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二十四孝》是奴才之学

貞觀

　就《弟子规》一书，就具体的每一句话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知道《弟子规》是满清用来奴化汉人的，却不知道怎么奴化，怎么去反驳？就《弟子规》来论《弟子规》，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大家知道我们华夏人讲究阴阳，把万事万物都分类，至少可以分阴阳两类，对立统一。比如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与臣臣相对应，君要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君仁则臣义，君不仁则臣可以不义。对于明君要拥护，支持，对暴君要替换，要推翻。父父子子也是如此。父慈则子孝；父不慈，则子可以不必孝。如果父母虐待子女，女子完全可以反抗。

      而《弟子规》教化第一步是孝顺！注意，是孝且顺。“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　须顺承” “亲所好　力为具　亲所恶　谨为去  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等等都是告诉我们以父母为意志。还有“出则悌”一章中对尊长的规矩，那不是通常意义的尊敬和谦虚，而是一种带有压迫性的、迂腐的尊上卑下的、奴才似的等级观念。《弟子规》，从头到尾都是单方向的对臣子，对子女做出各种要求，完全不讲处于上位的君，父该如何做才对。对于满清的残暴统治，要求逆来顺受，不得反抗。

继续剖析可以发现《弟子规》中“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非圣书　屏勿视　蔽聪明　坏心志”这些让你想起以前冷漠的看客式的国人了吗？具体点说，《弟子规》告诉我们要关心社稷了吗？没有！  
　
       大家都知道学生应该尊重老师，听老师的话。可是当某个老师是禽兽的时候，学生该如何应对呢？《弟子规》只教听从上位的话，一点都不讲上位也分好坏，对值得尊重的尊重，对不值得尊重的没有必要尊重，对上位的罪行，应该揭发，打击。满清害怕汉人学到《论语》的精髓，明白推翻残暴的满清才是正义之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要阉割《论语》，搞出一本《弟子规》,并抬到很高很高的地位。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谁反对《弟子规》，就是反对《论语》；上升到反对《弟子规》就是反对儒家的地步。由此可见《弟子规》是奴才之学，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孔子，表面上是摘自《论语》，实质上是反《论语》。

　　《弟子规》学的越好的人，奴性也就越大。如果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做奴才，糊涂蛋，最好别学《弟子规》。即便认为其内容有可取之处，也应该讲明面对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对尊长，对统治者，如果残暴不仁，就不必认同，无需服从它。真正的儒学观点是：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写《弟子规》的人自己也忒不要脸，说是“圣人训”，其实就是借了孔子的一句话中几个字眼作为纲目罢了，作者自己都也不懂得儒学，欺名盗世！其实想一想，在满清那种文字狱、腐朽败坏的社会下，官方的东西能有什么好东西。！它只是满清专制腐朽的道德伦理的产物，与真正的儒学、国学相差太远，大家千万别把它当做优秀传统文化了。




附录一：谈《二十四孝》

昨天于中新网浏览新闻时忽见社区推荐了一篇《二十四孝》图录，再次浏览一遍，更觉荒唐，而观其后之回复，回想满社会人们对《二十四孝》之热捧，备感悲哀，遂在其后回复了几句，以正视听。
“埋儿奉母”、“尝粪忧心”、“卧冰求鲤”等几条简直是糊弄傻瓜的。把自己的孙子给杀了来孝敬老太太，这老太太不气死才怪，这叫孝吗？祖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里被当成了屁话。而让尝他母亲的屎来判断病情的那大夫绝对是个庸医。而把自己衣服脱光卧暖冰为母亲找鲤鱼的人更是个傻瓜，不会找个东西把冰砸开？还有把自己冻死了对母亲就是孝？至于其他的孝，是个人都得做到的，奉养父母，那是天经地义，不养父母的那是畜生。更深层次的“孝”是尊重父母，并且不能纵容父母的错误，传承并教育好后代，等等。
《二十四孝》是蒙元时期统治者指派御用文人或者说汉奸编出来让我们华夏民族老老实实当奴隶的，唉，后世的我们却拿这个当成大孝的标准了，杯具(悲剧)。汉奸的水平是不低的，二十四孝讲的也确实全部是汉人的故事，也不乏名人之真实故事，于是，我们会觉得，这是一本多么好的弘扬华夏儿女孝道传统的书啊，于是，我们便不容易发现其中的一些荒唐的故事根本不可能是我们这样一个文明的族群所能做出来的。
其实当时奉行的还有一“孝”那帮御用文人没敢写出来呢，那就是新媳妇要让老父亲先睡三天，这叫孝。事实上，我们祖先哪敢真这样做，但无奈的是，父亲不逼着这样孝顺，但大元帝国统治者需要啊，于是当年的汉人新媳妇都得让村里的蒙古保长先睡三天。于是，当年我们的祖先每家每户都将第一胎孩子含泪摔死、溺死、打死……不容易啊，为了保证我们的血脉的延续，从血与泪中走过来的我们的祖先。





附录二：孟子论君臣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附录三：推荐《墨子》修身篇

在下以为对于孩子的教育当慎重万分，推荐《墨子》修身篇，所染篇，法仪篇  对于孩子的成长将有很大帮助
诸如：《修身篇》摘取几句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焉。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
         《法仪篇》摘取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 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 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故父母、学、君 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怎么也比这奴才之毒学强！《弟子规》用现代点的说法就是“转基因型教材”误国殃民，遗祸千秋！





附录四:    郭店竹简将改写中国思想史

中国一位著名学者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说，90年代出土的郭店竹简书简将导致中国儒学史，乃至思想史、文化史的重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庞朴日前在孔府内的孔子学术会堂讲学，向人们公布了他对郭店竹简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说：“通过对郭店竹简的研究，我们对早期儒家思想面貌有了新的理解，更加认识了儒家原始精神的可贵。这些新的认识，必将导致中国儒学史和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写。”

    1993年，湖北省的郭店出土了800多枚竹简，约有13000字。这批竹简经专家整理于1995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轰动，各国学者竞相研究。

    庞朴说，过去人们一般都认为儒家重性轻情，主张修身养性、克服情欲。通过对郭店竹简的研究发现，早期儒家事实上非常崇尚情。这批简中有四五千字谈到情性。其中的观点是：性自命出，命由天降，情生于性，道始于情。

    在竹简中，“仁”字的写法是“身”的下边加“心”字，就是感同身受，有切肤之感。道就从这其中产生出来。“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情’不是好东西。大道理怎么能从情出来呢？这种想法人们想都不敢想。”庞朴说。

    这批竹简中记载的许多文字后来都消失了。比如，现在的“勇”字，当时的写法是勇字下加“心”，更加注重心态上的勇敢。“难”和“迷”字当时的写法也都是在当今写法的下边加“心”。庞朴说：“这一现象说明，那个时代对人类心态的研究比后来更深。”

    竹简中还记载了孔子的弟子子思何为忠臣的见解。有人问子思何为忠臣？子思说“恒称国君之恶者为忠臣”。

    庞朴认为，这反映了儒家的一向不为人知的抗争精神。

    郭店竹简的出土，还解决了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难题。对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000年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理解。主导的看法是“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还有人采取不同的断句，将孔子民主化。不同的见解直到本世纪初还在争论，没有讲清楚。庞朴说：“主张有教无类的孔子，怎么会说出如此明确的愚民思想呢？确实不好理解。郭店竹简中有四五处讲到这句话，意思很清楚：身教重于言教。”

    庞朴说：“早期儒家思想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原始精神。这些可贵的东西在儒家思想被政治化以后渐渐失却了。郭店竹简的出土和研究，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的变动将是巨大的。”

    庞朴研究员自80年代初就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史》编委会中国代表，中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还曾多年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颇有建树。




附录五:《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证


本人在《《〈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以下简称《心解》）一文中，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原儒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分析本章的“由之”，结合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作风探讨本章的“知之”，得出结论，认为本章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原儒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最近读到《郭店楚墓竹简》（中国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简文”），其中的《尊德义篇》中正有以下一段话：
民可使道（以上二十一简）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以上二十二简）
可以认为简文之说之义直承孔子在《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而简文释文作者仍按《论语》通行本将其句读成：“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从上下文文义和本句语气分析，第二个句号单位的句读当无问题，也正因如此，由此可反证第一个句号单位的“道之”和“智之”当单独成句，二者皆不应成为“使”字下的兼语句。此其一。
更有说服力的是，简文《尊德义篇》全文用很大篇幅在教诲“为君”者“为人上者”如何教民，前提一是“尊德义”，二是“民可道也”，而不是如通行本《论语》所说的“不可使知之”般的民愚或愚民，且看文章如何言说：
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第一简）
按：“尊德义”，这是对为人君者自身品德的要求，是为人君者能够道民的条件，下文诸如刑赏、爵位、杀戮等（第二、第三简）“不由其道不行”（第三简），在这里，“道”就是“尊德义”。
接下来的一段文字：“仁为可新（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第三、四简）就是“道”（尊德义）的细目；禹、汤等圣人之治民，禹之行水，造父之御马，后稷之艺地等等（第五至第七简），则又是这种具体化的道在社会人伦和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的践履。上述诸事例的类比，为下文的道民埋下了伏笔。
笔者在《心解》一文中指出：“通过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去感化百姓，这是孔子恕道在政治上的贯彻”，而上引“仁为可新（亲）也”一段简文正是强调为人君者的的品德修养。以下三段简文也同样阐明了这个问题：
第十六简：“先之以德，则民进善安（焉）”
第二十八简：“为古（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
第三十六、三十七简：“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勿（物）也，下必又（有）甚安（焉）者”。
德化政治由知己开始，从知己到知人知命知道知行的逻辑进路（第八、九简），可知作者对人君的自律要求甚严，而以下一段简文：“又（有）智（知）己而不智（知）命者，亡智（知）命而不知（智）己者”（第十简）。更可知人君的知己自律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
以上是知己。
接着说“知人”，即“明乎民伦”。这是要使“为人上者”明白“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凡动民必训（顺）民心”（第三十九简）换言之，只能“与民由之”，而不能愚民。
笔者在《心解》一文中说：“榜样并不是一切，时移世易，人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致即使为政者自身身正行端，民众也有不可使之时不可使之人，“由之”蜕变成了肆无忌惮，纵欲放任，甚至出现了强凌弱、众暴寡的社会问题，到这步田地，光靠统治者个人的人格力量就无济于事了。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夫子，正是看到了这一历史转捩点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民可使，由之’之后又提出了‘不可使，知之’，予以补充和完善。”简文《尊德义篇》则云：：“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川（顺），不川（顺）不坪（平）。是以为政者教道（以上第十二简）之取先（第十三简）。”接着从正反两面讨论如何教民。 其义可以理解成：民有不可治者，于是，需要智之，并教诲人君怎样智之。前文的“明乎民伦”正好作为“智之”的基础。从中不难看出笔者《心解》的分析思路不谬。
如果要找一个最简明而又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与民愚思想无关，那就莫过于《尊德义》一文中“民不可或（惑）也”（第三十一简）一语，既然“不可惑“，也就不会存“不可使知之”之想，而只能句读成“不可使，知之”，使民知“道”也。
最后来谈谈本文的逻辑前提，即简文《尊德义篇》为述孔或者与孔夫子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字。这次公布的战国儒家文献出于孔门后学之手已成为公论，而《尊德义》一文中除了本文讨论的“民可使”章与《论语》极似外，还有二十八简之语与《孟子·公孙丑上》中引之孔子语“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如出一辙；第三十六至三十七简“上好是勿（物）也下必又（有）甚安（焉）者”，也与《孟子·滕文公上》以下表达在句法和语义上全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在该文中接着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而此语亦见于《论语·颜渊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很有可能“上有好者”一语亦系孟子引孔子语。简文此上“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在意义上与《论语·公冶长篇》“听其言而观其行”相仿佛。本简文许多关键词如“仁”“义”、“忠”“信”、“教”“学”、“知己”“知人”、“知言”“知人”、“知命”“知礼”、“道”“德”“仁”等并提，皆在《论语》一书中有所本。从更细微处分析，简文已释出的以下各词在《论语》中均曾反复出现：在《论语》中“知人”出现三次，“知命”出现一次（另外有“知天命”一次），“知礼”出现九次，“为政”出现六次，“忠信”出现六次，“崇德”出现四次（简文中为“尊德义”），还有“不党”、“不以礼”、“复礼”、“民服”、“为邦”各出现二次。所不同者，在《论语》中，以上概念仅限于语录式的点到即止，在简文《尊德义篇》中，则是论述式的，因而表现得更为详尽、深入、系统。呈现出后出转精的气象，其作为忠实的孔门后学的真实性当不容置疑。
至于题上的“由”字，基于它在《论语》一书中的使用语例，又无新发现的资料可证其必为“道”字。裘锡圭先生释“道”为由，尽管在简文《尊德义篇》中，道、进、迪、归、率、传、往、复、从、转、动十一字皆同部，而同部之字其义必相近，但本文中的“道”字其意义似更丰富，故不敢苟同而仍旧说，释为“与民由之”的“由”，即顺乎民应乎天，反对统治者扰民、愚民、残民以逞，这其实也就是“民不可强也”的另一种表达。
笔者不敢强古人以就己，只是发现新面世的资料居然与自己原先通过考据而得出的结论吻合，而这个结论于理解孔夫子对民众的态度至为重要，于是不厌其烦，重加补证。
说明：本文使用的简文释义，全取裘锡圭先生的注释，不分别出注。为便于排版和阅读，文中凡涉及简文中今已废弃不用且又能与今字相通的异体字，一概使用今字。
本文参考书：《郭店楚墓竹简》，中国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本文原载台北《孔孟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九期，1999年5月）

燕果

孔子的思想这么多年下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就如西方的圣经一样, 好在还有一本论语.

青蛙和禾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爱己如是

我想还是等孩子大了再学点吧，这样才懂得取舍不愚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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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青蛙和禾



然也！

美丽村姑

早期儒家事实上非常崇尚情——这个情我看指的就是爱和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