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族计划生育的配置措施-应对中国老年化刻不容缓（转）

栖止

我基本算是70后了，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放开啊

过客

1985年 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 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 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 再老也得养政府！

庞斑

没什么大不了的。世界的根本是矛盾，量变总会到质变的。谁都逃不了一死。无视客观规律的大能们也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该负的责任的，跑不掉。
无论如何，我等不过是小民，看看历史，我们逃不了大的命运。
多生孩子吧。儿女双全这样的好事多来几回。生他个几个儿子几个女儿。咱就是累死难死，不还有后人在吗？虽然把希望寄于后人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有人在，就有希望。死时也能闭上眼睛了。

bay

城市白领现在流行养宠物了,男的养猫,女的养狗.

现在又开始流行养猴了.

"爱心"总是能找到对象.




4只被偷运小猕猴获救 抱毛绒玩具寻找安全感(组图)
文章来源: 京华时报 于 2012-07-06 14:13:04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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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中心人员为小猴喂奶

历经10小时车程被偷运进京，4只来自河南的小猕猴被森林公安解救（本报曾报道）。昨天，4只小猕猴被送往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但它们可能永远也回不到自己在森林里的家。

4只小猴最大仅两个月

昨天上午，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内，4只小猕猴被分置在4只育婴箱里。箱子里铺着小毯子，每只小猴还拥有一只毛绒玩具。

“和毛绒玩具拥抱，会让它们有安全感。”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专家戚汉君说，这4只小猕猴中，最大的一只两个月大，是一只雄性猕猴，而3只小母猴还未足月，“在野外，这么大的幼崽都是一直抱在母猴怀里的”。

戚汉君说，4只小猴刚来的时候浑身沾满自己的便溺物，精神也很萎靡。警方称，犯罪嫌疑人将小猴分装在4只环保袋里，同塞入一个大袋子中，每隔4小时用针管喂一次奶。

“小猴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率是很高的。我们看到的是4只，但这背后贩子可能抓捕运输了20只，而其他的小猴可能死于漫长的路途和抓捕过程。”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医疗部医师刘醴君说。

救护中心屡接私养宠物猴

“去年中心接收了五六只个人送来的小猕猴，另外还有一只蜂猴，都是断奶前后的。”戚汉君介绍，这些送来的小猴多是被个人当宠物豢养，但后来发觉小猴开始生病，打蔫，个人觉得养不下去了。

戚汉君介绍，豢养猴子条件高，并不适合个人豢养。

个人打电话送来的猕猴多是因为在喂食的过程中，跟不上小猴吞咽的节奏，导致牛奶等呛入气管引发肺炎,情况严重时还会导致小猴窒息死亡。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已接纳猕猴13只，其中有8只都是被当作宠物豢养的幼猴。由于失去了野外生活的能力、不被野外的猴群接受等原因，这些小猴即使在长大后，也无法放归森林。

豢养野生动物是种恶癖

今年73岁的戚汉君从事濒危物种救护26年，他认为，个人豢养野生动物并不是善良之举，而是为了满足一种占有欲，是一种恶癖。

戚汉君说，通常一个月内的小猴会在母猴的一臂之内（伸手能揽到的地方），两个月的小猴在母猴的视线范围里，甚至直到1岁之前，小猴都是时常要回到母亲怀里的。

而贩子把小猴从母猴的怀里夺走，一方面对母猴是一种打击，失子之痛，另一方面对幼崽会造成伤害，它会有恐惧感，害怕饥饿。即使对它再好，也替代不了母亲。

戚汉君说，野生动物不是没主的，而是全民的，别人也有爱它的权利，不能因为你爱它，就要把它抓来养，这是高度自私的占有欲在作祟。

“如果你的爱限制了其他动物的自由，这就不是爱。”戚汉君说。

森林公安将赴河南查猴源

北京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刑警队队长董志彬表示，目前北京市面上售卖的宠物猴主要是猕猴及蜂猴。他表示，此前查处的案例中，有部分猕猴是来自野外抓捕。当地的农民抓捕母猴或幼猴，出售给贩子，贩子再转手倒到北京，以数千元的价格出售给最终的买主。

董志彬介绍，目前，倒卖4只猕猴的犯罪嫌疑人于某已经被刑拘。警方将于近期赴河南调查4只小猕猴的来源。

bay

没有孩子，养老院都不收我们.
心兰 发表于 2012-7-6 10:20

那些有几个小钱,
自以为老了可以花钱养老的,
应该读读这个新闻.

昨天北京还发布规定,说死了独生子女的夫妇,如果坚持不再生育的话,等女方过了48岁就可以获得国家奖励.已经完全灭绝人性了.

当然,还有对独生子女死亡马上进行奖励(原话)的政策,用词用语都是那么的"积极,正面":



对照文字,图中那对夫妇在琢磨他们的独子吧,让人不寒而栗.

bay

转贴按:浙江,江苏与东北三省是汉族人口负增长最迅速的三个地区.


义乌晚报：浙江鼓励阿拉伯人大量生育,缓解浙江省的老龄化危机




    义乌晚报：

　　    坐落在浙江中部的义乌是中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20年前，这里只不过是仅
有一条街的小县城，满大街看不到一个老外的身影，而如今，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看
到从国外到义乌采购、从事贸易的外国人。这其中，阿拉伯人是最显眼的一个群体。据
义乌当地Z.F的相关统计显示，长期居住在义乌的阿拉伯人已经超过了3500人，另外，
还有数目庞大、无法精确统计的来来往往的阿拉伯人，这样，专门服务这一群体的餐饮
业、服务业也随之兴起。在城区的繁华街道上，放眼望去，尽是马立克理发店、苏莱曼
烧烤、黎巴嫩人饼屋、奈尔穆餐厅，真有些像李白诗所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
处是他乡。”

　　    当地居民越来越熟悉阿拉伯人了

　　    红楼宾馆是义乌阿拉伯人的最早聚集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阿拉伯人
在这里下榻。如今，看着月亮形的门楣上的绿漆，还能依稀看到10多年前，中国流行的
用料颜色以及为迎合阿拉伯人而设计的建筑风格。来自埃及的哈利德告诉记者，他11年
前就来过义乌，那个时候，大概六七层楼的红楼宾馆是义乌最好的餐馆了。因为那里离
市场近，住房价格也实惠，他的同伴都会选择住在那里。现在来的阿拉伯人很多，客房
已经不够，许多阿拉伯人就分散地住到了其他几家宾馆，但更多的是租房。在城东的鸡
鸣山社区，和商贸区附近的义驾山社区是主要的阿拉伯人聚居地。

　　    “房东住在最顶层，租户住在下面几层，是义乌租房的特色之一，”义乌宗教
事务局丁向平科长告诉记者，“这样，如何使阿拉伯人与义乌人融合在一起，教育他们
彼此尊重风俗习惯，是几年来我们工作努力的方向。”

　　    如今，义乌居民越来越熟悉阿拉伯人。鸡鸣山社区的樊老板有一户阿拉伯租户
，他告诉记者，他念小学的儿子现在都知道，阿拉伯人叫牛郎星为天平星，以前把甜瓜
叫“天堂圣果”。MSL在家里做祷告，他们就会肃静下来，以免打扰人家。到了春节
，楼下的阿拉伯人也会和他们一起聚餐，也会看春节联欢晚会，有时也会玩叫“拖拉机
”的扑克游戏。有的阿拉伯人还向居委会填表报名，参加社区治安联防队，定期与队友
通宵巡逻。

　　    阿拉伯人文化喜欢大家庭，少则生育4、5个孩子，多则生育十几个孩子，他们
都是土生土长的新义乌人，大大缓解了当地老龄化危机。

wmk2003

这种新闻也可以登啊，怎么有卖国之嫌？现在难道卖国都比违反计划生育好吗？

禅音

回复 80# bay

感觉照片里的字是PS上的。

禅音

经由对事件的过度反应，相对来说的小事都会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因为他们要让其他的人也产生负面反应，好拖他们一起下场演戏。有些人会陷入漫长而最终毫无意义的斗争，或是和某些机构及个人展开法庭诉讼。有些人则深陷在对过去的配偶或伴侣的仇恨当中而无法自拔。由于无法觉知到自己内在持有的痛苦，他们只有经由对事情的过度反应，把痛苦投射到生活事件和情境中。由于完全缺乏自我觉察，他们无法分辨出事件本身和他们对事件的反应，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对他们来说，不幸，甚至是痛苦本身，是在那个事件或情境之中。由于对自己的内在状态毫无意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非常地不快乐，而且在受苦。
　　有时这些有沉重痛苦之身的人会成为各种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投入的运动本身可能很有价值，而他们在刚开始时也可以成功地做好一些事。然而，他们所说和所做的，都带有负面的能量，而且他们无意识地需要敌人和冲突，这些都会逐渐地对他们所投入的运动产生阻力。通常最后他们都会在自己的组织中制造出敌人，因为无论他们去哪里，都可以找到让他们不好过的理由，所以他们的痛苦之身可以持续找到它要追寻的东西。

--------------------书摘。

栖止

晕倒，这个缓解不靠我中华子孙，倒要靠外国人了

bay

晕倒，这个缓解不靠我中华子孙，倒要靠外国人了
栖止 发表于 2012-7-9 10:14

浙江是引进阿拉伯人,广东是引进黑人,广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能看得到,四五十万黑人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当地甚至中国政治的力量了.

东北是引进朝鲜人,第一批12万朝鲜劳工输入东北的新闻自己去找.

去年国内的计生专家已经提出:如果中国人力真的不足,可以短期内引进一亿非洲黑人与东南亚黑种马来人.专家还自以为聪明地说,这样不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不用中国人自己养,直接就使用外劳,在经济上非常合算.

bay

浙江是引进阿拉伯人,广东是引进黑人,广州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大家都能看得到,四五十万黑人已经成为一种可 ...
bay 发表于 2012-7-9 15:08

这个用传统比较土气的说法,就是"换血".

大家等着黑人,阿位伯人来给大家养老吧,百年之后,等着他们来给大家上香吧,非常的经济.

bay

外来居民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更不用提通古斯人了,多少次背叛中国,大家记得么?转引一段话:

有时,宽恕是犯罪,复仇才是美德.严峻的公义,有些情况下是仁爱的最好的表达.

600年前他们无家可归，我们收留了他们了,给了他们牧场，给了他们食物；

400年前，我们受七十年天灾，他们背叛了我们，掠夺我们的财物，强奸我们的妻子女儿,伤害我们的子民；

370年前，我们的君王殉国，他们靠着内应与没有天良的"晋商"的金钱支持,打败群龙无首的我们，屠南京,屠扬州，屠江阴，屠嘉定,屠金华,屠广州。。。万里江山血流成河，强迫汉人削发易服,杀害至少6000万汉人,整个中国白骨累累；

100年前，我们复国，原谅了他们，保留了他们的财产，赦免了他们的性命；

80年前，他们再次背叛了我们，与日本人合作,成立"满洲国"为其提供后方军事支持,分裂中国,与日本人再次屠杀数千万中国人；

67年前，我们打败了他们的主子，但我们再次原谅了他们；

30年前，他们与汉八旗又开始蠢蠢欲动，控制中央台,广电部,教育部,文化部,计生委....在30年中,屠杀了4亿汉族婴儿,制作了数以百计的铺天盖地的辫子戏,篡改我们的历史，虚化我们的民族，抹杀我们的英雄--当他们的下次背叛来临时，我们还能原谅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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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进而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的压力。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MSL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但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形成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就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MSL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中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1]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也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而且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大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发过MSL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MSL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MSL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结果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四體不勤

经由对事件的过度反应，相对来说的小事都会被不成比例地扩大，因为他们要让其他的人也产生负面反应，好拖他 ...
禅音 发表于 2012-7-9 10:13

    没看懂你在说什麽。

bay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独生子女好,政府给养老"的标语去年刚从各农村的墙上,电线杆上擦去,马上就有新的政策方针出来了,那就是:养老是你自己的事,与国家无关.



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起的养老院
2012年07月10日02:19中国经济周刊[微博]赵剑云 白朝阳我要评论(667)
字号：T|T

http://finance.qq.com/a/20120710 ... 012&ptlang=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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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养老院生存现状调查：住不起的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实习生 赵剑云 白朝阳 | 北京报道

我们老了怎么办？

大部分老年人需要的是家庭，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甚至明确提出“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的条款。然而，还有许多的老年人仍要依靠养老机构。

家住北京的童奶奶今年72岁，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原本跟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她，去年因为体质变差，生活开始不能自理。为了不给上班的孩子添麻烦，童奶奶要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市中心的养老院，不是要排队，就是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说到当初来北京市昌平区养老的原因，童奶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谁不想住‘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啊？”童奶奶说，“政府办的，条件好，价钱又便宜，还离家近。”来昌平之前，童奶奶也曾到“一福”排队。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一福”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要是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童奶奶说。

“而且，像我这样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公办养老院压根就不愿意收。在市区，稍微好点的，一个月也得四五千块钱。我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来块，贵的养老院实在住不起。”当记者问起这边的服务时，童奶奶看了看屋外说，“大锅饭能好到哪里去？就像是翻日历，刚吃过一遍，又再吃一遍。”

“后天周六，我家人就来看我了。”说着，童奶奶抬起头看着日历。

住不起，等不起

北京有多少家养老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北京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养老机构共有401家。这401家养老机构，有的叫养老院，有的叫敬老院、福利院、护养院、老人公寓和老年社区。不过在我们的习惯中，“养老院”常常是养老机构的代名词。

床位缺口大

“当前北京正以跑步的速度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严峻，养老形势十分急迫。”2010年年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公布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这样描述。

在该规划中，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020年“9064”养老发展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2000年，北京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17万；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48万。

上述工作人员同时指出，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401所养老机构的床位总数仅仅只有6.9万张。这样算来，即便是现有床位全住满，每百名老人拥有的机构养老床位仅为2.8张，即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仅为2.8%。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于2007年发表的一篇名为《试析养老机构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原则性建议》的论文中提到，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按“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在2011年年底的床位缺口应该是5.5万张。

就近养老难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不均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一个月的调查走访发现，床位紧张的养老院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中心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具有品牌优势的北京市市属的四家养老院(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社会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汇晨老年公寓)和“北京市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这五家养老机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而在远郊区县，养老院床位却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床位闲置的情况广泛存在。

《北京养老设施专项规划》指出：“城六区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高于远郊区县。但城六区拥有的养老床位总数和百名老人床位数均低于远郊区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市政府今年将出台一个新的《北京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对全市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上给予指导，同时还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形式纳入了城市社区和居民区的建设计划中，以保证市区老人就近养老。

床位价格都在涨

“一般来说，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带卫生间的这种，床位费较多的是1000~1500元/月。加上伙食费，至少得1500~2000元/月左右。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护理费按照等级收费不一样。加上护理费一般为2500~3000元/月，这是一个大概，一个中间水平。”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上的356个养老机构的基本信息，是该局于2011年10月披露的。另有45家养老机构并未按要求上报相关信息。

“公开的收费标准只是一个参考价。” 该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之所以把这些数据发到网上，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信息，住不起的就选择价格便宜的；经济实力强的，就选择价格高一点的。”

《中国经济周刊》对这356家养老院信息统计发现，有148家养老院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200元/月，它们主要集中在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等远郊区县。其中，乡镇办的养老院占了绝大多数。收费在1000元以下的养老院，以收住“五保”老人和“三无”老人为主。而如果收住其他老人，收费标准则会调高至1500元/月以上。

城六区的养老院收费绝大多数在1300~2800元/月。据记者了解，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基本上在2000元以上；不能自理的老人加上护理费，收费基本上还得再上一个“千元台阶”。已公布的356家中，公示收费标准最高的是朝阳区康梦圆国际老年公寓，为4300~10000元/月。

然而，官方披露的收费情况似乎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太一致。记者以家属的身份联系了20多家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的养老机构，它们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北京市民政局2011年10月公布的收费标准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收费标准，现在的收费标准已经“涨价”了。

有着200张床位的海淀区上庄镇敬老院，是一家二星级的公办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它的收费标准为800~1350元/月。

“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了。”提到这个标准，上庄镇敬老院方面表示，单间2400元/月一个床位，中档的两人间是1500元/月一个床位(包括500元/月的伙食费、900元/月的床位费和100元/月的简单护理费)。不能自理的，伙食费和床位费都不变的，护理费会跟着涨，如果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是800元/月，不能自理的是600元/月，半自理的是400元/月。冬季供暖费还得一次性单交1000元。

朝阳区东方综合养老院，一家有着3000多张床位的大型民办养老院。其在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上公布的收费标准是1600~2600元/月。“那只是床位费，还是以前的，今年3月份我们统一调价，物价都在涨。”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里的单人间5000元/月，吃住护理全包括。双人间是3600元/月，三人间和多人间3000~3300元/月。

老人自己付不起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10年，北京市职工(多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65元，城乡居民(多为农民)养老金每月人均400元。

今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消息称，自1月1日起，全市198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月人均养老金水平提高到2510元。

虽然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在涨，但养老院的收费也在涨，老人不见得能找到适合的养老院，找到了也不见得付得起。调查采访过程中，很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以前办养老院的困难是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的困难是老人想住养老院，但又住不起。

年过八旬的张奶奶是某报社的一位退休老员工，这些日子，她跟老伴儿一连看了几家养老院，都不太满意。最近，她在北京市和平西桥附近找到了一家带套间的养老院，环境挺好，不过收费是“一人5000元/月”。

北京红十字会颐年护老院院长王国臣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加上医疗等常规花费，以目前北京市老人的养老金，用来支付机构养老费用，还是比较难的。

公办养老院两极分化

同为公办养老院，一边床位过千，一边却仅有几十张甚至不足十张床位；一边场地开阔、风景优美、服务周到，一边却空间狭小，缺乏基本护理人员；一边排队人数近万，一边却床位闲置鲜有问津……这就是公办养老院的“双重面孔”。

“招牌”养老院：投入大、床位少

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北京市第五福利院，这三家市属养老院地理位置优越，共有床位2500张左右，占北京市公办养老院床位数的1/10。有一位老人的家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三家养老院是北京市养老院的“招牌”，很难住进去。日前，记者前往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采访，保安说，采访要有国家民政部和北京民政局的批准才能进去。

北京市民政局民宣教育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行政级别比较高，里边住着很多领导。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正处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市政府投资兴建，在行政级别上与北京市民政局的处室同级。

7月5日，记者电话询问该院排队情况时，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队。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信息显示，2005年，由于该院原有设施已无法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北京市当年正式启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扩建工程。该工程总用地面积23500平方米，新增床位500床，总投资1.47亿元。

算起来，这笔资金摊在每张床位上是29.4万元。按这个标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想要安置正在排队的9000多名老人，政府至少还需要投入26.46亿元。

朝阳区寸草春晖养老院(民办)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民办来说，1000万元能建设100张养老床位。也就是说，如果1.47亿元投给民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能够增加1470张床位。

王小龙认为，“过去，政府把很多钱，甚至90%的钱都投到了公办的养老院。但是这些养老院的服务能力毕竟是非常有限的。未来，随着北京老龄化的加剧，我们需要更多的民办养老院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希望政府能把更多的资金和政策倾斜过来，让养老院更加市场化。”

街道养老院：规模小、条件差

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另一番景象。

5月初，记者以家属身份走访了月坛街道办主办的一家养老机构。进入老人的房间，一股淡淡的消毒液气味夹杂着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三张床紧紧地放在一起，一位老人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罩，边上没有护理人员，也没有家属。另一张床上睡着一位老人，一动不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来了就住这儿。”看着记者有些犹豫，该人员补充说，“老人身体好的话，可以跟其他老人换一下，和会说话的住在一起。”

北京市民政局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潘家园街道办主办的一家敬老院拥有100张床位。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这家养老院位于该街道的一栋小楼上，顺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三楼才是老人住的地方，床位数也仅有70张。

缩水的还不仅仅是床位。记者在这家敬老院发现，这里住的都是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还有一位96岁的老人住在三楼，而在这家敬老院，上下没有电梯，更不用说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和四季青敬老院所拥有的宽敞的活动室、绿化场地和医务室了。

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几乎成了街道养老院的共性。因为入住老人少，所以收入少，资金不充裕。因为资金不充裕，所以很难改善环境，老人不愿意来。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街道养老院陷入了恶性循环。

上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些街道养老院没有能力做宣传，也没有必要做宣传。”

有专家指出，不论是出手大方的“招牌”养老院，还是门可罗雀的街道、乡镇养老院，公办养老院现行的这种模式都不值得推崇。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处长李绍纯、副处长余翰林在2011年发表的《大民政 小政府 大社会——论适度普惠制度下政府与民办养老机构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政府在提供养老福利服务的同时确实存在许多弊端，比如：管理体制僵化、缺乏竞争、高成本低效率、资源浪费严重等。对于这些问题，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弥补。“现代养老福利事业供给主体的角色结构应该是‘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在养老福利服务的供给中民间力量应占主体地位，政府居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和公办养老院不同，打开搜索引擎，民办养老院的广告算得上“铺天盖地”。为什么老人们想方设法、排队也要进公立养老院，也不愿进“笑脸相迎”、有更多空位的民办养老院？

整体而言，收费更贵、监管不力、扶持不够是主要原因。

广告突围

记者实地走访四季青镇敬老院(公办)时，恰好碰上一位114大黄页的工作人员极力劝说该院办公室主任为敬老院登记电话。

“我要你们这个干吗使啊。”该办公室主任拒绝的理由是四季青镇敬老院的床位都住满了，还有几千人在排队，没必要做这样的推广。因此对于公办养老院而言，无所谓宣传推广的问题。

而对于“年轻”、知名度小的民办养老院来说，它们不得不从广告推广上寻求突围。

寸草春晖养老院去年10月18日开始营业，推广广告已经做了半年多。“广告一个月一万多块钱。”院长王小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寸草春晖养老院在谷歌、百度上都做了推广。在谷歌上搜索“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等词，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位的就是寸草春晖养老院。

如果在百度上检索“养老院”、“敬老院”这些词，第一页27条链接中就有近20条链接是养老院的推广广告。

记者以养老院管理者的身份致电百度，百度推广咨询顾问王佳介绍说，养老院在百度上做推广需要开通一个百度推广的账户，开通账户要花5600元钱。其中，5000元是预付款，600元为专业服务费。最低预付金用完后，要想继续推广，还得续费，最低续费1000元。

租房费用是主要成本

对民办养老院来说，宣传推广还不是主要成本。在养老院运营过程中，主要成本是租房费和员工成本费。王小龙查阅了电脑上的数据之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部分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70%~80%。

目前，寸草春晖养老院有100个床位，收费一般在2000~2500元/月。该院每年花在租房方面的钱就有100万。这100万摊在每一张床位上，就是每张床每年1万元的租房成本。按月折算，每张床的成本就达800多元。

在养老院的收费名目里边，几乎都有“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床位费”往往占据着收费的大头。而对公办养老院来说，“床位费”这一项收费几乎是净赚的。“因为公办养老院拿到了免费的资源。”王小龙认为，这对民办养老院来说，“是个很不公平的事儿”。

“民办的以市场价格拿地，成本过高，跟当下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比起来，有一定的收费门槛。所以民办养老院收费要比公办的养老院收费高。”王小龙说。

据王小龙了解，目前北京的民营养老院，大部分都需要租房，这个比例占90%左右。“要是买地建养老院的话，很难挣回成本”。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指出，“政府建养老院，又盖房子、又搭屋，又添设备、又雇人，甚至提供运行经费。而民办一切都要靠自己，他怎么能竞争过你呢？你是零成本，挣一分钱都是挣。他挣十块钱都不够补偿的，长此以往民办养老机构必然举步维艰”。

负债经营

在养老院的运营成本高和入住率低的双重压力下，有的民办养老院就有点吃不消了。今年5月初，孙玉兰苦苦维持了十多年的昊德老年公寓因为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原因，最后不得不与北京红十字会主办的颐年护老院合并。拥有130张床位的昊德老年公寓，1999年建院。一位颐年护老院的工作人员指出，这次合并其实是一次“接管”。

位于昌平区的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是北京市床位数最多的一家民办养老院，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宋玉梅称之为“艰难地活着”。

宋玉梅是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的院长，在进入养老行业之前，她经营着自己的歌厅和钢材生意。那时候，她自有资金约为1.4亿元。不过，随着养老院规模的扩大，宋玉梅出现了回本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2008—2009年，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差不多就要解散了”。

为了避免养老院资金断裂，她甚至把自己的歌厅、钢材市场生意都撤了。“还贷了9000多万”。因为银行不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宋玉梅每年就得背负1000多万的利息。

宋玉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要是当初银行能够给她这样的养老院提供贷款，她将每年省掉400多万的利息。要是那样的话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还旧账，欠新账”了。对此，她希望政府和银行未来能够对民办养老院贷款提供便利。

据宋玉梅介绍，北京目前已经有好几家养老院倒掉了。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同年踏入养老行业的绚丽阳光养老院，开始投资1亿~2亿元，床位规模与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相当，不过开业不到一年，就倒闭了。至今，绚丽阳光养老院仍被挂在北京瑞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拍卖。

资金扶持政策很难享受

2005年，北京市民政局制定的《北京市民政局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凡属资助范围内、符合资助条件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举办的，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经营的养老服务机构，按入住满一个月的托养人员实际占用床位数，每月每张床位补助100元。4年之后，北京市民政局与财政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办法》，将原社会办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标准从50~100元提高至100~200元。据上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民办养老院收住一个能自理的老人每人每月现在可以得到200元补贴，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得到300元补贴。

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关于资助街道乡镇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对新建、扩建的乡镇(地区办事处)养老服务机构的资助办法。2009年，《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文件》中提到，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按照养老机构类型、建设方式给予不同标准的一次性建设资金支持：新建、扩建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6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3000元；利用其他设施改建的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10000元，非护养型养老机构每张床资助8000元。去年年底，《北京市给予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资金支持试点单位征集公告》(下称“《公告》”)里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

然而，很多民办养老院向《中国经济周刊》反映，它们压根享受不到这一政策的资金支持。

“这个政策出来后，老百姓都以为我们民办养老院从政府那拿了很多钱，实际上我们没有拿到这个钱。”宋玉梅很想跟老人们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公告》提到，要享受以上政策，申请人要具备这样一个资格条件：经市或区(县)民政部门批准设置的，由法人(非政府机构)、自然人及其他组织采用自有土地或房屋、土地使用权人和投资人合作建设、租用现有设施等方式新建、改建、扩建或装修改造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项目。

宋玉梅说，目前北京市压根就没有几个民办养老院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因为有个门槛摆在他们面前：“土地必须自有”。

宋玉梅称这一门槛为“秘密的条件”。事实上，除了几个地产公司办的养老院能够满足“土地自有”的条件之外，其他民办养老院基本上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它们的土地都是租的。

资金扶持政策的好处多半给了公办养老院和自有土地的地产公司，对此，宋玉梅有些不解。

伤不起的老人，伤不起的养老院

按接收对象划分，养老院可分为护理型养老院、助养型养老院和居养型养老院三种。其中，以接收失能、失智老人为主，提供长期照护的是护理型养老院。北京往往把护理型之外的养老院统称为普通型养老院。

不过，记者在调查时发现，护理型养老院并不多。像文章开头童奶奶那样需要护理的老人，很多养老院确实不愿意收。记者以家属的身份咨询时，甚至有养老院听说老人不能自理后，直接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部分养老院也认为，护理型养老院还面临着一个道义上的风险。王小龙说，“比如老人骨质疏松，他走着走着，他可能就坐到地上，出现骨折之类的问题。这种事情如果去打官司，法官还是以弱势群体为主，不管你有理没理，对还是不对，总而言之都是你来赔钱，这个道理和医院是类似的。你说你有道理，那你也多少得赔点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养老院的原因，说的人很多，但真正做的人很少，持续做的就更少了。”

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院长宋玉梅说：“家属觉得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进了保险箱，不能出任何问题。但老人腿脚不便，要出点问题实在是很难避免。难道老人在家养老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吗？可是他们在家出了问题可以，在我们养老院出了问题我们就被千夫所指。”

类似的问题，在最近上映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边就有反映。

不过，更让宋玉梅心有余悸的还是她所说的“讹人的家属”。她向记者举了个例子：一位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家属，选择的是“一对四”护理服务(即一个护工负责照顾四个不能自理的老人)，护工在照管别人的时候，另一个老人大小便失禁，被其家属拍了视频。最后，合同期满，家属拿出这段视频，以“弄到网上去”相“要挟”，要老年公寓退还老人的入住费用。

在宋玉梅看来，这种道义上的风险比资金短缺还可怕。

不靠养老赚钱的养老院

“入住养老院，套房需要交120万左右的押金，标准间要交70万~80万的押金，这部分押金，3年之后才能退。”这是北京市昌平区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规定。

类似的规定，在朝阳区将府庄园敬老院也存在，只不过在这里，押金有着另外一个名称——应急保证金。这样的应急保证金，“单人间20万，夫妻间30万。”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押金高的还有此前被评为四星级养老院的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入住该老年公寓，最低需要交10万元的押金。

入住养老院为何要交这么高昂的押金呢？

“北京高档敬老院都会有押金的，不住了可以退回，老人急需用钱的话，我们可以从里边垫付。”将府庄园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解释说。

而太申祥和山庄(国际敬老院)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答却是，“不清楚，这都是领导的事”。

除去押金，这些养老院怎么收费？据太申祥和山庄的工作人员介绍，入住老人交了押金之后，每月除了500块钱左右的餐费和水电费之外，就没有别的费用了，甚至一般养老院都收的床位费都可以免去。而在将府庄园敬老院，一个能自理的老人，入住每月最低得花费6200元，其中5300元包括房间使用费，还有一些基本的服务费。餐费是额外的，每人每月900元。此外，护理费是单收的，每月在2100~5100元不等。这里还有居家型的三居室，价格在300多万，一签就签50年。不过，该养老院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上公布的收费标准却是1100~7500元/人/月。

如此高昂的押金，入住该敬老院的，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企事业退休老干部比较多。”太申祥和山庄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一位养老院业内人士介绍，收取高额押金的太申祥和山庄这样的运作模式其实叫“金融养老”，即在入住养老院之前，一般都需要交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钱给敬老院做押金。走的时候，再把钱退给养老对象。“这样做是为了‘拿钱炒钱’。”该业内人士分析道，“这些钱很可能会拿去做投资，即便把钱存入银行，也有很好的收益。”

“它们是这么玩的。”该业内人士总结说。不过这还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房地产商做养老院，叫“养老地产”。“太阳城银龄老年公寓、将府庄园敬老院就是如此”。

“国内通过地产做养老院的都是把自己的房子改成养老院，里边有高尔夫球场、桑拿、会所、别墅，一般都在郊区。但它们成功的不多，因为它们做得不合老人的需求。”在该业内人士指出。

公办民营的呼声和质疑

民办养老院成本过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王小龙看来，中国的养老院未来应该多发展“公办民营”模式。“比如在小区里多建一些养老院，然后让比较优秀的养老院和管理团队来经营。这样，一方面服从市场原则，同时承担社会义务，拿出一定的床位留给‘五保户’、‘军烈属’这些需要特殊保障的老人。”

汇晨的探索

“对这样的养老院，政府还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在里边。经营这一块完全委托给社会力量(专业的组织)去经营。采取委托经营和合同承包的方式。”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而现在是政府全管，政府等于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这个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政府应该就做一个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者及市场的监督者，而不是市场的经营者。”王小龙说。

事实上，“公办民营”养老模式也是国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流趋势。为了改变传统养老院由政府包建包管、财政高额补贴的管理模式，北京市在最近几年也在学习国外的管理模式，并对“公办民营”模式做了一些探索。

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人员于 2005 年 12 月—2006 年 11 月就“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早在2006年，在北京市民政局备案的“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就已经达到了19家，在数量上占到了全市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8.3%，涉及房山、通州、丰台、门头沟、昌平、海淀、朝阳等7 个区县，床位总数2416 张。

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显示，2007年的北京汇晨老年公寓就属于“公办民营”，它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第四社会福利院、第五社会福利院一样，都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

据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政府投资那么多公办养老院，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编制，编制体制也不好解决。”养老院那么多人，“编办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编制”。这也是当初建立汇晨老年公寓的原因。

对公办民营养老院的争议，也恰恰因汇晨老年公寓而起。

背道而驰

民办养老院对“公办民营”模式翘首以盼，是希望政府将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经营权、管理权、服务权交由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或个人，吸收民间资本，转变经营机制，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独立法人实体运营，并通过这样的模式，降低社会力量进入养老行业的“门槛”，进而压低养老院的入住价格，吸纳更多老人入住。

然而，入住汇晨老年公寓，费用并不低。记者以家属身份致电汇晨老年公寓，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能够自理的老人入住该老年公寓，一个人每个月也需要5000~6000元的花费。

对此，王小龙直言，“它的收费一点也不比我们低”，而且“承担的社会义务很少”。

2005年年底，北京市就出台的《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公办民营”模式加强监督与管理的通知》指出，实行“公办民营”模式的养老服务机构应保持福利服务性质，“三无”、“五保”老人和孤残儿童的供养水平要符合政府有关规定，并逐步有所提高；要预留为本区域其他困难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空间。

但实际上，据汇晨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介绍，汇晨老年公寓并没有按照《通知》的要求接收“三无”、“五保”老人或其他困难老人，甚至完全自理的老人也不一定接收。保持福利服务性质的要求，成了一纸空文。

“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课题组在名为《加快实现北京市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对策研究报告》(下称“《报告》”)里直言：“部分社会经营者追逐经济利益的行为明显。极端的表现是：养老服务机构‘既不服务本地的老人，也不服务没钱的老人’。从对象选择看，‘公办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瞄准的是市区老人而不是辖区内的老人，是收入较高且稳定可靠的老人而不是经济拮据的老人。”

(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