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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翻出以前下载的一篇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文章来。
今天认真去读了一遍，感悟良久。原来以前看文章呢，心不到就无法体会其中的意思。现在有心去琢磨这件事，就字字珠玑了。实在是一篇值得揣摩的教学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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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持农业(CSA)理念与经验分享交流会
背景介绍
分享会主题
议题及讨论总结
意见反馈
会议分享者与协作者背景
附录一：可持续农业的另一种市场体系——泰国“社区农业”案例分析
附录二：社区为本的有机农业的起源及国外建立的经验
附录三：社区支持农业与本地粮食生产概念
附录四：与会者名录
背景介绍
社区支持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现在，CSA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草根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由此CSA的概念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
从字义上看，CSA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CSA一方面看重在保育生态及资源下共同承担、相互分享的社区关系，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则往往会推行健康农作法、永续生活及包括身、心、灵在内的整合的健康观念。所以它也不单纯是有机生活或环保，亦不单是消费者运动(Consumers Movement)，背後更多是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而这看法也反映在社区发展工作中。
2003年12月及2004年2月,社区伙伴与瀚海沙合作在北京举办了两场CSA理念与经验分享交流会,分别邀请了泰国的Raweewan老师和香港的杨宝熙、朱佩坤老师讲解CSA的概念，分享她们在泰国和香港推动社区支持农业的经验。2005年5月，社区伙伴再次邀请香港嘉道理农场的几位老师及农场义工小组成员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将CSA的概念带入广州，引发相关的讨论及思考。
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现时以剥夺天然资源方式的城市化发展并不可取，但这正是许多农村正在步入的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这一系列的分享交流会将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非主流及非消费主义的生话方式。也有助于将关心农村、农业的健康发展，关心健康生活的人士联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更为和谐、永续的世界。
分享会主题
1.共同学习CSA的基本概念，包括它的起源、发展历史和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经验。提出CSA中对于另类市场、本地食品经济、有机耕作、社区支持合作、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2. 分享泰国、香港CSA的经验，包括CSA网络建立的过程，具体的运作方式，NGO的角色，消费者的推动，以及遇到的困难和其后的反省等等。
3. 与会者交流在CSA方面的经验或思考。
4. 对于如何在国内推动CSA和未来可能的工作方向进行讨论
议题及讨论总结
北京CSA经验分享会：
1. 我们对有机农业的想法、感受：
1) 有机种植会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土地的伤害，有益于生态系统的平衡
2) 避免食物中毒，能够吃到健康的作物，有机耕种有益于身心的恢复
3) 有助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
4) 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对于相对疏离自然，缺少根的城市人来说，他们向往有机、简朴、充满人情与乡土的生活方式，可以像农民一样吃到不上化肥农药的菜，了解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希望能维护自身的尊严，得到进行公平贸易的权利，并且能够了解生产方式与自己的环境、健康间的联系。
5) 除了农产品本身以外，教育、从事有机农耕的经历、文化上的产出也是产品。
6) 需要共同参与（研究者、实践者、城乡居民……），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进行知识、经验和产品的分享，互相支持。
7) 要考虑全球化的环境
2. 对于主流市场与另类市场，大规模生产与自己自足的讨论
1）大规模的生产是否适用于CSA的模式中？有人提出可以让公司参与到CSA的运作中，因为公司能够提供资源及技术，便于进行集约化生产。而我们认为，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本身是针对于主流市场体系的，公司首先考虑的会是利益问题，而CSA的中心思想是进行一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有紧密联系的生产，看重公平与互相支持。大规模生产内在的复杂性很难让人注意到生产过程中的细节和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人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无法建立紧密的联系。同时它注重经济效益的天性也很难保证公平。此外，有机农耕就其耕作方式来说也是特别适合小规模生查的。因此，CSA更支持的是本地社区的自给自足。
2）集约化生产是否更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更有助于解决全民的温饱问题？小农的生产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能否致富？讨论中，有人认为CSA不太可能被主流接受，它只是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而能够解决温饱问题，提供足够粮食的仍然是主流的集约化生产方式。此外，我们认为，农民不大可能通过CSA的支持体系致富，但是CSA却可提供给农民可持续生产生活下去的保障。在主流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被动的接受不合理的价格，农民通常被中间商剥削，受制于种子公司、农药公司，甚至无法维持生计及保证食品安全。而消费者则被蒙蔽及误导。在CSA的体系内，产品的定价，成本的核算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完成，趋于较为公平合理的水平。
3. 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谁是主体？怎样互相支持？的讨论
1）消费者与生产者，谁是主体？有人认为消费者应当引导生产者，消费需求决定生产。有人认为消费者是推动者，不是决定与控制生产的角色，但是会比较积极地去推动，与农民进行更多沟通，消费者要努力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构成支持生产的网络。另外的观点是农民应是主体，因为农民对自己所在的环境与作物的特性是最了解的，而消费者往往并不了解这些，消费导向往往是盲目的，而且往往有索求过度的问题。消费者应该首先学习和了解土地，了解生产的情况，了解什么是有机食品，什么是市场。其次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应该建立起共同学习的基础，彼此紧密的沟通合作，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重要的。
2）怎样共同承担风险？有人提出，在国内消费者应该承担风险的意识尚未形成，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关系不容易建立。讨论中我们谈到，建立起消费者的网络，并进行共同学习，了解关于有机食品、食品经济、主流市场、农民的处境等等内容有助于大家接受“共同承担”的想法。消费者除去承诺消费农产品以外，提供资源、帮助农民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3）如何建立诚信？认证与彼此之间的信任，何者更重要？有人提出生产者要注重科技的力量，有机农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规范的生产过程，以达到有机认证的标准。而有人认为很多时候，几户农民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很难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也很难承担昂贵的认证费用，重要的是与消费者建立起诚信的关系，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只要消费者与农民之间彼此都互相认可，一起来面对各种情况，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诚信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
4. 关于NGO在CSA中的角色的讨论
1) 提供技术支持与信息资源
2) 提供教育的平台，作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进行宣传与引导
3) 提供帮助，使农民更有自信，培养互相合作的能力直接面对市场。
5. 良乡鲁村有机教育农场的经验
良乡一直在种有机菜的王桂英大姐与作为一直支持他们的消费者李文静老师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首先大家共同的基础来自于经典导读的活动。最开始，是一些在倡导读经的老师到良乡无偿教当地的孩子读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渐渐与孩子及家长建立了相互的信任及深厚的感情。因为读经的基础，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包括做人与生活上的态度以及对于环境健康的关心。
具体的运作方式是先由生产者自己进行前期的投入，而生产者与消费者一起进行打水井、盖小展室等基础设施的建立。彼此之间的承诺与合作是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由双方共同来承担风险。生产者进行生产，并提供实地教育活动的场所。消费者之间彼此合作，无偿进行农产品的运输与分配，或在大学校园中建立小型的销售点。农产品的价格大家一起商定，目前采用所有产品采用统一定价的方式。很多消费者亲自参与农场的劳动，大家一起进行共同学习，分享心得。
目前的困难在于人手不够，大家都是兼职的。运输是靠私人的车，有时不能保证。存在浪费问题。有时菜种出来，运不出去或菜量太大消费不了。耕作采用的方式还不成熟，产量不高，个体比较小。就国际标准来说，很多条件还不俱备。现在还不能靠有机农耕维持生计。
优势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度很高，有很稳固的共同基础。具有良好的共同学习的习惯。大家都非常有热情，非常支持，具有内在的生命力与潜力。
6.关于本地粮食生产与消费的讨论
1）本地食品系统是否可以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宝熙讲到，全球化的食物系统里，国家、地区间的食品贸易越来越多。大公司鼓励农民进行单一品种的种植，而使当地人减少了自己的食物种类。会上有人也提出，本地食品的生产销售难以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大公司的进入或许可以让农民富裕起来。杨宝熙老师回应：这种情况下，其实大部分的利润都是被跨国公司拿走，农民的收入往往很低。此外，依靠大公司进入市场，农民的根基非常脆弱，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受影响最大的一定是农民。相反，本地食品系统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即便农民能够通过这种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通过跨国贸易获得更多的钱，那么，也要看当地人是更愿意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丰富的食物种类还是挣更多的钱，这里也包含着我们怎样看待贫穷和致富的问题。
2）国内的实际情况。有人提出，在国内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国内土地资源较少，人地关系紧张。因此往往是当地适合种什么，就会进行大面积种植，这样成本较低，产量大。这种情况下，地区之间的食品贸易是不可避免的。而发展本地食品系统，品种虽多，产量必然下降，成本也会提高，竞争不过异地食品，很难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其实这里讲的是因为大的环境是单一大面积种植，因而在小的环境里发展多样化有机种植比较困难）。杨宝熙老师回应：其实本地食品经济并不反对异地交换。只是反对那些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做的不必要的交换。此外，仍旧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谈粮食生产时，是否只看到产量和成本，若在这样的思路下，发展本地食品经济当然是不合算的，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环境的代价以及人的因素。
3）消费者是否能接受与农户共同承担风险？有人提出，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对于与农户共同承担风险，比如提前支付成本费用是很难接受的。在一个不正式的口头调查中，被问到的人往往不愿意这样做。有人回应，其实仅仅是一个口头的介绍，说CSA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来运作，怎样的一个概念，是很难让人去了解它里面真正包含的东西。若不通过实践，其内涵和生命力往往不容易被表达出来。事实上，CSA的各种模式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由参与者共同慢慢摸索出来的。因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才能判断人们能否接受。而且在最开始的阶段，并不需要将所有的活动都套入到某个CSA的固定模式的框架中，最重要的是体现CSA精神。
7. 在国内推动CSA的可能性及困难
杨宝熙老师与朱佩坤老师分别介绍了CSA网络建立的过程，以及她们自己对于CSA的切身体会。
宝熙老师在香港与几个同事一起与一户农民采用CSA的方式进行合作，她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
1）饮食文化对于有机农耕的影响。比如在种植的作物的种类和数量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而一家一户的农民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同时，愿意自己在家做饭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少。这些都会影响CSA的发展。
2）信任问题。在合作过程中，消费者对于提前付费的方式往往不太能接受，顾虑比较多。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传统观念不容易扭转，另外也是因为消费者与生产者沟通不够，对生产过程参与比较少。
心得在于：
CSA的分享不仅仅是劳动过程和成果的分享，还包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从交流健康的概念慢慢会到交流孩子怎么教育，猫狗怎么养，怎么烹调出美味可口的食物等等。这样成员彼此之间的联系会很紧密，团体也会比较稳定。
佩坤老师与大家分享的是，丰之谷农场怎样从创立之初非常困窘的境况，一直走到现在开始比较平稳的发展。她讲述了期间发生的种种有趣的故事、经验和教训，并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做有机农场的心路历程。佩坤老师的经验是：
1）外在的大环境对于市场的影响。在丰之谷创立之初，“生机饮食”的概念尚未普及，因此建立消费者网络比较困难，要做很多观念上的宣导工作。而现在大家对健康和食品安全都越来越关注，因此大的环境对于有机农场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利的。
2）信任的建立很重要。最初，丰之谷只是将产品送到消费者家中，而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的机会很少。因此在农场发生困难时，一部分消费者很难给予充分的理解。此外，彼此之间信任的建立也比较困难，主要是靠生产者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后来，丰之谷开放了农场，让消费者能够亲自参到农场的劳动中来，并举办一些小活动，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3）怎样才能持续下去。佩坤告诉我们，丰之谷已有8年的历史，然而在第8年时，整个农场的收支才勉强达到平衡。除了上面的两个原因以外，也是因为有机种植的成本比较高，而消费群体并不稳定。因此在这个阶段，有机生产者怎样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并持续发展下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宝熙老师、佩坤老师分享了她们的经历后，大家开始讨论在国内实践CSA的可能性及困难：
1）CSA的形式与内涵。有人提出，CSA最困难的之处，在于实践者明白其内涵并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有机”是一个很时髦的词，商家也都会利用它大做广告。人们可以吃着有机食品，但照样疯狂购物，奢靡地消费。这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有机”的概念，它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吃什么，而是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而大部分人，可能更关注地仅仅是吃到健康的食品。因此，在实践CSA的过程中，要去把握不要将其流于形式。
2）NGO的作用。目前，国内NGO的困难在于，第一，刚刚开始起步，做这方面工作的人非常少，资源和经验都短缺。第二，国外很多NGO都有自己的农庄，实验的基地，所以比较容易去做一些推动，而国内拥有自己农庄的NGO很少。现阶段，国内NGO能做的可能是理念上的倡导和群体网络的建立。在推动农民合作上面，NGO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但经验比较少，还需要很多帮助。
3) 推动CSA的策略。有人提出，CSA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城乡差距不太大的地方做可能比较好。先从小的城市和一些特殊群体中推动，可能效果会比较好。
8.个人对讨论的一些思考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总是想从CSA上引到如何解决国内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我个人认为，首先，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太大太复杂的事情，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既不是农民，没有实践经验，又没有权力，也不是很聪明，坐在屋子里面这样讨论不会有什么比较实在的结论。我们只是一些平常普通的个体，如果有心，我们就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CSA不是为了解决大的农业问题而产生的，相反，它产生于比较发达的国家，发展于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并且是由城市里的人开始去推动的。所以从它的发源来看，CSA是城市里的人遇到发展瓶颈，在反省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它可能更多的是解决城市里的人太久远离土地的问题，解决城市里的人过度膨胀的欲望的问题。
因此我的看法是，真正意义上的CSA应该是由城市消费群体去自发地推动的。然而农村与农民，却也一定是能最体现CSA生命力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有土地和靠她生存的人，城市里的人只是以这种方式取得城市生活里的一个平衡。
国内的NGO如果想一起去发展CSA的一些东西，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而不要被其它地区的模式限制住，甚至不要被CSA限制住。所以，在最开始的阶段，去介绍一些外面的经验是有助于大家抛掉自己的成见，去看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在这之后，深入地调查本土的情况和进行自己的思考是更重要的。从精神到技术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生产劳动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宝藏，蕴含丰富的智慧。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自己的特色。
广州经验分享会:
1． 会议分上下午两节进行。上午主要是介绍香港的具体经验，包括嘉道理农场、有机农夫和有机大使。嘉道理农场的苏丽敏介绍了农场的历史与理念。农场从支持香港农民和农业开始，到积极推动对环境与生态的保育，其中提出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化城市中，一个有意识又会付诸行动的消费者群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有机农夫袁连昌讲述进入有机农业的过程与具体艰难。而有机大使则细说从个人健康生活到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旅程，慢慢突显对环境生态保育、对生态农业、对生产者的关顾的精神和生活模式。
2． 针对香港的分享，与会者提出一些疑问，包括技术性的如有机的生产方法、有机与非有机废物的处理、如何分辨、有机肥料的生产与利用、消毒净化和生产认证等。对于有机的原则，与会者倾向以简单得是否使用化肥农药来判断，但这往往会做成纯技术的偏执，忽略了一些生态理念，例如低投入、高产出，生态平衡，土壤保育等。与会者也提出了消费模式的重要性，觉得消费者教育是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这也与一个互助互利的销售模式的建立有关。但市场上对有机或符合生态原则的产品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有人提出疑问，有人认为有机产品比较贵，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此外，与会者也提出人与土地与自然，息息相关。
3． 与会者讨论在中国推动落实CSA理念的可能性。有人提出推动建立互惠、互助、互信的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寻找生态农业基地。要建立一个互相分担风险的城市与农业的关系。有人提出消费者这个环节。有人说不是唯一一个体现合作、互相支持和关顾生态等理念的模式。 有人认为要突出这些活动中的乐趣。有人认为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农业是其中一个关注点。
4． 有与会者指出自己对有关工作的理念是：要体验人与自然的亲和感、是人的一种生活追求，探讨人和自然在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关系、以及对城乡关系的反思。在有关社区支持农业方面的理念的讨论不多。讨论很快就进入工作的具体内容，提出的想法包括：消费者教育，内容是有关自然和健康食品等，要实践结合理论，从行动中教育。消费者教育主要针对草根阶层。也可以先总结现有的经验，从学习这些经验开始。此外，有人认为要支持有机农夫，做出有机生产的实际经验。有人建议建立一些交流的平台，让资源可以互动，互相支持。有人则认为民间组织作为中间人去推动有关活动是关键，这样的载体要出现。
意见反馈
1.在国内现实情况中推行CSA的可能性及困难：
1) 要找到愿意尝试新的方式的农民和消费者，观念上的问题不容易改变。如果农民和消费者不能充分理解CSA的内涵，彼此沟通不够，会造成很多纠纷，存在信任危机
2) 缺乏基层运动的力量（如消费者运动），城乡差距太大，公众意识不高
3) CSA在国内刚刚起步，现实情况会有很多困难存在，需要NGO长期的推动
4) 农民找不到合作者，渠道不畅，特别在北方比较困难
5) 国内现在太追求经济利益
6) 有机农业实际操作面临问题，需要相关的技术指导
2.对我们将来在国内推广CSA的建议：
1) CSA最重要的是其精神内涵，包括生活的价值观和对健康的理解，认同CSA精神的人（特别是推广者）需要实践和亲身体验，有地的想实践CSA的人不要只重视如何盈利。
2) 建立一个培训基地，加强生产者消费者的沟通，并从理念上提高认识
3) 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和实践机会，多一些交流活动
4) 找相对较小的城市起步，利用媒体引起关注
5) 加强NGO之间的合作，多给NGO一些经费资源
6) 办一份通讯传播CSA的理念，重建遭到破坏的道德，恢复内心的信任
7) 首先要对国内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查，要注意国际经验与国内实际的结合
8) 在城市建立固定的环保食品销售点
3.交流会中感受最深刻的是哪些活动、哪些课题、那些概念
1）感受到社会人类及环境面临的危机，希望通过各种切入点来面对和解决。
2）怎样开展有机耕种？怎样能够让社区更加支持有机耕种？人与自然、农夫与消费者怎样建立双赢的局面？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助。生态农业。通过CSA农夫与消费者的关系密切了，而且提高了农民（群体）的自我认同，这对长久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农民颇具意义。共同购买。有机原则。CSA原则。社区合作，例如多元生产模式的形成与参与式（消费者与农夫共同参与）发展，城乡人互信、互助、互惠、互利、互导。
3）中国推行CSA的困难。农夫的力量单薄，需要更多各地的农夫或其他途径来解决生产问题。对不同地方的农民生活情况理解不足。城乡有不同的观点。
4）讨论CSA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热烈。提供不错的反思平台。
5） 建立另类市场的探索。由可持续的生产，可持续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到可持续的食物系统。
6） 有机大使是NGO工作的重点，培养更多人才能推广CSA。
7）有人在默默地进行保育工作。应该关注更悠闲、环保的生活方式。
8） 欣赏社区伙伴与嘉道理农场的共同信念与团队精神。
4.希望有什么样的后续活动
1)城市人多了解农村情况。多分享农夫的经验，包括实际上操作的问题。有更实质的社区如何支持农民的交流会。应该开始合作，找出解决的办法。到农村去和农夫做互相有利的活动。
2)希望有更多的活动。合作，分担。以实践活动观摩，参与发现农夫的问题，例如苏的农场为什么不能创利，去实地分析。
3)希望有示范点，除了从理念上的相互影响，同时在实践中有影响。例如调研CSA在广州实现的可行性。可考虑联系某近郊的生产队或有机农夫，直接听取农民的需求建议，或在广东近两年推广有机农业或CSA的可能性？
4)探讨“共同种植”有机农作物的模式。
5) 根据实践的需要，设计具体的技能培训项目。
6)这次主题欠清楚。总结及组织困难。下次主体可考虑：NGO在推动可持续农业中的角色，在中国如可推动民间主导的可持续农业。
7)更多讨论NGO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
会议分享者与协作者背景
分享者Raweewan Srithong （Jane）于1989年毕业于曼谷达姆沙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的法律系。毕业后她加入了泰国中部城市素攀（Suphanburi）的一家民间组织。这个组织叫农村生态技术促进会（Technology for Rural and Ecological Enrichment），简称TREE。她在这里参与农作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1995年她和她的丈夫离开TREE, 在丹昌（Dan Chang）创办了自己的组织，主要是发展农业生态学和保护农作物的遗传资源。丹昌位于泰国西部边境山区中，与缅甸交界。因此一些参与项目的社区居民属于缅甸克伦邦人。
他们在贫困的农村社区中开展工作，推动共同学习的计划。对于 Jane 来说，共同学习包括在克伦邦妇女中复兴传统的染色与编织工艺，探讨当地人特别是女性的知识与智慧，并就市场营销方面为当地有机作物生产者提供建议。Jane从事泰国CSA项目已有1年时间。泰国的民间组织在另类市场营销的发起上已经有10年的经验。在这一领域里，Jane所知甚丰。
分享者杨宝熙是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农业部行政主任。下面是她的自述：我在2000年加入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农业部，之前对农业的认识很少。加入农业部之后因主要做行政的工作，所以有关农业的知识亦只限于理论上和书本上的。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农业部曾于2003年11月举行一个CSA的研讨会，加深了我对CSA的了解。最近农场一些职员成立了一个CSA，我是主要的负责人，所以有一些消费者的实际体会。
位于白牛石的嘉道理试验及推广农场(即现在的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是嘉道理农业辅助会总部。在提供农业辅助之余，农业辅助会也在本园大部份地方加以美化，令农场演变为一个根基稳健的植物园。近年来，本园把重点转移至自然保育和教育两方面。教育计划的内容集中于本园和香港境内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机耕作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应用。
分享者朱佩坤对于食物的认识来自于她在餐厅和旅店的工作经验。在1993年她与别人一起创立一个叫做“有机概念”的团体。在1995年她成为“丰之谷有机农场”的理事，并1999年成为“有机园”的理事。致力推动社区花园及生态旅游，朱佩坤也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同盟（IFOAM）及香港有机农业协会（HOFA）的成员。同时，她还是香港有机农业协会的现任主席。
丰之谷有机农场的产品是装箱卖出，并通过让消费者访问农场，参与农场的活动进行教育。有机园是一个“一站式”（多功能）的有机天然食品商店，有全职的工作人员进行有机食品和有机生活的倡导。
分享者苏丽敏是嘉道理农场农业主任：负责社区推广工作及义工小组发展，于2004年9月带领有机大使到台湾考察，了解共同购买及合作社的运作。2004年10月，联同有机大使于大埔运头堂成立共同购买，现有会员80人，在未来一年将成立合作社，以支持农夫及推广有机生活。
分享者王玉珍、胡洁爱、刘燕卿是嘉道理农场义工小组(有机大使)：通过烹饪、健康、无污染家居及共问购买等生活实践，以第一身的经验于社区内推广有机生活。
分享者袁连昌是农夫，他做农夫前是一间食品公司的电机技术员。他自小便热爱耕种，在九十年代初从绿田园中认识了有机耕种。于2003年元旦辞去食品公司的工作，建立康苗农场，开始他的农夫生涯，经历身为农夫的喜与乐。他成功摆脱分销商的剥削，凭着他对有机农业的热诚，建立消费者与农夫互相支的关系。
协作者吴美玲是一位有经验的发展工作者和政策研究员。以前在一家国际发展机构工作，现在在为许多发展机构的发展项目做顾问。她特别关注应用人类学和自由贸易对中国农村的影响。
协作者陈惠芳来自香港的发展工作者。有多年从事发展工作的经验，最近两三年为不同的民间组织进行项目评估、策略计划、以及培训等工作。
协作者朱明是广州志愿者，现在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商业评论》工作。有三年参加发展工作的经验，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农耕/民艺/乡村教育等几个方面的发展。
最后特别感谢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及百合素食为北京两次会议提供的帮助！
附录一：
可持续农业的另一种市场体系——泰国“社区农业”案例分析
主讲：Raweewan Srithong
序言
过去，农民靠种地就可以提供给自己生存所需的所有食物，或者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他们只会把多余的产品卖掉，换成工具以及其它一些自己所在的社区里不出产的东西。农民和消费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过去，市场是一个场所。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带到这里卖掉，与想要他们东西的人进行交换。市场会为买卖双方带来友好的关系。
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场所，它同时也是一种食品销售的机制，一个会刺激人们购买欲望的系统。农产品的运输距离越长，其间的交易越复杂，消费者必须支付的最终价格也就越高。而这些食品在消费者买到手之前，已经在中间的过程中逐渐败坏，不再新鲜，不再富含营养。并且，在这些中间的交易里，附加在产品上的价值都被中间商拿走了。
农民们不得不通过中间商卖出他们的产品，这样他们就无法根据自己产品的真实成本来制定价格。中间商控制了整个市场——从在农场大门前收购产品，到运输再到卖给最终的消费者。农民和消费者都得分担这个过程中的所有成本。农民能得到的收购价格被尽可能压到最低，通常低于产品的实际成本。与此同时，商家打出广告来刺激人们消费，而消费者最后不得不承担广告的成本——这些成本都会体现在食品的价格中。
市场机制打破了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现时，农民不知道他们的产品要在哪卖，卖给谁，同时消费者也不知道他们吃的是谁的产品。他们的友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减弱并最终瓦解。农民要挣更多的钱，所以就得生产更多的东西。为了使产量最大化，合成的化学制剂，像激素、化肥、农药等等被大量地使用。这些化学制剂对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都带来了很负面的影响。
那么，为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他们之间应该建立起怎样一种关系呢？
发展另类市场
泰国政府在推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现代化农业依赖于进行单一耕作的商品作物（cash crop），需要额外的投入。在这个系统下，农业不是为了直接的需要来生产食品，而是为了生产农产品进行对外贸易。在这个系统里，农民只是生产，消费者只是等待市场上所提供的食品。在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整个交易系统都被中间商所控制。
在资本主义农业里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曾经能够种地满足自己一切所需的小农渐渐不再能自给自足，他们得不到食品保障。生产需要很高的成本，市场价格也不稳定，这些因素都导致他们负债或丧失土地。合成化学品的使用污染了土地、水、空气和食品。商业性耕作和农场环境的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被破坏。而以前，这片土地曾经为农民提供过很多自然的食物来源，比如鱼、螃蟹、虾、青蛙以及大量可食用的植物。
在过去几十年里，泰国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主流农业（使用农药化肥）转成可持续农业。这要归功于几家民间团体（NGO）的努力。他们觉察到主流农业对于小农的生计以及自然资源与环境减退的影响。
我们是怎样为小规模经营可持续农业的农民寻找到出路的呢？现在，他们有己决定的权利，并进入适合他们的市场。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另类市场的概念。
所谓另类市场是指“在农民与消费者两个团体间建立友好的关系，彼此合作管理可持续农业系统而使得本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具有可持续性”。另类市场的首要原则是：产品应该决定市场。它强调产品应该首先在种植它们的社区之内被销售，然后才会考虑卖到较远的地方。
其它原则还有：
1）产品的产出和销售过程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2)价格对农民和消费者两方面来说都必须是公道的。
3) 农民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没有中间过程。
在泰国有些地方根据各自具体的环境还发展以下几种具有不同特点的另类市场。
1)合作型——农民和消费者两个团体一起合作进行管理，并分销农产品给消费者。
2)农场店铺型——消费者住的离农场很近，可以直接去购买产品。
3)社区市场型——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农民把他们的东西带到一个特定的场所，在特定的时间里卖出。可以是在学校里、医院里等等本地社区中。
4)路边市场型——农民在路边进行买卖。
5)会员型——一群消费者向农民订购产品，农民之间进行合作，送货上门。
6)销售中心型——这个中心属于农民的团体。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带到这个中心，消费者或零售商到这里来购买。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一个一个分散的农场了。
另类市场的价值在于：
1)它使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友谊，因为在这里，他们经常见面并直接进行交谈。
2)它使农民有了食品保障，因为他们可以留够自己要吃的，再把多余的产品卖出去。
3) 它所建立的食品系统是基于生态平衡并促进环境恢复的。这使得当地的社会和文化都具有越来越高的可持续性。
这些好处使农民和消费者都意识到恢复曾经被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打破的合作关系与重建彼此之间友谊的重要性。
在泰国全境，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尝试可持续农业。很多都建立起自己的网络。然而，我们还是要问一些问题：消费者能真正理解这些吗？他们能够了解什么使可持续农业吗？可持续农业又是怎么促使农民和环境的状况得到改良？他们关心食品污染和食物对于他们自身健康的影响吗？他们愿意支持农民和可持续农业吗？
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后面简称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CSA的重要原则是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也是“股东”，也要承担生产耕作的风险，比如可能遇到自然灾害等等。
1965年在日本，一群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加工和进口食品越来越多，而相应地，本地农产品越来越少。于是，她们就与有机食品的生产者达成了一个供需协议。这就是被叫做Teikei的制度，Teikei是有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这一理念后来传播到北美和欧洲，并逐渐发展成为CSA。
CSA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品经济体系并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来实现食品保障和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CSA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和条件，因此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模式。通常，CSA是由一群消费者发起的，这些消费者一般都关心自己的食品、健康和环境。他们承诺支持一个或一群农民生产有益健康的食品，食品的价格应该使农民能够持续地经营自己的农场。
农民对于生产会做一个计划和预算。所有的成本会分摊到每一个“股东”（消费者）身上。每个股东可以投入现金，也可以投入劳力——参与农场的劳动。而产品，不管有多少，都会分给每一个股东。
CSA是由一群年轻人介绍到泰国的，他们想在乡村发展CSA，并寄希望于这个系统可以解决粮食短缺和中间商操纵的不公平贸易的问题。2001年，他们在曼谷郊区成立了“阳光花园”（一个团体：Suan Doung Tawan），同时也开始了一个CSA项目。这个项目是由日本志愿者中心（JVC）支持的。阳光花园里CSA的股东不超过20人，其中大部分都跟农场的管理人Dissatat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到现在，CSA仍然没有在大范围内得到推广，主要有下面几个原因：
1)消费者通常并不理解可持续农业和有机种植
2)泰国消费者没有组成自己的团体——泰国人不太喜欢团队性的工作
3)尽管一些消费者会关心有机和健康食品，但是他们住得太远太分散了，所以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CSA的运作在送货方面就很困难。
4)大部分城市居民（采用现代生活方式）更喜欢包装食品，并且比起在家做饭来更愿意买已经加工好的食品。
消费者中对于健康和环境越来越多的关注是CSA的一个支持因素。CSA能够运作起来
的一些其它条件还包括：
1）在同一个社区的消费者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他们必然会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消费者的社区。
2） 消费者需要了解由市场机制引起的农民的问题和社会问题。
3）消费者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在一起彼此分享，很好的理解可持续农业或有机农业。
CSA使农民和消费者走到一起，他们相互之间可以交换意见并在一起构想不同于以往的解决之道，使环境、本地的食品经济和社区具有可持续性。当然，消费者同时也会得到健康干净的食物，它们让周遭的一切也都拥有了健康。
附录二：
社区为本的有机农业的起源及国外建立的经验
香港有机农业协会朱佩坤
为何选择「社区为本的农业」?
食物生产全球化导致:
•食物里程 -- 农场到市场
•大量入口食品影响本土经济
•农地被发展为工、商及住宅楼宇
•农户多由乡村迁移到城市，同时老农缺乏接班人。
高度发展资本社会导致社区面临多种社会问题
• 人际关系疏离
• 济转型 --贫富悬殊
• 生态环境被破坏，造成污染
• 影响人与所有生物的健康
什么是社区为本农业?
• 是由农场(生产者)和社区(消费者)合作建立一个本地食物 生产的农耕计划。
• 双方均承担责任，分别有义务，亦同时享有权利。消费者承诺分担农场经费以至失收的风险，换取农夫承诺的新鲜农产。
• 重新拉近人与人之间，与食物、与土地的关系。透过支持本地生产，人类更关注身体及环境健康，增加社区意式。
背景
•1965 =日本的 Teikei = 合作、伙伴 =有农夫的脸在上面的食物。
•1984 =瑞士 Jan Vander Tuin 与人创办 :名‘Topanimbur’社区支持的农耕计划。
•1985 = 美国 Robyn Van En – Indian Line Farm (S. Egremont, Massachusetts)
CSA – Robyn Van En, Jan Vander Tuin, John Root, Jr. & Charlotte Zanecchia
•1986 –农夫Hugh Radcliffe 加入，Indian Line CSA正式运作。
资料数据
• 美国 = 超过 1,000 CSA，2001年尾，有登记的CSA有761个，加州占66个
• 加拿大 = 较知名的约35个
• 世界各地 = 澳洲、纽西兰、英国、瑞士、巴西、墨西哥、匈牙利等。
CSA : 一般规模
• 农场平均面积为 35英亩
• 会员数目 = 35 – 200 甚至高达650个
• 食物 = 每星期约 2 - 5 公斤(或两至三人份量)
• 每份价钱 = 约 $10 - $35 美元
(平均每份 = 每22星期为$346.00美元)
• 会员可能须邀 $225.00 – $500.00美元不等
怎样建立一个社区为本的有机农业
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成员主要包括农夫和一些消费者的代表。这些义务的支持者通常会负责所有农耕以外的一切活动和运作；而农夫便主力种植和负责管理农场。
怎样建立一个 CSA ?
核心小组 (农夫 + 社区代表) 负责 --
• 建立一个商业运作模式，待双方认清彼此的权责。
• 商讨设订财政预算及一个详细生产计划，包括每季的作物品种、收成时段及分量等。
• 设定推广策略及履行会员教育。
• 议定价格。
• 管理财务 --营运资金及收支记录。
• 组织物流，运送食物 (建立分送点及分送程序) 。
运作模式 (1)
选择一个已运作的农场。农夫对生产管理有经验，并明确知道他的责任。社区负责教育、推广及组织会员负责不同类别工作，如会计、出纳，分配包装、运送等。既定工作日后可以对掉。
运作模式 (2)
• 选择一组农夫 ，生产蔬菜+水果+奶品等。
• 或不同 CSA 提供不同农产品，如蔬菜、水果、 鸡旦、肉类等。
• 一些农地希疏的地区，CSA 会考虑合资买地，雇用一个农夫致力生产。
财政预算
由小组成员负责调查、计算营运项目：
•田租、种子、农具、物料、肥料、机械及其维修费等。
•薪金、交通费 、运费等。
确定收支的分配：
•财政预算中的支出由CSA成员摊分(一笔过或分期)
•收获平均分给会员/股东(一份/ 半份)
设定 「股分」价格 (核心组织)
• 把农场营运所需的项目开支加起来 = (包括农夫的薪金、行政费、运输费，农具、种子、肥料等) 。
• 把农田总面积计算可以分多少种给两至四人食用的小块田。
• 将总数除以小块田的和。
• 得出的数字便是一份「股分」的价格。
营运 -- 农耕计划 (农夫)
•按照地理及天气，计划每季的种植计划
•需预计收获的时间、品种及数量
•尽量符合社区的一般口味
营运 -- 物流 (双方合作)
•先统计总收获，平均分配予会员
•会员一齐参与整理，包装及运送
•部分会员可选择到农场领取
•或运送到不同的分送点，分派给其它会员
彼此合作前的考虑
• 评估天然资源 -- 选地、泥土、气候能否适宜生产本区消费者所需求的优质、新鲜作物。可否有足够农地，以最低生产值计算，仍能令农户保持合理生计。
• 人力资源。
• 农耕知识、技术和经验。
• 财政状况。
• 市场统计 --股东、会员，或客户数据。
• 法律问题 -- 保险，法律责任。
不同类别的社区支持农业(CSA)
• 订购式 --农民把农场生产以固定分量直销给消费者，但保留农场管理和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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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5-1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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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3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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