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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3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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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bay 于 2013-3-13 05:35 编辑
[以往祭祀活动回顾]
黄帝纪年4708年11月15日（西元2011年12月10日）北京祭祀大明崇祯皇帝
背景资料：辽东局势逆转的的根本原因分析
1）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七千明军、上万百姓和商户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后金得手觉华岛后，因毛文龙抄袭永宁而仓促撤退，在宁远外只围攻了几天，袁大人仅斩首200余级，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称“宁远大战”，有的地方也称“宁远大捷”，但其实不难看出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2）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3）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
为了“尽快”将城池修筑完成是袁大人放弃策应友军和盟友的理由，可他的“进度”却跟不上他自己说大话的速度。东江镇和朝鲜遭受攻击是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到四月，在此之前袁大人就开始修筑大凌河和右屯卫，又过了两三个月，当后金来袭击袁大人的城池时右屯和大凌河城池竟然还没有修完……若从后金袭击东江镇和朝鲜算起，都足足有半年有余的时间，若从宁远之战之后算，时间可长了得不得了。
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后金围攻宁远、焚毁觉华岛算起，到来年正月，整整一年时间，期间后金并没有南侵。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后金曾征讨过一次蒙古，之后因为毛文龙抄袭鞍山而折回，努尔哈赤于同年八月十一日死，死前还被毛文龙在沈阳周遍和萨尔浒追杀过。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内部为争夺汗位而耗了几个月时间，期间后金没有精力对外作战，次年正月（1627年）侵略朝鲜，并没有对袁大人这边有什么动作，而且此时袁大人还在和后金“议和”，所以他修城池的时间应该很充分，前后加起来足有一年半之多，但当后金进攻时他却还没有修完。
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大人离奇缓慢的修城进度使他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换来的时间，也没有能将城池修筑完成，这跟他之前拒绝策应盟友和友军联系起来，不禁让人怀疑他以修城池而不策应的真实动机。
4）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 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 “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5）有意削危险的弱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6）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 “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7）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 “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8）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 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8）将一帮汉奸委以重任而彻底瓦解东江镇
刘兴祚原籍辽东,万历三十三年(1605)因细罪而弃家投降后金,更名爱塔,传说努尔哈赤之孙萨哈廉(亦作萨哈璘)曾将其乳媪之女许配给他。
天启元年（1621年），在后金占领地金州有两个秀才聚集十人准备起事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但却被人出卖而被残酷镇压。《满洲秘档》有记载这次“合谋作乱”被平息是因为“爱塔建功”，这个“爱塔”就是前面提到的刘兴祚，即刘爱塔，朝鲜李朝称其为刘海。
天启二年(1622年),汉奸刘爱塔因为有功而被提拔为总管物产富饶的南四卫(指位於辽东半岛西半边的金,复,盖,海四州)的守备副将，但后来又生叛心。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 （《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所以起了逃窜的念头，之后便屡与袁崇焕、毛文龙等明边将密通音信，甚至与朝鲜议和时也向李朝显示其对后金的叛心。
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中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奸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中，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文”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这段文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文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死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文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而其中“毛总兵官死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中，信中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爱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中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奸刘爱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死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中。该文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文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死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文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中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精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精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中提及了刘氏兄弟中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奸，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奸，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奸无疑。
该段文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奸，为后金充当奸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奸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奸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六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文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精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精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奸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奸刘兴祚手里。大汉奸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干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23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奸的手中，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奸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奸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奸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奸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奸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奸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中，汉奸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奸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奸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六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文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奸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中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奸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文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奸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奸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奸行为而被怀疑。
9）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关于袁崇焕其人我的个人看法是，他个人并不具备什么雄才大略，虽算不上什么汉奸或奸臣，但却是一个缺乏谋略和战略眼光的军事将领，决非什么军事家或名将，他虽在守卫城池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可其他战略战术基本上是一塌糊涂，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守将却非帅才。
在明朝辽东战局里他发挥了守城的作用，但却出了不少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也因为他本人性格的原因为自己悲剧的划上了句号。在他的任上明朝辽东战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在明朝灭亡的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败笔的添加者。在明朝深处财政危机之时，崇祯殚精竭虑拼凑起来的财力过的多消耗在了宁锦防线上，但这条防线却从一条“郑国渠”演变成一条“马其诺防线”，继而再形成一个“死局”将明朝所剩无几之的军力大多葬送进去了。之后，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依托……
袁大人诸多错误谋略形成的巨坑过分的消耗了明朝最后的财力和军力，对于当时本来就虚弱的朝廷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袁大人的所作所为对明朝灭亡来说，虽算不上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却有釜底抽薪的功效，所以他不是什么中流砥柱，反而是自毁长城的始作俑者。
虽然袁大人作为一位抗击侵略者的戍边将领，生前犯了诸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重大失误而导致明朝越发艰危，死后又被侵略者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满清御用文人试图用伪史捏造出一个“冤案”来抹黑明朝，袁大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无限拔高的。袁大人是在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年代被满清的御用文人吹捧起来的，他被满清御用文人作为一块为了阿谀奉承皇太极而诋毁和贬低崇祯皇帝的砖头出现。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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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4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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