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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松按：最近文集《警惕科学》出版，其中部分文章在微信平台上重新传播，再起纷争。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全面否定科学的文章，遭到的批评更多。然而，很多批评我的观点，其实正是我自己曾经的观点。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从那种观点走出来的。
作为物理系学生，我曾经是天然的强科学主义者。后来经历了从强科学主义到弱科学主义，再到反科学主义的思想转变。《警惕科学》所收入的文章已经是这个转变过程的后半部分，第一篇文章《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就已经是反科学主义的了，对于科学的口气已经颇有不恭。为了呈现思想的连续性，我把更早的一些文章，重新张贴出来。《绝对正确》大概是从弱科学主义到反科学主义的转折点。此文写于1997年，此前我还处于弱科学主义阶段，反技术滥用而不反科学。此文所表现的，则是对科学本身的小心翼翼的怀疑。
文章完成之后，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刊物。曾有一家隶属中科院的科普杂志有意发表，但是要求我找一位学术界著名人物写个评语，证明这篇文章表现的思想是正确的——我当时是《中国矿业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属于业余学术爱好者。承蒙当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兵教授青睐，在此文手稿上写了隆重的评语，称赞此文表现了最新的学术思想，正确！呵呵，把正确作为发表与否的标准，尤其是对于我这篇怀疑正确的文章，挺扯的：）。—不过，但是，即使有刘兵教授力挺，还是未能发表。
第二年，我就读两院博士，并完成了从英雄钢笔到键盘的转换，此后大概就没有手稿了。再不久，进入网络时代，我就把这篇文章提交给几个网站，其中应该有当时刘华杰副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这篇文章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一个文摘上。当时朱正琳先生主持以书代刊的《成长文摘》（山东画报出版社），看中了此文，在没有原发刊物的情况下，把此文给摘了——注曰：“摘自网络”，发表于 2001年第四辑。第二年，收入了文集《堂吉诃德的长矛——穿越科学话语的迷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文中最后提出的问题，我在2001年一篇讨论科学精神的文章《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中做出了回答。
2014年5月15日，于哈佛大学Lamont图书馆】
绝 对 正 确
田松
孩子们常被家长和老师教育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饭前洗手是对的，睡前不刷牙是错的；对人有礼貌是对的，偷人家的东西是错的；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的，托勒密的地心说是错的……
老师和家长以同样的口吻宣布这些生活规则、道德律令和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孩子们接受了它们，认为它们是当然正确的。当他们长大，再以同样的方式传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些规则、律令和知识在什么条件下是正确的？是什么保证它们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最初是令人恼火的。人们希望存在绝对正确的行为准则和绝对正确的客观知识，并愿意把已经得到的准则和知识视为绝对正确，使得自己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精神空间中生活。而这个问题则对正确的绝对性表示了怀疑，它可能引起两种反应：其一，绝大多数人感到荒谬、可笑，认为提此问题的人是忧天的杞人，精神不正常，有毛病；其二，极少数同样思考着但又要捍卫其绝对的人感到了危机，其实问题往往是他们提出来的，思考和捍卫的结果使神更加丰富了。只有比人更有力量的神才能保证其正确的绝对性。但是神如何能保证这种绝对？答：神本身是绝对的，神授的东西当然是绝对的，问题在此陷入逻辑循环，解答完毕。这个问题的再次提出，则是对神的亵渎，它在撼动人们心中的精神支柱。而当人们感到这种撼动时，渎神便不再是疯子般不自量力的可笑行为，开始有了实际的破坏力，应予以严惩。所以布鲁诺被处以火刑。
当然，现代学者把道德律令视为社会的约定，其神性已不复存在。但被视为客观知识或真理的科学，是否仍然有其绝对正确的神性呢？在相当多数人看来，科学的使命就是获得确定的准确的也就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科学发展的过程乃是逼近绝对真理排除绝对谬误的过程，因而科学之正确的绝对性随着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尤其是在人们依照牛顿力学找到了海王星，依照麦克斯韦方程组发现了电磁波之后，科学已经成了绝对正确的代名词。科学是神的最后一个避难所。
但这个避难所也不再安全了，它的危险来自于科学自身。
当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正确的时候，当我们用正确这个词来描述一项事物的时候，我们心中必然预先存在了一个标准，与这个标准相比较，得出正确与否的结论。那么，是什么保证这个标准是正确的？这个问题一直追问下去，终将发现，一切知识的基本框架，在逻辑上都属于假设。科学也不例外。一切判断都有判断的标准，这个判断的标准也可以成为判断的对象。无标准的绝对判断是不存在的。比如地心说和日心说。
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不是哥白尼。古希腊的阿利斯塔克（前315?—?230）就认为“恒星与太阳是不动的，地球沿一个圆周的周边绕太阳运动，太阳则在轨道的中心”。但是有几个问题他无法解释，首先是和人们看到的太阳东升西落的常识相矛盾；其次如果地球运动，应该看到恒星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但是当时的天文观测精度还不能发现这个变化；托勒密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证是：如果地球运动，物体从高塔上自由下落，就应该落在偏西的位置，而按照当时的观测精度，物体总是准确地落在塔的正下方，所以地球没有动。托勒密（90—?168）的理论之所以长期被接受，一是它能很好地解释当时所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并能对行星的位置做出足够准确的预测；二是它与当时的以亚里斯多德为主导的科学背景相协调。也就是说，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地心说是对的，日心说是错的。哥白尼（1473—1543）如果仍然提出一个阿利斯塔克式的日心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哥白尼给出的是一个定量化的日心说体系，它能够解释托勒密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现象，并且提供了一个精度与托勒密理论相近的星表，这就使得哥白尼的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同时，哥白尼体系更具简洁性、协调性和内在一致性，它对很多天文现象做出了更简单更自然的解释。比如托勒密必须为每一个行星引进一种特设的本轮才能解释行星的驻留和逆行，而哥白尼则以地球和其它行星的相对运动简单地解释同一现象。但是，托勒密提出的高塔落体责难哥白尼仍不能给出很好的反驳，这要等伽利略（1564—1642）研究出惯性原理和相对性原理之后才能以日心说予以解释，事实上，由于地球自转，落体并非偏西，而是偏东。伽利略动摇了亚里斯多德物理学的基础，使科学背景发生了转变，这才使日心说获得了生存的土壤，被广泛接受。而这时的日心说已经是开普勒的日心说了。开普勒（1571—1630）对他的老师第谷留下的测量精密的天文数据作了大量的分析、拟合、试错，终于发现，用椭圆轨道代替圆轨道，把太阳安置在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简洁的天体几何学。开普勒只用了7个椭圆就解释了哥白尼用48个圆、托勒密用80多个圆解释的全部现象，并且达到了更高的精度，而这7个椭圆又可以浓缩成三个定律。四分之三世纪后，牛顿（1642—1727）把伽利略的地面物体运动力学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统一起来，一共只用了四个定律：所谓的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
科学的发展可以解释为不断地克服谬误的过程，但也可以解释为不断生长的过程，而那所谓的谬误，则是生长中必不可少的养料。蝴蝶是美丽的，但它是由菜青虫长成的。不能简单地用对和错来评价蝴蝶和菜青虫，作为蝴蝶，更不应该说菜青虫是错的。
那么，以现代科学的标准衡量，是否地心说是错的，日心说是对的？否！现代科学给出的宇宙图景是这样的：卫星绕行星运转，行星带着它们的卫星绕太阳运转，整个太阳系绕银河系中心运转，银河系这个整体也在运动。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运动中心，运动本身也是相对的。以爱因斯坦之后的现代天文学衡量，历史上的地心说和日心说都是不完备的，当然在太阳系范围内，牛顿力学除不能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基本实用。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即使牛顿物理学，也只能回答：这取决于你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假定地球静止，那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只要在日心说的基础上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尽管这个运动图景要复杂一些。运动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
但人们经常以绝对的口吻讲述它们。
信徒往往必比先知更为狂热，这句话对科学的信仰者仍然成立。科学上每一个有创见的大师都深深的知道他的创见所根植的土壤，如牛顿所说，他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是因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这不是言不由衷的谦虚，而是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不完备所在。牛顿的理论给出了天体如何运行，但是没有给出天体为何如此运行，牛顿并不满足把“第一因”简单地交给上帝，他还想知道上帝为何让天体如此运行。他晚年以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神学，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炼金术占星术的手稿，这与他的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对立。用偏离了科学的殿堂，陷入了神学的泥潭这样的充满褒贬色彩的话语来评价牛顿，恐怕是牛顿本人不能同意的。我相信，在牛顿自己看来，他的科学和神学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科学是从寻找绝对开始的，但科学的发展却使绝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牛顿物理学排除了绝对的运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排除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只承认物理学是人类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不承认物理学揭示了自然界的本质规律。本世纪的物理学大师很少有人相信自己掌握的是绝对真理。对科学的任一个命题不断进行“为什么”的追问，总会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否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又能为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规律？这个从前的物理学家赖以工作的前提，现在的科学信仰者不假思索地认为当然是“是”的问题被科学自身提了出来，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对此问题的回答谨慎地倾向于“否”，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的爱因斯坦虽然坚定地回答“是”，然而也清醒地知道，这是他的信念，而信念是无法被证明的。在谈到自然的实在性问题时，爱因斯坦对唯心论者、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我不能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确是我的宗教。”[1]
科学在最根本的地方又和宗教联系起来，它们都需要信仰。但宗教的信仰有狂热的不讲理的时候，你渎神，我便烧了你。科学的理性则告诉科学家，既然同样是信仰，既然同样不能证明，那便不能说我的信仰比你的信仰高级。在逻辑上，回答“是”与回答“否”并无优劣之别。因此科学的信仰是宽容的，在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也尊重别人所坚持的信仰。爱因斯坦和玻尔论争了几十年，一直是以理性的智慧在交锋，用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说：“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先例能和这场争论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是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2] 这两位大师都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知识。但是却可以看到，双方的拥护者尤其是物理界之外的拥护者常常用绝对的口吻来复述他们。
想起很久以前在公共汽车上，一位母亲认真地告诉怀里的孩子：白天和黑夜，是因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与我同行的一位小女孩扑哧一笑，说：现在还有人宣传地心说。我想在她的潜意识中，她相信自己掌握了比哪位母亲更高级的绝对正确的知识，因而便有了嘲笑的资格。但在我现在则认为，与其让孩子背诵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正确的”日心说，不如给他一个使他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归纳出来的地心说。
那些没有对自己的评判标准作过再评判的信仰者往往会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知识，这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傲慢，一种王小波所说的“我会钉扣子”之类的傲慢，他们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因而他们经常使用“愚昧”、“错误”、“荒谬”这一类字词去描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嘲笑别人的显而易见的信仰，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信仰着。以这种傲慢传授科学的教师，他们可能传授了具体的科学知识，但是却损害了科学的精神——那种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当我们承认宗教信仰的自由，当我们承认班禅的转世灵童，应该知道，这不仅是统战的手段，而是我们对别一种信仰的真诚的尊重。同时也要知道，我们尊重别一种信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那一种信仰及知识。
当我们用正确这个词来评判事物的时候，不要忘了反问自己：我们据以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一种追问，会使我们对我们很少注意的视为理所当然的语境进行反思。经常作这样的追问，就会减少一些傲慢。当然，我这篇文章也不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也许我自以为幸运的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我会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
1997年3月16日
1997年6月24日
1997年7月23日
1999年4月18日
北京 稻香园
[1] 许良英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270.
[2] J. A. 惠勒. 物理学和质朴性——惠勒演讲集. 合肥: 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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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2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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