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深度报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几近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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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看见一个年轻人了。”在四川省仁寿县的几个村庄采访近3个小时，记者终于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兴奋地指给随行的乡镇干部看，走近一看却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2013-11-04 　　作者：记者 王晖余 胡苏 宗巍 杨一苗 李亚楠 王子辰采写　　来源：经济参考报


          1.劳动力输送甲乙方角色颠覆 2.劳动存量探底 3.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4.传统企业：招工难留人难 盈利更难

　　编者按：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近期撰文称，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将导致中国经济“碰壁”。
　　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迎来刘易斯拐点？《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分赴十余省份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垒下，从狭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看，我国正在步入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拐点与转型”系列报道，探访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求解中国加速跨越拐点之策，敬请关注。

　　“终于看见一个年轻人了。”在四川省仁寿县的几个村庄采访近3个小时，记者终于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兴奋地指给随行的乡镇干部看，走近一看却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少了年轻人的村庄显得格外静谧，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狗吠。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广东、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东中西部10余省份走访时看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用工荒”现象已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各地争夺劳动力“白热化”，农民工工资普遍快速上涨。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加剧。据人社部官员称，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年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甲乙方角色颠覆

　　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廉价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浙江省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1/3。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1/4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招工大市”广东东莞的人才市场如今门庭冷落。《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东省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看到，在贴着满满招工启事的广告板前，很长时间看不到应聘者的身影。
　　中西部地区用工也出现由富余到短缺的转折。“我们从以前的劳务输出大县变成了现在的用工短缺大县。”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社局副局长周绍哲说，临颍县最高峰时曾劳务输出20万人，现在劳务输出人数降到了10万人左右。
　　“十年之前我们组织招聘，农民交钱都愿意来，现在你给他钱，他也许都不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人社局劳务经济办公室主任黄河说，县里连续4年组织农民工招聘会，每次提供四五千个岗位，但招到的人寥寥无几。
　　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厅长刘莉说，缺工成为全省普遍现象。宿松、滁州等市县多次到省人社部门强烈建议引进外劳。此外，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　
　　随着“用工荒”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沿海招工企业和政府从中西部地区昔日的座上宾，如今吃起了“闭门羹”。
　　“以往东部地区来招工，我们很热情，包吃包住包服务。”安徽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吕泉说，“到了2011年，你来不来招工无所谓，现在很多市县都不欢迎不接待招工企业了，甚至连摊位都不提供。”
　　四川省仁寿县人社局副局长林金华说，仁寿县原来在沿海等地设立了一批劳务输出的办事处，这两年部分办事处已经停止运转，仍在运转的主要帮助农民工维权，不再承担主动向当地输送农民工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逐渐采取“回引”措施进行“出口转内销”。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于前年和去年出现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高于省外输出的历史性转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个用工多的县和皖北14个劳动力丰富的县进行“两皖对接”，把农民工留在本省。
　　部分东部企业为了“抢人”，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据贵州省遵义县人社局就业局副局长温德松介绍，去年一家浙江纺织企业以在遵义县投资80亿元为条件，要求当地政府替其招聘5000人。遵义县千方百计给这家企业输送200多人后，承诺的投资却不见踪影，温德松说，企业的目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揽人。

　　存量“探底”：“盖房上梁的人都没有了”

　　面对日益蔓延的“用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大的“接续”空间？记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农村地区走访发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存量挖掘和转移难度日趋加大。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现象严重。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镇1.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始建镇文武村看到，89岁的苏少荣老人还在晒稻谷。“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安徽省临泉县韦寨镇韦周村300多人，60岁以下的劳动力只剩下41岁的村干部韦小庄。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吴兴民说，全村3500多人，外出打工的占六七成，“60岁以上的现在也算‘劳动力’，要不然没人干农活”。
　　记者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的集市上看到，赶集的大部分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新铺乡巴茅村村支书周玉明说，全村劳动力500人左右，外出打工的就有400多人，“村里想找到一个年轻人，难！”。
　　贵州省就业局局长徐海涛和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曹庆表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记者采访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人工上涨：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在“用工荒”蔓延、剩余劳动力“探底”的驱动下，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倾斜。
　　“以前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据蔡昉介绍，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浙江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
　　“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当时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现在老板成了‘孙子’，员工对工资待遇不满意就走了。”河南固始居一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恒国说，除了加工资，降温费、绿豆汤、宿舍卫生间空调等福利都要尽量给工人安排好。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采访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更为敏感。贵州省遵义县三合镇冷水村22岁的农民工龚前立去过浙江打工，干了几个月就回家了。“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还不够自己开销呢。”现在龚前立在本地干水泥工，每个月打零工也能挣上四千多元。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

          传统企业：招工难　留人难　盈利更难

　　说起招工，浙江省金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诸建锋直摇头，这家浙江省最大的鞋类出口企业已经被招工难困扰了很长时间，“现在企业员工7300多人，比去年减少了1000多人。目前每个月平均招700多人，但还远远不够。最令人头疼的是，如今能招到的工人越来越少”。
　　如果说招工难让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长吁短叹，那么留人难更让他们苦不堪言。
　　在广东、浙江、四川、安徽、河南、贵州等劳动力流动大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面临着招工难、留人难的困境，且呈现加剧趋势。不断提升的用工成本重压之下，这类企业的利润不断被摊薄，盈利空间也越来越小。

　　招工门庭冷落

　　白露前后，《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有着“中国鞋都”之称的温州市双屿镇。在双屿镇中心的“鞋都大道”两旁，排列着一家接一家的制鞋厂。随机走进一家厂区大门，记者被通道两侧的十几块木板吸引住。在这些木板上，贴满了各种招工信息。数了数，这家厂子至少需要150名工人。在沿途看到的鞋厂大门旁，无一例外都贴着招工信息。
　　根据浙江省人社部门6月的用工监测数据，该省有25.2%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招工难问题突出，其中技工尤为缺乏，全省技工缺口达到5.1万人。
　　同样的一幕，还出现在广东省东莞市。在位于东莞市常平镇的贺捷塑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江玉叶介绍，贺捷塑胶公司最多时由1000多名员工，现在只有600人。前几年在公司门口张贴招工启事，摆一张桌子，就能引来一长队的农民工应聘，现在门口冷清了很多，公司只能派人到劳务市场去招人，有时还把招聘信息贴到公交车站。“前几个月公司每天还能能招到四五个，现在每天只能招到一两个，和前些年没法比。”
　　在东莞市采访中，像贺捷公司这样面临招工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多。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就业办公室主任萧欣欣说，与2008年相比，目前东莞市外来劳动力数量减少了60多万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短缺现象已经常态化。他认为，当地企业招工难与近年来大量劳动力回流到内陆省份密集相关。
　　记者在河南、安徽、四川等劳动力输出地采访时发现，近年来当地出省打工人数下降，从东南沿海省份回流劳动力增多，但当地企业的缺工现象同样明显。在河南省固始县的利来针织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俞达启介绍，从去年开始公司招工难问题越来越明显，目前在岗工人250人，缺工20%左右。安徽阜阳星宇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郑闳表示，现在企业员工120人，还缺180人左右。
　　“当前，劳动力群体正在发生代际替换，80后90后成为市场上的求职主体，这些人整体素质的提升及就业需求的多元化，与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通岗位上的用工条件，存在很大的落差。因此，当前部分行业企业的招工难，很大一个原因是供求结构矛盾造成的。”广东省人社厅副厅长陈斯毅说。

　　留人奇招迭出

　　采访中，几乎所有企业负责人都在抱怨留不住人的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位于东莞市常平镇的王氏港建科技有限公司时，在办公楼大厅恰好碰到二三十名员工正在办理离职手续。对于这一幕，公司人力资源及行政部经理贾玉兴也很无奈。他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员工流动性特别大，每个月都有近500人离开公司，怎么留住人成为一个大难题。
　　“公司七成左右员工是80后，他们对工作非常挑剔，而且基本没吃过苦，对工作稍有不满，就可能辞职。”贾玉兴说。上个月有三名女员工刚上班一天就要离职，原因是受不了车间里的焊锡气味。贾玉兴立即找车间主管给她们换到包装车间，可没过几天，她们又因为工作时“戴帽子会把发型压坏”最终离开公司。
　　与贾玉兴同样苦恼的，还有浙江省绍兴县的周月芬。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她说现在每天很大一部分精力要花在如何留住员工上。除了新员工流动加快，让她更为头疼的是越来越多的老员工开始离开企业，“对企业来说，老员工有技术、肯吃苦，好比是‘定海针’”。
　　正值当打之年的老员工为何选择离开？周月芬分析，主要是随着年龄增长，子女上学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在打工地很难进入好一些的学校，所以很多家长选择返回老家。另外，近年来中西部与东部的工资差距缩小，很多人宁愿少赚一些，也选择在家门口打工。这样一来，越来越多老员工加入农民工回流队伍，这对企业的稳定影响很大。
　　另一个加速员工流动的因素，是企业间“挖人”现象增多。在浙江省温州市经济开发区，最近几年，每到七八月份的生产旺季，就会发生小企业从中大企业高薪“挖人”的现象。温州法派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这些小工厂平常积累订单，集中在旺季的几个月生产，生产完就辞退工人关门放假。与法派公司平均3000元的工资相比，他们的月薪能出到七八千元。这种短期用工现象，加剧了企业的员工流动。
　　为了应对留人难题，企业各出奇招。记者梳理发现，有的企业为员工春节回家买车票，接送员工回家和返程，买礼品送到员工家里，以获得员工的归属感；有的企业改善生产环境和住宿环境，为员工提供夫妻房等；还有的企业为员工子女提供免费的暑假夏令营等活动。“只有不再把员工当作机器，不断增加人性关怀，增强归属感，才可能留住他们。”贾玉兴说。

　　活着苟延残喘

　　被问及这些年的企业用工成本，东莞常平贺捷塑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居山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2005年公司刚来东莞时，工人工资每月七八百元，现在已经涨到3300元左右，用工成本已经占到企业总成本的30%以上。除了用工成本，客户还不断要求降价，否则就没有订单。这些费用只能由企业承担，“再涨的话，企业就真撑不下去了”。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黄幼仙说，最近几年用工成本上涨，其中除了工资之外，还包括企业为满足职工多种需求，不断增加的配套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她介绍，这包括职工体检、休假旅游、夫妻房等项目在内，公司每年在单个工人身上的配套支出在2万元左右。
　　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用工成本上升压力同样明显。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这些年感触最深的，就是工人对工资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三四年前普工每月10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2500元。人力成本的上涨，导致公司压力很大，利润空间下滑很严重。
　　“这几年，很多同行做不下去了，把企业转给我们。但我们也是撑着，现在库存还压着几千万元的货。但是不生产不行啊，毕竟摊子大，那么多人等着养活。成本上升，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困难太大了。”李正军说。
　　位于四川金堂县的同心鞋业厂面临同样困境，公司经理王昭学说，最近三年工资每年至少上涨10%，而订单价格基本没有变化，公司只能靠节约成本维持生存。“这样做也不是办法，眼前两年还能抗一抗，但如果用工成本继续加大，那就只有改行了”。
　　广东省人社厅副厅长陈斯毅表示，从短期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福利待遇水平调整空间较小，在人力资源竞争中缺乏比较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有限。从长期看，由于可能受到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外贸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不转型升级只有死路一条。(本版稿件由记者王晖余、胡苏、宗巍、杨一苗、李亚楠、王子辰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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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制造业面临危局：折射创新企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倒逼！

    来源：i黑马
    时间：13年12月17日 11:31
    作者：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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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黑马观察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创新企业对制造业的倒逼，多重困局让制造业举步维艰，而这些危机都在东莞这个倍受争议而制造业又空前发达的地方爆发。　　

　　东莞，浓缩了五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变迁史，凸显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变化——创新，将倒逼传统制造业！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东莞的制造业，十停去了三停，产业工人一年中丧失160万人，但东莞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制造规模。

　　事实上，2008的危机，只能算是一场急病，来得快，去也快，真正令企业难受的是现在，以及将长期需求不畅的未来很多很多年。简单讲，这一次，是一场慢性病，无法治愈，只能静养。东莞的制造业规模，将会持续缩减。

　　不必要惊慌，事实上，浙江区域比东莞难受得多，温州的打火机，十停已去八停。

　　未来几年的东莞的将会如何?

　　1、制造业的小微化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当老板的时代，制造业的门槛已经变得很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以及技术门槛较低的领域。原先有规模的这种类型的制造业，将难以为继。

　　2、企业的数量将大幅增长，但制造业的规模将大幅缩小。现在，跟任何一个老板谈未来，没有一个希望把企业做大，最多是想把企业做强，知识产权受到空前重视，产品创新也被倒逼不得不提上日程。低端加工业的小微化将化解供应的矛盾。

　　3、外资将持续看空中国制造，规模化制造业将持续缩减规模及数量。除了欧美资本的回流，台资及港资本就是低端制造的始作俑者，将会大批量倒闭。台资曾经在07年空前地达到60万家(全国)，现在只剩35万家左右，未来或许10万，或许5万，台资在大陆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港资更不用讲，比台资更不如，管理能力低下同时制造水平更加低下，加上港人较台湾人懒散，所以将来是全军覆没的概念，这里基本不用再谈港资。外资的撤离带来的是配套企业的大量倒闭，比如合俊玩具的倒闭或者金卧牛的倒闭，都连带拖累数百家供应企业或倒闭或缩减规模。现在在东莞，最便宜的是二手机械，CNC，注塑机，火花机，磨床铣床都是最便宜的时候——要创业来东莞，这个时候是进入门槛最低的时候。

　　4、出口受阻。事实上东莞制造甚至中国制造，所堆砌出来的出口数据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走了一趟海关，然后得出的数据，真正的国内企业出口量，事实上很有限的，东莞制造中的本土，出口能力十分弱小，甚至不值一提。

　　5、内需持续扩展，东莞获益不多。企业小微化将压低制造利润，国内工资将持续上涨，消费能力有所增加，因为产品价格的再次下探，将令消费能力提升，所以国内需求会有一定程度上涨，但东莞制造得益不多。比如网购所涉产品，东莞获益的将基本集中在数码产品，但又远远比不上深圳。至少东莞基本没有开发能力。

　　6、企业转型难上加难，并不占据产品创新领先水平的东莞基本无法突围。

　　所以未来，东莞制造将风光不再!但制造业规模仍然较大，盈利能力持续低下，创新受阻。

　　（i黑马：在一个以创新为经济驱动力的国家，制造业的衰落是一种必然。在未来，制造企业只会沦为创新型企业的下线。i黑马观察到，很多创新企业已经用数据化等方式去控制制造工厂，让他们成为满足自己的各种设计需求的代工地，而不是像前30年那样，成为制造工厂的承销商。制造工厂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水线”，设计、品牌、流程将完全被创新企业牢牢控制在手中。

　　私家裁缝创始人邹好运对i黑马描述了这种未来：

　　现在的很多工厂就相当于在为我们服务。以前我们也有自己的工作室和设备，但是现在我的工人越来越少，我直接把工人派到别人的工厂，包一条生产线进行生产，成本就更低了。

　　一般工厂产能过剩，而且那些品牌订单又不足，所以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为有大量数据，未来我们不会只有一个生产车间，一个工厂，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工厂。比如说这个工厂适合生产这种版型，那我就会把这种版型放到这个工厂生产。以前我们有自己的设备的时候，一年的设备维护费就很高，而现在我们通过在别人的工厂里包一条生产线，用他们的设备进行生产，就省去了很多费用。

　　在他们现有的生产流程上，我们只需要增加裁剪的环节。所谓剪裁，也就是数据传输过去之后，我们按照数据进行剪裁。）

　　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A、前几天去一个朋友那里，他专收二手设备，意外的发现，他的氩弧焊机堆满了一个仓，足了一百七八十台，都是日立松下林肯及三社，问他怎么搞了那么多，他说现在倒闭的企业太JB多了，收都收不过来，问我要不要，1000块一台，自己拿去修，或者拿两台同型号的去拆机组装一台好的出来，坏的还给他买废铁。我说你自己拆，变压器也值1000多了，他问谁要，堆在这里要付房租。无语了，原先一台最便宜的松下，也要2.5万，原来三社林肯这些，没三万四万下不来。

　　B、另一个朋友，专搞法院拍买的整厂设备，上个月收了一个注塑厂42台机，250T的20多台，300T的10几台，200T以下的有几台，350T的有几台，原来这些设备全新要值1300万，拍卖价格100万拿到手，平均一台4万元的价格往外卖，一周之内就处理完——创业的人大把人，原来在注塑厂里当师傅的，租个小门面，可以放三四台机，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机台非常好卖。前几天跟他去看一个港资厂，800多台注塑机，连同原料1500余万元(现价打7折)，总共3000万出售，要现钱，他自己没那么大实力，没收，被一群广东佬组合起来收购了。原先这800台注塑机投资超过1.8亿。

　　C、从前每个镇都有数家用工超过万人的企业，现在基本已经很难见到用工超过万人的企业。僵尸工厂现在也不少。一个朋友做塑胶原料，前几天被港资客户告知工厂难以为继，所欠145万被要求按3折还款，同样的经销商有300多家，涉及货款4000万元，去到工厂处理，设备已经被法院查封，这个老板还算有良心，没有跑路，积极配合处理后续资产，工人的工资及村委的房租以及政府要收的各种税费是不能拖的，只能坑供应商。

　　D、用工量持续降低，临时工、暑期工对象用工量加大。原因是定单不稳定。

　　E、厂房分租的越来越多。

　　D、房地产继续成为支柱，政府乐此不疲的开始打“三旧”改造的主意，目标对象基本都是工厂，特别是有价值地段的工厂。这在靠近深圳的几个镇尤其明显。腾笼换鸟压根就是个笑话。搞地产能换什么鸟进来，换的只是一些鸟人进来。

　　F、今年下半年经济有些许回升，但整体来说仍然十分困难。深圳厂往东莞搬迁的多，制造了投资蒸蒸日上的传奇，实际这是深圳房租大幅上升的必然结果，情况更令人担忧。但深圳即便这样仍然较有活力，深圳人才密集，山寨能力强，创新能力也不差，所以仍有活力。但深圳是职业环境最差的一座城市，所有去深圳的人都想着人生的奇迹，所以只要能够捞到机会，立即想着价值最大化，这方面体现在企业的人才流动性大，技术几乎无保密可言，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在深圳基本就是狗P，我认识一个老板做太阳能控制器，嵌入式芯片是这里面的核心部件，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帮他写的，这个老板可怜到每一次拿芯片都自己晚上12点以后到我朋友这里来拿，怕人跟踪，至于快递什么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哪怕一个芯片，也要自己上门来拿，他怕他的业务员及技术员知道供应商，分分钟自己跑出去搞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出来。他说他只需要赚三年就够了，以后再不开工厂，他的产品早就有人盯上，只不过这个芯片的程序——我的这个朋友在嵌入式芯片的编程方面在深圳绝对是顶级的，一时没有人能够破他的程序——其实呢，他用汇编编的，现在这些刚出道的软件工程师恰恰不懂汇编，东想西想以为这里面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这就是深圳的职业环境，看看艾默生就知道，这家公司里出来的人，办出过百家搞变频器的企业，直接把普通低功率变频器的价格拉到底——这行业也没得玩了。华为是做系统集成，所以被人模仿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说深圳公司的开发能力在国内还是第一流的。哪怕山寨，现在也越来越有水平。

　　G、如上所说，东莞的大多数公司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部分是低端制造，未来公司小微化会进一步阻止创新能力——没有团队组合怎么创新?任何一项产品都涉及到很多领域的知识，不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就能够把全部事办明白的。现在要养一个技术团队，好难啊。我同学的企业，173号技术人员，每年光薪水要2400万，七七八八每年要花掉4000万。幸好他的产品已经做到国内一流，年销售额也差不多达到4亿，尚能支撑。小微企业是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去支撑创新的，华为开的价码就算是应届生万元月薪，放到小型企业哪里付得起。所以东莞企业转型升级的希望不大。

　　H、创新的另一个风险是职业道德，我的一个朋友，开发一款产品，试验成功之后，开始写专利，等他把专利文件递上去，以为没什么问题了，过两个月去查询，发现与他一模一样的权利要求，产品说明，就是一样的专利文本，而且写都是他自己写的，在国家专利网上被公开了，一下傻眼了，被福建的一个人率先申请了，经一调查，竟然是在申请准备期间辞职的一个技术人员，让他十八岁的儿子作为权利人申请的。把他眼都急绿了。后来他仔细留下了这个人的工资记录，当初的劳动合同，以及后来询问这件事情时候的电话录音，等到专利生效之后，要打一场官司。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环境。几乎已经无语了。人与人之间更加缺乏信任感，尤其是企业在下行环境当中的时候。老板对员工，员工对老板，均缺乏信任，企业可以做大做强的时候，员工与企业之前是可以有信任的，这个阶段就比较难。这样的从业环境，也同样令制造业难以为继。

　　J、人工成本仍然不断提升。在东莞，现在一个普工，包吃住没有3000，基本上是没人给你干的。加班固然是较长一点时间，但即便每天八小时五天工作制，你不付出2500以上同样没人给你干。身负一点技术的师傅、工位操作工，5000是最基本的。至于管理人员，这不好讲，你工位操作工拿5000，管理人员该拿多少?没8000你管得住这帮人?更重要的是：普工工资肯定还要上涨，这是根本没办法的。

　　我常说，现在干制造业，比在老家种地都不如，每天早上醒来，一两万就不见了，工资，房租、水电、税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单做完了，下一单在哪里。养几个业务员，但凡是建立了好的关系，自己一脚把老板踹了。现在二手设备到处都是。

　　制造业，不要说东莞，整个国家，都会面临一场很大的危机，我涉身其中，了解较多，以我体会，看待东莞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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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伪命题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101?full=y
2013年12月25日 06:51 AM
人口危局将重创中国城镇化战略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罗天昊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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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亮点众多，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其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期待，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后者，恐怕要失望，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

目前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由此，得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如以户籍人口统计，更不到40%。由此，似乎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巨大。不过，现实很残酷。换一种算法，看看农村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得出的结论则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只要是非农就业，同时不常住农村，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的话，则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而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中，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未来能够继续吸引农民进入城市。

可惜，由于中国即将出现人口逆转，遍地空城的危局，将重创城镇化战略，这一趋势，国内多数学者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均跟风鼓吹，盲目乐观。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这其中，还包含东北，新疆、海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总人数接近400万，由此，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实际只有约2.62亿。农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退休制度，活到老就得干到死，就是活到100岁，也没有人替你干农活，所以，农业就业人口，基本就等于农村留下的除去婴儿以外的实际人口。

国内一些学者如李迅雷等，曾提议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的另外一种算法，应该是：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则中国真实城镇化率，早超过60%。根本不再需要二十年。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农村仍然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到城市的景象，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不以数据统计，就以实证调查，笔者走访了湖北，重庆，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亦可印证，中国农村，除少数东部省份外，绝大部分已衰败不堪，农村大片耕地抛荒，荒芜千里，精壮劳力早转移殆尽，留下老弱。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中国一些城市却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经过30年的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请做下详细的说明]。到底转移了多少人口，现在是一笔有争议的账，但是，可以从两个维度看未来农村人口转移潜力。一是如刚才所说，留下搞第一产业的人口，只有不到3亿。二是，从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而现在，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的门卫，一些园林工，清洁工，不少就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中国城乡收入差高达三倍，连中老年人，都会用脚投票，只要有机会，而且还干得动。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

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不到三十年，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势非常严峻。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发生逆转，而在中国的体制下，一项战略的周期，大约为十年左右，由此，在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任期内，城镇化即将因人口逆转而遭遇挑战。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将重创中国经济，未富先老的现状，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劳动力不足，更为直接的是，无数的城市目前所制定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届时将成为空口承诺，今日已经逐步出现的部分黑灯城市，未来将在中国蔓延，可能才是中国未来的真实写照。

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时，其实国家高层有一个假设和类比，即，全球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高峰期，也就是工业化高峰期，亦是国力完成飞跃的时期。此言不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视，即，多数国家的上升期，均是人口增长期，人口增长曲线，基本与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与城市化曲线同步。

在二战以后，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自50年代至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日本年均增长接近10%，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 78.6%，基本达到高潮。虽然至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但是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而日本的人口增长，亦于1972年达到高峰。由此，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不仅是日本，多数现代国家，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基本都是三位一体。

而中国未来将出现严重的脱节：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会继续提高，但是，我们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却开始萎缩，人口发展曲线，与城市化发展曲线，将严重不同步。在人口萎缩的大局之下，却对城镇化寄望太高，恐怕有负重托。

事实上，中国不仅农村衰败，多剩老弱，城市化进程，已将逐步终结。农业现代化，和城市新居民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挑战。同时，纵使未来农村人口再向城市转移，转移来的也是负担，而非动力。即，转移到城市来养老的老人，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青壮年则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早就来了，只是有的没有常住，无法统计而已。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城市来说，其消耗远远大于其劳动力贡献，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的城镇化浪潮，再也不象过去三十年那样，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而付出低福利成本， 相反，未来的城镇化，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纵使现在全面开放计划生育，人的成长期尚有20年左右，仍不足弥补中国劳动力的缺口。未来中国可能将不得不大规模开放移民，今天国人因为高房价而无法享受的住房，在大批老人死亡之后，或者将不得不留给国外青年居住。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涌入大批亚非青年，在北京街头，也已经日益多见。

或者这将是最大的讽刺。用计划生育节制本国人民的活力与生机，用高房价迫使本民族的青年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而丧失朝气，原来最后是为他国人做嫁衣裳。

中国目前尚未完成产业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也无法短期内升级，由此，中国仍然需要大批产业工人，但是，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减少，以及高校升学率超过80%，国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开放移民，并非良谋，但却不失为救急之策。为长久计，中国的计生政策，需要彻底调整，不是开放单独二胎生育，而是彻底开放。

bay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225/11336437_0.shtml

中国城镇化其实已近尾声 而非序幕




中国城镇化其实已近尾声 而非序幕

2013年12月25日 08:19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作者：罗天昊
1222人参与 81评论

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亮点众多，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其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期待，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后者，恐怕要失望，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

目前是一笔糊涂账。官方统计，已经有超过7亿人居住在城市，由此，得出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2.6%，如以户籍人口统计，更不到40%。由此，似乎中国的城镇化空间巨大。不过，现实很残酷。换一种算法，看看农村还剩下多少有效劳动力，得出的结论则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统计标准，只要是非农就业，同时不常住农村，就算已经完成事实上的城镇化的话，则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低估。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而国家的城镇化战略中，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未来能够继续吸引农民进入城市。

可惜，由于中国即将出现人口逆转，遍地空城的危局，将重创城镇化战略，这一趋势，国内多数学者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均跟风鼓吹，盲目乐观。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这其中，还包含东北，新疆、海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他们其实是城市户籍，总人数接近400万，由此，真正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实际只有约2.62亿。农民没有退休金，也没有退休制度，活到老就得干到死，就是活到100岁，也没有人替你干农活，所以，农业就业人口，基本就等于农村留下的除去婴儿以外的实际人口。

国内一些学者如李迅雷等，曾提议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的另外一种算法，应该是：城镇化率=1—农村化率，则中国真实城镇化率，早超过60%。根本不再需要二十年。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农村仍然大规模转移劳动力到城市的景象，可能不会再出现了。

不以数据统计，就以实证调查，笔者走访了湖北，重庆，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亦可印证，中国农村，除少数东部省份外，绝大部分已衰败不堪，农村大片耕地抛荒，荒芜千里，精壮劳力早转移殆尽，留下老弱。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中国一些城市却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经过30年的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请做下详细的说明]。到底转移了多少人口，现在是一笔有争议的账，但是，可以从两个维度看未来农村人口转移潜力。一是如刚才所说，留下搞第一产业的人口，只有不到3亿。二是，从前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军是青壮年，而现在，在城市的各个小区的门卫，一些园林工，清洁工，不少就来自农村的中老年人。中国城乡收入差高达三倍，连中老年人，都会用脚投票，只要有机会，而且还干得动。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

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同时，中国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将步入全球最低行列。

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人口占16.60%，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不到三十年，降低一半以上。未来形势非常严峻。

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发生逆转，而在中国的体制下，一项战略的周期，大约为十年左右，由此，在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任期内，城镇化即将因人口逆转而遭遇挑战。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将重创中国经济，未富先老的现状，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的民族生机与活力，劳动力不足，更为直接的是，无数的城市目前所指定的“国家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届时将成为空口承诺，今日已经逐步出现的部分黑灯城市，未来将在中国蔓延，可能才是中国未来的真实写照。

在推行城镇化战略时，其实国家高层有一个假设和类比，即，全球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高峰期，也就是工业化高峰期，亦是国力完成飞跃的时期。此言不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视，即，多数国家的上升期，均是人口增长期，人口增长曲线，基本与国家经济增长曲线，与城市化曲线同步。

在二战以后，日本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自50年代至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高潮时期，日本年均增长接近10%，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基本达到高潮。虽然至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但是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趋缓。而日本的人口增长，亦于1972年达到高峰。由此，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发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不仅是日本，多数现代国家，城市化高峰、工业化高峰与人口发展高峰，基本都是三位一体。

而中国未来将出现严重的脱节：我们仍然寄希望于经济会保持高速增长，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会继续提高，但是，我们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却开始萎缩，人口发展曲线，与城市化发展曲线，将严重不同步。在人口萎缩的大局之下，却对城镇化寄望太高，恐怕有负重托。

事实上，中国不仅农村衰败，多剩老弱，城市化进程，已将逐步终结。农业现代化，和城市新居民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挑战。同时，纵使未来农村城市再向城市转移，转移来的也是负担，而非动力。即，转移到城市来养老的老人，将多过转移到城市来的儿童，青壮年则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早就来了，只是有的没有常住，无法统计而已。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城市来说，其消耗远远大于其劳动力贡献，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的城镇化浪潮，再也不象过去三十年那样，坐吃精锐劳动力带来的财富，而付出低福利成本， 相反，未来的城镇化，福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精锐劳动力则越来越少。

纵使现在全面开放计划生育，人的成长期尚有20年左右，仍不足弥补中国劳动力的缺口。未来中国可能将不得不大规模开放移民，今天国人因为高房价而无法享受的住房，在大批老人死亡之后，或者将不得不留给国外青年居住。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已经涌入大批亚非青年，在北京街头，也已经日益多见。

或者这将是最大的讽刺。用计划生育节制本国人民的活力与生机，用高房价迫使本民族的青年不得不为生计奔走而丧失朝气，原来最后是为他国人做嫁衣裳。

中国目前尚未完成产业转型，在全球产业链中也无法短期内升级，由此，中国仍然需要大批产业工人，但是，随着青少年人口的减少，以及高校升学率超过80%，国内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开放移民，并非良谋，但却不失为救急之策。为长久计，中国的计生政策，需要彻底调整，不是开放单独二胎生育，而是彻底开放。

bay

制造业外迁新动向：中国纺企首次赴美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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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12:00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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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纺织龙头企业浙江科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集团）将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兰开斯特郡开设其第一家海外工厂，投资总额为2.18亿美元。“合同已经从意向投资转为实质生效，第一期工程将在2014年2月破土动工，预计2014年10月投产。”该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黄国刚昨日（12月26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浙江省棉纺织工业协会秘书长刘爱华认为，科尔集团在美国办厂，主要是受到环境压力以及原材料价格的原因，“国内棉价大幅高于国际棉价，价差每吨在5000元左右”。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则表示，此前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包括股权投资以及并购等，直接办厂主要在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直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办厂的比较少见。随着贸易壁垒等要素制约，以及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估计以后直接对外投资会越来越多。

　　成本上升 选择海外办厂

　　刘爱华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科尔集团是浙江省第一家直接对外投资的棉纺织企业，也是中国纺织企业第一家在美设立制造工厂。

　　黄国刚对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外部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为明显，公司一直在寻找出路。去年底，公司就开始分别在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美国等国家寻找投资机会，最后经过实际调研与论证，将办厂地点放在了美国。

　　黄国刚称，项目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棉纱产业劳动力、能源等成本高企问题，避开国际上对我国纺织产业设置的贸易壁垒，推动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

　　科尔集团出示的资料显示，上述工厂总用地面积为820亩，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为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幢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整个项目将形成100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气流纺机，年产15万吨纱线，其中一期配套52台气流纺机等生产设备，投产后年生产规模达到7万吨气流纺纱。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该项目名称为科尔美国公司，投资主体包括科尔集团和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由我们两方面发起，但由科尔集团控股。”黄国刚称。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美国，黄国刚称，美国是世界第三大产棉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棉花资源丰富；南卡罗来纳州是纺织大州，聚集了全美最大的纺织企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集聚。“一部分产品运往国内供应国内的市场需求，一部分就地或者周边区域销售。”

　　棉花每吨差价5000元

　　据了解，原材料棉花国内国外价格的巨大悬差，也是科尔集团选择设立“海外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黄国刚介绍，这次成立的新厂大约需要500个劳动力，其公司国内劳动力每年每个成本在5万元左右，美国则需要20万元，但国内劳动力成本逐年在上涨，美国这个水平已经维持了20年。黄国刚计算，公司每年棉花用量在15万吨左右，国内平均每吨棉价要高于国外5000元左右，这样算来，尽管美国劳动力比较高，但棉花原材料的就可以省下7.5亿元。

　　据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三季度，国内棉价继续大幅高于国际棉价，三季度价差平均为5132元/吨，较二季度价差每吨扩大260元。

　　巨大的棉价差异，也导致了国内棉纱价格同样高于国际棉纱价格。2013年三季度，我国32支纯棉普梳纱价格高于巴基斯坦同类产品约1000元/吨；我国10支纯棉转杯纺纱高于印度同类产品1200元/吨。

　　与此同时，国内外的电价差异也很大。据黄国刚介绍，棉纺织耗电较多，国内每度电成本0.7元，美国只有0.3元。“棉花进口配额、棉纺织行业的税收政策，以及近年来对企业节能降耗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有序用电等对企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刘爱华则认为，除了原材料价格悬殊、电力能源外，还包括愈趋严格的环保压力。值得一提的是，棉纺织行业当前面临市场需求不振的状况。据中棉行协10月下旬对全国纺织企业的实地调研了解，下游市场需求未见好转，订单不旺，开工不足，销售不畅。企业反映经营仍然较为困难，当前企业平均开工率85%左右。开工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订单不足，另外部分地区缺工问题也较为突出。

　　制造业外迁模式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科尔集团所处的杭州萧山区，是浙江石化、纺织等制造业的重要的生产基地。近年来，杭州萧山区当地不少行业龙头企业开始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5月份，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粘胶纤维生产企业富丽达集团，以2.5亿美元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加拿大纽西尔特种纤维素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2013年1月30日，万向集团美国公司发布公告称，万向已收到来自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的批准，同意其收购A123的全部非政府资产。

　　另据报道，今年前11个月，浙江萧山新批境外投资企业17家，中方协议境外投资总额20亿美元，比2012年前20年总和还多1.35倍，新批境外投资总额位列全国县（市、区）第一。

　　张汉东认为，眼下，东南沿海一些传统制造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但呈现出来的是我国早期传统制造业模式，类似科尔集团在美国办厂的方式，可以给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随着贸易壁垒等要素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到发达地区办厂这种 “走出去”战略，可以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在资源、技术、品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壮大和改善，“这种模式可能越来越多”。

胡不为

没用的，中国的未来，如果是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和平分家，就是天佑。

如果是苏联那样有动荡但没有大规模屠杀，也谢天谢地祖坟冒青烟。

不过我估计很可能是南斯拉夫一样的结局。

有钱的，赶快逃吧。

燕果

城镇化的思路现在看来基本被否定了, 回到农村合作社, 以精耕细作为主的小农形式还是会取代规模经营的形式. 这也是日本韩国的解决方式.

楼上的还是赶快移民吧. 对中国没有信心的, 或是生活困难的, 或是喜欢投机的, 都适合移民海外.

bay

全国各地的农村都正在走向死亡，每月都有人死去--在三十年前，一个上千人的村子一年最多也就死一二个而已。

在“六普”之中，象陕西，湖南这些省在统计中凭空无故地各增加了一二千万人口。

在农村与乡镇的人口崩溃潮中，它们在意淫着“城镇化”。

【“虚”户口是未上户口人数的8倍】广西省公安厅（http://t.cn/8FAvpAr）：广西贺州市在2012年通过专项行动注销应销未销人员户口8533人，注销各类重复户口40人，补入户口1029人。2010年人口普查发现有1370万人没有户籍，那么依照贺州的比例，对应的是上亿“虚”户口。中国人口根本没有1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