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国家、民族及家庭的命运

bay

转自http://www.hanminzu.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760&extra=page%3D1

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

陈友华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独生子女家庭具有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中国计划生育已经陷入矛盾陷阱：一方面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性缺陷，对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补偿与救助，另一方面，仍在继续鼓励更多独生子女的出现。独生子女政策在付出巨大的成本与代价后换来的确是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与“花钱买风险”无异。终止独生子女政策是避免独生子女现象继续蔓延的自然选择。

【关键词】独生子女  生育政策  风险

早在多年前，已有学者明确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论断。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婚姻冲突风险和自身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穆光宗，2009）。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所导致的风险绝不仅仅局限在如上几个方面，更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家庭与社会制造了许多人为的风险。本文在探寻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风险的基础上，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探讨了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并就与之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相关问题的研讨之中。

一、独生子女政策风险

（一）生存风险

一方面，在有歧视性性别偏好的社会，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生育数量做出了极其严厉的限制，从而寄希望于通过多生来实现对孩子性别偏好的难度大大增加，降低了人们拥有所喜好性别孩子的可能性，因而将不为所喜好性别的孩子视作实现孩子性别偏好的障碍，容易导致如下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诱发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这本身就是对胎儿生命权的直接剥夺。二是对已出生的不为所喜好的性别的孩子疏于照顾、甚至溺弃的现象因此而增多，致使单性别婴儿死亡率增加。在中国突出地表现为女婴与女童的生存环境因此而恶化，从而导致女婴死亡率的上升，并大大超出正常水平。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存风险。独生子女的意外伤残或夭折将成为这种风险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父母生育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以消解，而在生育晚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却因为父母年龄已大而丧失了补偿性生育的可能。尽管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在独生子女总体中所占比例很低，但对于出现这一情况的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影响则是难以预计的。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唯一的孩子的夭折使整个家庭陷入绝望和痛苦的深渊，成年独生子女病残、伤亡对于家庭来说更是灭顶之灾（穆光宗，2006；潘金洪、姜继红，2007）。例如，广州市现有2300多位母亲已经49周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夭折家庭（张建等，2009：75）。又如，“重庆市有中年丧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13574人，其中城市6267人，农村7307人。重庆市北碚区等13个区县建立（真情互动）联谊会和会所，加入联谊会的中年丧子（女）群众有5000余人。”（武家华等，2009：104）。投资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风险防范原则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就决定了没有选择，只能将唯一的一个鸡蛋（独生子女）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这个鸡蛋还是一个“瓷鸡蛋”，一不小心就会被打碎。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一个孩子身上。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多个孩子，家庭生存风险就要小得多。独生子女导致家庭结构十分脆弱。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构成国家的数以亿计的细胞是脆弱不堪的，甚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由这些细胞组成的国家会强大吗？

（二）养老风险

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因而使得这类家庭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例如，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更何况养老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亲情关怀的时间精力等问题。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困境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由零星发生的小问题转为众多家庭同时发生的社会性大问题，过去一直不以为然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将作为社会性问题逐渐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独生子女政策终于在其实施30年后开始为其“过度严格”付出巨大的家庭与社会代价（周长洪，2010）。

应当说，任何社会都会有独生子女家庭，但发生比例通常不高，更为重要的是：那通常是家庭自主决策的结果——当事人对此已有经济、心理和精神上的准备，是一种意愿性的生育行为，一般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独生子女家庭绝大多数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生育政策驱动下不得不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的。也就是说，大量出现的独生子女家庭通常是非意愿性的，即不管当事人对这种生育行为可能给家庭和自身带来的后果是否仔细考虑过或者有否准备，都不得不如此。这意味着，许多独生子女父母对其未来可能面对的由独生子女境况引发的各种窘境，缺乏足够的精神、心理和经济准备，这一点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尤其如此（周长洪，2010）。

其次，独生子女责任最大化风险。独生子女作为其父母唯一的家庭养老责任主体，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为其分担父母的养老责任，自身所能获得的来自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千斤重担只能一个人挑，这就注定了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养老责任与心理压力更大。

再次，独生子女自身的养老风险。文化传承使得独生子女群体对不孕不育和只生一个的偏好可能更强（穆光宗，2006）。生育数量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年老以后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的减少。因而独生子女年老以后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问题。

最后，家庭经济支持能力弱化风险。无论是独生子女父母、还是独生子女本人，因子女数量的过度收缩，长期地看对家庭经济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减弱了家庭或自身的养老能力。长远来看，几乎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短缺的风险。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也就越多。

要求独生子女独自承担起父母的养老责任，对独生子女本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大大超出了独生子女自身的承受能力范围。然而，独生子女父母，他们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响应者、执行者与利益受损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其再成为老来生活无着落者。因此，当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与困难时，尤其是当独生子女伤残或夭折时，Z.F应成为“独生子女父母之子”而自觉承担起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这是一个责任Z.F与诚信Z.F的基本责任。Z.F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喊出了“计划生育好，Z.F帮养老”的响亮口号。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制度，解决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1]
但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时代的加速到来，并因此而诱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将由现在的结构性增长转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的陷阱。持续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因而仅仅寄希望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化解中国的养老困境是很不现实的。

（三）空巢综合症风险

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相伴随的是“空巢”的提前来临、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与“空巢期”的大大延长，[2] 陷入“孤独与寂寞”境地在所难免，“空巢综合症”风险因此而大大增加。两子女或多子女家庭从“满巢”到“空巢”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过程，这给父母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因而较少出现生活调适等方面的问题。但独生子女家庭则完全不同，从“满巢”到“空巢”是瞬间发生的，中间缺少缓冲与过渡期，中国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生活是围绕独生子女这一“轴心”运转的，独生子女因就业或就学等原因突然离开家庭，家庭“轴心”被突然抽去时，极易使家庭生活陷入紊乱之中，许多独生子女父母、特别是其母亲因患上“空巢综合症”而一时难以自拔。增加对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发生前后的关注，给予必要的辅导与干预，帮助其平稳地度过“空巢”发生期，尽快地适应身边没有孩子的“两人世界”，应纳入Z.F的视野，也应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劳动力短缺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推行，必然导致持续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时代的加速到来与人口结构的畸形，并迟早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从宏观层面上看，由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蔡昉，2008）。虽然中国劳动力供给从过剩到短缺的转变因世界经济危机而被推迟和暂时被“遮蔽”掉，然而世界经济危机一旦过去，当世界经济重回正常增长轨道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也将因此而加速显露出来。[3] 在微观家庭层面上看，数以亿计的倒金字塔型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因此而形成，独生子女家庭劳动力资源短缺更是暴露无遗。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因人口过度老化与劳动力短缺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的陷阱（陈友华，2008）。在2020年后，中国的经济极可能因此而步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后尘。

（五）道德风险

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引发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某些强制性做法的推出，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紊乱，对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工作任务，20世纪80-90年代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违法乱纪的做法被用于计划生育的现象在一些地区盛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文革”遗风在部分地区至今仍存在。例如，连坐制度，计划生育小分队，学习班，有奖举报，等等。[4]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防止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严重的偏差，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在1993年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作出了“计划生育七不准”的明确规定。时至今日，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工作者仍习惯、留念以往的这些强制性做法，不仅对目前推行的知情选择等以人为本的做法进行抵制与排斥，甚至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七不准”仍颇有微词。又如，被计划生育部门视为“宝贵经验”并仍在继续坚持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实际上是株连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要单位超生人数超过了上级规定的数量，就会遭致批评，整个单位被取消评先资格，单位领导人与计划生育工作者甚至还因此受到处罚。如果说单位领导与计划生育工作者因没有完成Z.F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而受到处罚还情有可原，那么，那些没有超生的人因为他人超生受株连而不能领取奖金等就毫无道理可言。这就如同别人犯了罪，其他遵纪守法的人也要陪着坐牢是一样的。部分群众必然会把“怨气”撒在那些超生者身上，从而人为地制造、甚至诱发了民众之间的积怨。古人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却把众人活生生地硬性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一人犯法（非法生育），众人跟着倒霉。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与“依法治国”理念是严重背道而驰的。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如少部分计划生育工作者至今对超生者及其子女仍心存芥蒂。[5] 这些强制性方法的使用也对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构成危害。例如，全国少部分地区在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的某些粗暴做法，使得这些地区因此而被搞得“鸡飞狗跳”与“鸡犬不宁”。又如，时至今日，强制性的大月份引产、甚至计划生育恶性案件仍没有完全杜绝。

其次，影响代际和谐，易使子女背负不孝骂名。独生子女家庭规模过度收缩，导致家庭人力资源极度匮乏，特别是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极度匮乏，独生子女所面临的养老压力超乎想象，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容易诱发代际关系紧张或代际冲突，部分独生子女可能因此而背负不孝的骂名，给代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当大量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生活自理出现问题或者遭遇疾病困扰，需要有人给予照料，而独生子女又无力独自承担责任之时，平时所潜藏着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会即刻爆发出来。由此可见，独生子女一代是注定会被冠之以“不孝”的一代。

第三，Z.F诚信缺失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诚信缺失风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鼓励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奖励政策。如江苏省规定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的退休金将增加5%。现在作为群体的独生子女父母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Z.F也到了兑现当年承诺的时候了。但由于独生子女数量异常庞大，兑现困难，因而大大降低了当年承诺的奖励标准或者根本就不予兑现，Z.F的“言而无信”，自然使Z.F陷入诚信缺失的风险漩涡。

进一步地，退休金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彼此间差异还极大，因而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退休金增加5%，对不同的人其金额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制度性不公就被人为建构起来：虽然都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因此而获得的权利或补偿是很不一样的。该政策制定之初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考虑欠周详。实际上，不只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其他社会政策的出台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中国各级Z.F的各项政策落实难也多与政策制定水平不高有关。由此进一步引伸出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也存在一个提高的问题。提高素质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对一般群众的要求，更是对自身的要求，尤其是在对“一把手”权力监控缺少制度保障的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表面上看，虽然现如今Z.F机关的博士硕士成堆，然而其实际政策水平却并没有象学历那样大幅度提高，Z.F中高学历低能现象随处可见。不然的话，一些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策也就不会从国家部委飘出来了。[6]

目前，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是“现付式”制度，没有资金积累，随着越来越多的计划生育夫妇进入老年，配套资金的需求会急剧增加，财政支付负担会逐年加重，因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而易使Z.F面临诚信缺失的风险。

二是不计后果宣传风险。部分地区为了使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而进行了可能超过承受能力的不计后果的宣传。例如，部分地区“计划生育好，Z.F帮养老”等宣传标语充斥街头。目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地似乎认为利益导向力度越大越好，越多越好。二是全国各地利益导向政策相差悬殊，新的不平等因此而被人为地建构出来。目前，全国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出现碎片化的倾向，很多基本的公正公平也不讲了。[7] 主要原因是国家及其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与责任的推卸。中国人特别喜欢用“一国两制”与“一国多制”的“分而治之”的治理思想，实际上在牵涉到公民基本权利问题上是不能实行“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这个国家没有“规矩”，是“人治”的典型表现。人口控制或者生育具有外部性，国家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发现国家老是“躲在后面”。

三是政治诚信缺失风险。1980年当. 局中央在“9·25”公开信中明确指出：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推出已近30年，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如果不尽快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会使中国Z.F面临政治诚信缺失的风险。

（六）腐败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诱发的腐败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超生者大大增加，[8] 对超生者征收数额庞大的社会抚养费，由此衍生出大量的问题。如超生者收入的核实与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与不透明等，社会抚养费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寻租、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现象并不鲜见。计划生育部门的职务犯罪也多集中于此。

二是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社会抚养费本应用来对计划外出生人口的抚养教育等，这就要求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采取类似养老金的管理方式。但实际情况是：社会抚养费大多被用来“抚养”基层计划生育机构与计划生育工作者，此外，社会抚养费被大量挪作他用的现象并不鲜见。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初衷之一就是抑制超生，但部分地区甚至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一棵摇钱树，一座不冒烟的工厂与基层Z.F的第二财政来源、个别地区甚至变成第一财政来源，放水养鱼现象并不鲜见，即便是在东部沿海的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是如此。DXP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某些地区“社会抚养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生产力”，在个别地区甚至演变成为“第一生产力”。乡镇 Z.F工作人员工资发不出，就打起社会抚养费的主意，教师工资发不出，也打起了社会抚养费的主意，修桥铺路、甚至吃喝缺钱，还是打起了社会抚养费的主意……这一现象在农业税被取消，乡镇Z.F财源减少情况下，在少部分地区甚至变得比以往更为严重了。在这些地区，征收社会抚养费非但没有达到抑制超生的目的，反而成为计划生育部门腐败的温床。当然，问题出在基层Z.F，但问题的“根”却在中央Z.F。计划生育的外部性就决定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运转所需资源、抑或计划生育工作的运行成本理应由中央Z.F承担，“国策”需要国库保障，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中央Z.F习惯于将责任转嫁，部分基层Z.F、特别是乡镇 Z.F又无力承担计划生育所需经费，于是便导致了上述情况的出现。计划生育虽贵为国策，但中央Z.F对“基本国策”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政治而非经济的层面上，对基层计划生育的投入实际上是严重不足的（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观）。基层Z.F只能找米下锅，自然就打起了社会抚养费的歪主意，这也在情理之中。

三是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现象十分普遍，从而导致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严峻的挑战。例如，多数地区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不足40%，当然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法律是刚性的，如果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违法者不能依法受到惩罚，这本身就会助长违法行为的产生。与其如此，还不如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政策。

四是缺少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成为一种被批准的权力，而生育掌控权力缺少监督时必然导致腐败。一部分人钻政策的空子，以权谋生、以钱谋生第二个孩子的现象仍不鲜见。更有个别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通过接受贿金而同意生育本不符合现行生育政策的第二个孩子。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社会风气。

（七）贫困风险

在妇女生育率较高，大大超过更替水平时，适度的少生可以降低家庭对子女的抚养压力，妇女受家庭拖累减少，更可能在生育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参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这不仅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有利于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少生绝不意味着只生一个孩子，生育数量过少从短期看暂时减轻了家庭的抚养负担，但从长期看，必然导致家庭劳动力缺乏，不仅影响家庭致富，而且还有可能因此而陷入贫困境地。因此，笼统地说“少生快富”是缺少事实依据的。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下，多生孩子可能影响致富，只生一个孩子同样可能影响致富。

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一方面，使得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大大增加，这种家庭规模的过度收缩，从长期来看，对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多是不利的，或者说影响家庭致富。例如，“2008年，安徽省铜陵县2945户低保家庭中，计划生育家庭达2503户。”低保户中计划生育家庭高达85%（金小桃等，2009：120）。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违法生育者，超生家庭因遭受数额庞大的经济处罚而使生活陷入贫困境地、多年翻不了身的现象累见不鲜。我们常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实际上，许多家庭“因超生受处罚致贫”或“因超生受处罚返贫”的现象长期存在，只是所有这些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

（八）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受损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首先，想生二孩、但政策又限定只能生一个孩子的妇女在怀孕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将遭遇很大的精神压力，且伴随着妇女“肚子一天天增大”，“担惊受怕”程度也随之一天天增加。可以说，绝大部分超生者都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孕育生命与成长的。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百姓的“生育空间”被挤压至极限，为了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生育自己最想要的性别的孩子，在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流引产技术普及且价格低廉的时代，必然导致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现象的增多、甚至是泛滥。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本身就是对胎儿生命权的直接剥夺，同时也对孕妇的身心健康构成较大的伤害。

再次，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必然导致强制性人工流引产的增多。而那些当年在施行大月份引产时仍活产下来的婴儿，多数已经死亡，但仍有少数坚强地存活至今，然而这些人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这部分施行引产手术过程中顽强生存下来的人目前大多存在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问题。强制性的大月份引产给极少部分家庭及其当时人所带来了终身伤害与痛苦是难以言状的。

第四，想超生者即便能如愿以偿，紧随其后的至少也将是高额的经济处罚，部分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的境地，在妇女儿童最需要营养与呵护时，社会抚养费等却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超生者家庭生活水平顿时可能因此而大幅度下降，部分妇女儿童甚至因此而陷入营养不良的境地。

第五，在一个有着重男轻女传统的国度，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使得更多的妇女因没有完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历史责任”，而更易遭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歧视。因没有生育男孩而受到歧视的现象在现实社会中比比皆是，家庭暴力和妇女权益受损等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例如，在邻里间的矛盾纠纷中那些没有生养儿子的妇女更易因此而被指责为“前世没有做好事，导致今世的断子绝孙的因果报应”，极端的甚至因此而导致夫妻离异。更有甚者，个别因没有生育儿子的妇女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或纠纷时因被别人指责为“断子绝孙”，一时想不开而走向喝农药与跳河自尽等绝路。与此同时，少数没有实现生育性别偏好的夫妇，将已生育的孩子视作实现自己生育性别偏好的障碍，从而对不喜欢的孩子疏于照料，甚至出现溺弃的现象，致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中国女婴死亡率远高于同期男婴死亡率的反常现象。

第六，独生子女政策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非法生育者。长期的有失偏颇的计划生育宣传，营造了对超生者及其超生子女歧视的社会舆论氛围，更有甚者，许多社会政策本身就包含有对超生者及其超生子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的内容。例如，许多地区规定超生者如果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子女就不能上户口，没有户口，孩子的受教育权就因此而可能被剥夺。使得那些超生者及其超生子女在普遍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中成长，身心健康备受伤害甚至是摧残。

第七，即便符合照顾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有关规定，大部分地区仍要求对夫妇再生育原因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再生育夫妇的某些隐私在“张榜公布”与“接受群众监督”中被公开暴露出来，给当事人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例如，全国各省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大多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经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严重遗传性残疾，目前无法治疗或者经系统治疗仍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或者将严重影响婚配的。”“双方均未生育，依法收养后又怀孕的。”对于前者，不仅孩子被权威部门贴上“病残”的标签，[9] 而且夫妇的某些隐私也被暴露于天下。对于后者，孩子被“抱养”的身份被公之于众，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严重相违背的。这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不利于婚姻与家庭的稳定。由此可见，再生育审批过程中的“张榜公布”与“接受群众监督”等做法的合适性是令人生疑的。

第八，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必然推高出生人口中一孩所占比例。而一孩生育比例的上升对出生质量的提高可能也是不利的。因为从生理上讲，在自然状态下一孩出生缺陷发生率可能要高于二孩出生缺陷发生率。例如，生育一孩的难产率要高于生育二孩的难产率。

第九，以往强制推行“一环二扎”，20世纪80-90年代甚至出现突击结扎的现象。由于当时手术量大，条件简陋，某些地区甚至曾经以“加强服务与管理”的名义大力推行产后节育（产后上环与产后结扎），某些“科学家”也跟着在Z.F后面鼓噪产后上环与产后结扎的好处，并声称这样做不仅不会危及产妇健康，而且还能增进产妇健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果出现了较多的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这些手术后遗症患者不仅劳动能力下降、医疗费用上升，陷入贫困风险增大，而且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甚至严重影响到夫妻生活（吴正俊，2007）。

最后，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必然导致Z.F和民众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冲突加剧。计划生育领域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上级Z.F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与高要求，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有的甚至演变成为“一个”否决）等，导致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普遍面临较大的甚至是巨大的工作压力，这种工作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会演变成为对群众的“计生暴力”。广西博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得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受损的风险不是减小了，而是被放大了。导致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也“难辞其咎”。

（九）出生性别结构失衡风险

在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与现行生育政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与现行生育政策没有关系，至少现行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原新、石海龙，2005）。其依据是印度、韩国与中国的台湾省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否认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牵强附会的。张二力（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恰恰是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接近正常。例如在实行农村“二孩”政策的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等地区，出生性别比例就比较正常。因此，他们认为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缓解目前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有影响，则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现象会因此而自动消失吗？究竟现行生育政策的存在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出现是一个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顾宝昌，2007）？

在没有生育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如果夫妇都有很强烈的性别偏好，他们可能会继续生育，通过这种方式，绝大多数夫妇能实现至少有一个理想性别的孩子的愿望。但是在国家政策、经济和社会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往往较高，超出了夫妇愿意支付的水平或支付的能力，这些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于是，在强烈性别偏好、对子女数量限制、生育成本过高三重挤压下，[10]
人们希望通过人为的干预来实现其最低生育愿望，而此时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出现为帮助人们实现这一愿望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技术支持。这种干预在有强烈男孩偏好的社会中，就会出现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如在印度、韩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笔者2006年在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调研时，有人反映说出生性别比例失调“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家庭与国家生育计划有矛盾。温州重商重男，不生男不止，这加重了生育成本，现在有了B超，生育成本下降，生男又可以实现。”

在中国现行生育政策限制条件下，人们很难超越政策规定去随意的选择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但人们可以在此限制条件下选择孩子的性别。孩子数量被限制的越少，对孩子性别选择的欲望也越强烈（乔晓春，2004）。中国人的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偏好男婴的生育意愿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因此性别选择性的人工终止妊娠等干预了自然的性别结构，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可以说，偏高现象是过于强烈的性别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互相冲突和挤压最终通过“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为主要手段而形成的结果（穆光宗，1995）。

在以往高生育率背景下，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对夫妇的生育决定和生育行为并无明显影响。但是伴随着生育水平的不断下降，夫妇已有孩子的性别构成对后续生育行为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强（马瀛通等，1998；刘爽，2002）。在生育控制下，受男性偏好的影响，只生有女孩的那些母亲再育的可能性要较只生有男孩的那些母亲再育的可能性大得多。而那些只生育有女孩的夫妇最可能通过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手段实现其在少生条件下的生男愿望。

广东的生育政策在1997年进行过一次较大的调整，1995与2000年广东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3.3与130.30，五年间出生性别比提高了6.99个点。政策模拟的结果表明：其中大约三分之二归因于1997年生育政策的重新收紧。那些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农村夫妇原本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然而政策的改变，使他们中大部分人失去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从而原有的孩次递进结构突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育有男孩或男孩占优势的妇女的再育的可能性突然间受到严格限制，而这部分妇女再育的出生性别比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是较为正常的。生育有男孩或男孩占优势的妇女再育的数量减少，使得生育有女孩或女孩占优势的妇女再育的数量在整个出生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了，而生育有女孩或女孩占优势的妇女再育的出生性别比是严重偏高的。总的出生性别比是分性别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加权平均值，生育有男孩或男孩占优势的妇女再育的高出生性别比与权重的增加促使了整个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另有大约三分之一则归因于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现象的不断增多（陈友华，2006）。

生育空间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男孩生育空间与女孩生育空间，男女孩生育空间在受到生育政策挤压后的收缩进程是不完全一样的。笔者对江苏某地生育意愿的调查发现：无论是意愿生育率，还是政策生育率，都仍在继续下降。然而分性别考察，则发现期望男孩生育率与实际男孩生育率在下降到某一水平后就稳定下来，不再继续下降，尽管此时的总体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水平仍处在继续下降过程中。这表明：男孩生育空间被压缩到一定程度后就变成刚性，现行生育政策对此已经不起作用。与此同时，期望女孩生育率与实际女孩生育率仍在下降过程中，目前还没有达到极限（小）值。由于期望男孩生育率与实际男孩生育率下降到某一水平后就早先停止下来，因而总体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就是期望女孩生育率与实际女孩生育率下降的结果。这就说明，当意愿男孩生育率与实际男孩生育率下降到某一水平，使男孩生育空间变成刚性时，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的下降则全部是由期望女孩生育率与实际女孩生育率下降所贡献的。在此情况下，实际生育率下降越多，出生性别比也就越高，实际生育率的下降是以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作为代价的。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与现行生育政策有关，并不是说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是由于生育政策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生育政策压缩了人们的生育空间，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生育行为选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出生性别比。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并不完全由生育政策引起，生育政策只是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也会出现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只是生育政策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进一步升高。现行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只是作出了“部分贡献”，绝对不能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全都归结为是现行生育政策“惹的祸”。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放松对出生数量的控制，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将趋于缓和，但不可能消除。因为引起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其他因素依然在起作用。

性别偏好是诱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必要条件，但这必须借助于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等技术手段才能实现。由于国家明令禁止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的人工终止妊娠，因而只有当管理上存在漏洞时，才能借助于技术手段实现其性别偏好。因此，只有在具备男孩偏好、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实现偏好的技术手段与人们乐意采用技术手段实现其性别偏好四者时，出生性别比例才会出现失调。

图1
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理论解释框架

性别选择就个人与家庭来讲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个人与家庭的理性选择导致了群体的非理性，“共用地”悲剧由此而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生育控制下的人为性别选择的结果。

中国Z.F在制定现行生育政策时的初衷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尽可能更好地兼顾、满足群众的利益。但必须承认，该政策具有明显的性别含义，其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儿子偏好。由此引发的不仅是生育政策的性别歧视问题，而且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为第一孩生育女孩的百姓提供了一个再生育一个男孩的机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导向进一步诱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为的性别选择现象（穆光宗，2006；杨菊华，2006）。此外，部分省份现行生育政策中对照顾再生育者有生育间隔要求，部分妇女在生育一个女孩后马上怀孕，然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男的就留下，是女的就说是计划外怀孕，要求进行流引产。[11]
人工流引产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现在已部分演变成为实现生育性别偏好的手段，而生育间隔要求与未婚先孕已被某些人用来作为性别选择的道具。现行生育政策不仅已部分地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且使部分女性胎儿最终免不了被流引产掉的命运。因此，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不仅使政策本身更趋公平，而且也使许多女性胎儿免于被流引产的命运，使女孩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因此，调整生育政策本身也具有关爱女孩、促进性别平等的成份在内。

（十）人口素质逆淘汰风险

1、何为人口逆淘汰？

“逆淘汰”最早由高尔顿提出，他将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生物进化论延伸到社会学领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因素可能会共同营造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本应被社会淘汰的弱者生存下来，而相对的，那些应该被选择的强者却遭到淘汰。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社会对人口的逆向选择，指低素质人口挤压高素质人口这种有悖于优胜劣汰的现象（郭熙保、尹娟，2005）。

所谓人口逆淘汰，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现象。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是否会导致人口逆淘汰？这是一个敏感而争论不休的话题。

讨论人口逆淘汰，必然牵涉到人口质素这一概念。关于人口素质，有两要素论与三要素论之分。两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而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品德素质。但由于思想品德素质的某些内容牵涉到价值判断，而不同社会对此的评判标准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笔者坚持两要素论的观点，尤其在进行定量比较研究时更是如此。

2、人口素质的相对性与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

不同时期人们对人口素质高低的衡量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在建国初期，文盲充斥，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很少，在当时的情形下，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就被看成是高文化素质的人了。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仅仅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看作是一个高文化素质的人。由此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既然人口素质的高低具有相对性，因而人口逆淘汰也就有相对逆淘汰与绝对逆淘汰之分。所谓绝对人口逆淘汰指人口素质持续下降的人口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人口绝对逆淘汰很少出现。

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给子女所能提供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相对于中低阶层家庭而言，中上阶层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利于孩子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如果中高阶层家庭妇女生育率低于中低家庭妇女生育率，这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而相对人口逆淘汰指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比例不断减少与来自于中下阶层家庭的孩子比例不断增加，从而不利于人口素质提高的一种人口现象。

3、差别政策生育率与人口逆淘汰

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群体间生育率转变速度不同，将形成群体间生育率差异，来自中高社会阶层群体的生育率要低于中下社会阶层群体的生育率。一方面，中高阶层家庭对子女的培养要求要普遍高于中下阶层家庭对子女的培养要求；另一方面，中高阶层家庭给孩子后天所能提供的抚养与教育条件普遍好于中下阶层家庭。因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社会阶层间生育率的差异对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利，人口逆淘汰是自人口转变开始后世界各国普遍出现的人口现象。

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村现行生育政策要比城镇宽松一些，西部地区现行生育政策比东中部地区宽松一些。这就造成城乡与地区政策生育率的不同，农村与西部地区的政策生育率要分别高于城镇与东中部地区。另一方面，从政策执行效果看，尽管城镇与东中部地区生育政策相对于农村与西部地区更紧，然而生育政策在城镇与东中部地区得到更好的执行，超生更多地发生在农村与西部地区。“城乡二元”与“区域多元”的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使得各群体生育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与东中部地区的生育率要分别低于农村与西部地区的生育率。而这种差异部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等非政策性因素所带来的，部分是因为城乡与地区生育政策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城乡与区域生育率差异的形成与产生除了非政策性因素外，还有政策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城镇居民家庭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好于农村居民家庭，东中部地区居民家庭的抚养与教育条件普遍好于西部地区居民家庭，但城镇生育政策严于乡村，东中部地区生育政策严于西部地区，形成家庭条件越好，生育一般也越少的现象，从而使得中国人口逆淘汰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取向是不利于人口素质提高的。

然而，无论就国际还是中国的情况看，伴随着人口转变的进行，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突出地表现为婴儿死亡率与文盲率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与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由此可见，绝对意义上的人口逆淘汰现象在世界上绝少出现。上述所说的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逆淘汰是相对人口逆淘汰。因为伴随着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各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子女的培养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为子女所能提供的成长环境也越来越好。因此，各社会阶层内部的人口素质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即便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是本身素质也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二是今天的农民为子女的抚养与教育所能提供的条件也比以往好得多，三是今日的农民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的要求也有很大的提高。因此，今天农民子女的素质也较以往有很大的提高。

4、出生缺陷影响因素与生育政策调整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学进步（保胎、试管婴儿、不孕症治疗、促进怀孕的手段与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等）、生活条件改善、死亡率下降、计划生育、甚至工作节奏加快与生活压力加大等等，都会对出生缺陷的发生频率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现代社会有不断被突破的迹象，也即自然选择作用正在不断缩小。这种改变对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对人口素质的提高也带来了某些不利的影响。例如，对不孕症治疗后怀孕生育的孩子质量是否低于在自然状态下怀孕生育的孩子质量？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则不孕症的治疗在给许多家庭带来“送子”福音的同时，也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素质。出生缺陷率可能也会因此而上升。现行生育政策对出生素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生育非遗传性残疾孩子的夫妇可以再生育一胎，而许多第一胎生育有健康婴儿的父母不能再生育。但限于目前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大多数遗传性疾病是很难被检查出来的，这使很多隐性遗传病患者合法地生两胎。现实中，许多显性遗传病患者也生了二胎，而在一些贫困山区，甚至是多胎。第一胎生育有病残儿的夫妇第二胎生育病残儿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第一胎生育健康婴儿的夫妇第二胎生育病残儿的可能性。对生育有病残儿的夫妇生育权利上的照顾造成了残疾人口的增多与残疾人口比重的增加（郭熙保、尹娟，2005）。

二是违反政策规定怀孕的妇女，从怀孕到分娩与孩子成长基本上处在一个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之中，特别是在十月怀胎过程中伴随着“肚子”的一天天增大，孕妇的精神压力等也随之增加。即便能将孩子诞生下来，至少也将面临高额的经济处罚，因超生致贫的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并不鲜见。在这种环境中孕育的生命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成长环境恶劣，从而不利于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是当独生子女夫妇唯一的子女遭遇伤残夭折时，特别是中年丧子（女）时，虽然身处高龄，但出于多方面原因多会而不得不进行补偿性生育，即便能如愿以偿，也会因为高龄生产而促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

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在给中国社会与民众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人口的逆淘汰。虽然人口相对逆淘汰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只是中国因计划生育将这一问题推向极致。中国人口相对逆淘汰，有政策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

最后要注意的一点是：人口素质差异主要是由后天形成的，这里讨论的人口逆淘汰主要也是从后天的教育与培养角度考察的，而不是从先天的生理遗传等角度考察的。父母与子女智商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否则的话，天才的儿子是天才，傻瓜的儿子是傻瓜……这样推演的结果必然会使我们陷入血统论的陷阱。

（十一）数据失实风险

上世纪70年代实行较为宽松的“晚、稀、少”生育政策期间，出生人口数据和总人口数据真实可靠，几乎不存在瞒报出生人数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生育政策基本满足了群众的生育意愿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引入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即使发生少数生育过多现象，也主要是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对单位领导没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因而没有必要对出生人数进行瞒报，人口数据较为真实。自1980年全国实行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后，计划外出生多的单位的领导要受到批评，有的甚至被罢免领导职务。以后又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在评先时要计生部门把关，如发现有一例计划外生育，就有可能被取消该单位先进评比资格， “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违反不得。[12]
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抓好，撤掉的村长和乡镇长就更多了。严厉的考核措施加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使完成不了计生工作任务的单位只得采取瞒报的方法来逃避惩罚。出生率低报、计划生育率高报严重，统计数据存在较大“水分”。国家计生委于1990年代中后期组. 织对部分省份农村调查，发现出生人数漏报率高达30%左右。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部门在提高统计质量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甚微，各地计生报表依然存在较大误差。自1990年以来，人口计生委、统计局、公安局的年报数据可信度极低，学者们在研究人口问题时基本上不再引用（江苏省生育政策微调研究报告，2007：14），以至于中国在目前生育率究竟有多低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是缺少可信的数据资料。不可否认，现行生育政策过严与计划生育管理目标过高是导致目前统计数据、特别是出生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的两大主要原因。

（十二）党群干群关系紧张风险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百姓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愿望都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现行生育政策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部分群众基本的生育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因而现行生育政策本身就不是一个“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政策，与群众的基本生育意愿之间存在较大距离，把半数左右的群众推到Z.F的对立面。现行生育政策使基层Z.F与计划生育工作者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部分群众坚持想生育两个孩子，另一方面，基层Z.F与计划生育工作者又面临来自上级Z.F的各种压力，头上套着计划生育目标管理的紧箍咒，如果执行不好，将面临严厉的处罚，甚至有丢掉饭碗的可能，面临群众与上级Z.F的双重压力或双重夹击。

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Z.F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一切“向上看”，在群众的合理需求与上级Z.F的工作目标要求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更多地站在上级 Z.F的一边，不惜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党群干群之间的严重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控制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党群干群关系作为代价的。我们需要对计划生育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认真的严肃的比较分析，如果这种代价过于沉重，我们是否应该在生育政策上作出一点让步，以便使这种代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所有这些，都值得Z.F与全社会的深刻反思。

因此，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育意愿比较贴近，群众的基本的合理的要求因此而得到满足，有利于缓和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一方面减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与计划生育的工作面，使得计划生育得到更多群众的理解、支持与执行，从而减少了计划生育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使得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集中于对育龄群众的服务与管理之中，使群众的一些基本需求能得到满足，因而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而这有利于改善党和Z.F的形象，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生育工作要为和谐社会建设添砖加瓦，而不是添乱。而现行生育政策本身就包含有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成份在内。

（十三）劳动力培养成本上升风险

一个孩子家庭的单位养育成本显著高于两个孩子家庭的单位养育成本，两个孩子家庭的单位养育成本要高于三个孩子家庭的单位养育成本，以此类推。由此可见，我们看到养育边际成本也具有递减效应。“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三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三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一个孩子的三倍。”（易富贤，2007：P216）。没有证据表明生育一个孩子就比生育两个孩子养育得更好，成才比例更高，实际上独生子女可能更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养育孩子的边际成本递减，而对社会的边际贡献不变，这相当于养育孩子的（社会）边际净收益（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与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增类似，同时与以往研究所揭示的家庭生育边际收益递减并不矛盾）。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提高、甚至是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培养成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削弱了其经济竞争能力。因此，长期地看，独生子女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

此外，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父母因缺少育儿经验，手忙脚乱。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情况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只生一个子女，抚养和教育子女的经验教训就会再无用武之地，造成极大的浪费。

（十四）消费不振风险

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尽管内需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其中部分与独生子女政策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的联系：

首先，尽管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但是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性安排，使得社会财富更多地向Z.F与少部分手里集中，中国因此而变成一个典型的世界上少有的“国富民穷”与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普通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均GDP的上涨速度，手中并没有积存多少钱；

其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普通百姓即便手中有点钱，为了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不测，大多也不敢花，而将其储存起来，以备急需或以防不测；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得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普通百姓对年老以后的生活充满着担忧，因而不得不在年轻时增加储蓄，以提高日后的自我养老能力；

第四，在一个有着性别歧视传统的国度，在一段特殊的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必然导致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与生育率的下降，从而导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而婚姻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必然迫使男方家庭增加储蓄，以提高竞争力。生育有男孩家庭的储蓄率不仅高于女方，而且男孩家庭与女孩家庭在消费行为上也存在诸多显著差异。例如，相比于女孩父母而言，男孩父母选择购房的比例要高得多。

最后，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的出现，短期看少年儿童消费需求因此而难以增长，甚至出现绝对的下降。在一个产能过剩的国度，消费促进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储蓄率过高，必然导致消费不足，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

（十五）教育偏差风险

1、教育投资过度

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希望。几乎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唯一的孩子能成龙成凤，因而在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上舍得花钱，甚至倾其所有，畸形地把全部家庭资源投入到一个孩子身上。为了不使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激烈的教育竞争甚至在幼儿园阶段便已经开始，导致教育竞争过度，甚至可以用“残酷”两字来形容。全国各地的择园热、择校热愈演愈烈，并导致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费用的急剧增加。目前家庭出现的教育过度实际上与独生子女有关。当我们在城乡调查时，询问育龄夫妇为什么只愿意生育一个孩子时，人们的回答几乎是千遍一律：生得起而养不起。

2、教育偏差

俗话说：“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独生子女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家庭全家重心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独生子女压力很大，更容易使其畸形成长。例如，为了应对子女未来激烈的竞争，父母往往只关心孩子的学业，要求独生子女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使独生子女从小就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学业负担，而相对忽略了对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例如，独生子女除学业以外，其他方面基本上由家庭（父辈与祖父辈）包办代替，缺少生活、特别是艰苦生活的磨练，过着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独生子女在成年前普遍缺乏独生生活的能力。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偏差由此可见一斑。

3、特殊家庭环境不利于独生子女的健康成长

独生子女在家中缺少同辈亲情、家庭成长伙伴与同伴教育，家庭生活单调，甚至普遍感到孤独空虚，易患上“独生子女病”。[13]
即使没有娇生惯养，独生子女也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唯我独尊，平等、礼让意识淡薄，生活能力低下，缺乏生活磨练。不利于独生子女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孩子成长和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要相对于独生子女合理得多。

现在许多家庭为什么要“宠爱”孩子？社会为什么要产生独生子女问题？老师为什么说现在的孩子难教育？说到底，一个孩子太金贵了，万一有什么意外或者闪失，则成为家庭难以承受之重。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可能国人的教育理念就会发生改变，就不会存在独生子女问题，教育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一个家庭能有两个孩子，充分发挥家庭、特别是兄弟姐妹间的教育影响作用，更有利于孩子自身优良品质的养成，尤其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意识。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这样最基本的关爱，和谐社会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4、呵护过度与创新冒险精神的缺失

由于只有一个子女，父母普遍面临着很大的精神压力，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的抚养，生怕出现什么差错，因而对独生子女的许多正常活动进行限制。学校老师因为害怕独生子女在学校出事，常常对独生子女在学校的许多正常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孩子父母因为惧怕独生子女受苦受累，甚至出现了要求教育机构减少磨练儿童意志的教育科目和野外活动项目。学校与家长对独生子女过度保护的现象随处可见，限制了孩子的自由成长。目前孩子上小学、甚至初中都要由家长接送。独生子女一代可谓是“温室下的花朵”，一个缺少创新精神的一代。而一个缺少创新精神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5、独生子女与网瘾

独生子女在家中缺少玩伴，倍感孤独，无聊，因而沉迷于网络世界而不能自拔的现象增多。

生育一个子女非但没有使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更为轻松，反而让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及其父母们承受了他们的难以承受之重。

（十六）家庭冲突增多风险

成人社会在矛盾与纠纷当中往往互相妥协与让步，而这种能力在孩子玩乐当中可以自发地训练出来。而独生子女在家庭内部缺少同伴教育与父母的过度迁就与忍让，使得独生子女在家庭内部缺少必要的如何与人相处方面的训练，代际与代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因此而增多，离婚风险增大，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此外，独生子女家庭会遭遇更多的问题与承受更多的压力，家庭冲突增多在所难免。

（十七）国防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在中国的城乡造就了数以亿计的政策性独生子女，中国现役军人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持续增长，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军队即使能打仗，也是不敢打的，因为独生子女将士的阵亡或伤残对国家、社会与家庭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敢于将独生子女送上前线参战。“拯救大兵瑞恩”通过电影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幕。有报道说，中国近年来应征入伍的新兵中独生子女已占半数。由此可见，当中国一旦遭遇战争，就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虑。从这一点上看，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毁长城”之策。

长期在和平环境下生活，人们已经麻木，认为战争距离我们已很遥远。现在很多父母将独生子女送去参军，绝少考虑到“战争”因素，而是出于对子女退役后能有一个 “好的前程”的考量。如果国家一旦发生战争，一方面，出于独生子女将士的阵亡或伤残对国家、社会与家庭都是难以承受之重的现实考量，定会出现“战争让独生子女走开”，[14]
现役军人中的独生子女会因此而被留在后方，而那些非独生子女们将被派往前线参战，另一方面，征兵将异常困难，那些独生子女父母们绝少会主动将独生子女送去参军，而非独生子女们将更可能被应征入伍，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这中间的部分中华儿女甚至会因此而为国捐躯。而那些非独生子女们多半属于“超生者”，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饱受整个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当国家一旦遭遇战争时，我们却又要求他们以血肉之躯去保家卫国。一旦发生战争，阵亡或伤残是难以避免的。届时，我们这些生存者将以怎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去告慰这些为祖国与人民的安危而献身或伤残的英雄儿女们？与其日后忏悔，不如我们今天以一颗 “仁爱之心”去善待那些超生者及其子女。要注意的是：超生子女也是中华儿女，我们要向对待中华儿女一样对待超生子女。

（十八）社会被撕裂的风险

中国的计划生育可以用“威逼利诱”四个字来高度概括。长期的对计划生育者及其子女的“优待”与对超生者及其子女的“歧视与排斥”，一方面，社会因此而被分裂成计划生育者与非计划生育者两大阵营，另一方面，长期的一贯的对超生者及其家庭的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容易诱发超生者及其子女的反社会思想与行为。社会因此而被撕裂的风险大大增加了，从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十九）持续发展受阻风险

独生子女政策迟早将导致持续的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的出现，而持续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阻。

二、风险规避与生育政策调整

（一）低生育率与温水煮青蛙

人口是一个长周期性事件，持续低生育率与“温水煮青蛙”异曲同工，与慢性自杀无异。因而当人口安全问题产生时基本上都难以引起当局者的注意与重视。然而，一旦当所潜藏着的人口问题暴露出来，往往早已错过了化解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这时习惯性的一幕出现了，对当事人“历史罪责”的追讨。典型的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实，这样的事例不仅仅发生在计划生育部门，更发生在其他领域。例如，毛. 泽.  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得到了无数人的支持与拥护，后来证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浩劫，其中的某些人又急于与文化大革命脱清干系，反过头来声讨文化大革命，真不知早干什么去了？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怪圈”中转悠与轮回。这样的历史不应在中国重演了。

人口安全的核心应该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而人口可持续发展主要牵涉到数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以往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人口的数量控制，而忽略了人口结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直至今天仍有人还没有意识到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结构变动两者之间的联动效应。

现在国家有关部门一方面说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如何重要，另一方面又说人口老龄化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及其可能出现的问题。把两个本质上联系紧密的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结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两者割裂开来，似乎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似的，正如同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与人口数量控制或者与计划生育无关一样。

（二）矛盾陷阱：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迁移增加

目前，人口净流入较多地区一方面仍在强调本地区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构成巨大压力，认为如果放松计划生育或者放松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以此表明计划生育工作的必要性与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合理性。典型的如北京等地。但事实与这些预言正好相反。早期的研究报告指出：北京的人口如果达到某一规模，将导致城市的崩溃。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些所谓的人口规模承载极限一再被突破的同时，北京并没有走向崩溃，而是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城市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因为人口的大量迁入与流入，城市人口规模急剧扩张，其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远超过因计划生育而少生的几个人。这些城市非但没有象有些专家、更没有象人口计生部门所渲染的那样崩溃，而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获得了更快的发展，甚至是新生。典型的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某些城市的领导者也早已意识到：“每个人不仅长着一张嘴要吃饭，更有一双辛勤劳动的手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人一生中所创造的财富一般要多于其所消耗掉的财富，于是我们便看到社会财富的加速积累。一座城市经济规模的大小、繁荣还是萧条，与人口迁移以及人口规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是人口规模大的城市越繁荣，相应地，越是人口规模小的城市越凋敝。一个人口不断流出的地区终将陷入萧条与没落，而一个人口源源不断流入的地区则充满活力，一派繁荣景象。由此可见，至少中国目前的部分地区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陷阱：一方面强调计划生育、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在大量的吸收外来移民。中国最具活力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便是这方面的典型。

鉴于此，很多地方Z.F已经意识到经济要做大做强，首先要把人口做大做强。于是，全国各地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纷纷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城市化发展目标。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全国城市化发展目标，这些人从哪里来？中国目前人口规模为13.35亿人，到2030年前后预计将达到14.5亿左右的峰顶，然后加速滑落。但如果按照全国各城市未来人口发展规划目标，到2030年时全国城市人口规模将超过当时的全国人口规模。这些类似于笑话之类的东西，却是眼下中国各座城市的郑重其事的Z.F发展规划目标。

今天，我们仍然还能看到部分城市Z.F对流动人口的排斥，伴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未来全国各地将会转而加入对劳动力资源的激烈争夺，这就如同眼下“招商引资”的情形一样。届时，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所拥有的人力资源的数量，人力资源因此也变成最重要的资源。不要认为这一现象距离现在比较遥远，而是即将发生的事实。实际上走在时代最前列的苏南等地区对流入人口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三）风险规避与生育政策调整

风险管理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风险出现后的应对，二是风险还没有形成时的规避。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高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加速形成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现行生育政策给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不仅使得亿万独生子女家庭成为高风险家庭，而且因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中国的社会风险大大增加。目前，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并正在徐徐释放。为了应对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已经对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偿与社会救助。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Z.F却坚称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仍在持续不断地大量制造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既然独生子女家庭是一个高风险家庭，Z.F现在做的不正是在为未来中国Z.F与家庭人为地制造风险吗？

风险出现后是如何应对，而在风险出现前则应是如何规避。而目前我国既面临着如何应对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又面临着规避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前者就是对现存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应对，而后者是尽可能避免独生子女现象的进一步蔓延。规避独生子女及其家庭风险的最好方式就是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至少两个孩子。虽然，即便允许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其风险仍然存在，但必须承认：独生子女家庭与两孩及以上家庭之间有本质差别，一对夫妇生育至少两个孩子给家庭与社会所带来的风险要远小于独生子女家庭所带来的风险，因而其风险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化解家庭风险是人口计生部门应尽的职责。再者，独生子女父母已经为国家的人口数量控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要求独生子女们为中国的人口数量控制继续做出巨大的牺牲，实际上是严重不合适的。我们强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其中也包括家庭结构的完善与合理的内容。在医学上我们曾经历了一个从“有病治病”到“无病防病”的转变。实际上，在研究并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应该学习借鉴“从有病治病”到“无病防病”的思想。现行生育政策为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为此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一个如何规避风险和降低代价的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至少两个孩子，是中国社会规避风险和降低代价的不二选择。

三、讨论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对夫妇要求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求都是最基本的，同时也是合情合理的。在一个宣称“以人为本”的社会，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愿望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如果每对妇女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而没有或很少有夫妇生育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在此情形下，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赞成推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的。

然而，上述假设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不能成立的。人口要可持续发展，其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由于总会有人生育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为了使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就必然需要有人只生育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孩子都不生。这样，多育与少育相互抵消，生育率才有可能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再加之许多人认为“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正是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便因此而诞生了。

但如果仔细推敲，自然会发现，因为有人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事实上也生育了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因而就要剥夺部分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权利，仅允许他们生育一个孩子。如此看来，独生子女政策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多育夫妇的牺牲品或者殉葬品而出现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因此而成为一种陪葬性制度安排。这就如同有人犯了罪，其他人都要被剥夺自由，而被关进监狱一样荒唐可笑。

虽然人类的祖先并不具有今天的建筑知识，但是生活实践告诉他们，在修建房屋时：一是房屋的外形应该是底部大、顶部小的金字塔型，二是房屋越高，地基也应越深越牢固，两者间是成比例的。这样建造起来的房屋才稳固，才能经受住风雨的考验。任何社会组. 织结构也都是金字塔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组. 织结构意味着稳定与秩序。然而，从微观角度考察，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却是倒金字塔型，其底部只有一个支撑点。当家庭结构上部的压力过于沉重，超过了其唯一支撑点的承受能力，唯一支撑点稍有闪失或本身就存在问题，根本无力支撑家庭结构大厦上部的压力，家庭结构大厦将顷刻轰然倒下。因此，倒金字塔型的独生子女家庭本身就存在着结构性缺陷，是不稳定的与经不起风浪的。从宏观角度考察，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也已经形成（见图2）。这种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为日后大至国家、小至家庭都将带来无穷的灾难，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这是因为人口问题的“滞后性”特点，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而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而已。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潜伏期”。类似于试图通过一个支点来托起整个地球的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将给中华民族的未来带来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灾难，也未尝可知。

图2
2000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

任何社会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都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只是有些社会政策的负面功能潜伏周期较长。独生子女政策即是如此。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已近30年，但其负面功能才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如果说我们以往收获的更多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收益（如人口红利的加速到来与异常丰厚），那么未来我们将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家庭，具有天然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独生子女政策会诱发系列风险，而这些风险之间是彼此联系的，某一或某些风险一旦发生，容易诱发其他风险的出现。

有些风险是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加以应对的。例如，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提高退休年龄，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养老能力，注重教育，老年人口资源开发等。但这些政策短期内可能有效，长期会失灵。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保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充要条件。

因此，从风险规避角度考虑，应尽力避免独生子女现象的继续蔓延。中国计划生育已经陷入矛盾陷阱：一方面意识到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性缺陷，对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在内的计划生育家庭实行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仍在继续鼓励更多的独生子女的出现。前一种可以看作是风险应对，是对因计划生育而利益受损者的补偿，而后一种则是花钱为未来Z.F与家庭购买风险，从任何角度考虑都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说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独生子女政策与计划生育给中华民族带来希望。那么，未来的事实将证明，持续推行现行的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将使中华民族成为“自绝的文明”。

参考文献

1.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
陈友华：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1期。

3.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
顾宝昌：我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认识。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2期。

5.
郭熙保、尹娟：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6.
江苏省生育政策微调研究报告，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生育政策微调可行性研究》，项目编号：04SHB018。2007年。

7.
金小桃、朱幼棣、付伟、宋燕、王涛、王旭东、汤孟君、常勇杰、朱尧耿、杜莉莉：加快建立“生育关怀行动”的长效工作机制——赴安徽省、江苏省的调研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生协“生育关怀行动”联合调研报告汇编，2009年10月。

8.
刘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年第5期。

9.
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冷眸：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

10.
穆光宗：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1期。

11.
穆光宗：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2.
穆光宗：“独生子女”风险论，2009年《绿叶》第8期。

13.
潘金洪、姜继红：江苏省独生子女数量测算及其风险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4.
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15.
武家华、刘占圈、刘破资、曾云光、尹彤：广西和重庆生育关怀行动联合调研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生协“生育关怀行动”联合调研报告汇编，2009年10月。

16.
吴正俊：农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致贫问题探讨，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7.
杨菊华：从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看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走向。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1期。

18.
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19.
原新、石海龙：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20.
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

21.
张建、姚秉成、穆光宗、刘秀萍：广东省“生育关怀行动”调研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计生协“生育关怀行动”联合调研报告汇编，2009年10月。

22.
谢玲丽：“五大障碍”影响独生子女成长，http://news.qq.com/a/20080707/001178.htm，2008年7月7日。

作者简介：

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1]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能促使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间接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 如果以独生子女18岁离家，独生子女家庭中的母亲45岁前后就进入空巢期，假如能活到75岁，独生子女空巢家庭的持续时间一般长达30年之久，家庭生命周期中多半是在空巢阶段度过的。

[3] 2010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某种意义上昭示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4] 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少部分农村地区为了人口的数量控制，甚至成立了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计划生育小分队，工作粗暴，其中的极少数甚至鱼肉百姓。为了将计划外怀孕者追回并落实补救措施、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者落实节育措施，实行连坐制度，把当事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集中起来组. 织所谓的学习班，说白了就是非法拘禁。在东部沿海某省有的甚至被非法拘禁好几个月。某些地区采用所谓的群众自我管理，实行有奖举报制度，说穿了就是“利用群众斗群众”的翻版。这些手段反复被使用，导致人们之间缺少基本的信任，中国因此也成为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人类社会应遵循的底线伦理与底线价值一再被突破，人际之间的基本信任甚至也因此而丧失殆尽。

[5] 实际上，超生者及其子女也是共和国的公民，理应得到与其他公民一样的尊重与享有同等的权利。

[6] 高等教育的大跃进造就了中国学历教育的大泡沫，而教育机构的自甘堕落、权力寻租与对权力献媚行为本身造就了部分“专家型”的、“高学历”的领导干部。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学历被严重“注水”，于是乎“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特别是官场。今天热衷于报考博士硕士的人多半并不是真的对学术感兴趣，而是看重博士硕士学位背后的“含金量”，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看到别人投机取巧、轻而易举获得学位后的飞黄腾达，也热衷于模仿。试想，如果投机取巧、轻而易举就能获得一纸文凭，并因此有一个光明前程的预期，还有谁愿意含辛茹苦独守“寒窗”呢？受这种教育与人才选拔机制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挤压，热衷于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伴随而来的“真的真文凭”越来越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多数人读书的功利性特别强，当被问到读书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读书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读书没有好处为什么还要读？那是书呆子才做的事。于是，在当下我们便看到一个普遍现象：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好好读书，有的甚至牺牲节假日成天送孩子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彷佛孩子一天24小时不睡觉整天看书学习才好；另一方面，这些孩子的父母们宁愿无所事事，也很少甚至一年都不看一本书，彷佛读书仅仅是孩子的专利，而与成年人无关似的。

[7] 例如，全国部分省份对部分独生子女高考和中考加分，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得原本就存在的教育不公被进一步强化。

[8] 超生与否本身就是生育政策的产物，如果没有生育数量限制，也就无所谓超生。如果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那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妇将被排除在超生者队伍之外，超生者因此而大大减少。

[9] 即便孩子真的“身残智障”，我们也不能将真相告诉孩子，更不应该将孩子的真相告诉整个社会，而应该告诉孩子：你与其他的孩子一样是健康的。这样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10] 在中国超生者可能将面临开除公职、高额经济处罚的风险，这些便构成超生者生育成本中的一部分。

[11] 这种现象甚至在初育中蔓延开来。少数妇女未婚先孕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男的就奉子成婚，是女的就说是未婚先孕，要求计划生育部门帮助进行流引产，并承担相应的费用。而计划生育部门一般很难拒绝。由此出现了一孩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

[12]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在许多地区演变成为“计划外生育一个否决”。

[13] 独生子女早期教育将遭遇如下五大障碍：一是性格障碍。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极易导致常见的性格缺陷，如“任性”、“爱发脾气”、“不尊敬师长”和“不团结合作”等。二是心理障碍。不少独生子女在家里只能与成人为伍，极易养成孤独、自娱自乐、孤芳自赏等心理素质或过早成人化。三是智育障碍。社区活动参与少，造成孩子智力和身心疲惫，缺乏童年乐趣，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四是环境障碍。不少抚育者特别是祖父辈过度溺爱孩子，溺爱和放纵几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五是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父母包办代替，独生子女动手.机会减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赖性强（谢玲丽，2008）。

[14]
既然“战争让独生子女走开”，既然参军入伍就意味着流血牺牲，那么，独生子女应征入伍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与其养着一个不能打仗的独生子女兵，还不如免除独生子女服兵役的义务更为务实。

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108101330601/

bay

今年年龄上35岁的人可能都知道收容制度.在取消收容制度前的二三十年,说上百万平民死残于这种收容制度可能有些夸张,但说全国收容所里死残了十万人的话,那就就有些保守了.

十来年前,一个湖北籍的大学生去广东谋生,被抓动收容所活活打死,促成了这一制度的取消.在此之前,收容制度造成了难以计数的亿万富翁,收容所在街上直接抓人,然后以几百元的价格卖给各地的矿山,窑厂与采石场做苦力,每天大量的平民就在这些场所死去,象狗一样死去,没有得到任何眼泪,怜悯与我们今天不断被强调的爱.

与收容制度一样,计生制度也已经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利益阶层,其创造的财富也远远超过了收容制度.


-----------------------



安徽计划生育工作队强奸轮奸妇女、强抢勒索钱财
中华新青报

    安徽省涡阳县以抓计划生育为名大肆私设号房强奸轮奸妇女、强抢勒索钱财

    1992年5月，安徽省涡阳县双庙镇成立了计划生育常抓工作队。郑辉、王新、冯振、王舵、王歧、王福海等几位青年农民被招聘为常抓队队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竟以抓计划生育工作为名，为所欲为，私设号房，大肆强奸、轮奸妇女，勒索群众钱财，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兽欲的轨迹

    从1992年5月起，郑辉一伙以计生工作为名，随意进村入户抓人，并借用当时镇武装部院子里的两间12平方米的房子，分设“男号”、“女号”关押抓来的人，在“号房”和院门上加两道锁进行昼夜看守。最多时“女号”关押19人，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仅4岁，时间最长的关押长达43天，其中有一部分人与计划生育并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是婆婆因儿媳被关，有的是小姑因嫂子被关，有的是嫂子因弟媳被关，有丈夫结扎、本人上环的妇女，有陪着母亲的幼童，还有刚生过孩子才3天的妇女……其中许多被非法关押的妇女先后被这群色狼蹂躏。

    1992年7月5日夜，某村怀孕8个月的20岁的A一家已经睡下。此时，一辆机动三轮车开进庄里，几束强烈的手电光亮从窗口向屋里照来。“屋里有人!”接着便是一阵猛烈的“咚、咚”踹门声。没等A的婆母穿好衣服，大门已被踹开。郑辉等3人冲进屋，恶狠狠地说：“我们是镇计划生育常抓队的，你儿媳妇怀孕了，要跟我们到镇里参加学习班。”A分辩道；“俺是头胎怀孕，又达到结婚年龄，你凭啥抓俺？”郑辉说，“你是无证怀孕，一定要抓。”A被抓上车送往镇政府途中，郑辉指着王新、王舵二人对A说：“只要你把他俩招呼好，他俩可在何书记面前替你讲情，能少拿两个钱。”车到双庙镇后，王新对A说：“只要你同意让我玩玩，保证不让你引产，也不罚你款，明天一早就放你回去。”随即，将A硬拉到院外，一个胡同内，恶狼般扑上去奸污了A。紧接着，王舵、郑辉也轮奸了A。第二天晚饭后，A从女厕所出来时，王新把A叫到厕所旁边门朝南的一间小屋里，王新威吓说：“你如果不从，以后放人家出去，不放你出去。”结果A再次被王新施暴。第三天，A问：“你们替我说情了吗？”王新他们回答：“说什么情？得引产!不愿引产就罚3000元钱。”结果，这位善良的少妇在“学习班”里蹲了24 天后引了产，才被放回家。

    1992年国庆之夜，细雨霏霏。郑辉、王舵、王新、王歧4人租了一辆吉普车去某村抓违反计划生育的某女，未找到该女，就将其嫂B和3岁的孩子强拽上车。王新看B抱着孩子无力反抗，便在车上对B搂抱、亲吻，并摸捏其下身及乳房，大耍流氓。当晚，王新将B从女“号房”带到看守屋外一过道将其强奸。B被送回屋内不久，王舵又冲进“号房”把B拽出，欲施暴时，B听到其小孩在“号房”内哇哇嚎哭，B便极力挣脱，逃回女“号房”，才免遭第二次凌辱。

    一个深夜，某村21岁的少妇C因猛烈的踹门声惊醒，“我们是镇计划生育常抓队的，快开门。”C颤栗地隔窗回答：“俺就一个女娃，再说我已上环了。”郑辉、冯振、王舵仍不肯走，C家人只好打开门，并找出上环证，常抓队员们根本不看，强行把C带上车。下车后，王舵对C大肆猥亵，C怒骂道：“再这样，我就喊人了。”“你敢!老子向来就是这样，不老实就串死你。”他把C拖到镇政府院内一路边，发泄了兽欲，被奸后的C正在伤心啼哭时，郑辉赶来，可怜的少妇复遭蹂躏。

    1992年8月30日晚，郑辉、王福海租车到某村，闯入民宅将25岁的妇女D抓到镇政府，关进了女“号房”。不一会，王舵将D拉到自己的宿舍，问“你有孩子吗?”D答：“有一个头生孩，刚生下才3天。”王舵上前搂住D的脖子吻她，提出要玩玩，D挣扎道：“不行，我身体还没恢复。”芏舵伸出二个手指，威吓道：“今天你要不让我玩，最少得拿这么多钱。”D说；“我家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你就得让我玩玩。”王舵说完，狞笑一声，将灯关上，把D推倒在床上强行奸污，D疼痛难忍、百般求饶也无济于事。强奸后，王舵仍不欲放走D：“甭走，停会咱再玩一次。”第二天上午，D的婆婆和17岁的妹妹赶到镇里替D蹲女“号房”，D才被放回家。回家后，D浑身酸痛，腹部剧痛难忍，阴道出血，血呈黑紫块，幸亏当夜被送到利辛县医院抢救，方才保住性命。

    1992年8月28日夜晚，“常抓队”队员冯振威逼值班人员冯宝玉帮他“提个女的玩玩”，冯宝玉将关押在“女号”内23岁的妇女E带到值班室，冯振对E 说：“我是何书记请来的，能跟他说上话，只要你今晚同我睡，我明天同何书记说说，让他少罚你点钱，早点出去。”E坚决不从，起身要走，冯振上前紧紧搂住她不放，凶相毕露；“你可是想死？今晚你真敢不陪我睡觉，我就叫你死在这屋里。”E性格虽很刚烈，但仍然未能逃脱魔爪。

    “常抓队”这些恶棍们把妇女视为掌上玩物，就连才上环、刚动过手术的也不肯放过。1992年9月17日晚，郑辉、冯振将某行政村×庄的一名已有一孩，并已上了环，丈夫结扎了的29岁妇女王×押回镇政府，并在值班室内强行将王×奸污。9月29日夜，冯振将另一名27岁的妇女邵××从“女号”提到过道房欲行奸淫，邵××极力反抗，苦苦哀求：“我刚刮过宫，还没有满月，你硬要这样干，就等于要我的命。”并极力反抗，结果，冯强奸未遂。

     疯狂的诈取

    好色和贪欲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双庙镇计划生育常抓队队员们在把多名年轻妇女视为泄欲工具的同时，还视妇女的肚皮为摇钱树，几双贼眼不停地在全镇育龄妇女的肚皮上“扫描”。一旦发现哪个“变形”就立即凑上去，动辄以抓人“办学习班”、巨额罚款等相威胁，不符你有无准生证，符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都难幸免，想免抓免罚款，就得毕恭毕敬地奉上他们所要的钱财。

    1992年9月13日夜，郑辉等3人来到李井村李涛和李金好两家要抓孕妇去“学习班”(两人妻子均为计划外二胎怀孕)，看两家人面露胆怯之色，郑辉闪着狡黠的目光说：“去了不光要挨打，每家还得罚款1000元，要想免打和重罚，不如你们两家每家给我们兄弟拿500元，我们就不再追究了。”两家只好凑齐 1000元交上，郑辉接过钱便扬长而去。

    史庙行政村史会涛的妻子二胎怀孕已6个月，郑辉、王新等3人上门抓人，史会涛见其来势汹汹，感觉不妙，忙将卖瓜的320元恭恭敬敬地递上，郑辉等嘿嘿笑道：“这还算够意思，你挺开窍的。”

    即使是持证怀孕的妇女也难逃这伙恶棍们的敲诈。李庄有名农妇持证一胎怀孕，可仍被“常抓队”盯上，要押她到“学习班”，该农妇苦苦求饶，“常抓队”员说： “不去学习班得交220元钱。”该农妇只得借钱交上。后张村张小柱之妻还未怀孕，王新、冯振也找上门来抓人，张忙掏出身上带的150元递上，王、冯嫌钱不够，张又将口袋中几包香烟递上，并说尽好话，王、冯这才骂骂咧咧地离去。郑庙行政村郑灰是二女户且已结扎，一天夜里，“常抓队”4名队员突然闯到他家要带人去妇检，郑灰分辩道：“俺早就男扎了，妻哪能怀孕？”一个队员伸出两个指头：“不去人得拿200元。”郑灰无奈之下，只好赔着笑将钱如数奉上。

    在1992年6月至9月的短短3个月间，郑辉、王舵、王新、冯振、王歧、王福海就以计划生育常抓工作队的名义，在双庙镇内多次敲诈勒索群众财产，总金额 11465元，个人私分赃款3570元。而在被常抓队员抓、关和罚的人员当中，除A女违反了他们制定的计划生育规定(无准生证，第一胎已怀孕8个月)外，其他人员都与计划生育工作无关。

沉香屑

农村计划生育真是一场噩梦，我记得我小时候邻居一女的，快生了被强行拉去人流，结果大出血血流尽而死，用棺材抬回来的。人跑了，就抢光家里的值钱的东西，把房子烧掉，这些都是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脑子都选择性的失忆了。甚至在我98年生孩子时候，因为没及时去拿准生证，也被罚款，在拿到准生证前都不敢出门。还好，这些都过去了，最应该感谢的是网络的普及，科技还是让社会进步了。唉，这几十年计生办真是造孽无数。

bay

湖南大批婴儿被计生办抢走，高价卖往海外
---湖南邵阳计生办强抓婴幼儿送入福利院牟利

为收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十余名“非法”婴幼儿被计生部门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
部分后来找到下落，大量婴儿被高价卖往美国，荷兰等国家，已经被国外所“收养”。


新华社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上官敫铭 | 文 李漠 | 图
漫漫寻亲路上，湖南人杨理兵随身携带着一张压了层塑膜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杨玲，是他的第一胎孩子，算起来今年应该七岁了。
2005年，杨玲尚在襁褓中，就离别了亲人。她不是被人贩子拐跑，而是被镇里的计生干部以未交“社会抚养费”为名强行抱走的。

    四年后，杨理兵终于得知女儿的下落——远在美国。
2009年的一天，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在湖南常德一家酒店里，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手中，得到女孩的两张照片，“我一眼就能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儿。”杨理兵说。
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2002年至2005年间，以计生部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的行为，在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多年后，因部分家长锲而不舍的寻亲，类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国、荷兰等国。
上篇：抢婴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县城北行70多公里，到达高平镇。这是一个位于大山群中的乡镇，人口7万多人。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依据多位家长描述，计生干部抱走婴幼儿的过程几乎大同小异。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调查核实，截至2005年，被高平镇计生工作人员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至少有16名。
中篇：生意经
除了政绩考量，自由裁量的罚款也充盈了地方财政。在政绩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交不起罚款家庭的婴幼儿被送往福利院，“弃婴”利益链由此产生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弃婴”收养黑幕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蒋德伟说，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
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
前述案件，撕开了“弃婴”收养黑幕一角，福利院成为“洗白”人口贩卖的合法中介。2006年2月22日，湖南省祁东县法院公开审理这一福利院贩婴案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巧合的是，前述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疯狂“买进”婴幼儿的时间段，正是隆回县各乡村爆发“抢婴潮”的时期。
2009年7月，中国媒体再次披露了计生部门将超生婴儿抢送到福利院，并在涉外领养过程中牟利的事件。在贵州镇远县，计生部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将其变为“弃婴”，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与多年前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一样，镇远县福利院每送养一名婴儿，亦可获3000美元“赞助费”。
“弃婴”制造链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根据这些资料，就2005年计生办抱走杨理兵女儿的案卷，进行了采访核实。


当年，该案的案由系杨理兵“非法代养一个孩子”。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在案卷中，包括了结案报告、立案呈批报告、综合材料、分别对杨理兵父子的两份讯问笔录、杨理兵本人的申请书、民政办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干部证明等十份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证实，除了高平镇派出所出具的杨理兵登记结婚的证明是真实材料，其他九份材料均系编造或伪造。
在对“杨清正”的讯问笔录中，文字资料显示，“杨清正”承认抚养的女婴为“儿子杨理兵从外面捡回来的”，并表示“听人民政府处理”。在笔录上，在多处签字“杨清正”处，印上了鲜红的指模。
但是，杨家人称，高平镇计生办人员从未对杨父做过笔录，而杨理兵的父亲，正确的姓名应该系“杨亲政”而非“杨清正”。
在对杨理兵的笔录及其“申请”中，于2005年4月30日签字且按指模的“杨理兵”称，“我自愿申请将捡回的小孩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绝不后悔”。但事实是，女儿被抱走一个月后，身在深圳的杨理兵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全都是伪造的。”杨理兵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村干部证明”文件，是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姣”出具的。证明书称，杨理兵在外打工时“捡到一个女孩，未取名，一直放在家里由他的父亲代养。我村杨理兵还不符合收养条件，他父亲又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孩”。


事实上，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蛟的家，与杨理兵家隔着一座山。“我是给镇里的计生干部说过，杨理兵家养着一个女孩，当时听说好像是捡来的。”汪先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当时不太确定情况。但这份证明肯定不是我写的。”
看到记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后，汪先蛟确认，“我的字不能写那么好的。这个签名、手印也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龙的‘蛟’。”而“证明书”的落款是“汪先姣”。
在高平镇向上级部门汇报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件”中，与杨理兵的案卷一样，相关材料中，当事人无一例外，均“承认”婴幼儿是捡来的来历不明的“弃婴”。

bay

对此，曾任高平镇党委书记的陈勇称，被抱走的婴幼儿是有亲生的，但当时村民害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又希望继续生育男孩，因此都自称是收养的。
时任高平镇计生办主任周小方说，生下女婴的家庭，多将婴儿放在亲戚家抚养，以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计生干部在执法时，村民不承认抚养的婴幼儿是亲生的。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对案卷涉及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时，有血缘关系的抚养家庭，无一人自称这些婴儿是弃婴。
“他们抢走的是我孙女啊！”为儿子周英河抚养孙女的刘素珍，回忆起孙女被抱走时的情形时失声痛哭。她说，当时自己与孙女周娟被关在计生办二楼，计生干部让她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不识字的刘素珍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对于伪造“弃婴”文件一事，当年负责高平镇计生工作的刘述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不可能造假。”时任计生办主任周小方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对于抱走计生对象婴幼儿一事，“当时已有结论，没有他们（指寻找子女的家长——编者注）说的那些事。”
一夜出炉的调查报告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前述调查报告称，被计生办抱走的12名小孩中，11名不符合收养条件，又未办理任何收养关系手续，属于非法收养。“在非法收养人主动提出送社会福利院的情况下，全部移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调查组承认，只有袁新权与孙歌的女儿为“未婚先育”，“袁新权父子请求计生办工作人员协助……将该女婴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但是，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调查报告中涉及的12户村民中，并非报告所称“婴儿或幼儿的来源情况说不清楚”。包括黄信村周乐平夫妇、凤形村杨清正夫妇、上黄村袁国雄夫妇等家庭，其抚养的婴幼儿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其中，周乐平夫妇抚养的，是其儿子周英河夫妇所生的第一胎孩子；凤形村的“杨清正”，抚养的是前述其子杨理兵的第一胎女儿杨玲；而上黄村袁国雄夫妇抚养的，是前述曾又东、袁赞华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
在调查组所涉名单之外，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家长及当时婴儿接生婆的调查核实，至少有七名被计生办抱走的婴幼儿与抚养家庭有血缘关系。
下篇：宝贝回家
婴幼儿被“没收”的家长们，走上了漫漫寻亲路。多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的骨肉已由福利院变成“弃婴”，而被外国家庭收养。如今，多位家长已确认了孩子在国外生活的信息
魏海龙回家
在“抢婴潮”中，合兴村五组农民魏太喜的养子，是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小孩之一。
2005年10月16日上午，高平镇五六名计生干部闯入魏太喜家，将时年五岁的魏海龙带走。计生干部留下话，“交钱（社会抚养费）赎人”——魏家要缴纳6500元，才能领回孩子。


魏海龙是魏太喜收养的弃婴。2000年，魏太喜与妻子龙蕊（当时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贵州天柱县凤城镇打工时，捡到了一名出生约十余天的男婴。据魏太喜称，因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便将男婴抱养，取名魏海龙。当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魏太喜向一名村干部交了100元钱，希望办理收养申请和登记事宜。
六年后，当魏海龙已届入小学念书的年龄时，计生办干部李子健、陈孝宇等六人，突然登门，将其从家中带走。
根据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针对民间大量存在的私自收养情况，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提出了“区分不同情况，妥善解决”，包括补办手续等手法。其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并没有规定可以从收养人手中强制带走被收养人。
魏太喜家穷极，拿不出钱，他绕了几个弯之后，找到了时任邵阳市人大代表袁忠福。
袁忠福是高平镇江魏村种粮专业户，曾培育了杂交水稻新品“五彩稻”，当选为邵阳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接到魏家的求助后，袁忠福找到了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刘述德。刘对袁的答复是，小孩已送福利院，要交1万元社会抚养费方可领回。
对此，袁忠福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隆回县人大、县政府等部门反映此事。
针对袁忠福的诉求，高平镇计生办于2005年11月2日向相关上级部门领导专函汇报称：魏太喜未年满30周岁（魏1975年12月生），不符合《收养法》第四款关于收养人须年满30岁的规定；此外，收养人未遵守关于“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而魏海龙是否为弃婴，也无相关证明。
高平镇计生办还在前述汇报材料称，因收养关系不成立，魏太喜“主动提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小孩，请求镇计生办将小孩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计生办出具的魏太喜的“申请书”，如前述提到的杨理兵申请书一样，同系伪造。
在魏家向计生办讨要魏海龙期间，高平镇计生办却向相关上级部门汇报称，魏太喜听闻公安机关将调查其非法领养一事畏罪潜逃。而事实上，魏太喜及其家人，为了从计生部门手中要回养子而一直抗争。
得知魏海龙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后，其就读的雪界小学曾专门致函高平镇计生办，希望计生办领导“以孩子学业为重，让他赶快重返校园”。对此，计生办不予理会。
魏海龙是“弃婴”，还是如计生办称系魏太喜“买回”？为了查明真相，袁忠福奔赴贵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据魏太喜当年打工的店主陆跃珍证实，2000 年6月的一天晚上，陆跃珍的商店门口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陆等人出门查看，发现裙包里放着一个出生未满一月的男婴。“可能是想送给我养的。”陆跃珍说，“但我不想要。我想到魏太喜爱人无生育能力，我劝他俩捡着带养成人，这也是积德。”
确证了魏海龙的弃婴身份后，在袁忠福的督促下，2005年11月底，高平镇计生办和派出所将魏海龙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回。被带走29天之后，魏海龙终于回到家中。
寻亲之路
魏海龙回家的消息，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寻亲热情。
女儿被抱走后，曾又东不止一次到高坪镇计生办讨要说法，但总是无功而返。“他们说我女儿是捡来的。之后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理我了。我去县公安局报了几次警，警察每次都说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就不管了。”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6年3月25日，为了防止最小的儿子又被抱走，曾又东主动去计生办缴纳了14400元社会抚养费，为儿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袁庆龄被抱走后，袁朝容曾从广州赶回老家讨要说法。“他们说我这是非法领养，还把我打了一顿。”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女儿是我救起的，当时不救她就死了。如果她还在人间，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袁朝容的哥哥袁朝福则誓为兄弟讨个公道。袁庆龄被计生办人员抱走四个月后，有一天，原高平镇党委书记田昌金对袁称，袁朝容符合收养条件，但收养需要申请。袁朝福转述了当天田昌金对他的话，“他说，我给你们联系，出点钱另找一个孩子来养吧。原来那个女孩不行了，已经不见了。”
为此，袁朝福找到了主管计生工作的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刘并没有给袁朝福答复。讨要孩子的代价是，袁朝福被拘留了五天。依据隆回县公安局认定，袁朝福打了刘述德，因此将其行政拘留。


但袁朝福说，“那是陷害！我们吵了起来，他就叫派出所警察抓我。”为了力证自己被诬陷，2006年3月，袁朝福曾向隆回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
袁红被计生办抱走后，袁名友曾据理力争，但计生干部们不予理会。能证实袁名友夫妇合法收养袁红的材料，包括当时捡拾时现场目击者的证明、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收据、袁红已合法进行户口登记等材料。
“这些他们都不认，就是叫我交钱。”袁名友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袁名友夫妇追寻女儿的脚步，止步于镇计生办。让袁名友更加愤怒的是，袁红不知所踪九年后，2010年11月，袁家上缴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中，仍要缴纳女儿的份额。


“弃婴”的命运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的接收弃婴申请书。


对于这些送来的“弃婴”，福利院照单将其收下。“他们也是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怀疑吧。”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
依照《收养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福利院的婴儿、儿童可进入本国及涉外将婴儿涉外送养渠道。2003年，《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明确，“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
财新《新世纪》记者查阅了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高坪镇乡民而言，这些公告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公告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多年来，家长们向外界寻求帮助，追寻亲生骨肉下落的努力从未停息。湖南邵阳、省会长沙、首都北京等多个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都留下了他们信访的脚印。
2006年3月10日，高平镇部分婴幼儿被计生办抱走后下落不明的家长，决定集体到北京上访。消息被当地政府获悉，家长们的维权行为被阻止。当年3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披露消息，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抢走农民婴幼儿的消息第一次被英文读者所知。
2007年上半年，家长们找到内地记者反映相关事宜。
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杨理兵的亲生女儿杨玲，在未被计生办人员抢走前的照片，出现在该专题片中。
2009年9月2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关于中国弃婴及收养等相关问题的报道中，再次披露了隆回县高平镇多名农民婴幼儿被抢后送到福利院的消息。美国是收养中国婴幼儿数量最多的国家，该报道引发了美国读者的热议。
1996年6月，中国收养中心成立，中国涉外收养工作当年正式启动。至今，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有17个。2011年1月18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收养中心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据该中心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至今共有10万多名中国孤残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可以确认的是，被高平镇计生部门送到福利院的“邵氏”婴儿，部分就名列其中。
“我们都是按着政策规定来的。”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福利院涉外的收养程序符合规定。对于那些“弃婴”下落，蒋称，依据《收养法》规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人伦悲剧
最终，部分婴幼儿的下落还是有了眉目。2009年底，有热心的美国读者依据媒体报道，找到了三名情况较为吻合的被收养女孩资料——包括刚到达美国时对的信息和照片、几年后的近照等。


这三人的照片传真到了邵阳。“这就是我的女儿！”曾又东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脱口而出。照片中的女孩，与双胞胎妹妹曾双洁长得近乎一模一样。“她会讲中文吗？会回来认我们吗？”曾又东像在呓语，“不是我们抛弃她，她是被抢走的！”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方渠道得知，收养双胞胎姐姐的是一对年龄偏高的美国夫妇，丈夫于2010年病故。养女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这户家庭原有的联系方式均已失效。
第二个获悉女儿去向的是杨理兵。他已记不清是2009年的哪一天，一位自称“小叶”的人，说找到了与杨玲信息较为吻合的两个女孩。
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从打工地湖南郴州赶到常德。当见到小叶提供的两位女孩照片中的一张时，曹志美痛哭不已。“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女儿。”杨理兵指着其中一张相片说。
远在美国的小叶，时常为美国收养家庭做翻译。依据收养地点、时间等相关资料，小叶提供了与杨理兵儿女较为吻合的信息。但或是出于尊重收养伦理的考虑，除了确认杨玲被美国家庭收养，小叶再未提供更多相关情况。
“小孩在她的美国收养家庭生活得很好，她的收养父母都非常爱她。”小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进行DNA鉴定之前，收养家庭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女孩是杨理兵的女儿。“但我相信，将来会有她与亲生父母相认的一天。”小叶说。
相关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邵阳市福利院确认接收的十余名婴儿中，“都已送养到国外”。更多信息较为吻合的照片传真回来，然而，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除非进行DNA鉴定，都不敢确认谁是自己的骨肉。


曾又东夫妇认女儿的依据，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她们就像一个模子所刻。而杨理兵，则是因为在小孩被抱走之前，曾给女儿拍下过照片。
给杨理兵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在高平镇的一条街上。杨理兵每次经过，老板娘总会问，“你女儿找回来了吗？”
寻女多年，杨理兵夫妇已无心营生，家境日渐窘迫。确认女儿仍存活于世、身在美国的消息后，曹志美要求丈夫尽快找回杨玲。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她留下话说，连女儿被人抢去都找不回来，跟我过还有什么意思？”言及此事，泪水在杨理兵眼眶打转，“只要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bay

有文化懂英文的朋友把下列英文报导给那些热心来中国收养孩子的洋人，让他们不要来吧。


英文报导原题：湖南计生办出口婴儿创汇，每个婴儿售价3000美元，卖往欧美

Planning officials in Hunan baby grab export profit per $ 3,000

boy Mao Yuan Shi Ping (center), told reporters that his one-year-old sister when Li Yuan, was taken away, still missing. He missed my sister, many dreams about her home. Xinhua Finance desert new photo
shaped Village 11-year-old Phoenix girl Yuanjuan Juan, staying at grandma house. Her sister was 8 months away still missing. Interview to accompany the villagers said that her mother had mental disorders. Xinhua Finance desert new photo
for the collection of social maintenance fees, a dozen “illegal” infant was taken away by force account the health department, into the Shaoyang orphanage, unified surname “Shao.” To find the whereabouts of some later, some have been adopted abroad – can not be long-buried tragedy
tracing long way, Hunan, Yang Li Bing carry a layer of plastic film with a pressure of the photos. Photograph of a girl named Yang Ling, was his first child, a child, you figure should be seven years old this year.
2005, the Yang Ling still in infancy, and leaving their loved ones. She is not being traffickers Guaipao, but by the town planning cadres in order not to pay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forcibly taken away in the name of the.
Four years later, Yang Li Bing finally learned the whereabouts of her daughter – as far away as the United States.
2009 One day in, Yang Cao Zhi, Li Bing and his wife, Changde, Hunan, a hotel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hands of a random person to get two photographs of girls, “I’m sure at a glance, she is my daughter. “Yang Li Bing said.
Yang’s woes are not isolated cases. Over the years, Longhui County of Shao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at least 20 babies had been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s, and parents were the End of the World. Local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explained that: many of these infants are farmers “illegal adoption” of the abandoned baby. But in fac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s a natural part of the; Even worse, some children are not able to bounce back.
2002 年 to 2005 to account for violation of health departm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grounds, the behavior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forcibly taken away in Longhui County Pingchen climax. Years later, due to persistent tracing some parents, a similar incident surfaced, and even sprea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therlands and other countries.
Part: grab baby
targeted,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ers as little as four or five people to more than ten people in the village cadres under the leadership quickly surrounded the target families,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ill be forcibly taken away. The only conditions for redemption of a child, that is, pay to
Longhui County of Shaoyang City, is a state-level poor counties. From the county more than 70 kilometers north to reach the high Pingchen. This is a town located in the Great Hills population of 70,000 people.
seemingly small population, for many years, but faced with high Pingchen the pressure of family planning.
the early 70s of last century, China began implementing the “one 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s the main indicator. In 1982,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as identified as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At the time, and, like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family planning work in Hunan also implement the “one-vote veto” system. Violation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and “Hunan Provinc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rohibi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sponsible for person in charge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responsible persons and units in the first year of assessment shall not award , Jin Zhi promotion, promote reuse, mobility.
more than ten years Longhui County, Hunan Province, to maintain “family planning advanced counties,” the title, which set more stringent penalties and assessment rules. Layers of assessment, under pressure even 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to use violence. At the time of high Pingchen villages, often see such as “pass blocked, three minutes; then blocked, tornado” and other slogans – the villagers to be explained, it is meant to violate the policy planning cadres families to do ideological work, about Just three minutes, after which no greater do pass, the family would like to be valuable belongings, like a tornado crossing was swept away.
In addition, the “son I went looking, I ran Chai Fangzi” slogan, but also people thriller. Able to bounce back to be punished because of problems over the Western Hills Village Farmers Yuan Chaoren to Finance New “New Age” reporter, before 1997, the penalty for violat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to “break the house,” “grasping adults.” He Zengyin bounce back problems, demolished the house.
“2000 years later, do not hit the house, ‘confiscation’ children.” Yuanchao Ren said.
Yuanchao Ren said, “confiscation of a child” family planning is high Pingchen department one way of violat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Manner, the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peasant households, the alleged violators, raising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aken away.
Therefore, when planning cadres to the countryside home inspection, and local residents went out and escape. 2002 to 2005, there printing of high Pingchen called “baby grab tide.”
“confiscated” Yang Ling
Yang Li Bing
remember, July 29, 2004 afternoon, the daughter born, in their own homes.
afternoon, high Pingchen shaped Village Yang Li Bing Feng Cao Zhi,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roduced evidence of his wife. His father called the village midwife Yuan Change. Yuan Change on Financial New “New Age” journalist recalled that when she arrived at the military commander Yang Li, Yang’s mother was to accompany the daughter side. “It was four or fiv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producing very well.”
after the birth of his daughter, Yang called for “Yang Ling.” Feeding to six months old daughter, Yang Li Bing couple left the home, south to Shenzhen, a living wage, “fed children to grandparents.”
2005 年 5 day of the month, Yang Li Bing usual to call home, be surprising news,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He hurried to get home from Shenzhen. But it was late.
for why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first child, Yang Li Bing baffled. Later, he guessed the reason: because they are husband and wife both work outside the home, his daughter raised by the grandparents, the results of planning cadres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the girl is adopted by two old people, so also impos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list.
Yang Li Bing’s father on the wealth of new “New Century” reporter recalled that the April 29, 2005,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offi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amily planning) Tangshan, Liu Yang and his party nearly came. “They are ferocious, after seeing her grandmother holding a child in the house to hide, then hid in a barn.”
planning cadres holding grandmother eventually found hiding in a barn by the Yang Ling, to Yang outstanding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as an excuse to take away the “illegal baby.”
the afternoon incident, Yang Li Bing’s father and to the high Pingchen. “They say, have to pay 6000 dollars before they can hold back the people.” But everywhere borrow, borrow only 4,000 yuan, “I go the next day, family planning, and said, even if the pay ten thousand, but people also do not come back. “
time,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have been sent to the Yang Ling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Because poor communication, after a lapse of several days, Yang Li Bing was back in high Pingchen. He went to town to go dignitaries, children have been sent away, disputes also occurred in the conflict.
Yang Li Bing recalled that the town planning work of the cadres in charge promise, as long as he is no longer pursue the matter, after allowing him to have two children, also do not have to pay the fine, “they promised me for two ‘Zhunsheng Zheng ‘。”
“Zhunsheng Zheng,” was later renamed “family planning services card”, is proof of legal status in newborn babies which the main document.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needs, couples of reproductive age before the birth, must go to the local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in this document, which is the statutory procedures for the legitimate birth.
Yang Li Bing
not ignore these. He rushed to the Shaoyang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the “do not know where her daughter.” Yang said: “They are ‘confiscated’ my daughter ?!”

---

back to the small village of Chen Xi-e old man told reporters that her granddaughter is 3 months away, is still missing. Xinhua Finance desert new photo
break up the twins
family planning “confiscation” of the child, not only the Yang Ling one. In 2002, the same high Pingchen the planning cadres to the East and took away the couple had a daughter.
was high and the East is a high-Ping Cheng Feng Village, and the like China Yuan Huangcun married. 1995 and 1997, like Chinese Yuan has decided to have two daughters. After the birth of second daughter, can not afford to pay a fine because the family’s house was torn down the roof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Thus the couple went outside to make a living, vowed to have home birth to a son.
third child was pregnant, was then East, like China Yuan-law wife hid in the house. “In order to avoid family planning people, we had a ride in the bamboo shed to live.” Choi was new and the East of the “New Century” told reporters.
2000 年 9 15, a small bamboo house in the father, who has twin daughters and the East come alive. Like China to Yuan delivery is on the midwife Li Guihua Huangcun.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new fiscal
“New Century,” an interview, Li Guihua vivid case of the year, “is a pair of twins, a first early, second, first-out feet.”
hard to say who is happy at home at this time or trouble. Yuan Hua swear like: “for another, whether it is not a boy, is not regenerated.”
2001 年 2 months, had another couple decided to east to Chongqing to work. Four children, “we decided to take three in the side, leaving a wife of his brother on behalf of the support.” Was another East said.
So, Yuan Yuan Guoxiong older siblings like China, Zhou Xiuhua couple, as couples have the East and twin sister in the custody of the daughter.
bad luck in the following year. May 30, 2002,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Chen Xiaoyu, Wang Yi, more than ten people broke into the Huangcun Yuanguo Xiong’s house, and a half years old child away. Were taken together, there Yuanguo Xiong’s wife Zhou Xiuhua.
“At first they asked to pay 3000, then rose to 5,000 yuan, and then later a 1 million will.” Yuan Guoxiong couple who fight for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to always be honest, this is dependent on behalf of his sister’s house. However, a strong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s in principle, insisted that people pay to be redeemed. Can not afford to pay a fine because of the twin sister were sent to the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due to poor communication, he and his wife at that time knew nothing about the East. March of that year, the wholesale market in Chongqing Chaotianmen hav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e East couple, still immersed in happiness, like China Yuan gave birth to their son look forward to.
2003, the funeral home for his mother’s had died and the East, only knew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by the news of family planning.
Now, he has twin daughters in the East this sister has been vague impression, “the right ear seems to have a little fat?”
four babies
Yang Li Bing and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not the isolated cases of the East. High Pingchen been extorted to “bounce back” or “illegal adoption” and other names from “away”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 few. The children brought back to the conditions without exception, are paying. There is no set number of how much the amount, depends on family planning cadres mouth.
Cave Village, Cao Bang Town
five groups of new farmers Yuan Zhaorong of Finance, “New Century”, told reporters in August 2004, he was in Guangdong Province, Dongguan City, a furniture factory workers, the shopping and to see a bag, opened it, is a dying baby girl. “This is a life-ah.” Yuan Zhaorong rescued the girl. Recommendation of the workers, only 42 years old no wife no children of Yuan Zhaorong, fed the baby, and named “Yuan Qingling.”
2004 年 12 months, Yuan Zhaorong the child back home, report the matter to the village chief, to pay some money, hoping to help the village head for adoption procedures.
year, Yuan Zhaorong to pay 350 yuan per month for living expenses, commissioned the aunt on behalf of raising children, their home south to work again.
However, the July 28, 2005, high Pingchen Li Zijian, Chen Xiaoyu other four or five planning cadres broke into Yuan Zhaorong aunt, said the baby girl as “illegal adoption” will Yuanqing Ling taken away, saying to pay 8000 per person can be brought back.
brother Yuanchao Fu Yuan Zhaorong of the new fiscal, “New Century” reporters, when his younger brother in Guangdong, their repeated requests to release the town of family planning, the answer is “must first pay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Four months later, when the Yuan Chaofu dignitaries return home when the answer is that a child has been sent to the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Yuan Tai Shek name Friends of farmers ten couples, after the birth of two boys, wife to make sterilization. In 1999, their sand Honghu City in Hubei Province Town to do business, picked up an abandoned baby girl adoption down. At the end, came back to the Yuan name Friends of the New Year will report the matter to the village cadres and commissioned for adoption procedures.
Yuan were friends said, May 10, 2002, in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paid 2,000 yuan after the baby girl Pingchen the police station in the high register of the popul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first, the baby girl named “Yuan Hong,” Yuan were friends with the owner of the relationship is “daughter.”
Although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has been paid, and on the account, however, July 29, 2002, high Pingchen four family planning cadres or to Liu Yuan Jia Tangshan will YUAN taken away. That time, the Yuan name of Friends of the couple toil in the fields, see Liu Tangshan and others to drive away her baby, ran to chase.
“They captured the town of family planning my daughter.” Yuan were new to the Finance Friends of the “New Century” reporter recalled, “I said illegal adoption, call me at Shoumo. that people bring 40,000 dollars ransom, otherwise to let them go. concluded that at least 30,000 to pay. “
However, the next day, gather the money to the Friends of Yuan were family planning, the daughter has disappeared. “Under her neck, left side pieces mole, beans as big.” Recalls daughter’s appearance, name of Friends of the eye socket Yuan Hung up.
Paradoxically, Yuan Hong was taken away three years later, family planning, 30 December 2005, when the Yuan were replaced with new accounts of the Friends of the family, the Yuan Hong Yuan Jia is still a member. Account of this, the YUAN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ad of household “daughter.” But YUAN still missing.
Friends of experience and Yuan were similar to the two groups of high Pingjhen Village farmers co-Mo Li Hua adopted daughter, also in 2002,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cadres.

---

early In 1998, the daughter of Li to Li Yan for the adoption on the account. That tim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option Law”, there is no “adoption should be to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above county level people’s government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 (in November 1998 after th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increase this requirement.) After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unable to pay a fine of Li, Li Yan thus missing.
Huang village in first half of 2002, the villagers Tanghai Mei Zhou Ying River and marry his girlfriend. Year by the end of December, the couple was Zhou Jiasheng the first girl, named Zhou Juan.
Like many parts of rural China, Zhou Ying River and Tang Haimei was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have had the banquet announced that marriage to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registered yet.
three and a half after the couple of weeks the British River south to Guangzhou to work, the mother of Liu Suzhen week (sound) assumed the task of feeding his granddaughter. However, Zhou Juan eventually family planning by the high staff Pingjhen “taken away” the.
According to Liu Suzhen the Finance
new “New Century” reporter recalled, it was March 15, 2003, “has eight or nine cadres and rob children, I carried my granddaughter ran away, hiding in a nearby neighborhood. “
planning cadres eventually found sleeping on the bed of the week is Juan. “They said, you old people do not take children with us to take better than you.” Liu Suzhen went with them to family planning, the pressure required fingerprint camera, “they called me to go. Said to pay 10,005 thousand to the baby back. “Liu Suzhen not afford to raise funds to be extorted to the orphanage granddaughter.
Yuan Mao Village four new power, first-born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by the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staff. November 2, 2005, Yuan was born the daughter of the new right. November 25 that year, the family was walking along with her daughter when the daughter was forcibly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Not only
Longhui County, Shaoyang City Dongkou, also a similar situation.
2008 年 12 2 April, the county towns of thick Yong-jun, XIAO gorgeous couple, due to bounce back not timely turned over to Social Support, 40 days before they are born, a baby boy taken away by the local planning cadres , due to find someone to intercede was only ever return.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Zengyin bounce off the Western Hills Village Farmers Yuanchao Ren and others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 from 2000 to 2005, Hunan Province Pingchen Longhui County at least 16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as the town in viol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family planning forcibly taken away in the name of the policy.
“the child was taken away four cases, the first one is ‘the first single education’ (general has put the traditional wedding customs, but not for marriage registration), the second is able to bounce back.” Yuanchao Ren said , the first two cases, the infant was taken away students whose parents are flesh and blood. “The third is to adopt a child, and some may not meet the adoption requirements; fourth, it should be said to be legally adopted, because they have, on account of the Yeah!”
these four infants, all local planning cadres locked target. Scattered deep in the mountains around the village of high Pingchen, terrified villagers about family planning. Some villagers said that whenever the planning cadres to the countryside home, the home belonging to the four cases of infant farmers, it caught on around the escape.
description based on number of parents,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cadres are much the same process.
targeted,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ers as little as four or five people as many as ten people in the village cadr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family quickly surrounded the program object, the infants taken away forcibly. The only conditions for redemption of a child, is pay.
the Finance New “New Century,” an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as of 2005, planning work by the high Pingchen infants taken away by force, at least 16.

---

medium-length: business sense
In addition to performance reasons, discretionary fiscal fines filling the place. Performance and interest in the dual driven not afford to pay a fine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ere sent to the family welfare, “unwanted babies” and the resulting chain of interest
Longhui Coun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ontinually tight.
2001 年 11 months, for violating family planning, a prominent problem in the high Pingchen Longhui County began to focus on remediation. Transferred more than 230 cadres stationed in the county high Pingchen, settled in various villages supervis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original viol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to receive the “unplanned birth fee”, unity was renamed “Social Support.”
distorted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the definition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Social Support is “to regulate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the Government’s public investment in social funds do not meet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s imposed on the citizens having children costs” ; are administrative fees, compensatory and mandatory features.
2002 年 8 on 2, the State Council,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Decree No. 357, “Social Support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in targets are able to bounce back home, that i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does not meet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XVIII have children of citizens. ”
“and according to Hunan Provinc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rovides that child out of wedlock, bounce back, illegal adoption, family, must pay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Longhui County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issues in the campaign to rectify thi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receiv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County Court, “Chief Trial Collegiate family planning” to deploy the high presence of seven judges Pingchen, police deployed four police officers coordination, responsible for enforcement.
1999, the Longhui County “bold exploration” and established a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trial collegial panel of judges and civil servants from the County of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ppointed by the court assistant judges), with daily management by th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 The main task of this court, is responsible for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cases – mainly fines or fees. This “success” came to be the province’s recommendation.
through remediation of high momentum Pingjhen’s comeback will contain. However, in the depths of economic depression in the mountains, the villagers who “raise children to old age,” “sexist,” “more children, more happiness” a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has not changed.
2005 年 3 22, Longhui County proposed to “县乡村三级 joint package” in the form of strengthening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o the “one vote veto”, and then to job promotion and the way of economic incentives to stimulate the planning cadres enthusiasm for work.
In this context, county, town and village cadre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wages, etc., are related to family planning performance of “bundled” together. In charge of and responsible family planning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most drastic, Last Stand” (the local family planning slogans – Editor’s Note), re-plastered the streets with high Pingchen related to family planning slogans such as “Who let him ruin comeback . ”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s are so enthusiastic, “confiscation” of infant and sent to the orphanage? In addition to performance considerations, the collection of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for the purpose of revenue, but also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
According to official sources of high Pingchen
introduce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agricultural taxes, the wages of the town to maintain cadres often inadequate. Social maintenance fees collected, not onl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more local revenue for the filling.
purpose are not provided for expenses, in Hunan Provinc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Hu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statistics, in 2004 and 2005, the Social Support of non-requirement ratio of expenditures were as high as 88.04% and 87.11%. Among them, the vast majority of spending by township authorities. Social Support fo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will direct “get all Zuozhi” phenomenon, Hunan Province, Department of Finance has given criticism.
on May 17, 2006, published that year in the first half Longhui County Family Planning Inspector briefing. Informed that, “Some towns will be purpose are the main source of finance as a township, the inability to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resources needed, the only brains dead money management.”
then informed the Inspector
said, “Some towns turned social maintenance fees monthly indicators scheduled to family planning, family planning or the withholding of salaries.” rural family planning “focus (pregnancy testing, birth control measures in place) no one to do , not willing to do difficult work, money, work (Social Support Collection) rushing to do. “
2010, the Zhong Yi Longhui County magistrate in the county where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to mobilize the spring concentration of campaign speech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said the “one vote veto” such as pressure, “township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team there is deep interest, not to offend, resulting in kidnapping of family planning committees and the Government ranks. ”
2002 年 4 months, the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as a director of a small square by the week. That time in charge of town planning work is the town party secretary Liu Shude. In order to remove problems due to birth control is “yellow card” label, the special focus on remediation of high Pingchen, the main job is to Assessments for this purpose.
At that time, family planning become the largest high-Pingch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wn government formed more than 120 staff, family planning accounted for 30. According to Zhou small CLC, the town’s annual report after the birth and able to bounce around in 100 infants.
family planning staff to start the search and lock bounce back, “born out of wedlock births,” and “illegal adoption”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ccording to local officials, collect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high Pingchen when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of about 3000-4000 yuan per person. Children forcibly taken away and the phase “blackmail”, the price rose to 10,000 yuan or even thousands of dollars.

---

“unwanted babies” adopted shady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staff in infants, not just Assessments for this purpose chips. Insider said that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 each send a welfare, family planning cadres receive 1,000 yuan or more in return.
But the Shaoyang orphanage
In a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Jiang Dewei financial new “New Century,” an interview, there is no positive response to this assertion.
Shaoyang orphanage can confirm that, between 2002 and 2005, the Home Office Pingchen Longhui County, extorted a total of 13 infants delivered, in which a baby was brought back. Other infants have not been reclaimed by the District publicity program was declared “abandoned baby”, the adoption process into the community – more channels is a foreign adoption.
“adoptee is to contribute to an adoption of gold.” Jiang Dewei said, the normal market is that every adopted a Chinese orphan (abandoned children), foreign adoptive families usually have to pay 3,000 U.S. dollars. In Hunan, the Home Office to the adopter adoption center receives the money after the adoption of contributions, the vast majority return allocated to welfare.
under this temptation, some specializing in baby trafficking business. November 2005, Hengyang, Hunan Province, local media have been disclosed with Qidong County baby trafficking gang case, behind the instigation of Hengyang City is more than welfare. Welfare collusion with traffickers, buying infants, and turn it into “unwanted babies”, into the channels of foreign adoptions, profit from.
since 2003, MIDDLE welfare “buy” Baby 169, Hengshan County, Welfare “buy” 232, Hengyang County Welfare “buy” the baby up for 409.
by the court’s decision Qid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confirmed that, in order to transfer to overseas more babies available for adoption, the welfare of Hengyang City, not only to employees assigned the task of search for the baby, or even take the initiative by human traffickers and other intermediaries “buy” baby. Welfare payments of up to two or three thousand yuan “buy” Infant, Adopted Abroad receive $ 3,000 after.
the foregoing cases, tearing of the “unwanted babies” shady corner of the adoption, welfare became “washed” trafficking legal intermediary. February 22, 2006, Qid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the court heard in public welfare baby trafficking case, caused a public outcry at home and abroad.
Coincidentally, the aforementioned mad Hengyang orphanage more than a “buy” tim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t is the outbreak of the villages Longhui County “grab baby boom” period.
2009 年 7 months, Chinese media revealed once again count the health department will be able to bounce the baby rush into care, and profit in the foreign adoption process of the event. Zhenyuan County in Guizhou, namely, the health department will not pay the fine comeback baby taken away by force, into the orphanage and then by “tracing Notice” and other programs, to turn it into “unwanted babies”, to infants who are Adopted United States, the Netherlands and Spain and other countries.
Hengyang City several years ago as a number of welfare, welfare of each Zhenyuan Adopted a baby, will also be $ 3000 “sponsorship.”
“unwanted babies” manufacturing chain
taken away to grab these infants into a legal “abandonment”, the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staff documents forged or fabricated materials.
Finance New “New Century” press the basis of these data, taken away on family planning in 2005 the daughter of Yang Li Bing files, conducted interviews to verify.
year, the case’s case management system Yang Bing “illegal on behalf of one child.” When filing any of the competent person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work to a high Pingche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Liu Shude, handling people, including family planning Tangshan Liu, Lihong Wang, Luo Wei and the others. In the case files, including the final report, filing Chengpi report,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Yang Li Bing and his son were the two interrogation record, Yang Li Bing’s own application, the Home Office show that the village committee show that proved the police station, village cadres proved etc. copies of material.
financial new “New Century” press interviews by the relevant parties confirmed that in addition to high Pingchen station Yang Li Bing issued proof of registration of marriage is the real material, the other nine lines were fabricated or forged material.
on “Yang honest,” the interrogation record, the text information, “Yang honest,” admitted raising the baby as “the son of Yang Li Bing to retrieve from the outside,” and said “Listen People’s Government.” In the transcript, in many signature “Yang honest” place, printed on a bright red fingerprints.
However, the Yang-person, high Pingchen parent family planning have never done on the transcripts of Yang, and Yang Li Bing’s father, the correct name should be “Yang Chikamasa” rather than “Yang honest.”
Yang Li Bing
on the transcript and its “applications” on April 30, 2005 and signed by fingerprints, “Yang Li Bing,” said, “I volunteered to send an application to retrieve the child support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never regret. ” But the fact is, one month after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are in Shenzhen, Yang Li Bing learned of the news.
“It’s all fake.” Yang Li Bing of the new wealth “in the new century,” a reporter said.
“village cadres proof” document is the phoenix-shaped village branch secretary, “first-Jiao Wang,” issued. Certificate, said Yang Li Bing when working outside, “picked up a girl, not named, has been at home by his father on behalf of the support. Yang Li Bing my village do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for adoption, his father and old, unable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
In fact, the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Wang Feng-shaped home of the first Jiao, and Yang Li military strategists across the mountain. “I was given the town’s planning cadres said Li Yang, military strategists possessor of a girl, when I heard seems to be picked up.” Wang Jiao of the fiscal first new “New Century” told reporters: “I was not sure the situation. But this proof is certainly not what I wrote. “
journalists see the “evidence” after a copy, Wang Jiao first confirmed, “My words can not write so good. the signature, fingerprints are not mine. My name is dragon’s ‘Kau’.” The “certificate” of the inscription is “the first Jiao Wang.”
high Pingchen reported to higher authorities, “family planning law cases”, and Yang Li Bing, like the files, related material, the parties, without exception, are “recognized” is picked up infants of unknown origin “abandoned baby . ”

---

this, the town party secretary had Rengao Ping Chen Yong said the infant was taken away there is a natural, but the villagers were afraid to pay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at the same time want to continue to males, so they have claimed to be adopted .
family planning director when the town of
Rengao Ping Zhou Fang said, gave birth to baby girl home, and more on relatives to raise the baby in order to avoid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Planning cadres in law enforcement, the villagers do not recognize the suppor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s the real daughter.
But the new wealth, “New Century” on the files involved in a press interview the relevant parties to verify, the blood of the support the family, no one claimed these babies are abandoned baby.
“They took my granddaughter is ah!” as the son of Zhou Ying Liu Suzhen River raising granddaughter, recalled the situation when the granddaughter was taken away when the tears. She said that Juan was his week with his granddaughter on the second floor was kept in family planning, planning cadres to her by a fingerprint on a document, Liu Suzhen illiterate is not clear what is written.
the forged “unwanted babies” and the file concerned, was in charge of planning work of high-Ping Cheng Liu Shude of the new wealth “in the new century,” a reporter said, “not fraud.” week when he was director of family planning on the small side is the new wealth “in the new century “the reporter said, birth control object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aken away the issue,” the then existing conclusions, not they (the parents find their children – editor’s note) say those things. “
night released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confirmed by the Shaoyang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Pingchen Longhui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13 infants, at least seven are raising families own flesh and blood. After parents have been fighting more than.
in the “grab baby boom” parents who lost children asking each other to find a face the same family. They formed advocacy groups to discus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be fair.
2006 年 10 March night, Longhui county government that, many parents of infants and children robbed of going to Beijing to petition rights. Sheng Maolin when he was party secretary in Shaoyang, Shaoyang Municipal Committee, Party Secretary-General Aung, who was made to the instructions on Longhui County investigation.
night, the county party secretary Yang Jianxin Longhui county Zhong Yi and others who make the instructions are calling for investigation group. The next morning, Longhui County from the County Office, Ji Jianwei, Family Planning Bureau,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four departments to deploy a joint investigation team composed of 11 officers, county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pection Office commissioned officers led Chenyun He went to high Pingchen investigation.
the first time in just one day, March 12, 2006, joint investigation teams of the report is released. Survey Group confirmed that there were 12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staff. 12 villagers surveyed were: a Village Weitai Xi, large Ishimura Yuanming You couple, white village of Wang Yie couple, Huang Hsin Village, Zhou Leping Liu Suzhen couple, Jin Fengshan Village, ice Luo, Nie cents silver apricot rose village couple, Jin Fengshan Village, Zhou Yingxi couple back to the small village Yuan Jia Shi, Tai Tin Zhou Yingming couple, Yang Feng-shaped village, honest, and the hair on the Huangcun Ping Yuan Yuan Guoxiong couples new rights.
previous survey reported that family planning taken away by the 12 children, 11 do not meet the conditions for adoption, and adoptive relationship has not go through any procedures for illegal adoption. “The man offered to send illegal adoption case of social welfare, all support the transfer of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Survey Group recognized that the only right and Sun Yuan Song new daughter as “the first single education”, “Yuan and his son the right to request a new family planning staff to assist the … … the baby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However, the wealth of new “New Century,” an interview to verify, survey involved 12 villagers, not the report referred to “the source of babies or young children, said the situation is not clear.” Zhou Leping Huang Hsin Village, including his wife, Yang Feng-shaped village, honest couple Huangcun Yuanguo Xiong and his wife on the family, the upbringing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with their own blood.
which, Zhou Leping couples raising, is the son of Zhou Ying River couple’s first child born to a child; phoenix-shaped village, “Yang honest”, raising the foregoing reasons his son Yang Yang Ling Bing’s first-born daughter; and the Huangcun Yuan Guoxiong dependent wife, who is above and the East, like China Yuan twin daughters of her sister.
list involved in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the wealth of new “New Century” and then press the baby by midwives parents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at least seven infants were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and support their families related by blood.
NEXT: Baby come home
infants were “confiscated” the parents, embarked on a long tracing road. Years later they found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from welfare into “unwanted babies”, which were adopted by foreign families. Today, many paren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child in a foreign country life information
Wei Hailong home
in the “grab baby boom”, the joint Village five farmers Wei Taixi adopted son, was forcibly taken into account the health department is one of the children.
2005 年 10 月 16 am, five or six high Pingchen planning cadres into Weitai Xi’s house, when he was five years old Wei Hailong away. Planning cadres left, then “pay to (Social Support) redeemed people” – Weijiade to pay 6,500 yuan to reclaim their children.
Weihai Long is Weitai Xi adopted an abandoned baby. In 2000, Wei Taixi Long Rui and his wife (I have yet to apply for marriage registration) in Tianzhu County, Guizhou, Feng-town work, the picked up a few days on the baby boy was born about. According to Wei Taixi said, because the couple unable to have children, they put the baby adopt a child, named Wei Hailong. That year the Spring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Weitai Xi home village cadres to pay a 100 yuan, hoping for adoption appl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Six years later, when the Weihai Long have reached into the primary school age, the family planning cadres, Li Zijian, Chen Xiaoyu Deng Liuren, suddenly door, be taken away.
According to China “Adoption Act” provid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doptive relationship shall meet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no children, raise and educate the adoptee has the ability, not suffering from medically unfit for adoption of a child’s illness, at least 30 years of age .
privately abound for private adoptions, 2008,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Justice, Ministry of Health,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other five ministries jointly issued the “citizens of the settlement of domestic issues related to adoption of a child without permission notice” ( China 〔2008〕 132), proposed a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nd properly resolved,” including completing the formalities by such means. Which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doption privately, location of permanent residence by the parties, the township (town) people’s governments, neighborhood offices, to mobilize its abandoned baby or child will be sent to support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does not provide for compulsory belt from the hands of the adopter take the person to be adopted.
Wei Taixi very poor family, take no money, he followed around a few bends, Shaoyang City when he found deputies Yuanzhong Fu.
Yuanzhong Fu Wei is the village of Cao Bang grain specialized households in Zhenjiang, has cultivated a new hybrid rice “colorful rice”, Shaoyang City, was elected as the thirteenth, fourteenth session of the NPC.
After receiving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Weijiade, Yuanzhong Fu Ren Gaoping found when the town party secretary, Liu Shude in charge of family planning work. Liu replied that on the Yuan, the children have been sent to welfare homes, only to pay 1 million to reclaim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this regard, Yuan Zhongfu use of the identity of deputies, respectively Longhui county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other departments on this matter.
the demand for the Yuan Zhongfu
high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in November 2, 2005 led to the relevant higher authorities to report by letter, said: Wei Taixi not at least 30 years of age (Wei December 1975 students), does not meet the “Adoption” section four on the adopter must be over 30 years of age requirement; In addition, the adoptive parents did not comply with “Adoption should be the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above county level people’s government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 and Wei Hailong whether the abandoned baby, and no relevant evidence.
family planning is still high above
Pingchen briefing material that does not hold because of the adoptive relationship, Wei Taixi “offered to family difficulties, not raising children, the request sent to the town of family planning to child support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e Finance New “New Century,” an interview to verify, Wei Taixi family planning issued by the “application”, as mentioned above, like Yang Li Bing application with forged.
to discuss family planning in Weijiade
to Weihai Long period, family planning is high Pingchen report to the relevant higher authorities, said Wei Taixi heard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will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illegal adoption fled. In fact, Wei Taixi a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hands of the health department from the account which has been adopted son to fight back.
that Wei Hailong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news, the snow industry attended the high school had specifically written to Pingchen family planning, family planning leaders want “to school children as the most important, let him up back to school.” In this regard, family planning ignored.
Weihai Long is “unwanted babies”, or if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said Wei Taixi “buy back”? To find out, Yuanzhong Fu went to Guizhou, investigate and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Working year, according to the owner of Lu Yuezhen Wei Taixi confirmed in June 2000 in one night, Lu Yuezhen store baby’s crying sound coming from the door. Lu, who go out a look and found a dress bag placed under born baby boy in January. “May be raised to give me.” Luyue Zhen said, “but I do not want. I think Wei Taixi love infertile, I would advise picking belt They develop people, this is also nice that the bad.”
confirmed the identity of Weihai Long abandoned baby in the Yuan Zhongfu’s urging, by the end of November 2005, family planning and high Pingchen Wei Hailong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to pick Shaoyang City Social Welfare Institute. Was taken 29 days later, Wei Hailong finally returned home.

---

tracing the Road
Wei Hailong home news, more parents of tracing stirred enthusiasm.
after her daughter was taken away, he has to high-Town in the East more than once to discuss family planning to say, but always without success. “They say my daughter is picked up. After that ignore me anyway. I went to the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reported that the police several times, police say give me every time a satisfactory answer, and later on regardless of the.” Choi was then East on the new “New Century” told reporters.
2006 年 3 25,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youngest son was taken away, he and the Ea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ay a 14,400 yuan extorted purpose are, for the set up procedures for his son.
Yuan Qingling was taken away, the Yuan Zhaorong back home from Guangzhou to discuss who should be saying. “They said I was illegal adoption, I also beat up.” Yuan Zhaorong of the new wealth “in the new century,” a reporter said, “This is my daughter picked up, had not died to save her. If she is still world, hope she can live well. “
brother Yuanchao Fu Yuan Zhaorong brothers are sworn to seek justice. Yuan Qingling family planning workers were taken away four months later, one day, the former party secretary of the high Pingchen gold on the Yuan Tian Chang said Yuan Zhaorong meet the conditions for adoption, but need to apply for adoption. Yuanchao Fu Tian Chang Kim relayed a day on his words, “he said, I’ll give you contact the money to find a child to support it. Old girl to die, had disappeared.”
To this end, Yuan Chaofu planning work to find the time head of Ren Gaoping Town Party Secretary Liu Shude. Liu did not give Yuanchao Fu reply. Discuss the cost of having children is Yuanchao Fu was detained for five days. Longhui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dentified based on, Yuanchao Fu Liu Shude hit, so its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Friends of the couple can prove legally adopted name Yuan Yuan Hong’s materials, including an eyewitness at the time proof of pickup and pay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fee receipts, YUAN have been lawful residence registration and other materials. Limited due to economic conditions, Yuan were Friends of the couple search for her daughter’s footsteps, stop at the town of family planning. Friends of Yuan were more angry for that, YUAN missing Nine years later, in November 2010, Yuan Jia turned over to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fees, will still pay her share.By convention, the time of thes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dmitted to hospital as their birthday, last name, then are unified into a “Shao” – Shaoyang Shao. However, living in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s, or in some other place to work year-round high-Town of villagers, these announcements do not make any sense to them. As a result, the local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s and nursing homes, “will be identified as abando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to be placed.” Shaoyang, Huna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hangsha,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and other areas of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left their footprints petition. Message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was informed of Rights of parents to be blocked. March 21 that year,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he first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family planning staff in high Pingchen farmers away the first time the new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known to English readers. Yang Yang Ling Li Bing’s daughter, family planning personnel have not been taken away before the photos appeared in the feature film.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number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o adopt a Chinese national, the report triggered a heated debate American readers. So far,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ountry adopted 17. January 18, 2011, after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Office of the Committee, China Center of Adoption and Child Welfare was renamed as China Center of Adoption Affairs. Can confirm that family planning was high Pingchen to the welfare department of the “Shaw” baby, in part to one of them. Current “Adoption Law” Article 21 stipulates that “the adopter, placing out requirements adopted by a secret conservative, others should respect their wishes not to disclose.”

---

End of 2009, according to American readers are enthusiastic media reports and found three of the more consistent information on the adopted girls –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d just arrived when the information and photos, after the recent few years, and so on. “This is my daughter!” Has seen one photo and when the East blurted out. Girl in the photo, and twin sister who looks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two-Jie.Adopted daughter, after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nline, which contact the original families have been ineffective. He can not remember a day in 2009, a self-proclaimed “leaflets”, and said information found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Yang Ling of the two girls. When the two girls to see the leaflets available in a photo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o Zhi, cried incessantly. “Yes! This is our daughter.” Yang Li Bing said, pointing to a photo of them. Adoption based on location, time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leaflets and Yang Li Bing provide more consistent information on the children. But out of respect for the adoption or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 addition to confirmation by the U.S. domestic adoption Yang Ling, leaflets and then did not provide additional relevant information. Before conducting DNA identification, adoptive families can not be absolutely sure the girl was the daughter of Yang Li Bing. “But I believe there would be with her biological parents to recognize the day.” Leaflets said. For more information fax back a more consistent picture, however, the parents who lost children, except for DNA identification, are not sure who is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The Yang Li Bing, it is because before the child was taken away, gave her daughter had captured photos. Sure her daughter is still alive in the world, the new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sked her husband Cao Zhi Yang Ling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End of 2009, Cao Zhi, the United States walked out, away from home.

bay

这些消息好象与除湖南之外的所有家庭没有关系，每个人可以漠不关心。

不过请想想，过去的十年就有大量报导，关于各地婴儿收容所低价收购婴儿，然后高价出售给海外或国内领养家庭的新闻。

春节以后，中国全国各地大量的婴儿失踪，这些婴儿去向何方？请记得全国各地的婴儿收容所在过去30年中的所作所为，记得它们大量收购婴儿的记录。它们是中国婴儿市场最大的收购商。

利益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以一个链条的形式顽强地追求它的持续性与最大化，计生办，婴儿收容所与婴儿盗窃者早已经是这个利益链上亲密无间的朋友。

请关注计生办吧，它们所制造的婴口出口产业威胁的不仅是湖南的穷人与那些没文化的家庭。

bay

湖南计生办大批量有计划地售卖婴儿
Hunan officials sold babies as orphans: report

• Staff Reporter
• 2011-05-10

Babies are put up for adoption and often sold at home or overseas by Hunan officials. (File Photo/Xinhua)

A child-trafficking scandal involving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in China's Hunan province sparked controversy around the country on Monday (May 9).
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Caixin Century Magazine, family planning "enforcers" in the Hunan city of Shaoyang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seized at least 20 children supposedly born outside their parents' birth quota from Longhui county and dispatched them to a local children welfare center.
The welfare center then named each of the seized children Shao and put them up for adoption as orphans for a price of US$3,000, the report said, adding that some now live in the US, the Netherlands and Poland and have never met their Chinese parents since they were taken away.
The report said village officials usually accompanied the enforcers when taking a child, which was explained as either that the child had been illegally adopted or the parents had breached the national one-child policy and could not afford the resulting fine.
However, local reporters now allege that some of the "orphans" were actually a family's first child.
"They mistook my daughter as being illegal when my wife and I were working in Shenzhen," Yang Libing, a local migrant worker, told the magazine, adding that their 7-year-old child has been found living in the US.
Such cases reached their peak in about 2005, according to the magazine, and some welfare centers even worked with human traffickers to obtain children and reclassify them as orphans for "export."
Th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could receive 1,000 yuan (US$154) or more from the welfare center for each child sent to the center, the magazine said.
"Before 1997, they usually punished us by tearing down our houses for breaching the one-child policy," Yuan Chaoren, a villager, was quoted by the magazine as saying. "But after 2000, they began to confiscate our children."
Late on Monday, Shaoyang government announced a joi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ported scandal alongside officials from the county of Longhui, without offering details of the probe.
An anonymous employee with the Longhui family planning office denied the alleged child trafficking, saying the office had improved from a year ago when accusations of "inappropriate work" had first broken.
"When we found illegal children, we fined the par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e told Global Times, a government-backed English language newspaper.
If the scandal is true, th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and the welfare center have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said Feng Yujun, a law professor wit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Beijing.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back, parents can either impeach the family planning office up to its supervisor or demand state compensation or apply for administrative review at the local court," he told Global Times.
Filing a lawsuit was also an option but would be much more time consuming and costly, he added.
Some analysts questioned the apparent lax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ver an alleged decade-long series of crimes.
Lu Jiehua, a sociologist with Peking University, told Global Times that difficulties in enforcing the one-child policy may have led to the officials resorting to extreme measures.
"They are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s all their job evalua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hildren," Lu said. "Their job is difficult but that is no excuse for trafficking children, which is absolutely illegal."
China began restricting couples to one child from 1979 in an attempt to reduce the country's burgeoning population growth.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policy.

bay

请下载文档＜为什么30年之后我们将十室九空？＞

附：可参考阅读：寄生工作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如果无法打开上面链接，可以试试这个 寄 生工作三十年祭)



以计生办的神圣名义出售婴儿：

文中第一幅图中的女孩是数年前被湖南计生办卖往美国的一个女婴，如今已经长大。


In Hunan, Family Planning Turns to PlunderFamilies in a poor mountainous region have had children seized, and apparently sold, in the name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Shaoyang) – On a long journey in search of his lost child, Yang Libing carries a single photograph. It's a faded snapshot of his daughter Yang Ling, who this year turns seven years old.
Family planning agency cadres in the poor mountain town where Yang Libing lived with his wife Cao Zhimei seized their daughter in 2005 and shipped her to an orphanage because they didn't pay a 6,000 yuan penalty – so-called "social support compensation" – for violating China's one-child policy.
The nearly three-decade-old policy limits parents to a single offspring with certain exceptions. Authorities decided that the family of Yang Ling had overstepped strict bounds imposed by family planners in their hometown Gaoping and Longhui County, near the city of Shaoyang in Hunan Province.

(Yang Libing's son holds a photo of a girl that resembles his sister, Yang Ling, who now lives in the U.S.)

Local officials decided to take a tough – arguably inhumane – stand for central government population controls by claiming rights to the toddler and, as the parents have argued since 2009, allowing her to be sold into adoption abroad.
Not only did the decision to confiscate the little girl serve to punish the parents, leaving them with mere memories and a worn baby photo, but it also provided operating cash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Indeed, a Caixin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children in many parts of Hunan have been sold in recent years and wound up, sometimes with help from document forgers and complacent authorities, being raised by overseas families who think they adopted Chinese orphans.
The official China Center of Adoption says more than 100,000 orphans and disabled Chinese children were adopted by families abroad until last year. The largest number now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ome cases, child-selling revenues as well as social support compensation fees paid by Hunan parents who break one-child rul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sources of income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poor parts of the province.
Money Machine
Family planning agencies received less than 20 percent of the fees paid by Hunan's violating parents in 2004 and '05,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ial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Most of the money was used to cover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ses, government sources told Caixin.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is income source – and the power of local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 was Longhui County Director Zhong Yifan, who addressed the issue at a public meeting last year.
"Small town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have a deep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s," Zhong said, adding that the committees "dare not offend" family planners.
"As a result," he said, "the family planning team holds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ho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ppear to be happy to accept funds from family planners that help supplement what have been relatively meager tax col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In Gaoping, officials told Caixi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budget was sorely strained af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bolished agricultural taxes in 2006. At times, payrolls went unmet.
Family planning violation fees, though, have boosted fiscal budgets ever since Gaoping, population 70,000, started penalizing parents in 2001.
Initially, the fee was 3,000 to 4,000 yuan per child. But a few years, local officials said, the penalty rose to 10,000 yuan and sometimes more. In addition, for at least the past decade, family planners have been taking children from parents who failed to pay the fee and selling them to orphanages.
The child-selling practice apparently received a stamp of official support from Longhui officials, who went the extra mile to enforce family planning rules. For example, over the years the county government has dispatched some 230 cadres to Gaoping as well as area villages to monitor population control activities.
Moreover, seven judges and four court police officers from Longhui were assigned to an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system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oversee family planning enforcement, especially fee collections.
Gaoping residents say the judiciary has treated parents arbitrarily. Those forced to turn over children but who later wanted to reclaim a son or daughter were ordered to pay a non-specific fee. Fee amounts were set according to the whims of family planning authorities, they said.
Altogether between 2000 and '05, according to Caixin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family planning authorities seized at least 16 children including little Yang Ling from Gaoping parents who broke the rules and couldn't pay fines.
Twelve of these children were turned over to the Shaoyang Prefecture Orphanage in the city of the same name. A source told Caixin most of the 12 were adopted by families outside China.
Not all these children were being raised by biological parents when they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Caixin learned that some were being raised by grandparents, aunts and uncles. Some parents, such as Yang Ling's, were working as migrants in distant cities when the seizures occurred.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have been credited with bringing Gaoping's population under control. Lowering the birth rate is also seen as an important accomplishment for Longhui, which is on a central government list of China's most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China has been working on population control since the early 1970s, and the one-child policy took effect nationwide in 1982.


Across the country, birth control rule enforcement is linked to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nd political futures among local government cadres. An authority in a community that misses a population target may be denied promotions.
Despite strong incentives for government enforcement, however, some families in impoverished mountain areas such as Gaoping have found ways to sidestep rules and follow their traditions, supported by the ideas that sons offer valuable insurance against old age, and more children bring more happiness.
Indeed, many of the town's residents have borne children while working as migrant laborers far from home. Others have found ways to hide from authorities by living deep in the forested mountains.
Child Traffic
Yuan Chaorong is a Gaoping farmer who found an abandoned baby girl on a street in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4. At the time, he was an unmarried migrant worker at a furniture factory.
Yuan brought the girl home, named her Yuan Qingli, and told his village chief back in Hunan that he wanted to adopt her as his daughter. His plan called for the chief to help him with the adoption paperwork, while he wanted an aunt to raise the child in her home with 350 yuan a month from Yuan's factory salary.
All went well until the next year, when Yuan learned that five staffers from the local family planning agency had broken into his aunt's home and took the child. To get her back, authorities said, the family would have to pay an 8,000 yuan social support compensation fee.
Yuan was unable to leave his job for four months. When he finally returned to Gaoping, he learned from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that the girl had been sent to the Shaoyang orphanage.
Local residents told Caixin the orphanage would pay a family planning agency 1,000 yuan per child. Jiang Dewei, orphanage director, declin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payments.
Shaoyang orphanage records have confirmed, however, that 13 babies were delivered to its doors between 2002 and '05 by the Gaoping Civil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Family Planning Office. One was later reclaimed by parents, while the rest were officially declared "abandoned" through public notices, making them available for adop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After receiving a child, the orphanage complies with the law by posting a notice in the Hunan Daily newspaper for 60 days. If no one claims the child within 60 days, the orphanage records the receiving date as its birthday and gives him or her a new name, with the family name Shao, suggesting its hometown is Shaoyang.
Since any unclaimed child can be put up for adoption, the newspaper notice offers the only hope for a family to learn about and start petitioning for the return of a son or daughter. But poor families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or working as migrants outside the province may never see these notices.


The adoption process can be a money-maker for an orphanage as well a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doptees need to pay an adoption fee," Jiang said, which for a foreign family is usually US$ 3,000. Payments go through a provincial adoption center tied to a civil affairs department, which takes a cut. The largest chunk i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orphanage.
Hunan's system has been marred by underground trafficking in the past. Seeking cash through foreign adoptions, according to provincial media, three county-level orphanages around Hengyang bought 810 babies through traffickers and other sources between 2003 and '05. The scheme was uncovered and, after a clampdown, 10 people were sentenced to up to 15 years in jail in November 2005.
Parents in Gaoping whose children were seized by family planners likewise argued that they had been victims of injustice. So they formed a group in hopes of locating and reclaiming their children.
In 2006, some of these parents started planning to travel to Beijing to petition centr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bout the perceived wrongs of the family planning agency. Bu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quickly thwarted the appeal effort.
Apparently to cover the tracks, th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in Shaoyang order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aoping parents' claims by a group of high-ranking Longhui officials.
One day after the group tried unsuccessfully to deliver their petition, county investigators including procurators,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and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completed a report. It concluded that of the 12 children brought to the Shaoyang orphanage by family planners, 11 had been illegally adopted by local families and needed the orphanage's protection.
Shameful Tradition
Before Hunan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started seizing children, local residents said, parents who broke childbearing regulations were subjected to other forms of harsh punishment.
Yuan Chaoren, who was punished for becoming father to a second child, told Caixin that before 1997 the official way to deal with violators involved smashing a home and arresting the family head. Authorities demolished Yuan's home, for example.
"Since 2000," he said, "they haven't smashed homes. They abduct children."

Yuan said several circumstances can lead to a seizure: Birth to an unmarried couple, or a couple whose marriage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registered; parents who exceed quotas and parents who raise an adopted child without meeting adoption requirements.
A Los Angeles Times story in 2009 brought the topic to the U.S. Through Americans who wanted to help the families, photos of possible children adop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may have been from Gaoping made its way to the town.
That year, a stranger met Yang Libing and his wife in a hotel in the city of Chengde. They were shown two photos of a little girl, and they recognized her immediately.
"I was certain at first glance that she was my daughter," Yang Libing said.
Later, a translator who sent the photo and used the family name Ye told the parents that the girl "is living a happy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 adopted parents love her." Ye provided no further information.
Local parents, including Yang, could only guess whether their children were in the photos.
DNA tests were never conducted, nor did the Gaoping residents receiv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contact the families with adopted children.
Searching for Daughter
Yang Ling was born a year before Yang Libing and his wife migrated to Guangzhou for jobs. The daughter was seized from the home of her grandparents in Gaoping, who had been raising her while the parents worked far away.
Later, Yang Libing remembers, family planning cadres tried to stop him from searching for the girl.
"They promised to give me two licenses" so that the couple could have "two children with no penalty, as long as I stopped looking for my daughter," he told Caixin.
He said he rejected their offer and eventually traced the girl to the Shaoyang orphanage. But by the time he got there, she was gone.
Yang Libing's case file at family planning department includes statements supposedly signed by Yang Libing and his father. The documents claim the little girl was found on a street, and that the family had been willing to accept all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s for her care.
But no one in the family admits making such depositions. Moreover, the signature of Yang Libing's father in the documents was misspelled.
Another file, supposedly signed by a now-retired local official named Wang Xianjiao, had similar problems. Wang said she never wrote nor signed such a document, and that her name was misspelled.
Other local parents have similarly rejected government arguments that they wrote letters giving up custody rights. They claime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ged these files.
Their claims go against a statement by Liu Shude, Gaoping's director of family planning in five years ago, who said "it's impossible to fake" these documents.
Yang Libing's wife Cao Zhimei was happy to learn that her daughter apparently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e told her husband she wanted Yang Ling to come home, right away.
But later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family could not afford to pursue more than a local search for the daughter. So the mother abandoned Yang Libing, and moved away.
"She left a note saying that since her daughter was abducted and could not be brought home, what's the use of living with me," said Yang Libing, as tears welled up in his eyes. "So as long as I'm alive, I'll continue trying to bring my daughter home."

bay

计生办对国外公布的婴儿售价是3000美元(约2万人民币),实际上价格达到10人民币.

计生民政部门巨大的“利益链条”背后的惊天秘密。　　

　 　

其最新的延伸，就是湖南邵阳的“没收农民的孩子”，送进“福利院”，然后再送国际收养，孩子的主要去向，一直是美国，主要是填补美国生育率低的缺口。　　

“邵阳事件”当中，美国人似乎只需要交3千美元就够。　　

但实际上，整个费用在10万人民币左右。　　

大概是美国的蛇头每个小孩3千美元，中国的蛇头每个3千美元，民政部门的“手续费”3千美元，还有司法部门的各种证件等一千美元。　　

邵阳事件之前，中国的各级民政部门，就以将“孤儿”送国际收养为名，每年将数万中国婴孩送美国为主的国家收养。　　

这背后，主要不是民政部门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是巨大的利益链条。　　

每年民政部门、福利院、相关司法部门，就这样通过把中国“孤儿”送到美国领养，形成了个几十亿元的“利益链条”。　　

这个利益链条，因为邵阳事件显示出，已经在延长了。

菁菁之草

全国好多地方,抓嫂子去做绝育手术,嫂子不在,就把还没有出嫁的还是处女的小姑抓走做手术绝育掉的. ...
bay 发表于 2011-2-23 14:24

    这事我们这个地方也听说过，95年至2002年时，我还在打工，我们这个县的农村未婚的要孕检，一年两次，我恨死了。
后来知道我同村的很多人都不要，原来是村干部搞的鬼，我不恨了！

linlin124

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了。已经没有底线了。

bay

中国成世界最大的幼婴儿童出口国家，市场销售价值达上千亿人民币

[td=1,1,20][/td] [td]福利院贩卖儿童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收养来源国
财新《新世纪》


　　开安（ Kay Johnson）一直想收养一个中国弃婴。她是一位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学者，在美国东部麻省的罕布什尔学院（Hampshire College）教授中国课程。她的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妇女问题、发展和人口政策。
　　她的愿望在1991年3月实现——她从武汉市福利院领养了一名出生未久的被弃女婴。
　　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颁布，中国也尚未开放国际收养，但每年仍会有少数——不超过100例的涉外收养。收养人的条件或是有特殊头衔的华侨、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或是“中国的特殊朋友”。
　　年过六旬的江开安算得上是一个“中国的特殊朋友”。早在197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专攻中国研究的她，就和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生、学者，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第一次到访北京。“文革”结束后，江开安定期到中国来做调研访问。虽然一直有收养之意，但鉴于中国的政策限制，她并未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直到一个中国朋友帮她联系了武汉市福利院。
　　江开安还清楚地记得20年前的往事。她提出给福利院3000美元的费用，这是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在办完各种必要的手续后，她从武汉市福利院领走了她的“小小的、脆弱的、生着病的”中国女儿。她的父亲陪她将孩子一路从武汉带到广州，再到香港。1991年4月13日，一家三口在香港登上了回美的航班。
　　为什么是中国？
　　中国迅速成为最大收养来源国，原因之一在于收养家庭相信，被收养的孩子都是被父母抛弃的弃儿，“亲生父母没有法律渠道来重新要回监护权”
　　就在江开安收养了中国女儿的那一年年底，中国收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91年12月29日，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下称《收养法》），从次年4月1日起施行。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将收养合法化、法律化，也是第一次正式为国际收养打开门户。《收养法》施行第一年，便有232名中国婴童被国际收养，其中206名被美国家庭收养，26名被荷兰家庭收养。此后，中国国际收养的数字逐年攀升。1995年，2500名；1998年，几近翻番，4855名；2005年，达到顶峰，超过1.4万名。其中50％以上为美国家庭收养。
　　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根据民政部下属的专门服务于国际收养的中国收养中心（CCAA）网站公布的信息，截至2009年6月1日，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有17个。在这些国家中，与中国收养中心合作的政府部门和收养组织共135个。
　　中国国际收养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几年时间内超越其他传统的主要被收养国，如韩国、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越南等，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收养来源国。
　　为什么是中国？美国最大的专门针对中国的非政府收养组织——美国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hinese 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CCAI），在其网站上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
　　CCAI列举了到中国收养孩子的几个优势。首先，中国收养中心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系统，整个过程所需的书面材料可预测，也易管理。只要你符合条件并且愿意等待，你最终会得到一个适合的孩子。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福利院提高了照顾孤儿或弃儿的能力。再次，中国政府和地方福利院高度重视国际形象，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报告和评估体系，以最大程度地确保被收养孩子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最后，中国的国际收养项目被普遍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最承受得起的，各种费用和开支也都提前告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CCAI指出，就是在中国收养的孩子“几乎无一例外”是被父母抛弃的弃儿。由于弃儿行为在中国是非法的，亲生父母通常不会留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在你去中国的行程中，你将会得到一份弃儿证书，证明你将收养的孩子的亲生父母，通过抛弃的行为主动放弃了抚养的权利。亲生父母没有法律渠道来重新要回监护权。”
　　CCAI总裁兼共同创始人仲辉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解释，美国也有国内收养，但它的法律允许亲生父母好几年之后又把孩子给领回去，这对收养家庭是个打击， 而“中国可被收养的儿童至少是明确的弃婴”。
　　研究中国收养政策的江开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曾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对一些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做过一个小型的调查。她发现，除了婴儿健康、等待时间短、审核程序快、价格相对合理等因素，有不少收养家长认为，和其他一些提供收养儿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养项目没有腐败，因为他们收养的是弃儿。
　　这些美国家长在收养时被告知，他们从中国福利院里收养来的孩子，多是因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被亲生父母抛弃的。这是中国独有的政策和现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福利院里供国际收养的几乎全是女孩，而且多是健康的女孩。
　　按照这些美国家长的理解，如果是因国家法律的原因造成弃儿，就可以排除人贩子出于谋利目的，抢劫或绑架婴儿的行为——后者在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东南亚等国家非常普遍。
　　美国一家收养组织宣称，“中国有1500万孤儿，其中多数是健康的女孩，由于中国的一胎政策而被抛弃”；另一家收养组织则声称，“中国每年被遗弃的孩子超过20万”。帮助这些众多因计划生育政策而遭“遗弃”的孩子，对那些充满爱心和国际人道主义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一家专门帮助美国父母寻找所收养的中国孩子身世信息的私人服务机构Research-China的创始人Brian Stuy，在他几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过去15年的传统智慧是，如果没有国际收养项目，成千上万的孩子将滞留在中国的福利院，没有机会找到或体验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
　　不过，江开安在做上述个人调查时发现，促使美国人蜂拥去中国收养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对收养人条件的规定，对美国人非常有利。
　　1991年颁布的《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年满35周岁。
　　江开安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很多其他提供收养儿童的国家往往会规定年龄上限，这使很多美国人被排除在收养资格之外。美国收养者的年龄普遍偏大，中国选择规定下限，正合美国人之意。
　　1998年，中国政府进一步修改了《收养法》，将收养人的年龄条件限制放宽至年满30岁，增加了“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一条，其余两条不变。
　　这一修订进一步刺激了国际收养。仅以最大的接收国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字，1999年，美国从中国收养的孩子为4108名，接近上一年中国国际收养的总数；2005年达到高峰7903名。
　　“我想杀了那个福利院院长”
　　中国福利院存在贩卖儿童现象的消息，曾给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震动
　　也是从2005年开始，有关中国福利院存在贩卖儿童的消息，开始见诸中外报端。
　　2005年11月，湖南省衡阳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福利机构跨省违法、违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案件。衡阳辖区内的六家民政局福利院涉嫌低价从“人贩子”手中买入被拐卖婴儿，再以“8000元到3万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其他福利院。这一消息被包括《中国日报》在内的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最初的报道并没有将这一行为和国际收养联系起来，但新华社的一篇后续报道援引相关官员的话说，“部分孩子甚至被卖到了国外”。
　　这一消息被境外媒体转载后，引起很大争议。舆论压力之下，当年底，中国收养中心指示湖南省民政厅，立即中止全省涉外福利院的收养申请。
　　2006年2月，23名和该案有牵连的当地官员被起诉。除了一人获刑一年，其余均以免职告终。另有三名主要人贩分别获刑15年。
　　该案结案后，中国收养中心逐步悄悄恢复了湖南省涉外福利院的收养申请。
　　案子虽结，但境外媒体的报道未了。此前，2006年1月，《洛杉矶时报》已经结合此案发表了一篇报道“抢童，中国成长产业（Youth-snatching a Growing Industry in China）”，副题是“高利润驱动绑架”。
　　2006年3月，《华盛顿邮报》又基于湖南一案发表了一篇特写，标题是触目惊心的“偷窃婴儿用于收养（Stealing Babies for Adoption）”。这篇引起美国国内强烈反响的报道，促使中国收养中心在文章发表数天后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称被贩卖的儿童均为合法的孤儿或弃儿，没有亲生父母在寻找这些孩子，以试图安抚美国的收养人群。
　　这些报道给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震动。北卡教堂山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社会学系教授Philip Cohen和他的妻子，在2005年收养了一名来自武汉福利院的中国女孩。后来，他们决定再收养一个中国女儿。就在这时，湖南福利院买卖孩子的丑闻曝出。因为担心收养中存在可能的腐败，他们决定收养一名有残疾或缺陷的儿童。2009年，他们再次从武汉福利院收养了一名有耳疾和心脏杂音的女婴。
　　Cohen告诉记者，在他所知道的收养了中国女儿的美国父母中，可能的腐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愿意收养一个不是真实孤儿，或者不是被亲生父母自愿放弃的女孩。没有任何物质财富可以弥补一个家庭丧失抚养孩子的权利。”
　　很多收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都希望能够获得孩子身世的信息。他们认为，等孩子长大后，总有一天，她们会问起来的。但这些信息在收养时基本是缺失的。他们获得的孩子生日是被送入福利院的日子，孩子的姓名也常以福利院所在地命名。而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更是一片空白。收养父母当然也无从知道，有些送到福利院的孩子是跨省贩卖的结果，出生地也是不真实的。
　　了解到收养父母的这种需求，来自犹他州的Brian Stuy和他的中国妻子，共同创办了Research-China，专门为收养中国女孩的美国父母提供寻找孩子亲生父母信息的服务。
　　“我们主要是协助收养家庭做调研——比如，福利院的孩子是买来的，还是被遗弃的；他们应该找谁了解情况，以及问什么样的问题，等等。”Stuy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
　　除了收集中外媒体的相关报道，Research-China也在中国本土做一手调研。Brian Stuy本人就亲自跟中国的福利院院长通过电话，他因此了解到，有些供国际收养的福利院，通过和就近与其他非国际收养福利院结盟的方式获得孩子。这种方法在他看来是“合法的”。
　　在Stuy写的《中国国际收养项目中的腐败——证据和建议》一文中，他指出，很多福利院的院长将孩子看成是 “可供国际收养的商品”，驱动力则是经济利益。每一个被国际收养的孩子，福利院可以获得3000美元的收入。近年来，这一费用已经提高到5000美元。因此，福利院有强大的动力通过各种方式——合法的，不合法的——增加可供国际收养的孩子。
　　Stuy夫妇自己也收养了三个中国女孩。 Stuy说，他对他的三个孩子都做了调研，找到了老三亲生家庭的信息。他了解到，老三是被她的亲生家庭放弃，但原因是当地的民政局领导来找孩子父母，向他们承诺她们的女儿将会被美国人收养，会接受很好的教育，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将来会回到中国来照顾年老的父母。
　　“福利院当然给我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谎言，包括她的生日和找到她的日期，等等。当我们发现真相时，我们想杀了那个福利院院长。”Stuy说。
　　国内收养vs国际收养
　　“本国优先收养”是海牙公约的一个首要原则。国内收养应该成为主流，而国际收养应该只是一个补充
　　2005年底，中国一些地方的福利院参与买卖孩子用于国际收养黑幕曝光后，中国国际收养的数字在次年出现了明显下滑。以美国为例，2006年一年比上一年减少近18％。
　　Brian Stuy注意到，从2006年开始送到福利院的孩子大幅减少。“为什么？是因为福利院院长‘改邪归正’停止购买儿童了？还是因为中国家庭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海外，不再卖给福利院？”他自问。“我不知道，”他自答，“但2006年被送到福利院的孩子数量确实急剧下降了。”
　　2005年被证实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国际收养数目达到顶点，此后逐年下降。美国在2009年只成功收养了3000名中国儿童，是自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201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只增加了400例。
　　对于这一现象，部分外媒的分析是，由于中国国内收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部分地分流了国际收养。
　　长期研究中国妇女、人口和收养问题的江开安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她指出，中国国内收养的数量其实一直高于国际收养，即使是在国际收养最高的2005 年，也只占总收养人数（包括通过福利机构和不通过两类）的不到30％。在《收养法》颁布之前，中国通过福利机构外的“民间收养”就已经很活跃。1998 年，中国政府修订了《收养法》，放宽了收养人的条件限制。江开安认为，或者说她希望，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内收养变得更容易。在她看来，国内收养应该是主流，而国际收养只是一个补充。
　　实际上，“本国优先收养”正是《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即“海牙公约”）的一个首要原则。该公约于1993年5月29日，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7次外交大会通过，确立了弃婴“本国优先收养”原则，以及在跨国收养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2000年11月30日，中国政府签署了 “海牙公约”；2005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递交批准加入该公约的批准书。根据规定，“海牙公约”于2006年1月1日在中国生效。
　　问题是，在现实中，虽然国内收养的实际数字要大于国际收养，但一半以上不是通过福利机构进行的。国内收养也没有类似于中国收养中心这样的全国性机构统一管理，而是由各地方福利院自行裁夺，包括收费。在很多地方，中国公民领养人被要求交纳数万元不等的“赞助费”。
　　从通过福利机构收养的数字来看，国内收养和国际收养在2005年之前大致相当，前者略高。但在2005年，首次出现国际收养大于通过福利机构的国内收养数量，前者为1.4万左右，后者为1万。
　　2006年12月8日，作为“海牙公约”规定的中央机关职能履行机构中国收养中心作出规定，对外国收养申请文件采取“优先办理”的做法。该“规定”于自 2007年5月1日生效，对外国收养家庭的条件做了较为严苛的规定——如果你是以下任一种——单身、同性恋、结婚次数过多、过胖、过老、服用抗抑郁药等，将不具备收养的资格。
　　不少国外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一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收养的减少。
　　江开安不这么认为。据她所知，每年申请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并未减少，反而在增多。真正的原因，她认为，是可供收养的健康孩子确实越来越少。过去一两年，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有一半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其中不乏年纪稍大的男孩，而过去收养的绝大部分是健康女婴。不惟国际收养，登记在册的国内收养也在逐年减少。
　　根据江开安的调研，早在2001年，中国东部地区，如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可供收养的健康婴儿就已经出现下降，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变化带来的自然出生率的减少。
　　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福利院收养孩子的多寡，往往和计划生育强制执行的松紧呈现对应关系。松的话，孩子就少；反之，一紧就多。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
　　江开安认为，最近报道出来的湖南邵阳隆回县高平镇计生办官员抢婴事件，不能只从经济利益去解释，因为对超生的罚款可能比送到福利院获得的报酬要高得多，前者可以动辄上万，而后者或许也就几千块钱。
　　在她看来，还是当地的“一票否决”制以及对计生政策执行的严格考核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不排除超生罚款个人获利有限，而送达福利院可以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
　　江开安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美国父母往往比较重视收养过程中是否存在金钱交易腐败，而极少去追究计划生育这一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她说，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超生就可以把孩子抢走，而是明文规定处以罚款。只要父母交得起钱，就不能把孩子抱走。即使父母交不起钱，也不能强制把孩子抢走送到福利院，更不能把他们变成供收养的弃儿。“海牙公约”规定，弃儿必须是父母自愿的，任何强制都违反公约精神。即使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被认为“合法” 的，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可能就是“非法”。
　　把孩子留在国内
　　“如果有孩子被贩卖、出售、抢盗、强行抢走，它应该在送养端被制止”
　　早在2008年， 就有外国媒体介入湖南邵阳隆回县高平镇计生办官员抢婴事件的调查报道，其中包括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ABC）、荷兰的一家电视台，以及后来的《洛杉矶时报》。这些报道在国外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对于这些真相的披露，收养父母心情复杂。
　　“我慢慢意识到，可供收养的中国孩子并不都是贩卖来的，但确有一些是的。”美国Bowdoin College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南希·瑞丽（Nancy Riley）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和江开安一样，南希早在1990年《收养法》颁布前，就收养了一个不到一岁的中国女孩。“在我看来，这些跨国收养的最大问题不在接收端。”南希说，“如果有孩子被贩卖、出售、抢盗、强行抢走，它应该在送养端被制止。”
　　仲辉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收养机构在收养事宜上与福利院直接接触， 一切收养手续必须通过中国收养中心（现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因此外国收养组织不能对孩子背景做尽职调查。
　　仲辉认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问题可能出在地方福利院。
　　他认为，福利院这种机构在中国应该尽快消失。 他说，在美国，医院接到弃婴后，会立即与地方民政部门协作，通过民政部门庞大的寄养家庭储备库，将孩子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到寄养家庭。这样孩子在被收养时，他们心态和身体会更好。
　　他认为，中国经济条件已经不错，许多下岗职工可做寄养家庭，应该发挥社会和民间的力量来解决孤残儿童的问题，即民政民办。政府则应该集中精力发挥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定期到寄养家庭检查和指导。同时，把资金大力集中来投资开发儿童康复和教育中心，让这些孩子得到与普通家庭孩子一样的治疗和教育。
　　Research-China创始人Brian Stuy则提议，不如责令福利院的记录必须公开，并且接受审计。
　　他甚至建议，所有国家应该立即终止从中国收养健康儿童，因为证据显示，健康孩童已经不足以满足国内收养的需求。
　　“如果允许中国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会不会实质性地减少供应给外国人的孩子数量？”南希说：“那会允许孩子留在中国。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td]

bay

“毒玩具”只销国内，只害国内孩子；无毒玩具只销国外

来源：南方日报
2011年05月27日08:53

CFP供图

[url=][/url] [url=][/url] [url=][/url]

　　日前，一家国际环保机构公布了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国内市场上大量存在的塑料玩具，含有危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酸酯。据悉，目前包括欧盟、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均已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该物质的玩具。

　　记者调查还发现，相当一部分色彩玩具含有多种危及健康的超标重金属，而这之外还存在大量重金属符合中国标准而超出欧盟标准的玩具。

　　有业内人士爆料，国内企业生产儿童玩具有两套标准，出口的标准很高使用无毒无害的漆和原料，而国内使用的是有很多隐忧的低成本染料和原料，玩具生产内外有别“毒玩具”只伤害中国孩子？！
　　内外有别面面观
　　@标准：
　　在欧美等国家与地区，邻苯二甲酸酯在儿童产品中已被禁止使用；我国对于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要求并无相关规定。
　　欧盟对玩具中特定重金属的限制有19种；我国玩具国家标准只对8种重金属有限量规定。
　　@产品：
　　国内玩具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标准很高，使用无毒无害的原料；而在国内销售的产品生产标准低，使用低成本有隐患的染料和原料。
　　@检测：
　　欧盟等国家对玩具产品安全性更关注的是化学元素和重金属；我国儿童玩具的抽查检验项目主要为物理机械性能、燃烧性能、化学性能、标志和使用说明，不涉及重金属和其它化学物质。
　　危险物质一：邻苯二甲酸酯
　　国外已经禁止，国内普遍存在
　　日前，国际一家环保组织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四大城市随机购买了聚氯乙烯(PVC)材质的玩具样品30份，具体包括幼儿玩具、幼儿戏水用具、幼儿泳圈、婴儿游泳池等，并送至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在30份用品中有21份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其中一只绿色玩具球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甚至达到43.1%。
　　据番禺检验检疫部门有关专家介绍，尽管目前不能确定婴儿尿液中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必然危害健康，但科学家认为，邻苯二甲酸酯可能影响胎儿和婴幼儿体内荷尔蒙分泌，引发激素失调，有可能导致儿童性早熟，对生殖系统造成影响，并引发其他健康问题。因此，欧盟对玩具或儿童护理用品的塑料所含的6类邻苯二甲酸酯，规定浓度不得超过0.1%。
　　但目前，中国对这一存在潜在危险的化学物质在儿童玩具中含量并没有相关规定。据广东检验检疫部门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在玩具涂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中规定了，三类邻苯二甲酸盐DEHP、DBP及BBP的含量总和不得超过0.1%，另外三类的含量之和不得超过0.1%。但对于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要求并无相关规定。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内塑料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物质广泛存在，原因是添加了这种增塑剂的玩具材料成本较低，一般为1400元/吨，而不含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材料，成本则为2万元/吨。“现在人工、国际石油等价格高企，为了缓解压力、节省成本，部分玩具企业可能会多使用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材料。”
　　有关人士指出，在欧美等国家与地区，邻苯二甲酸酯等环境激素已被禁止在儿童产品中使用。2011年2月，欧盟将DEHP、DBP、BBP三种邻苯二甲酸酯直接列入化学品淘汰名单。
　　“在中国，目前并没有针对邻苯二甲酸酯在玩具中的含量限制，对环境激素类物质的限制使用和淘汰前景，目前几乎尚无关注和讨论。”有关人士如是说。
　　广州市场探访
　　再生塑料玩具大多重金属超标
　　近日，记者走访广州一德路玩具批发城发现，这里批发销售的很多玩具都不规范。比如，有些玩具包装只是用简单的塑料袋，没有标签说明，也没有厂家、厂址等信息，更不见有3C认证、QS标识；部分玩具颜色分布不均，用手触摸还会掉色，闻起来有刺鼻味；有些劣质塑料玩具非常易碎。
　　“很多山寨玩具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不安全。”广州一家玩具生产企业负责人透露，低劣玩具大多采用再生塑料制成，这类塑料多是回收的塑料，或兼有其它材质混合制成，材质硬度、密度不够、杂质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易碎。
　　“对于儿童来说，易碎、易断的玩具很危险，碎裂的塑料片会刺伤孩子，一些小碎件很容易被小孩吞下去。”该人士还指出，最可怕的是，再生塑料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重金属，以再生塑料制成的儿童玩具大多重金属超标。
　　不少劣质玩具正在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隐形杀手。据业内人士介绍，有些玩具是使用劣质废塑料制成，为增加塑料的韧性会使用增塑剂，玩具在黏合过程中需要使用胶黏剂，印刷时使用油墨颜料等，这些东西会释放出甲醛、苯、酚、甲醇等有害物质。
　　再如，积木、童车、铁皮玩具等玩具表面都涂有各种油漆或涂料，当这些油漆或涂料中的有害金属如铅、铬、锑、砷、钡、镉、汞超标时，就会给儿童健康造成威胁。以铅 为 例 ，当 其 含 量 超 过2500mg/kg时，就会给儿童带来极大的潜在危害。
　　危险物质二：重金属
　　国外重点检测，国内普遍不检
　　据介绍，对于玩具中所含的重金属，业界和相关部门相对忽略，在日常官方抽查检测中，往往也会忽视这一指标。据专家介绍，小孩抵抗力较低，若长期食用含有重金属的食物，容易在体内沉积。重金属一旦进入体内，代谢非常缓慢，会长期危害人体健康。
　　“国内玩具检测标准与欧盟等国家的检测要求很大不同。”据广州兆汇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先生介绍，欧盟等发达国家对玩具产品安全性更关注的是化学元素和重金属，比如对于进口欧盟的国家，要求供应方要提供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报告包括铅、镉等重金属的含量，邻苯二甲酸盐含量等。但在国内销售，渠道商家并不看中第三方检测，而是必需要求提供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与出口品的检测报告相比，国内检测报告更注重玩具的物理性能、燃烧性能、耐用测试等指标，国内技术机构一般不检重金属。
　　笔者查阅了近年来国家质检总局和部分省份质监部门发布的儿童玩具和儿童用品抽查报告，发现在儿童玩具的抽查检验项目，主要为物理机械性能、燃烧性能、化学性能、标志和使用说明，并没有涉及到重金属和其它化学物质；在童车类产品中的抽检，涉及的项目除物理性能、燃烧性能、产品标签等外，则有“迁移元素”一项。
　　据镇泰中国工业有限公司品管部苏先生称，我国玩具国家标准中，对8种重金属有限量规定，包括铅、镉、汞等，这与原来欧盟对玩具的重金属规定一样。
　　但现在，欧盟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危及健康和环境的重金属规定更进一步。苏先生称，欧盟从今年7月20日起将开始实施欧盟史上最严格的《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根据最新指令，欧盟对玩具中特定重金属的限制从8种增加到19种，增加的受限制重金属如铝、铜等，并首次禁用或限用66种致敏性芳香剂等。
　　据悉，美国玩具安全新规今年也准备实施新的铅含量标准，从目前的300PPM　降低到100PPM。(南方日报记者　欧志葵　实习生　熊汉玲　通讯员　龙晓宇)

恋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