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一个毕生反对建三峡大坝的水利专家

三七生

黄万里，祖籍为原川沙县，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

黄万里先生的夫人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就职于清华大学）。

1945年在南京出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批准给研究生授课。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央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万里老朽手所书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很多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就不是院士。例如，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1957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1992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难道别的科学家就不知道泥沙砾石首先是在水库尾部淤积，会淤塞重庆港，会加大水库的水力坡度，会淹没重庆部分市区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因为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彻底失败和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错误而树立起来，中国政府还在继续错误的水利政策。

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被划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1964年，黄万里曾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炎培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而黄万里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在央视2003年10月31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黄万里。其后黄万里之子黄观鸿公布了黄万里生前的控告信并援引《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予以批驳。


三峡工程不能建

序：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三七生

《花丛小语》

黄万里学识渊博，喜欢中国古诗词，经常以诗言志，而且写得很好，毛泽东对此印象特别深，他在多次场合对人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

1991年，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曾写过一首诗，称赞黄万里：“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功钦饱学，不只是诗才。”

1957年6月19日，也就是“反右”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时候，《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刊登了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不久前在《新清华》校报发表的《花丛小语》和一首《贺新郎》的词，来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经典之作”，成为闻名一时的全国人民“反右”斗争的反面教材。接着，作者也自然而然地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花丛小语》是一个政治短篇小说，内中借着几个人物的对话，不仅对北京的市政建设和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当时三门峡建坝的方案出来后，有些专家明明知道水流必带泥沙，本想让“黄河清”的三门峡工程却是一次失误却不加反对，甚至跟着上面高唱“圣人出，黄河清”。小说起头的人物田方生，即是黄万里的夫子自道，一出场就吟诵着自己所作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孽。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盼处士，杳无消息。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泛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1991年6月，已是八旬老人的黄万里自编多年书写旧体诗词为一集，名为《治水吟草》，并为之作序，自费打印，分送亲友。这本自印诗词集包括《右冠残草》30首，《治河咏怀》15首，《忆旧感怀》26首，《漫游闲咏》29首，共计100首。其中《右冠残草》讲述作者22年的右派生涯，开篇就是那首著名的《贺新郎》；《治河咏怀》则讲述自己为何一生要矢志献身水利事业的内因以及为此所带来的个人厄运。

黄诗中有“访旧深忧半为鬼，思朋唯恐尽经囚”沉痛之语。因言罹祸的黄万里为什么会与牟宜之有着过往？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黄的妻子是同盟会元老丁维汾之女丁玉隽，而牟宜之又把丁维汾叫姨夫。《治水吟草》中，有三首是写给牟宜之的，一首《赠牟宜之》的五律，两首长体古风，一首《莫愁行》，另一首是《答酬宜之十八韵》。前两首写于1963年，后一首古风写于1973年3月，当此之际，两个诗人的境遇都极其艰难，而牟宜之的处境则更为蹇滞困顿，过得经常是颠沛流离、“飧尽盘空”的日子。所以，诗人的《十八韵》下笔就是哀伤感怀、涕泪横流：黄万里所期盼与牟宜之的“三生之约”，没有应验，得来的却是一个凶信。仅仅两年后，66岁的牟宜之未及平反，就因病客死在济南了。好在《牟宜之诗》的出版，让人们知道了还有一个生平坎坷的诗人牟宜之。

拜诵宜之枉答诗，顿时簌簌泪交颐。

时清不及英豪士，忍逐骅骝落僻陲。

函谷山头柳垂绿，黑龙江畔雪还澌。

柳条弄色怜人远，雪粒吟声促客羸。

飧尽盘空腹饥鸣，炉存虚火岁寒欺。

南山种豆多芜秽，北斗浇愁奈老衰。

乡里小儿项领挺，死生同志礼情违。

一从弃置无人问，独自行歌有鸟知。

耿耿丹心悬日月，重华何处就陈辞？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

身在北疆无所预，胸怀郁郁匡时略。

日边春色自烂漫，塞外愁云空落寞。

困卧沧江悲岁晚，焉知书剑沉荒漠。

携来诸子逞英姿，浩气凌云博雕鸮。

才尽难进光禄叹，途穷莫作步兵哭。

当年为国肯捐躯，今日沉沦应磊落。

天道无亲与善人，尽交后会三生约。

此年此日空相依，来岁来朝更何若？

三七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抱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性直敢言，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

　　中共建政后，黄万里执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这种性格，在他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请前苏联拟定一个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原列宁格勒设计院拿出设计方案。前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拿出的方案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要在黄河干流建造46个水坝，三门峡大坝只是其中之一。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
　　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黄万里对此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驳。
　　他说，黄河“造床质为泥沙”，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他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三门峡修建拦河高坝，泥沙在水库上游淤积，会使黄河上游的水位逐年增高，把黄河在河南的灾难搬到上游陕西，造成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祸患。
　　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预言三门峡祸患得到验证却无功

　　三门峡工程1957年4月动工，1960年9月建成。建成的第二年，黄万里的预言即不幸被言中，大坝内泥沙多达16亿吨，一下子淤积成灾。第三年，潼关河床淤高4.6米，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无法避免，两岸百姓生计受到影响。
　　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无可避免。1964年，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每台机组发电量5万千瓦，共20万千瓦，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
　　这第一次改建还是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又第二次改建，花了6000万元，将原坝底的6个排水孔全炸开，而黄万里早在动工之初就力主这6个孔不要堵死。
　　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1964年动工改建，直到1973年12月改建才最后完工。
　　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三番五次的改建后，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实际上，反对三门峡工程时，黄万里的身份已是右派。1957年黄万里在“鸣放”期间发表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使他坠进了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这篇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到了1973年，三门峡工程改建末期，黄万里这名右派被发往三门峡工地，白天劳动，晚上读书，“自研治黄之道”。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此时他已年近古稀。远在异国的儿女问他，身体好不好，要不要人照顾，他总是说，“我什么愿望都没有，只要我的观点能发表、能为世人所知，就行。”他最看重的是他的观点能不能得到认同。

继续说真话，屡次上书反对三峡工程

　　之后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室工作。他最关心的是长江三峡工程，和1957年一样，他的观点又是与众不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他想起了半个世纪前在长江上游的实地考察，他开始极力证明他的观点。其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长江河床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建大坝后砾卵石难以排出，将堵塞河道，天长日久，后果不堪设想。
　　黄万里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为此，黄万里分别于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和1993年6月14日三次上书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务委员，表达了“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观点和原由。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再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虽此坝业经人大通过由国务院定期动工修建，但国务院不能卸却核定该坝修建可行性成立的责任。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
　　可以说，黄万里对中国水利事业满怀着一腔热血，连续上书都泥牛入海的情况下，他仍没有放弃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关心。2000年4月，黄河问题越来越突出，他又把自己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寄给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这年他已年届89岁，且处于癌症晚期。
　　2001年8月，在与癌症抗争17年之后，黄万里再一次躺到了病床上，中旬，癌细胞扩散，病情日益加剧。
　　8月8日，他时昏时醒，在两名学生探视完离开后，他向时刻守候在床前的夫人要来纸笔，留下了遗嘱：

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尽管人微言轻，黄万里并不以自己的意见遭受打压而悲观灰心，在不改变三峡工程上门的情况下，又对长江堤防建言，其心可谓伟大。
　　2001年8月26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去世前一周，8月20日，是黄万里的90岁诞辰，清华大学水利系为病重中的黄万里举行了庆祝活动，赢得全场最长时间掌声的，他的女儿在贺词中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2000年春，病中的张光斗得到国务院三峡工程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
　　“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三七生

黄万里预言，如果三峡大坝上马，将会出现十二种灾难性后果：1、长江下游干堤崩岸；2、阻碍航运；3、移民问题；4、积淤问题；5、水质恶化；6、发电量不足；7、气候异常；8、地震频发；9、血吸虫病蔓延；10、生态恶化；11、上游水患严重；12、终将被迫炸掉。
黄万里数次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人搭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也不给。

王小胖

先生重提这个话题，是不是有预测到什么

碧云天

水灾频频呗，武汉的水灾刚过去，四川又将迎来水灾，但愿四川的问题不要太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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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黄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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