个实例吧。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虽然患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几乎没有一种疾病与烦恼没有关系，只不过有直接与间接、明显与隐微等等差异罢了。
既然几乎没有一种疾病与烦恼没有关系，而烦恼又几乎是人人皆有的，所以我认为烦恼是健康的“第一大敌”。
    2、烦恼与治病的关系
    菌毒性疾病，西医一般靠药物消毒灭菌来治疗。这种办法固然见效快，可惜在杀灭病菌和病毒的同时，往往把人体自身的有益菌、噬菌细胞和抗体也大量地杀死了，因而患者的抵抗力也随之减弱了。说得形象一点，这就像敌我两军正在肉搏之时，用大炮一阵猛轰，战事固然很快平息了，但我方的战士也同归于尽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激发和扶助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让它们自己去消毒灭菌。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适当地用药，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从精神上消除烦恼的压抑。其实，就连药物的吸收与药效的发挥，也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作配合。
    功能性疾病的治疗，单靠药物几乎无济于事。例如有的胃病，本来就是因为经常生闷气而引起的，只要这种烦恼不消除，任随什么宝贝药物都难见奇效（至少难以断根），有时甚至全然无效。
至于精神性疾病的治疗，精神状况更是决定性因素。许多病例证明，烦恼（尤其是导致病人精神失常的烦恼）不消除，什么药也治不好；反之，如果烦恼得以消除，往往不用药也能治好。
癌症的治疗，也离不了精神的因素。有的人患了癌，或者自己不知道，或者没当一回事，整天乐呵呵的，过了一段时间，包块竟然缩小或消失了。反之，那些性格内向、忧虑重重、心情苦闷的人，则几乎没有治愈或好转的例子。
这里，不妨将雷久南博士所著《身心灵整体健康》第2页和第3页的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医学界有不少报告指出，情绪与各种疾病之间关系密切，往往一个人在丧失配偶后，其免疫功能会持续降低达数月之久。情绪激动容易引起心脏病，而情绪压抑则容易引起癌症。目前，西方医学界已经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叫精神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 Immunology），专门从事情绪与神经免疫方面的研究。
接下来，我要举出德国科隆市癌症医生汉姆(R.G.Hamer)的研究经验，说明心情与健康的关系。1979年，汉姆的儿子在意大利被杀害，不久他们夫妻俩就同时罹患癌症。经过这次打击，汉姆医生对癌症的发病过程立刻改观——癌症的潜伏期最短的只有几个月，并且，精神上的刺激和矛盾是触发癌症的重要因素。由于对癌症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精神上经过疏导后，癌症即不药而愈。接着，他开始观察他的病人，发现（癌症）病人在发病前精神上都遭遇到刺激或矛盾，并且有苦难言或倾诉无门。经过谈心疏导，并且解除了当初引起烦恼的原因，病人的病情都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汉姆医生还进一步照出脑部伤痕的照片，证明伤痕位置与情绪矛盾或刺激有关，然后癌细胞才出现在相应的部位。他的统计资料总共收集了一万多个病例。目前，他的著作以德文和法文发行，您可以从下列的地址取到书：ASAC29,BD Gambetta,7300 Chambery France。
不同的情绪会引起不同部位的癌。对死亡的恐惧，能引起肺癌。母亲与子女对立，能引起左边乳癌；与一般人对立，能引起右边乳癌。在工作业务上的纠纷，能引起直肠癌。被人欺负而怀恨在心，能引起肝癌。因工作或生活上的改变而感到生命茫然，能引起骨癌。与家人之间的矛盾，能引起胃癌。与水有关的矛盾，能引起肾癌。
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各种癌症与各种烦恼的相应关系。癌症的治疗如此，其它疾病的治疗其实也大致如此，可以说，一切疾病（甚至包括外伤）的治疗与康复，都与精神状况密切相关。烦恼压抑的人，用药也难治；愉悦开朗的人，治疗见效快，甚至不用药也能恢复健康。
    3、烦恼与养身的关系
    关于日常生活，有许多俗谚，例如“心宽体胖，百病不犯”，又如“不忧也不愁，喝水也长肉”，再如“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讲的都是精神与健康的关系，虽然有些夸张，但道理是不错的。
    事实上，一个人在精神压抑、心情苦闷的情况下，自身就会产生某种毒素，同时各种消化液（唾液、胃液、胆汁、肝腺、胰腺等）的分泌都会受到抑制，肠胃的蠕动和其它功能也要受到抑制，从而，食物的消化、营养的吸收、肌体的新陈代谢，都要受到影响。
    精神抑郁，心情苦闷，即使人参燕窝也补不了人。关于这一点，《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最有发言权。若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压力，若不是经常处于“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极度伤感，林黛玉何至于十几岁便遭夭折？她何曾缺少珍馐佳肴、人参燕窝？她缺的是精神宽慰。
    反之，一个人只要精神愉悦，心情爽朗，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强身。因为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之中，已经包含了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成分，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地消化、分解、吸收和转化，并不是唯有吃肉才能长肉、唯有吃肝才能补肝。
    精神状况与肌体健康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精神状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就更加直接而重大了。智力的高下，记忆力的强弱，思维的敏捷与否，精力的健旺与否，精神的正常与否……除了先天的因素，关键就在于精神状况的好坏。甚至在先天的因素中，也与受精、怀孕期间母体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这类事例是读者熟知的，就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长年补品、补药不断，身体也不见得怎么好，根本原因还在于抛不开烦恼的纠缠。即使是被人们认为具有“神效”的气功养身法，只要烦恼不除，也难见奇效，弄不好还可能“走火入魔”，适得其反。
综合上述，无论患病、治病还是养身，都与精神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精神状况犹如人体身心健康的“总调节阀”——烦恼一重，全身心皆受损伤；烦恼一除，全身心皆得补益。
4、养心为养身根本要义
佛教有个说法：“身病皆因心病起，心病还须心药医。”这是很有道理的。
佛法所谓“心病”，正是指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烦恼。除了伤寒、霍乱之类的严重传染病，人类的所有病因中几乎都能发现潜在的心理因素，只不过是多与少、直接或间接的差异而已。这些导致病变的心理因素，无一不是烦恼，故称“身病皆因心病起”。
目前世界上悄然兴起的心理治疗，越来越受关注。而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通过适当的心理调节排除各种心理障碍，使患者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各种疾病“不药而愈”。
这种心理治疗，其实正是佛教所谓的“心药”。只不过，佛法的“心药”更加优越于当今的心理治疗。因为，心理治疗一般只能转移或缓解人们的烦恼，很难真正彻底地消除烦恼，尤其对于那些由社会的不公正待遇而导致的烦恼更是束手无策；而佛法则是通过揭示人生之真谛，从根本上去化除各种烦恼的。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也曾说过：“宗教便是治疗心理疾病的组织，特别是人类两种最伟大的宗教——佛教与基督教。”
事实上，人类的疾病比各种动物的疾病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人类有高级的思维，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活动，因而也就有更多的烦恼。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健康的损害，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染。在损害健康的所有因素之中，没有任何因素比得上烦恼——作用部位之广，涉及病类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以及受影响人数之巨。所以，我认为烦恼是健康的“第一大敌”。
健康的机理，核心在于维护人体自身各种机能充分发挥作用，让整个人体“机器”得以正常、有序、协调地运行，而烦恼却是压抑与干扰人体机能最为广泛、最为持久、最为深刻的因素，这也说明烦恼是健康的“第一大敌”。
    为何“第一大敌”的烦恼，在医学界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我想，一是因为烦恼几乎人人皆有，故而不被看作专门的病因；二是因为烦恼非药物所能治，诊断出来也无法处方；三是因为医学只能治疗人身之病，不能治疗社会之病，要想排除各种各样的世间烦恼也实在无能为力。
法国人近年来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感慨：“真正的幸福不在于钞票、汽车和房子，而在于身体健康！”这种感慨，在当今发达国家颇具代表性。他们的价值观，开始从身外的财物转向自身的健康。尽管这种转变还远远不够，但比起以往一心追逐身外之物，毕竟是个不小的进步。然而，他们是否深究过健康的根本由来呢？尽管他们很清楚营养与锻练对健康的益处，却未必清楚各种烦恼对健康的害处，更不清楚如何才能彻底化除各种烦恼。
佛法是“治心之法”，因为通过佛法修行能够使人们化解各种烦恼，达到一种“自在自得”的境界。试想，当一个人达到“自在自得”的境界，事事坦荡超然，时时愉悦舒展，处处自在安祥，整个人体“机器”保持在最佳状态中和谐协调地运转，疾病岂非少之又少？衰老岂非遥之又遥？
可见，养生之道，惟有养心才能“治本”，其它办法都只能“治标”。所以，我认为“养心为养身根本要义”。
为了更好地切合实际，我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为素材，来论述有关养生的问题，以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要以我自己为素材呢？这是因为，像我这样历经数十年磨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公正待遇的人，按照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逻辑推理，应当是有一大堆深重烦恼、心理极不平衡的，可是我并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如此“不合逻辑”的情况，除了得益于佛法还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既然像我这样经历坎坷者，都能够在佛光的沐浴下化除烦恼，那么千千万万没有我这么曲折坎坷的人，只要领受佛法的甘霖玉露，岂不是更容易化除各种烦恼吗？反过来说，假如我是一个仕途风顺、财源广进的人，却在这里劝人抛开烦恼，岂不是成了“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所以我想以自己来“现身说法”也许于大家更有益处。
我在“缘起”里谈到，我的“养生之道”就是“身累心不累”这么五个字。
所谓“身累”，是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拿我来说，就是打工谋生、看书学习、思考问题、撰写文章，也是够累的。这种“身累”，不仅是生存之必须，而且也是健康之必须。如果一个人既不活动身体也不活动脑筋，成天饱食终日、庸懒少动又无所用心，不仅无聊，而且会变得四体不勤、筋骨不壮、头脑迟钝，甚至引发痴呆症。
所谓“心不累”，就是没有心理负担，或者叫做没有心理障碍。“身累”不可怕，只要稍事休息就能恢复过来；“心累”则如影随形，时时刻刻纠缠不休，无以解脱，甚至睡梦之中也不得安宁。所以，“心累”才是折磨精神、损害健康的“恶魔”。
至于怎样才能“心不累”？ 我在“缘起”里说了三句话：“对过去，无怨无悔；对现实，无贪无求；对未来，无忧无虑。”
以下，就按这三句话，分为三个专题逐一展开来谈。我想，当人们对过去、现实和未来都能够坦然处置的时候，养生的根本问题也就得以解决了。

二、对过去，无怨无悔

1、关于“无怨”
所谓“无怨”，即不怨天，不尤人，也就是对过去所受到的社会不公正待遇及他人非善意做法，都不怀怨恨之心。许多人往往抱怨“生不逢时”，其实，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能够正确看待，任何境遇皆可谓“逢时”；不能正确看待，则任何境遇都难免感到“不逢时”。
我18岁（1958年秋）参加工作，那是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一个僻远的山乡；仅仅一年半之后，刚满20岁不久（1960年春），便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其后在“劳改单位”度过了长达22年的囹圄生涯，直到42岁（1982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工作（当年冬天被调往四川工人报社）。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我又遭到“通缉”；1991年底，当局撤销了通缉令，我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我的工职、工龄、职称、住房以及一切生活与医疗保障全都化为乌有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流浪打工，在打工之余从事研究和写作，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然而，我对当局、对社会依然没有丝毫的怨恨之心，对整过我的人也没有丝毫的怨恨之心，相反，我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最佳安排”。
为什么说是“最佳安排”呢？先说那22年的囹圄生涯，若不是把我关进“保险柜”里，剥夺我一切政治权利，我肯定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干一场。那样的话，我很可能在“武斗”中死了、伤了、残了；即使不死、不伤、不残，“文革”之后也要被“清算”，并再无出头之日。至于1989年以后的逃亡，正因为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我才得以潜下心来研读佛法，才得以运用佛法的大视野、大智慧去观察与研究社会、生态等各种问题，也才有本书“作者简介”中那些著作的问世或完稿。这怎么不是“最佳安排”呢？
记得1982年平反之后，我曾找过当年整过我的那个人（他1960年是县财政局局长，1982年已是县人大主任了）。那是一个黄昏，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看见我这个“不速之客”，心里有些紧张，急忙向我解释：“有人说我整了这个、整了那个，天知道，我实在没有存心整过人啊……”照理说，我这22年时光，九死一生，整个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20岁至42岁）全都被他葬送了，这该是多么强烈的深仇大恨啊！当时，我若骂他一顿，打他一顿，甚至咬他一口，也许都不算过分，然而我只是淡淡一笑，随即说了八个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漫漫22年的恩怨就此了结。
当时我还没有学佛，但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恨不起来，更不会报复，一生中都没有报复过任何人。这在世俗看来，真是窝囊透顶了，可我并不在意。后来学了佛法，才知道我做对了，也许这就是佛法所谓的“善根”吧。
在世人看来，我的做法十分愚蠢。但是，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我的做法并不愚蠢——其一，逝去的岁月毕竟逝去了，骂一顿，打一顿，咬一口，难道就能挽回吗？其二，他本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面规定了“指标”，如果不是我被整，就一定有另外的人被整，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其三，我若不善了这段恩怨，老是铭刻在心，其实受害的还是我自己。须知，心中的怨恨犹如一团无名的烈火，是会把整个人给烧毁的！若是那样的话，我早已怨恨交织、心力交瘁了，还怎么能够继续昂首阔步于人生的征途呢？正因为我善了了这段恩怨，没有任何积怨堵塞，没有任何怒火中烧，心态平和、舒展而愉悦，心里充满了阳光，健康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才有了后来的作为。这岂不是获益良多吗？可见，“无怨”的确是大有益处的。
须知，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跟别人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你想，当你善待别人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充满宽厚、喜悦与和祥之光？这样的心境于自己的人格修养、身体健康不是大有益处吗？反之，当你跟别人过不去的时候，心里必然充满刁钻、怨恨与肃杀之气。这样的心境犹如一团无名之火，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
许多人总是觉得“心理不平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大不了是该加工资没有加、该受提拔没有提、该评职称没有评、该得荣誉没有得……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得到了如何？没得到又如何？你没得到，让别人得到了，又有何妨？所有这些，其实并不能阻碍你正常地生活、努力地上进、积极地奉献呀！反之，你若老是“心理不平衡”，健康受到损害，情绪变得低沉，既不努力上进也不积极奉献，到头来，遭到损失的还不是你自己吗？何况，你老是“心理不平衡”，难道没有得到的就会得到了吗？有些人甚至因为长期的抑郁、苦闷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惨痛疾病，乃至早逝，岂不是自己作践自己吗？
这类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周围发现若干，说不定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多么可悲！
2、“忍”的三重境界
很多人都知道佛法主张“忍”，但对于这个“忍”，真正领悟个中三昧的却微乎其微。“忍”有三重境界——最低层次的忍，是“强忍”；较高层次的忍，是“宽忍”；最高层次的忍，是“不忍而忍”。
所谓“强忍”，即世人所谓“心字头上一把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把一腔怒火强忍下去，以待将来伺机报仇雪恨。例如历史上“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便是这种“强忍”的典型例子。这种“强忍”，在世俗社会看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作为了；但在佛法看来，仅仅是最低层次的“忍”，并且不予赞同。
所谓“宽忍”，即世人所谓“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是把怒气淡化、消减、多宽谅而少计较。如此胸怀，在世俗社会看来，已经属于令人高山仰止的高风亮节了；但在佛法看来，也只属于较高层次的“忍”，基本予以赞同而已。
所谓“不忍而忍”，就是不仅不怀怨恨之心，并且生起感激之心，既然连怨恨都没有了，也就无所谓忍不忍的问题了。这是世俗社会难以想象、自然也难以达到的高度，是惟有佛法才能跃升的层次。关于这个“不忍而忍”，由于人们难于理解，就需要多费些笔墨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先举个例子。《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扔进“八卦炉”里，用“五昧真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初，孙悟空被烧得毛焦火辣，在八卦炉里又跳又骂；渐渐，他感到不那么烤、不那么热了；最后，他不仅不觉得热，反而感到清风徐来了。因此，待到四十九天期满，当太上老君把炉盖一揭，孙悟空“蹦”地一下跳将出来，就成了“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现在请问：“孙悟空究竟是该怨恨太上老君还是该感激太上老君呢？”尽管太上老君确实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了，可是，倘若不是这样，孙悟空又哪来的“钢筋铁骨”、“火眼金睛”呢？从《西游记》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孙悟空感激太上老君的描述，但也全然没有孙悟空对太上老君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的描述。其实，若是孙悟空对此耿耿于怀，他最后就不能成佛了。
孙悟空对太上老君连怨恨都没有，还有什么忍不忍的问题呢？这就是最高层次的“不忍而忍”，是惟有真正修行佛法之人才能达到的崇高境界。
什么是“钢筋铁骨”？在神话里，是刀枪不入的强壮筋骨；在现实中，就是任何艰难困苦都摧不垮的钢铁意志。
什么是“火眼金睛”？在神话里，是辨别人妖的高超本领；在现实中，就是透过表象把握本质的高度洞察力。
在现实社会中，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并非真正的强者；只有历经磨难、不屈不挠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又如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言：“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者，身心交益；不堪其锻炼者，身心交损。”
就以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来说吧，在其训练过程中，教练员的所作所为何尝不像“魔鬼”一般“残忍”？例如当年训练日本女排的教练大松博文，便是一个典型。然而，要是教练员不像“魔鬼”一般“残忍”，运动员又哪来日后骄人的成绩呢？你说运动员是该怨恨教练员还是该感激教练员呢？当然，教练员对运动员绝无折磨之意，而是为了运动员的成长。所以，这还不能与那种身受迫害而心生感激的情况完全混为一谈。
如果一个人能够身受迫害而心生感激，达到“不忍而忍”的高度，那还有什么事情能令他怨恼呢？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句名言：“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这句话说得不错，可惜并不是所有人的胸怀都比天空更广阔的，惟有能够包容的人，并且能够包容天地万物的人，其胸怀才能比天空更广阔。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心胸，不然的话，这也不容，那也不容，心眼比针眼还小，到头来让怨恨充塞了自己的心胸，受罪的还是自己。
佛法有“烦恼即菩提”的提法（菩提为觉悟之意）。对此，不少人或者囫囵吞枣而不知真味，或者误解其义而拿来乱用。“烦恼即菩提”，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呢？以我的领会，有这样两重意义：其一是“无烦恼不悟菩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养尊处优、百事顺遂，他怎么会想到去悟菩提，又从哪里去悟菩提呢？其二是“悟烦恼便是菩提”，就是说，对于同一件事物，迷惑之中便是烦恼，开悟之后则是菩提，并不是在烦恼之外另有一个菩提。比如对于所遭受的磨难，当你陷于迷惑的时候，认为这是社会的不公、他人的不良，就会感到委屈、痛苦、愤怒，这便是烦恼；而当你开悟之后，认为这是锻炼意志、开拓心胸的良机，就会以平静的心态欣然接受，于是就转化为菩提了——如果不经受各种各样的磨练，你怎能肩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呢？李大钊先生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很值得品味——非铁肩何堪担当道义？不磨练何以成为铁肩？
“无怨”两个字，说来容易做来难。然而，只要能够深入领悟这些道理，又有何难？须知，“无怨”的结果，并不是别人受益，而是自己受益啊。
3、关于“无悔”
“无悔”，就是不内疚、不后悔。
要想“不内疚”，就必须没有做过故意损害他人、损害社会的事情。由于过失而造成的损害，不算故意损害，因为这是难免的，只要尽可能加以补救也就行了。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就是这个道理。
万一曾经做过故意损害的事情怎么办？那么，就应当真心诚意地反省、忏悔和补救，并且绝对不再出现类似的行为、绝对不再萌发类似的念头。回想我自己这六十多年，由于欠考虑，错事做得不少，但故意损害他人与社会的事情则一件也没有做过，所以没有内疚。
在我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对任何人许过空愿，哪怕是对三岁小孩的许诺，我都绝不失言。在人际交往中，我不喜欢轻易许愿，但凡是我答应的事情，哪怕后来闹了矛盾，我都必须及时而不折不扣地办理妥善。当然，也有因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没有办成的情况，但我一定是尽到最大努力的。
我还有几条原则，也是始终不渝的，如孝敬长辈、爱惜粮食、精忠报国，以及看了《三国演义》后自己给自己定的“但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在孝敬长辈方面，可惜我是心有余而力不济，实在可叹！在爱惜粮食方面，我的碗里从来不剩一粒粮食，连菜汤也往往喝得一干二净；对粮食如此，对其它一切物品也都十分珍惜。在精忠报国方面，有人曾告诫我：“自古忠臣无好死。”我的回答是：“纵无好死亦忠诚。”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化，我已将忠诚与爱心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人类了。至于“但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尽管负我者多多，但我始终不曾故意有负于任何人。
由于上述种种，我可以坦然地对自己说，问心无愧。
至于“不后悔”，我确实没有怎么后悔过。因为，我既然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自己坦荡而行，何必在意他人与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和待遇？虽然我几度蒙冤，但我只是做了依照宪法可以做并且应当做的事情，即使把时光倒过去让我重新选择，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去做。
西方哲人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我是赞同这句话的。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自己确实没有做错，无愧于他人，无愧于社会，也无愧于人生。倘若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光明磊落，却用这句话去搪塞，那就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倘若自己明明做错了，却对别人的劝诫和警告置若罔闻，那就更是执迷不悟了。
“无悔”，是自己不曾做过故意损害他人或损害社会的事情，因而不感到后悔。现在退一步说，你没有做过故意损害他人与社会的事情却遭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后悔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后悔一阵，那不公正的待遇就变成公正的待遇了吗？后悔只能使自己平添苦恼与愤懑，于事无补，反而自己折磨自己，这又何苦呢？不后悔，尽管也于事无补，但至少自己不再给自己找罪受吧？这就跟财物遗失或被盗一样，不丢已经丢了，生闷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能有什么用？我的东西遗失或被盗，最多气两三分钟，过了照样吃饭、睡觉，虽然不能挽回损失，至少我不再增加损失呀。若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影响了健康，岂不是损失加损失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
后悔带给人们的，除了失落、惋惜、苦闷、沮丧、消沉、彷徨……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会有一丝一毫的积极意义吗？如果我们不去后悔，而是改为前瞻，更加奋力地前行，岂不是对自己、对社会都很有益处吗？
记得1982年，我平反之后刚刚恢复工作，在重返稻城县的途中，写过一则题为《重新起步》的随感。好在篇幅短小，兹抄录如下，或许可以为“无悔”一题作个注脚吧。
在奔驰的汽车上，我望着窗外不很陌生的景物，产生了奇异的联想。
记得也是这条路，也是乘坐客车，也是走向同一个目的地，也是为了开始工作，也是怀着激动的心情，甚至也同样是一个行政26级的见习中专生（注：我平反复职时，最初给我定的工资依旧是行政26级），但那却是24年以前的事了！
情形是如此雷同，使我有些怀疑这究竟是同一次旅行，还是真的相隔24年之久的两次旅行？从汽车的反光镜里，我照见了确实不再年轻的自己，我终于确信24年前的时光毕竟过去了，只不过太匆促，太离奇！
你见过杂技演员“打蛋”的表演吗？玻璃杯上盖着一片玻璃，玻璃上放着一个鸡蛋，一棒打去，鸡蛋垂直地落进了杯里，玻片却被打飞了。
我这24年的时光，也似乎像那片玻璃，被高明的杂技演员打得不翼而飞了！
那些辛酸、屈辱、痛苦的往事，都不过犹如一场梦幻，除了留下难忘的记忆，就再也无处寻觅了。
好在如今梦醒了，天也晴了，我又从原来的起点重新起步了。当年一同出发的同窗们虽然也是前前后后差距甚远，但相对于我而言，都已望尘莫及了。
在径赛的跑道上，一分一秒的差距都是惊人的。在人生的跑道上，自然不以分秒来计算，但这24年，相当于全部跑程的二分之一，也实在非同小可啊！
追吧？就得拿出三倍于别人的速度，这是可能的吗？不追吗，就等于弃权，又何颜以对国家民族、列祖列宗呢？！
时代到底不同了——整个国家当年是从风光明媚的高峰上急剧地往下跌落；而今是从艰难曲折的山脚下稳健地向上攀登。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们没有权利止步不前！追吧，奋起直追，竭尽自己的全力！
                                        （1982年5月28日 于雅安）
这就是当时心态的真实记录。若是当时没有这种积极的心态，而是深陷在追悔莫及的苦恼之中，很可能也就没有日后的我了。
要说后悔，也并不是没有可后悔的。1958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本来我是可能被留在州商业局的，我却嫌州里不够艰苦，推荐另一位同学留在州里，自己去了稻城县商业局。到了稻城之后，我嫌县里还是不够艰苦，经多次请求，又到了全县最边远、最危险的东义乡（后升格为东义区）贸易小组，下到了最基层。在那里，我的工作几乎无可挑剔（即使在后来受到处分的时候，也没有从我的工作中找到一点毛病），却因为对当时的“大跃进”、“浮夸风”、“集体食堂”以及个别领导人说了些批评性的话，就被判处管制，并送劳动教养，结果一关就是22年，在里面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假如我当年留在州里、留在县里，假如我工作平平而嘴巴闭紧一点，情况岂不就不会这么糟糕了吗？然而，“假如”是不存在的，所有这些后悔难道会有一丝一毫的益处吗？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识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我想是可以借鉴借鉴的。

三、对现实，无贪无求

对现实无贪无求，就是指不贪求那些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之类。
佛法认为，“愿”和“求”不是一回事，“愿”是为众生；“求”是为自己。佛法主张，要有大愿，却不要有私求，也就是说，要为大众尽心尽力，而不要为自己患得患失。
这里必须澄清一点，即所谓“贪求”，绝不是就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言的，而是就维持生存以外的那些可有可无的荣华富贵、奢侈享受而言的。不然的话，倘若连生存都不顾，还谈什么养生和修行呢？
有句名言说：“吃饭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不是为了吃饭。”那么，生存究竟为了什么呢？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定奉献的意义。一个人如果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其人生只能是苍白的。
我曾给自己写过一个条幅：“临终回首，长寿与夭折无异，惟有事业长留人间。”这就是说，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活得再久，临终时回想起来还是如同一瞬间，并且，来到人世是赤条条，离开人世还是赤条条，只有对社会的奉献留在了人间。总之，人生的意义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人人都渴望幸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关键在于怎样去理解幸福。有人以聚敛财富为幸福，有人以获取权势为幸福，有人以争得荣耀为幸福，尽管还有以其它种种目标为幸福的，但主要的基本上在于上述三类。那就让我们一类一类地分析分析吧。
①先说财富
究竟多少钱财才算富呢？要是跟我这个穷书生比，你有个十万、八万就算富了；但听说广州有一家高级饭店，一桌筵席就是十八万八千八，你那点钱连一桌筵席也办不下来，算什么富？
那么，一百万算不算富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位富豪为其女儿进入社交界而举行宴会，一下子就花去100万美元。他那100万可是你那100万的8倍多呀！21世纪初，中国广东省增城一颗18.8克重的荔枝（1号“挂绿”）就被拍卖了55.5万元。你那100万够买几颗这样的荔枝呢？
那一千万算不算富呢？世纪之交，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公司推出一款“千年胸衣”，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你那个1000万还买不到这件胸衣的八分之一。至于毕加索的一幅名画，在纽约的拍卖价竟然超过了1亿美元！
那一亿、十亿算不算富呢？只要朝比尔·盖茨看上一眼，你的“豪情”便飞到“爪哇国”去了。
总之，凡是追求财富者，向下一比，均可沾沾自喜；往上一比，顿时黯然失色。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总是多了还要想多。古人云：“人为财死。”那些为财而死者，岂是无财？都只因贪得无厌啊！
财富拥有者最大的快乐，不过是享受那高级轿车、豪华别墅，穿戴得珠光宝气，然后大把大把地花钱，以求在别人面前炫耀其富有。然而，这又是多么浅薄、庸俗而无聊！
要知道，物质享受所提供的，只能是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即眼睛所见的画面与色彩，耳朵所听的音响与旋律，鼻子所闻的气味，舌头所尝的滋味，体肤所感的触受。感官刺激固然可以带来兴奋，但兴奋之后会转为抑制；若要再度兴奋，必须再度刺激。本来，刺激度与兴奋度是成正比例的，但如此“刺激→兴奋→抑制→再刺激→再兴奋→再抑制”地不断循环下去，人们的感觉器官会由于逐渐适应某种刺激而产生麻痹。于是，为了保持以往的兴奋度就必须加大刺激量或变换刺激方式。到了后来，尽管刺激量不断加大，刺激方式一再变换，兴奋度却愈来愈弱了。最后，当任何刺激都不能引起兴奋的时候，空虚之感便袭上心头，乃至彻底空虚了。这就是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寻求刺激的必然趋势与结果。
美国一位曾经参加“嬉皮”运动后来吸毒成瘾的青年，作过一番很典型的表白：“尽管已经得到了所想获得的一切物质财富，但是仍然不快乐。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物质上的幸福，另一方面内心有一种被咬啮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别的，正是空虚。
每一个荡过秋千的人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感觉：当秋千从高处往下落的时候，心房便因失重而“悬”了起来。这就是直觉的空虚感。而当一个人精神无所寄托的时候，就会长时间地陷于一种内在的空虚感。这种内在的空虚感与直觉的空虚感极其相似，都仿佛心被悬了起来，只是内在的空虚感为时更久，程度更甚，可以“悬”到似乎被虫豸咬啮的地步，那是非常难受的。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觉得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甚至生不如死！
正是这种精神空虚，导致堕落与沉沦，导致酗酒和吸毒，甚至导致自戕或自杀。关于各个国家酗酒、吸毒、自杀的统计资料，在另一本拙著《人类向何处去》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叙，于此从略。总之，正是由于愈来愈多的人寻求那千奇百怪的刺激，整个社会变得愈来愈浮躁、浅薄、无聊和空虚了。这是很可悲的。
再说，财富一多，各种担心也就接踵而至了，怕偷，怕抢，怕诈骗，怕绑架，怕谋杀，哪里还有舒心坦然的时刻？家中锁上加锁，层层设防；出门须带保镖，提心吊胆。而一旦有家人遭到绑票，破财不说，还特别担心“撕票”。即使不遭偷、抢、诈骗、绑架、谋杀，家族成员之中的你争我夺，乃至为争夺遗产而骨肉相残的事情也在所难免。这类事例还少吗？请问，哪个豪门不是恩怨重重？
我虽然穷得叮当，但不必担心，不必害怕，睡觉安安稳稳，有时出去连门都不锁。即使小偷光顾，想要什么，拿去就是了，只怕人家还看不上眼哪。何其坦然？
记得1993年夏天在广州，我给一家进出口公司的仓库看大门。一天中午，一辆集装箱汽车来仓库装货，那位驾驶员买了些食品和饮料到我的值班室里进午餐。彼此客气了一下之后，我们闲聊了几句，无意间谈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笑了笑说：“你讲的那些道理我弄不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我所有的，你都没有。”我知道他说的是他的财富，于是答道：“不错，你所有的，我都没有；可是，我所有的，你也没有。”他望我愣了一阵，最后还是不得其解。是啊，眼睛里只有物质财富的人，怎么能想到精神财富呢。
话又说回来，钱财本身并不是坏东西，有钱可以办很多事情，我自己不是正因为缺钱而有许多事情办不成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一是要来得正当，二是要花得正当。并且，花得正当比来得正当更为重要——花得不正当，即使来得正当也没有什么意义。
例如陈嘉庚，靠办实业积累了财富，然后用这些财富兴办教育，而自己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很高尚的范例，因为他不是为挣钱而挣钱，他是为兴办教育而挣钱。对于他来说，挣钱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还在于教育兴国。
再如中国春秋时代的“陶朱公”，也就是当初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的大功臣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逃出越国，隐姓埋名，回到老家（据说是河南省镇平县），化名“陶朱公”，从事经商。他在赢得大量财富之后，把绝大部分钱财散给穷苦百姓，又从头经商；再次致富之后又再次把钱财散给百姓。如此“三聚三散”，高风亮节，以经商为手段去实现济世的宏愿，因而被誉为“商圣”，成为中国商界的鼻祖，也是商界的最高楷模。
经商而得以成“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精神境界已经超越了“为求利而经商”的狭隘圈子，上升到“为济世而经商”的高度了。由此可见，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动机才是最重要的。
②再说权势
究竟多大的官才算大？一个村长，能管百十个人，算不算大？一个乡长，能管几千个人，算不算大？一个县长，能管几十万人，算不算大？一个省长，能管几千万人，算不算大？向下一比，自然春风得意，趾高气昂；往上一比，顿然相形见绌，索然寡味。而一旦染上“官瘾”，往往会削尖脑袋往上钻，不顾一切往上爬，就由不得自己了。《红楼梦》有云：“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那些血染枷锁者，岂是无帽？只可惜争权不已啊！
何况，官职愈高，名额愈少，争斗愈烈，既想保住位子不让别人爬上来，又想挤垮别人好让自己爬上去，拉帮结派，纵横捭阖，献媚取宠，投机钻营，阳奉阴违，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笑里藏奸，台上握手，台下使绊……无所不用其极。如此终日里用谋使诈，心理暗昧，何曾有过心宽的时候？仔细想一想，哪个权贵不是危机四伏？
再说，尽管官员们平日里可以骄横跋扈，作威作福；可是在上司面前，却只能溜须拍马，曲意逢迎，一幅可怜相。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指手画脚，满面春光；其实，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为了适应“剧情”的需要，与那木偶的表演何异？暗地里牵动他们表演的线绳是什么？不就是对于权势的追求和贪欲吗？多么可怜！
据说，若干年前，某省曾经举行一次隆重的庆典，连国家主席也被请到主席台就座。当庆典结束准备剪彩的时候，主持大会的一位副省长宣布：“现在，请ⅹ主席下台剪彩。”本来，这句话并没有说错，剪彩是需要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才行啊；可是，这“下台”二字犯了忌讳，那位主席很不高兴。后来不久，那个副省长自己真的“下台”了。真是一不留神，前功尽弃。何其冤哉！官场之险恶，可见一斑。
这还只是一个口误，就遭到如此下场；若是据理力争、公然顶撞，那还得了吗？人们把晋升官职叫做“往上爬”，实在是既形象又贴切。因为，既然是“爬”，那腰还怎么直得起来，气又怎么壮得起来呢？
我是个平头百姓，因而也就用不着看谁的脸色、秉谁的旨意，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直来直去，无遮无掩，并且无论多大的官（包括中共的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我都以“同志”或“先生”相称。不卑不亢，不俯不仰，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人，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人。这就是我的处世原则。
记得1984年，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干，到四川省总工会视察工作。当他走进编辑室，来到我身后的时候，我正在编辑稿件。我回头一望，见是他，于是问道：“你是罗干同志吧？”他答道：“是的，我是罗干。”随即，我站起来与他握了握手。当时在场的官员们都很诧异，他们的眼神似乎在说：“这家伙也太不懂规矩了！怎么以‘同志’相称？”我心里笑了——那是你们官场的“规矩”，对我不适用。
其实，当官也不是坏事。官职越高，权力越大，能办的事情也就越多，有什么不好呢？关键的问题，一是为何去当，二是怎样去当。古代的包拯，若是没有官职，没有“尚方宝剑”，他如何去除暴安良呢？当代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刘丽英，若是没有那么高的职位，又如何处理得了那些贪污、走私大案呢？
我认为，要当官，就要把“乌纱帽”拿在手里，随时准备丢掉。只有这样，才能刚正不阿，秉公办事。反之，如果把“乌纱帽”戴在头上，生怕丢了，甚至老想着换成更大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为民众办事。这就是“为民众而当官”与“为私利而当官”的本质区别。
③再说荣耀
什么是荣耀呢？学历、学位、职称、头衔、荣誉称号，等等，大概就是所谓荣耀吧。所有这些归纳起来，基本上就是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赞许，或者说，就是所谓“知名度”和“美誉度”。
这些东西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必看得那么重要，尤其不宜去追逐这些东西。
拿学历来说吧，一个人有没有真才实学，并不在于学历高低。因为，真本事是靠自学得来的，学校的学习只是为自学打基础而已——在学校多读几年书，基础比较厚实罢了。把学历拿来作招牌混饭吃还可以，若想真刀真枪干一番事业，就非自学不可。华罗庚是什么学历？初中。毛泽东是什么学历？中专（师范）。梁漱溟是什么学历？也不过中学毕业。贾兰坡是什么学历？也是高中毕业。
再拿职称来说吧，孔子是什么职称？老子是什么职称？释迦牟尼是什么职称？然而，他们都是人所敬仰的万世师表。其实，有职称，并不一定就有过硬的才学；没有职称，也不一定就没有过硬的才学。名与实究竟相符不相符，只能具体人物具体分析。
现在许多人都为追逐这些东西而不遗余力，闹出大量荒唐可笑的丑事来。一方面，花钱买学历、买学位、买职称、买头衔、买荣誉称号的，挖空心思骗学历、骗学位、骗职称、骗头衔、骗荣誉称号的，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为了捞钱而卖学历、卖学位、卖职称、卖头衔、卖荣誉称号的，除了那班市井的“混混”，竟然还有堂堂高等学府及其教授，以及某些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多么卑劣，多么可耻！
至于那些在举办婚礼、葬礼、生日庆典、请客送礼的时候，讲排场、比阔气、向别人看齐、跟别人攀比的人，更是司空见惯。他们哪怕捉襟见肘，也要大把大把地花钱，甚至不惜负债累累。像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何苦来着？不就是为了那点虚荣吗？然而这攀比，哪有尽头？高档后面还有高档，累死了也攀比不完，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我到现在，就那么个中专学历；曾经得到过记者、编辑之类的中级职称，后来因为躲避通缉也给弄丢了；虽然发表了一些论文、出版了几部专著，按理也可以申请加入什么协会、学会的，可我懒得花那份心思，所以至今一顶头衔也没有。2002年在北京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一位朋友，言谈中我开玩笑说：“你们属于‘正规部队的中央军’，省级社科院算是‘正规部队的地方军’，那些协会、学会算是‘杂牌军’，至于那些胡乱凑合的就只能算是‘游击队’了。而我，一样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散兵游勇’。”
我这个一直被排斥于“学术圈子”之外的人，在研究经费、资料来源、信息沟通、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等许多方面都非常吃亏，但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没有“婆婆”管着，因而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不会被一层又一层的“婆婆”改得面目全非。尽管出版的时候也要被迫让他们“砍”上几刀，但我绝不让他们随便改动。为什么呢？因为，“砍”是不让我说话，还可以把嘴巴闭一闭，少说几句；至于“改”，等于扳着我的嘴巴说他们的话（署的是我的名字呀），那就万万不可了。
此外，我至今没有举办过婚礼和生日宴会，也从不请客送礼。客人来了，有什么吃什么；另外要吃什么喝什么，自己开口，我现去买。我到别人家里去，两手空空；别人到我家来，我也请他们两手空空。即使那几年（1978-1982）跑申诉，我依然连香烟都不递上一支，除非办案人员先递给我，我才会回敬一支。不少人对我说：“这是求人家办事呀，你怎么能这么不‘开窍’呢？”我回答道：“我依法申诉，他们应当依法办案，公事公办，不能‘开窍’，要吃亏就吃亏吧。”因为在我看来，平常接触中相互敬烟是很自然的，而申诉过程中向办案人员敬烟则属于行贿，哪怕仅仅是一支香烟，性质却是同样严重的。我就是这么一个“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总而言之，功名利禄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我的态度是：得之不惊喜，失之不怨恼，悠悠然淡泊于心。如此“不迎不拒”，就能守持住自己的原则、人格和良知，也就不会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了。
以上就是我对财富、权势与荣耀的看法，以及我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佛法所谓“三毒”，是指贪、嗔、痴。贪，即贪求；嗔，即嗔恨；痴，即痴迷。而这“三毒”之中，最重要的还在于贪。因为，嗔恨正是因为贪求而没有达到所致；痴迷则是因为贪求使人慧眼障蔽、良知沦丧的结果。
由于贪欲的恶性膨胀，人与物（泛指一切物质财富）之间便发生了荒唐的错位——人从物的主人沦落为物的奴隶了！人们为物而生，为物而死，为物而你争我夺，为物而疲于奔命，为物而伤心落泪，为物而流汗流血，为物而惶惶不可终日……试问，这物不是成为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子了吗？而人不是沦为俯首听命、诚惶诚恐的奴隶了吗？贪欲驱赶着人们你争我夺地追求那异彩纷呈的物质享受，结果，外在的物质财富固然愈来愈多了，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则愈来愈空虚了，全球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也随之愈来愈恶劣，几乎陷入绝境了。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
    其实，幸福并不在于身外的功名富贵，而在于内心的愉悦轻安——少一分烦恼，多一分愉悦，也就多一分幸福；烦恼少之又少，时时处处都感到愉悦轻安，才是最大的幸福。
可见，真正的幸福，其实是人们内心平静、愉悦而舒展的美好感受。既然是内心的感受，理应向心内探求，即探求人格的升华、人性的完善、人生的畅达；可是世人却一个劲地向身外驰求，去追逐那华而不实的功名利禄。如此南辕北辙、舍真逐妄，岂不只能离真正的幸福越来越远吗？
总括一句话：“贪求愈多，烦恼愈广；贪求愈执，烦恼愈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一个人只有领悟到贪求的浅薄、虚幻与乏味，才能真正摆脱贪求的染污与缠缚。
这里强调一下，若是真正领悟到贪求的浅薄、虚幻与乏味，不仅不会做出任何贪求的举动，并且连丝毫贪求的念头都不会产生。反之，如果你在看见别人穿得华丽、吃得高档、坐着轿车、住着别墅的时候，有一点羡慕之意，你的心已经被牵动了。那样的话，你还能说真正领悟了贪求的浅薄、虚幻与乏味吗？

四、对未来，无忧无虑

所谓无忧无虑，就是不去忧虑。或许有人会问：“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难道这句话不对吗？”这句话说得不错。不过，这句话里的那个“虑”字并不是指“忧虑”，而是指“思虑”、“思考”、“计划”等意思。字相同而含义不同，因而不在本题探讨之列。
为什么主张对未来不去忧虑呢？这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未来有很多变数，是很难确定的，早不早地忧虑，徒劳无益，枉自费神而已；其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收获的必然性已经蕴含在耕耘之中，又何须忧虑呢？
先以种瓜这件事情作个譬喻。从下种到收获，大概要三个多月吧。在收获之前，如果要忧虑，那可以忧虑的情况太多了——
第一，种子播下之后，假如被虫、鸟吃了怎么办？
第二，秧苗长出之后，假如遇上大旱，把瓜苗干死了怎么办？
第三，快要收获的时候，假如突然来一场冰雹，把瓜全都打烂了怎么办？
第四，得了丰收之后，假如瓜价狂跌、血本无归怎么办？
第五，运瓜去卖，假如路上翻车，瓜毁人亡怎么办？
第六，好不容易卖了个好价钱，假如归途遭劫，被抢得干干净净怎么办？
……
所有这些“假如”，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一定要去忧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然而，所有这些忧虑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早不早地忧虑一阵，到时候就一定不会发生？如此成天忧虑，岂不是把人给愁死了吗？
换一个思维方式看一看。既然忧虑于事无补，干脆不去忧虑，只是一心一意地在选种、培土、浇水、施肥、锄草、除虫等方面下工夫，只要没有不可抗拒的情况出现，那丰收的结果，岂不是必定无疑地等在那里的吗？
大家不妨比较一下，究竟哪一种思维方式更为可取呢？
拿我自己来说吧。辛辛苦苦、坎坎坷坷几十年的工龄，莫名其妙地被“蒸发”了，如今过了退休年龄，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连个住房都没有，全靠自己打工维持生活。要说忧虑，大家不难设想，真可以列出一大堆，甚至可以说“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呀！若是换成别人，即使是相当豁达的人，也难免会有所忧虑吧？可是我，实在没有一点忧虑。
以下，分别就生计、事业、健康、死亡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谈谈我的情况。
1、关于生计
自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我先是为了躲避对我的通缉而潜藏了两年半；1992年年初以后，我相继在河南省的南阳、郑州，广东省的广州、东莞、深圳以及北京、成都等地，先后当过营业员、小报编辑、仓库看门人、社团文职人员、私营企业集团的文化顾问及企业文化网站的网页制作人；现在的生计，全靠为出版社、印刷厂等单位审校文稿。此外，我的哥哥、姐姐以及朋友也常常主动给我一些资助。
对于现在的审校工作，如果不会想，就以为“掉价”。因为，在文字工作中，校对一般是被看作最低层次的工种。自己以前当过记者、编辑，如今已经著书立说，却依然靠帮别人审校书稿来谋生，该是多么难堪啊！
可是我怎么想呢？我想，一般人是花钱买书来看，我却是别人花钱请我看书，并且是花大价钱请我看书，何乐而不为呢？何况，所看的书有法律类的、经济类的、文学类的、美术类的、历史类的、政策类的、民族类的、宗教类的、史志类的、金融类的、新闻类的、公关类的、烟草类的……可谓五花八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舍不得花钱买、也舍不得花时间看的，这一下都被“逼”着看了，而且是被“逼”着认认真真地看，这对于积累知识、拓展视野岂不是很有好处吗？把思维方式一换，于是我就心安理得、乐在其中了。
由于我是“编制”以外的审校人员，不会受到年龄的限制，再干20年不成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连这审校的工作也失去了，大不了去扫大街、蹬三轮车。若真是那样，我不是正好被“逼”着锻炼身体吗？又有什么不好呢？
再则，我还有一个女儿，尽管她现在无力赡养我，难道再过一二十年她仍然无力赡养我吗？
再则，我在省内外、国内外还有不少朋友，他们正在设法营造供我搞研究的环境，也许三五年就会实现。
何况，在国内外的形势推动下，我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不一定就没有被纠正的可能性。
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2、关于事业
我所从事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宗教、哲学、社会学和生态文明的研究，是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乃至对整个人类都是有益无害的。我坚信，人们迟早会认识到其中的合理性，从而让我的研究得以造福于当今人类及后代子孙。我的研究还需要继续展开、加以完善，并争取尽快地推向世界，这就是我日后的目标，我会为此努力的。我为自己的事业而自豪，同时相信这种造福人类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作为个人，我只求把自己的力量奉献出去，至于人们是否认可我的奉献，什么时候才认可我的奉献，我就不必萦怀了，因为我根本没想得到什么回报。我常常想起屈原的名句：“亦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回想1992年上半年，我撰写第一部拙著《人类向何处去》（当时的书名是《谁来拯救人类》）时，我是在河南油田一家小杂货店卖东西——顾主来了，我卖货；顾主走了，我写书。有的顾客曾对我说：“想不到你这个售货员还能写写画画呐！”店里就我一个人，白天卖东西，夜间住在店里兼守店铺。小店紧靠公路，我的床头离公路只有四五米，那油田的重型卡车和农民的拖拉机仿佛就从我的床头碾过，每天晚上12点钟还没停歇，早上不到4点钟又开动了。就是这样的环境，我平均每天定稿（即修改誊正之后的文稿）1700字，终于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约24万字的专著。   
以后的论文和专著，也都是在流浪打工中完成的。尽管我目前依然是一面打工一面从事研究，显得时间很紧迫，但我已经习惯了。可以肯定，今后也绝不会中断或停止我的研究。
3、关于健康
在长达22年的囹圄生涯中，尽管我多年处于饥饿、半饥饿的境地，并且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最后却没有落下什么残疾和内伤，实在值得庆幸。
1989年以后的十几年中，逃亡、流浪、四处打工，也没能使我在肌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什么伤痕。唯一的损伤，是我的眼睛（双眼白内障）。这不是老年性白内障，而是损伤性白内障。那是在郑州、深圳、北京的时候，由于任务紧迫，我曾三次长时间地连续超负荷工作（每次短则十几天，长则二十多天，每天守着电脑干14个小时以上）。前两年，我先后作了两次白内障手术，如今已无大碍。
现在，我几乎找不到什么病痛，就连感冒，也是一两年难得一次。患感冒的时候，我就服用“Vc银翘片”或“感冒清”，只花两三块钱；有时我什么药都不吃，过两天也就平安无事了。我曾跟朋友们开玩笑：“我因为害不起病，所以只好不害病了。”
我的身体可以说是少有的健康，自信再活二三十年没有问题。而这种健康的关键，除了正常的作息、清淡的饮食和适当的活动，主要就在于我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无疚无愧，无怨无尤，无惊无恐，无贪无求，无猜无忌，无虑无忧，“不知老之将至也”。
4、关于死亡
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因而也是每个人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世间最大的烦忧、最大的苦恼。在这个问题上，如何才能无忧无虑呢？
佛法的“布施”包括三类：其一，是“财施”，即以钱财、物品乃至自己的血液、器官贡献给他人；其二，是“法施”，即以佛法的哲理开导他人，使其破迷开悟，摆脱各种烦恼的纠缠；其三，是“无畏施”，即以佛法的生死观晓喻他人，使其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佛法认为，宇宙中的“因果链”是连续不断的，即一切事物都有“往世”（过去）、“现世”（现在）、“来世”（将来）这样三种存在状态，并且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永续不断的。例如一粒种子，它既是以往无数代演化而成的“果”，又是这一代萌发、成长的“因”；在这一代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既与以往各代相继承又与以往各代有差异的“果”（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为“遗传”与“变异”）；而这一代的“果”，正是将来各代继续传承的“因”。
植物如此，动物也如此，人类还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既是往世之“果”又是今世之“因”；在这一世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人类具有自主的意识和言行，因而虽有环境的影响，但主要是自己所作所为而造成的影响），形成了既与往世有一定联系又与往世有很大差异的“果”；而这一世的“果”，正是往后一世乃至多世继续演变的“因”。
佛法的“三世因果”之说，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真实不虚的。那些否定“三世因果”的种种说法，实质上是对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因果链”的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宇宙的“因果链”，又如何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演化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呢？
由佛法的“三世因果”可以得知，我们一个人的一生仅仅是自身无数次生灭演变环节中的一环而已。这有什么可怕的呢？要说可怕，就只有自己所造的“业”可怕。正如佛法所说：“万般将不去，惟有业随身。”
所谓“业”，就是“业力”，也就是一种能量。凡是具有物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能量是不灭的，只会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使按照当代物理学的“熵”理论，认为一切能量都必然地趋于疲软，但那也只是就能否继续“作功”而言的，并非指能量的消灭，因为，不能“作功”的能量依然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式。佛法所谓“业力”，就是由我们自身的行为、言语、心念所转化的能量形式（须知，行为、言语、心念都是具有能量的）。这种“业力”，与各种形式的能量一样，也是不灭的，并且将永远伴随着自己。
至于“业力”所必然导致的“果报”，其实与物理学中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是一致的——凡“作用力”都必然有相应的“反作用力”。由此，佛法关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如果有人对上述“三世”之说不屑一顾，那么，就让我们再按照现时流行的“生命一次论”来作些探讨吧。
任何一位正直的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都不会否定奉献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积极意义。任何一位稍有理性的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心，而爱的本质正在于奉献。
奉献是利他的，但人们是否想过，奉献同时也是利己的（这里指于己有益）？人们往往认为，奉献是纯粹利他的，只有当利他的行为得到回报的时候才是于己有利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利他”与“利己”放在截然对立的位置上了。正是这种错误看法的长期流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不仅在普通老百姓之中广为流行，并且在许多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之中也同样广为流行），导致了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建树的失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然把“利他”与“利己”放在截然对立的位置上，就无法将二者协调一致地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当强调“利他”的时候，就提倡“无私奉献”、“舍己为人”；而当需要以物质利益刺激人们积极性的时候（实质上强调了“利己”），则往往有意无意地漠视了奉献，甚至助长了损人利己。像这样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呢？既然无法自圆其说，这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建树又怎么可能真正取得成功呢？
可见，惟有将“利他”与“利己”协调一致地融为一体，才能够使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建树真正取得成功。
那么，究竟“利他”与“利己”是不是协调一致、融为一体的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具体内容，我在《论“太极和谐原理”》一文中作了充分的论述。我对这个原理的表述是：“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必然反过来有损于自身。”这个原理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阐明了对立双方根本利害的一致性。
将这个原理运用于处世方面，便可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利人皆得以自利，损人终不免损己，助人才能够自助，弃人无异于自弃。可惜的是，许多人对这个原理知之甚少，理解更加不透，所作所为则完全背道而驰，作了大量既损人又损己的蠢事！
如果能够让人类普遍理解和领悟“太极和谐原理”，每个人想利于自己就去利于他人，每个家庭想利于自家就去利于别家，每个民族想利于本民族就去利于别的民族，每个国家想利于本国就去利于别的国家，整个人类想利于自身就去利于其它生物和整个自然界，那还有什么危机不能克服？又何愁人类社会不幸福美满呢？
如今，世界各国都掀起了保护动物、爱护自然的“新潮”（将新潮加上引号，是因为这种理念早已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佛法之中，即“不杀生”与“放生”），并且这种潮流必将更加高涨。这不正是上述“整个人类想利于自身就去利于其它生物和整个自然界”这句话的体现吗？
还须强调的是，当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作出奉献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愉快的、爽朗的、自豪的，而这正意味着他的人格得到了升华，他的人性得到了丰满，他的人生得到了畅达。这本身不就是最有意义的“回报”吗？所以应当说，一个人在奉献的同时就已经有利于自己，而不是要等他人或社会给予某种承认之后才有利于自己。“利他便是利己，利己惟须利他。”领悟了这个道理，“利己”与“利他”岂不就协调一致、融为一体了吗？
显然，惟有如此，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建树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才能让社会大众树立起自觉的奉献精神，并将奉献视为人生意义之所在。
我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研究，终于在拙著《人类向何处去》中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和解思想体系”。在有生之年，我的唯一愿望就是继续丰富、完善这个思想体系。我既然已经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并将继续为此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我可以坦然地告慰自己，今生无憾。
至于死亡，我根本无所萦怀——生存之时，努力奉献；大限到来，坦然而去。所以对于死亡，我没有丝毫的恐惧。
反过来说，即使你成天忧虑死亡、害怕死亡，难道那死亡就能够幸免吗？可见，对死亡的忧虑和恐惧是根本无济于事的，徒增烦恼而已。
如果能够潜心地研究一下佛法，领悟宇宙间因果链的必然哲理，真正明了今生只是无穷无止的生命链之一环，那死亡仅仅意味着一轮生死的终结，就更加无可畏惧了。

五、结束语

以上这些内容，似乎与养生无关，其实正是最高层次的养生——“不养而养”。因为，当一个人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摆脱了烦恼的纠缠，他的整个身心都会全面而持久地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各种机能都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疾病自然少之又少，衰老自然遥之又遥，健康也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这正是佛法养生之道的殊胜之处。
如果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说，一般的养生之道犹如一位事必亲躬的领导人，管得很细、很具体，亲自处理各种具体事务，不断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经常出现在“救火”现场；而佛法的养生之道则好像一位运筹帏幄的领导人，根本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显得悠哉游哉，只从宏观上设法调动所有下属部门及成员的积极性，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自妥善处理份内的一切事务。
有句成语叫“自寻烦恼”，人们都觉得这种“自寻烦恼”的人是愚蠢的。可是仔细想一想，便不难发现，其实人们的一切烦恼都是 “自寻”的。这就是说，如果真想摆脱烦恼，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没有烦恼，哪怕穷得沿街乞讨，照样能够没有烦恼；反过来说，如果不想摆脱烦恼，那么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一大堆烦恼，哪怕家境再富、地位再高、权势再大、名声再显，照样烦恼重重。
另一句成语叫“解铃还须系铃人”。它告诉我们，自己找来的烦恼要靠自己去化解；自己不去化解，谁也无法替你化解（尽管别人可以劝导你、帮助你，但不可能替代你）。
所以，以上介绍的养生之道，实际上是我自己关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和体会，供读者作个参考。我想，我的遭遇那么曲折坎坷，都能够将烦恼统统化除，相信别人也能逐步将烦恼化除。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而且也是大大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如果读者诸君能够细细品味、慢慢领悟，并付诸实践，自然会有益处；但若只是粗略地翻阅一下，根本不往心里去，那也许就毫无用处了。
在拙著“作者简介”的末尾，有四句话很值得品味。这里不妨抄录一遍，以饷读者：毕生坎坷而志向不渝，几度蒙冤而怨恨不存，备受磨难而爱心不减，历经沧桑而童心不泯。这就是我的心态的写照，也正是我的养生之道的“秘诀”。
我的养生之道，得益于对佛法的领悟，也可以算是佛法养生之道的一个应用实例。这里，让我们将佛法养生之道的精髓用一首小诗来概括——
                身病皆因心病起，
                心病还须心药医。
                若问心药何所有？
                但将烦恼化菩提。
                更兼慈悲作春雨，
                满目青翠涌生机。
最后，我谨以一个偈子与读者诸君共勉：
                冷眼观红尘，
                热肠待众生。
                安祥盈胸臆，
                烦恼了无痕。


              (2004年2月  于北京)

田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4137390100ovqe.html

   傅荆原，笔名甘泉，当代杰出思想家。出生江西。久居四川，浪迹天涯。1960年因“右倾言论”而蒙冤入狱，经历了长达22年之久的囹圄生涯。1982年平反之后被调入四川工人日报社担任记者、编辑，受聘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佛学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理事、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文化顾问，现任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从事生态学、宗教、社会学、哲学等研究。著有《人类向何处去》（又名《和解——人类光明之路》）。《简明中国哲学精髓与中国哲学方法》、《佛法基本原理》、《格言品评》、《甘泉养生》，《甘泉论文集》、《甘泉文学作品集》以及《荆棘原野》（自转）。
    最大的欣慰是：尽管一生蒙冤受屈，茹苦含辛，然而童心不没，爱心不减，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他  独立构建的“和解思想体系”，是一个包含宇宙、人生、宗教、哲学、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各方面课题的庞大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为人类化解各种危机、缔造理想社会探得了一条宽阔、平坦而光明的道路。
    他之所以能够独自构建如此庞大的思想体系，固然与他长期不懈的深刻思考、艰苦探索分不开，同时也与他那崎岖坎坷、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密不可分——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练了他那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扶植了他那泛及整个人类乃至自然万物的广博爱心，锻造了他那由表及里、见微知著、透过表象把握本质的敏锐洞察力。而这样的意志、爱心和洞察力，正是构建“和解思想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