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中医的态度看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走向

三七生

医这件事在中国自古以来是没人管的，属于任其自生自灭的行业，之所以至今还顽强地生存着，一直没有被灭，说明对人还有实用性。如果真的没用了，无论谁想扶植，也扶不起来，早就自生自灭了。

至于太医院那是皇家养御用私人医生的地方，和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世袭还是招聘，与普通行医者相比，除了身份有贵贱之分，职业并无正规不正规之别。而宋朝政府建的太平惠民合剂局，也只是官办的药材买卖机构，并不管医生的闲事。

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读书人志愿，也正说明了对于读书人来说，吃官家饭与自谋生计为两种不同的人生规划：科举中榜了，则在朝给皇家当官，食朝廷的俸禄，帮皇帝治国；考不上则在野，靠医术诊金自养，给平民百姓治病。至于治国还是治身，治则和原理本是相通的。

政府出面管医疗之事，在中国是清末民国间洋人进入中国以后的事，一方面民间办起了私人医学校。另一方面洋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强行进入中国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因为理论方法的不同，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中西医学术之争，这一争就是百年。直到现在，两种医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势同水火冲突不断。其实这种表现在医学上的格格不入的冲突，本质上正是东西方不同文化属性的金木相冲，没有足够的智（水）慧（火）与包容（土），是无法化解并统一这种冲突的。

从古至今，文化人都是大众的代表与先驱，他们的方向代表了大众未来的方向。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大致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彻底反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派，这派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化人为代表，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喊出“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口号，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试图废除汉字，用拼音取代汉字，但因实用性的限制最终没有实现。

另一派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清末洋务派的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到民国新儒家的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都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批判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派大概被视为保守派，因为他们仍然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并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都可以随便“拿来”使用。

这两派不只政治主张不同，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也截然不同，尤其是对中医的态度。正如当前的反中医派所津津乐道的那样，民国以后很多被奉为大师的知名学者大都是反过中医的。从大众耳熟能详的青年导师鲁迅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到学者大师陈寅恪的“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乃至革命文艺旗手郭沫若的“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其中沫若同志尤其凛然决绝，信誓旦旦。

不过一贯慷慨激昂的郭沫若并没有将他的誓言贯彻始终，一则有关胡适的医案让他不得不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是反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曾态度强硬地断定中医不科学，自卑地认为“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胡适极为尴尬。1920年11月，胡适得了糖尿病与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朋友建议他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答应，不料反被轻易治愈。1921年，胡适在翻译家林纾为感谢陆仲安治愈家人而赠送的《秋室研经图》上题了长跋，详细叙述自己病情的始末：“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给陆仲安先生为我诊看……现在竟全好了，颇引起西医的注意……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逐渐了解中国医与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面对事实不得不改变了先前的态度。

对于此事，郭沫若在1945年3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肾脏病，戈宝权先生曾患此病服此中医之药而愈。”同时也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要来讨论，实在还不够格。我自己虽然学过几年的近代医学，但我并未继续钻研，而且已经抛弃了多年。至于对中国的旧式医术，我更没有什么独到的研究。”不得不收回了认为中医只能治“自己会好的病”的观点，承认了自己先前武断的无知。

而在另一派对传统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国学大师中，不乏深明医理且能开方用药治病者，章太炎对医理同样有精深的考据功夫，马一浮的方签也常见于收藏著录，易学家尚秉和更是“除著述外，对于方术医药，无不精通博洽，凡家庭妇孺，以及邻舍老幼，欧患病症，无不手到病除”。清末著名医家火神派鼻祖郑钦安的老师刘止唐，更是兼儒道医于一身的大师，蜀中刘门槐轩学派学者众多，影响深远。刘止唐名沅，早年体弱多病，后遇高道野云老人，以“仁者寿，大德必寿”、“长生不必药中求”等内丹心法相授，沅从游八载，深得真传。六十以后，连生八子，寿八十八。从一介病夫到多子多寿，足征深得医道养生要旨。

学者读书人为社会精英，一方面其思想会对大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集中地反应了大众的思想。如当代人对中医的态度，一派是支持的，这些人多半对传统文化有好感，或是曾经得到过中医的有效治疗，可以说在思想上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第二派国学家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事实直接的了解。

另一派是反对的，这派人大多向往西方的一切，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传统的东西先进优越，就像当年胡适郭沫若最初对中医的想当然一样。这些人不但对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了解，就像不会写繁体字一样。而且同样没有机会真正了解西方，空怀对西方的向往，天生对传统的东西带有抵触甚至仇恨心理，就像当年五四运动那些先锋表现的对传统的决裂与不共戴天一样。传统的中医在他们的眼中成为了愚昧落后的象征。可以说这些人的反对，正是出于不了解，而非了解，就像当年的胡适郭沫若一样。而当他们所信仰的医学对他们的病情无能为力甚至宣判死刑之时，走投无路的他们或许会想试试中医。如果他们还有机缘遇到能够解决问题的中医，就像当年的陆仲安马二琴一样，这些中医的反对者就会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看法，就像当年的胡适之郭沫若一样。

还有一些对中医失去信心而最终成为中医反对派的人，就像当年的鲁迅一样，遇到了一些没有能力解决自身实际问题的医生，反而因这些医生的表现令他们对中医本身产生怀疑，大多数本来对中医尚有好感但最终对中医失去信心的人，是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能真正解决他们问题的中医。于是，中医在现实中就变成了他们眼中确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意无意的骗子”。

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说，信不信中医其实并不需要与中医真正的接触，即使接触也未必能够做到真正，因为当今大众所能接触到的大多为中医的名而非实，真正的中医就像正在不断消亡的各种濒危物种一样，已接近名存实亡，而消亡的原因正是因为大众思维的扼杀。

所以，对于大众来说，对中医的态度表现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是主观的信仰。这种分歧正是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科学、环境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等种种矛盾之间的对立与统一。矛盾之间有个平衡点，目前代表科学与发展的现代医学的盛极必衰，使这个平衡点正在不断向代表自然的、传统的、环境的、生存的中医学的思维方式靠拢，这是未来大众意识形态的必然走向。目前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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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消亡的原因正是因为大众思维的扼杀！对待自然科学，不能唯上，不能从众，只能唯理！

安止居士

安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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