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问中医几度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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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精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
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当中国人就是活在相声里，太有意思了。

（五十九）
说来说去，大家多说不反对中医，只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接受。
其实，任何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难以接受阴阳五行，我也一样。穿西装一定要配革履没有谁会配双老北京布鞋。
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接受阴阳五行理论，而且接受得很自然，很简单。
比如，在做妇女工作的几年里，需要研究妇女运动方向。按西方的理论，妇女缺少精神价值，除了生理上的繁衍，妇女在人类文化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女人是第二性的，是附属于男性的。近代西方风起云涌的妇女运动使妇女站到与男人对立的位置，造成男女冲突，成为一道人类难题。
在作中外妇女运动对比研究时发现，西方的妇女运动在中国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阴阳学说在起作用。在阴阳互补、互根，男主外、女主内，男管公家，女管私家，天下一家，家天下的思维中，女人在坤的领域里大有可为。其自尊、自信，没有受到损害。
在阴阳学说中可以获得许多解决西方妇女运动困境的“新”思路。
在作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若按西方人性恶理论及心理学上人的气质分类，任何人都逃不掉被做优缺点之分，不好分的要被归到心理疾病中。这使预防犯罪工作陷入改正人的“缺点”，矫正心理偏差的收效甚微，劳而无功的困境中。
这时，讲人的特质，讲人与人的生克制约的五行学说就比犯罪心理学中的气质分类能为工作提供更多思路。
可以说，我对阴阳五行的认祖归宗是从西方绕了一圈转回来的。中国人讲“根”，根是历史，是传统，埋在土里的历史是无枝无叶的，必须要得当代的阳光和雨露才有枝有叶，枝繁叶茂时我们只觉得与当代有关系而不觉得与根有什么关系，只有当这一代的枝叶凋零时，我们才会在叶落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是归根。
中国的阴阳在西方理论中被看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阴阳转化也被描述为对立统一，但西方不是把阴阳的内在动力解析为五行而是直接把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为“水”“火”两行。“水”与“火”没有“木”来“通关”就只有克而无有生，只有斗争而无有调和，只有否定之否定没有肯定之肯定。只讲两行而不讲五行，水火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和斗争，而没有通过木的生和助，通过金和土的宣泄和抑制，而没有五行周转这一“永动机”形成的“生生不息”就不会有“水火相济”的景象。
如果我们把火性气质的人归到西方的胆汁质类，那么迅速、强烈、积极是这类人的优点，而冲动、暴躁、易怒就是这类人的缺点。可在现实中如何把一个人的优缺点进行分割？这种分割有必要么？当把火的危险性去掉了火的功能还存在吗？把一体的东西分成优缺点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而硬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困惑。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把一眼就能看到的事物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都是从挖掘事物本质入手展开研究。区别在于，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为“藏”，应该猜其所藏。西方认为隐性的东西应该显并使其显。
我曾说过，人往往是无可选择，所选择的不过是自己的本质。好多数学家在解题时不是难于题解不开，而是想寻找一种自己认为是美的解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法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寻找外在的解法，而是在挖掘内在的已有。阴阳五行也是这样一种已有，所以，在我们寻求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时，不仅要寻求对的，还要可心的，不然，纵然是大家全说好，到底意难平。
我承认西方的东西是先进的、科学的，大家怎么赞美科学我都同意。可是，作为妇女我不喜欢或被贬低得没有自尊，或被引领到与男人对立的理论。也不想见到犯罪和跳楼的就用一句“有病”把问题踢开。其实用阴阳学说容纳矛盾论，把对立的两方面作为两行再加上三行成五行，只使理论更丰满，没什么使不得的。
我觉得在论坛中也可以使用阴阳五行理论。论坛上常因无法沟通而出现攻击、漫骂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自然故意设置的小小障碍，让我们稍稍拐个弯来沟通。比如水与火直接沟通就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通过木来通效果会非常好。中国人讲关系实在是因为大自然设有这一关系。如果我们把西式思想看作是阳，把中式思想看作是阴。不同性格的人可按五行划分。虽说水火性格的人不相容，但有木、金、土通关，化对立为动力，有如不同类导体的接触能产生“电动势”一样，五行“电动势”便是阴阳流转的“永动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论坛形成五行流转的局面，论坛就会充满生机而不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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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又开始医疗改革了。从这次医疗改革的方案看，是把以前打破了的医疗网再重新织出来。而改革设计者说“新的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是三国模式的混合。”老百姓们还没有忘记七十年代的医疗方式，会拭目以待以待，看看这个三国模式比毛泽东模式如何？
不管说的怎样，我们看的是实质。设计者说“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 “具体操作化的建议是，城市中，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如社区卫生中心看的病为免费，农村中，在乡镇卫生站体系中看病也免费。”
对这个方案我在看的过程中是不断摇头。“根据卫生部医改课题组的初步测算，要达到免费提供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大约需要国家财政投入2000亿元。但财政部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这钱，我怕打水漂。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穷，能拿出两千个亿是穷吗？关键在于我们不会过穷日子，“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我担心，这两千个亿能花到正地方吗？
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小病留在社区和乡镇卫生所，这个设想很好，可什么是小病？阑尾炎，高血压，分娩是不是小病？我想肯定不能列到大病里面，但阑尾炎这样的手术乡镇卫生院可以做吗？可以做，但术前要做个B超吧，乡镇卫生院要不要配B超机？不配，到城里做了B超，回乡做手术？分娩，如今只生一个孩子，谁敢在乡镇卫生院生孩子？生到一半生不下来了，剖腹产在乡镇卫生院做？乡镇卫生院设手术室？高血压病有时也要做CT看脑部栓塞情况，以此类推，这个大病、小病认定的责任谁敢负？到时是不是医疗纠纷要更多？
真正的大病，比如癌症，其中一部分是等死，只需要一点维持性治疗，完全是社区卫生院能胜任的，可现代人居住密集，不方便死在家里，常到医院等死，也是为了使用医院的太平间，难道社区卫生院还要各备一个太平间？再说，把社区卫生院做为临终场所对其它患者的心理影响是不是也不好？
许许多多的这样问题所造成的漏洞，会不会让这两千亿形成一个新的腐败温床？
投入两千个亿，却不管大病。小病或能挺，或能治，而让人倾家荡产的是大病。既然这次医改想要体现政府的“雪中送炭”那就不如把这两千个亿投入大病，投入那些有治疗价值而又让许多人治不起的大病上，那才是救人一命。
想想老百姓为什么攒钱不花钱？因为他们有后顾之忧。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什么，是小病吗？不是，他们不会为生小病而死抠死攒，他们怕的是大病。如果国家给大病以治疗支持，那么就能解老百姓很大的一块心病。好钢用在刀刃上，与其把这两千个亿花得打水漂不响，不如先这么用。想想，如果国家把大病这块承担下来，那么科研、培训、开发等好多经费负担就不会落在普通患者身上。象心脏支架这样手术的费用就会大幅下降。
我和女儿赶到医院看望她住院做心脏支架手术的奶奶，老太太不在病房，到普通病房去串门了，我把她拉回来问：“你到那去干什么？”她说，我让病友看看我的手术有多成功。我说：“你这么做是在刺激他们，他们何尝不知自己的病应做支架？他们又何尝不想做这个支架？可他们做不起这个六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于是，不仅要忍受着胸闷气喘的身体痛苦，还要承受随时可能死亡的精神痛苦，你去显摆你的支架不是加深这一刺激吗？”
后来我了解到，做心脏支架手术的费用之所以这么高是垄断和操控的结果。最后的魁首竟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以为市场竞争总是使价格走低在这里就错了。当市场垄断形成后，价格就是走高了。
如果政府介入到大病这一块，那么，那一病房以痛苦、绝望，嫉恨的眼光看着我女儿奶奶的病人就会得到解救。政府难道不应该先解救这些人吗？
政府如果给一百个需要做心脏支架的病人安上心脏支架，其费用会是六百万吗？不是，可能连一半钱都用不上。因为国家的介入会使虚高的价格大幅下降，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可使大批医生得到煅练机会，使手术技术不再为少数人垄断。
当然，为了长远考虑是应该逐步建立医疗网。但西医的大而全的医疗方式本身使建立医疗网的设想既使是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做到，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是建立医疗网本身就能提出来的。
我们本来是有这个网的，可是我们把它作为落后的东西铲除了。我们认为老一辈人的过日子法不对，我们不想过穷日子，可过富日子，只要钱数是有限的就有算计问题，在殷实的日子中，算计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承认中医有用，能在过日子中派上用场，只因看上去朴素，就被追求华丽的现代人抵制，大有不富贵勿宁死的劲头，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了。
今年夏天，一对退休的医生夫妇到我们这里来寻访和避暑。男的是脑外科专家。当年就是下派到我们这里任一个乡镇卫生院的院长，与这里的百姓有着鱼水之情。三十多年来，原来他管辖地区的百姓有了大病还要到省城去找他，他成了医疗通道。
女儿赶到奶奶家见了这对医生夫妇，和他们谈了好久。这对夫妇我也认识，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来一次，虽然他们总要出国考察，但他们与底层的百姓还有密切接触，那是三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啊。
不管怎么说，国家开始重视基础医疗我还是为百姓，为我女儿高兴的。这样一来，女儿到乡镇开办医院的想法就可以获得一条国家途径，她就可以更多地用心于医术上。我想，在乡镇医院，女儿的中西医临床专业将比单一的中医或西医更好地发挥医疗作用。
在医学分工上，需要有人研究DNA，需要有人做手术，需要有人灵活机动地处理千家万户的百病，需要西医，也需要中医，怎么可以以尖端取缔末端呢？

（六十一）
中医可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就象一个篡权的奸雄谋杀了一个仁慈的国王，上帝并不会为仁慈的国王主持正义，科学干预的力量如此之强，势必把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看看张功耀等人的强悍就可知道，科学的野蛮与文革的野蛮可以如出一辄，但这种野蛮我把它看做是人类的青春燥动，是伴随成长而来的，谁也不会因青年人的燥动，具有危险性，而希望他们不再成长。
我之所以拥护中医，既不是想否定西医，也不是要制止西医，甚至不是为把中医发扬光大，而是想通过中医控制一下历史车轮的速度，别因太快，腾空而翻车。
当科学有一天基本取缔人的身体时，中医也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女儿摸脉有时会感到困惑，看到她迷惑不解的表情，她师傅就接过手来摸，问病人：“做过手术？”“出过车祸？”师傅告诉我女儿，手术和车祸都可以改变人原有的气血运行方式，遇到这种情况就给以脉诊病带来很大困难。如今手术使用的如此频繁，最终会使气运学说在人体上失效，当人的身体器官被摘除太多，移植太多，放置塑料、金属太多时，中医还如何诊断，还调解人体什么呢？那时中医不灭亡还有什么用？
一旦基因工程打破生物屏障，人体就会告别与地球自然和谐的历史，那时，中医也就寿终正寝了。到了那一天人类会不会有悔？当然会悔，但为年轻时的过错而懊悔也算得上是一条人生定律了，人类的好奇心不可能让人放慢科学探索的脚步，个体的人肯为冒险付出生命代价，整体的冒险精神也要牺牲诸如中医这样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人类的买路钱吧？
从这个发展前景看，张功耀取缔中医的观点可以说是颇有预见性，中医的确不符合狭义科学论，中医是应灭亡也终会灭亡。中医象大熊猫似的，是国宝，也很珍贵，可怎么都不适合当今的生存条件，不适合在学校里学，不适合在医院里行医，不适合考试，甚至不符合当今人们的思维观念，总不能为中医的生存再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吧？中医如果奢望得到大熊猫那样的特殊保护，就无怪乎张功耀等人愤怒了。
但我要说，中医还不应在今天就被消灭，因为当代还需要它，中国还需要它，西医也还需要它。
对于中医现在不能被消灭的原因连反对中医的人也很清楚。反对中医的人说，卫生部之所以出来正视听，明确反对取消中医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条件普及西医。正如毛泽东当年不肯废除中医，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就等于没有医生了，大量城市贫民也看不起病了。反对中医的人引用一个西方人的话说“中草药是贫困医学的基础”，并说，国家卫生部门不能承认中医是伪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一旦承认就无法向看不起西医的民众交代了，是贫穷在支撑着谎言。他们认为用中医来欺骗农民、平民和穷人是为了保证官员和富人看西医，从而引出中西医之争的政治本质。
我不谈政治，但我承认中医是穷人的医学。我们都知道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仅有三亿人的美国，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占有了全世界一多半的资源，没给其它国家留下多少发展空间，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1.3万亿美元，而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3.5万亿美元，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部用来解决中国13亿人吃药，我们吃药的总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西医如何保障十三亿人的医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取缔中医？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取缔中医的用心何在？
如果我的女儿因我不是富翁而责备我，因我在她感冒时不送她去医院挂吊瓶而是给她煮姜汤喝而责备我，认为我是在欺骗她，认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将如何为自己辩护？我能象我的父母早年教育我那样斥责她不懂事吗？
如果姜汤能够治感冒，我想就不一定要去挂吊瓶。富人到西医院看病我不是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西医的发展也是靠在活人身上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的，既便是西医，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仅是安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我何不让富人花大钱去当实验品，而我选择保守疗法呢？中国人明白偏方治大病，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知道人不可貌相，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知道有藏龙卧虎的事和一物降一物的道理，知道拨云见日，妙手回春等等，所以并不因中医是从门前拔两把草药而小瞧它。也不象有的人那样认为这是欺骗，并为此感到悲哀，人而把世界涂抹得愁云惨雾的，想不得忧郁症也难。
因为中国没有美国富很责备中国如同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富翁而责备他们。因为不能到医院挂吊瓶而拒绝喝姜汤如同吃不上馒头就拒绝吃窝头，因每年没有1.3万亿美元的医疗消耗而悲哀如考不上名牌大学就自杀，在我看来这是做了美国精神的奴隶，反倒是可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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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在中医理论中，不是中医拒绝使用逻辑，而是使用逻辑的效果与目的南辕北辙。
比如用现代方式编写中药教材，讲药性时，把退烧药归为一类，这石膏、地龙等退烧药有好多种，但只能有一个共同的药性——退烧。至于它们有什么不同，现代教材无法用逻辑区分。所以用教材学习中药的药性并不能达到会使用中药的目的。
如果按中医的表述方法，这退烧药各有各的作用，区别是很大的。当把发烧视为火时，不同的药对付火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浇水，有的是抽薪，有的是止沸，有的是吹熄。要因情况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药物。如果柴多火大，用吹的方法岂不吹得更旺了？如果是草地上的野火，又怎么抽薪？所以，是中医使用中药的方法决定了中医的表述方式。
如果论象棋，可以从车的作用，马的特点，炮的功能进行论述，逻辑可有用武之地。如果论围棋，单拿出一个棋子怎么论？拿出所有棋子怎么论？只有在棋局中，在上下左右的关系中，棋子才有它确定的真正的意义。
我从来不说中医“深奥”、“博大”和“神奇”。正如中国没有大哲学家一样，中医也是一个灰姑娘。它要被人推崇，得需要一些外在条件，如城堡、臣民和仆人，还得有一个王后的头衔。如果在灰姑娘挎着篮子买菜时，我就称赞她高贵、美丽、典雅，怎么能不遭到人们的嘲笑呢？
中医如围棋，不可抽象，不能客观，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以现实性取代客观性。把它从现实中，从上下左右的关系中，从一个局势中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它就失去了确定的意义和价值。非要把中医客观化从而论述它，如同脱离棋局论围棋子，既无法论述也没有意义。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绝对清晰地界定，不是所有事物都有可以被用非此即彼的实证方法来判断或演绎。在当今时代，让人们承认不能被客观化的一个理论是门学问的确是很困难的。其实我阐释中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承认它，只要能达到人们对逻辑不是绝对坚信就可以了。
中医不把自己客观化，它不定义对象，也不定义自身。它在阐释病理的过程中阐释自己。当你理解了它，它就是你的思想，你也就可以用自已的方式阐释它。中医在现代环境中阐释自己是对自己现代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自己现代存在的表述。
医不存在于人之外，人本身就是医，人与医是一体的，而人一旦变成物，中医就失去立身之本。阴阳五行理论可能不够理想，但他却是仅有的将人与物统一而不是分离的理论。中医的珍贵之处是，它是做为人的医学而不是对于人的医学。
能把事物客观化固然是好，但客观化的前提应该是意义，意义是对人讲的。从人的观点解释世界高于从物的观点解释世界。世界因被人解释而有意义。
我曾经在北京向一位西医专家求教：为什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就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呢？比如。感冒、避孕……专家告诉我说，任何一种医疗方法也不可能适宜所有人群，总有“漏网之鱼”，所以还要不断发明新方法，这样一来，西医治一种病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但西医目前的问题是，并不能一开始就知道究竟哪种方法有效，得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地挨个试一遍。很可能是九种方法失败之后，才能找到第十种有效方法。我说：这样说来我们患者岂不是试验品？专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我问：如果我试验遍了所有方法都失败了，我岂不是试验的牺牲品？专家笑说：正因为有“牺牲品”的存在。才使医学不断去发明新方法。
西医曾给过我们医疗上一劳永逸的希望，比如青霉素当年的杀菌效力。可很快人就有了抗药性，一劳永逸的希望破灭了。如今西医对治病是苦于在众多方法中不知哪种方法能有效，那么西医下一步是不是得想法子学会“辩症施治”呢？对各种抗生“素”的使用，是不是也得作中医式的“浇水”“抽薪”“此沸”“吹熄”的药性分类呢？不然，我的一个同事发烧，前后用了二十多种抗生素也没退下烧来。现在可以做菌培养了，把菌从你身上取点，不在你身上试了，在试验室里试，用各种抗生素喷它，看它怕谁。
当西医担当起全人类的医疗重任时，我们看到，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趋同中医的方法，不管嘴上人们是否承认这一点。当西医面对十个病人而有十个办法却不知怎样避免每个人身上用十种方法共一百次的话，中医的个体性的治疗思想是不是有可借鉴之处？

（六十三）
这几天帮高考生报考，遇到一些孩子不知从事什么专业好。一时决断不下来，我就扔给他们一套表格————心理测试，看看适合从事什么行业。
女儿学心理学时，给我拿回来的测试表厚厚的一叠，让我不由地感慨，如今心理学发展的真是很象样了。
不过，我给孩子们选专业时，常常遭到拒绝：“不学心理学，我不想和疯子打道”。“不学法律，不想和坏人打交道。”“不学医学，不想和病人打交道”……我不明白，哪儿来的这么多禁忌，把有“问题”的人全排除掉了，还有人了吗？我们不想和人打交道？
一般说来，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最大区别恐怕就是他们失去理性了吧？理性的可贵，可能就是在与精神病人对比时是最明显的吧？
可是，人真的可以很 “理性”，“理性”可以让人逃离精神病吗？
由于母亲有许多精神病患者，我接触的精神病人比较多。后来又认识和交往了一些精神病医生朋友，其中有一位还是专家，他的老师是“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因为学术的原因没有被“镇压”。我第一次同他接触时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恕我冒昧，我怎么看你和你的病人一样呢？” 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本人就患有精神病。我从他这里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病就是精神病。他从书架上捧下一本本厚厚的专著，指给我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名子上是黑框。他说这些作者都是他已故的老师。“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么？”他问我。我当然不知。他告诉我“全死于自杀。”这让我不解，精神病专家死于自杀，他们那套学问解决不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告诉我，这些人非常理性，身上带着遗书，工作证等，尽最大可能把后事料理好。他们不是疯狂了去死的，而是“理性”地死。
这个专家也是非常“理性”。知识渊博，思维慎密，逻辑性强。我和他谈话时发现，他几乎容忍不了人们的语言。下判断？错误；叙述？不准确，怎么说也不能达到他的逻辑要求，弄得我不敢开口说话。没办法，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不叙述，我给你表演吧”。他竟非常高兴，认为是找到了最好的交流方式，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通过观察、发现，自己去下判断。
当时，他身边跟着一位年轻人，是一位在部队上当卫生员的转业兵，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他想要学专家的真本事，宁可伺候专家，为的是看他怎么治病。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勤奋刻苦的转业兵的头发白了，也成了专家。
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有好多瓶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果吃上几粒就可以见上帝了。这都是我请“转业兵“给我几个朋友开的。药不能放在病人处，只能放我这。如果你看见我一早一晚急匆匆地走，那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去给朋友服药。
许多病人是不肯去精神病院的，所以，我有时要把“转业兵”请到我的办公室来做客。别人看我在和两个朋友闲谈，其实我是在掩护医生诊病。
看着“转业兵”，让我想起当年的那个专家。“转业兵”和那个专家一样的理性。我承认他现在的水平的确达到了专家的高度。我的病人朋友一个个都是刁钻古怪的，对“转业兵”好象不是我请来给他们看病的医生而是为他们找到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刁难他，可都难不倒他。当他使我的朋友病情稳定时，我的朋友往往要请他吃饭。在酒桌上，他一口饭不吃，一口酒不喝，甚至不喝一口水，至始至终，筷子不曾拿起过。而我要做的是，让这一切显得正常、自然。他只做一件事——说。不停地说。这张说话的嘴绝不能为吃而停顿。朋友看我那么“自然”，都分外懂事，绝不劝他停下来吃一口菜。过后会奇怪地问我“我怎么看医生比我病的还重啊？”他和他的专家老师一样患上了他们的职业病。
有时，路过精神病院我会进去和医生们聊会天。我一次，我拍门，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瞪着一双典型的神经质的眼睛看着我。他在审视我的神经正常度，我快乐地与他打招呼，微笑……可他无动于衷，不开门。我断定他是病人，拿出医生对病人的架势，一瞪眼，一声吼，他就给我开了。进去后，我到医生办公室说：“你们怎么让病人看门，还让他穿白大褂？”大家笑说，那是新分来的医学院本科大学生。我听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刚来就得职业病了？
医生们聊天时喜欢为人做精神分析。有时也给我做，结论是我也有精神病。我并不生气，因为在他们眼里无人不是精神病。我听他们分析希特勒是轻燥狂，我点头，接下来他们分析列宁也是轻燥狂，再接下来……我想，耶稣，释加牟尼，谁也跑不了精神一病的命运。既然无人不“精神”，我又能逃到哪里？
于是，从中医，也就是我母亲那里， 我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改变人本质的病。从西医那里，也没有得到一个明晰的界定。如今，西方对精神类疾病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有一部叫《美丽心灵》的美国电影，歌颂一个“美丽的大脑”，大脑的主人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一个终生精神病患者。他来中国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中国记者被告之不能用闪光灯晃他。影片结尾表现他领奖时，看到他的幻觉人物也都来参加他的颂奖晚会，他平静地看着他们……
如果说疯狂的人是感性的，那么精神病医生的极为理性怎么也使他们精神出偏呢？
经常，医生不是愁治不好病，而是治好了放入社会还不行，现实，是许多人的致病原因。有的人之所以疯，恰恰是身体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人本身并不是理性动物。我的一个朋友开车躲对面突然出现的车时，本能反应左打舵，结果坐在副驾驭位上的他母亲被撞死了。他亲眼看见他母亲死在他面前，可他却失忆了。只失去了这一小段记忆。他认定是他哥哥开的车造成他母亲的死亡，时不常地关爱他哥哥以减轻哥哥的“内疚”。我天天和他在一起，观察到，除了失去这段记忆外他没有其它异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痛惜大学生跳楼，反对以“精神病”为借口对大学生跳楼无动于衷。因为精神病人也一样可以拥有美丽的大脑。我们不应找医学理由放弃对他们的关心、爱护。

chrise

（六十四）
昨天，我和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一位从北京回来探亲的医生。朋友就向他咨询自己的肾病。他是西医，常做手术，问到一系列的检验指标，告诉朋友要注意肝胆，并讲到肾与肝胆的关系。朋友说她的胆被摘除了，没有注意的问题了。医生顿时拉下脸来说“我说的脏腑关系不是西医的。”我在一旁笑了，心想，如果外国医生到中国来行医，一准糊涂，因为中国中西医界线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中国人治病的方式和治病结果也会把外国医生搞糊涂。
遇到一个几个月未见的朋友，问他这几个月做什么去了？他说治病去了，得了白血病。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和以前一样，怎么也看不出是白血病人。他说他住进了天津血液研究所，医生说他至少也得做四个化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在第一个化疗期间，他不停地收集信息，并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自己做一个化疗就可以了，然后不告而别，从医院逃跑了。他连家人也没告诉，独自一人跑到大西北，找到从研究所听来的一个中医吃上了中药，把病治好了才回来。他得意地说，他没花多少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他治白血病竟象治个普通病，不得不佩服他真是有主意。不由的想，如果他是个西方人又往哪里逃呢？中国的事真是有意思。
我认识一位老医生能治癌症，前年去世了。他本是西医，但也学了中医，我曾亲眼看他把我朋友的父亲的肺癌治好了。他的治法是前心后背敷药带喝药。我曾质问他为什么要我们许多钱。因为天下就没有这么贵的中药。他告诉我说，他治病的方子是一位老中医传给他的，方子其实也不太特殊，只是药真，是他早年所存，现在已不可能再有，他说“我这点药是用一次少一次，药用光了，我就再也不能治癌了，就指望这点药养老哪”。
由此我想，母亲看病的效果好，和她的药好也有很大关系，她总是不停地收集和储藏中药。如果她在大医院，使用药房的药是否还有同样的疗效呢？
母亲给过我一块“鹿胎膏”，是猎人打野鹿获得的鹿胎，拿来由母亲熬制的。药制好了，猎人给我母亲留一部分作为酬劳。母亲在治诸如不孕症等妇女病时使用，效果很好。母亲告诉我这药不可多吃，每次只吃黄豆粒大小一块。我有时吃上这么一点，就能感受到药力很大。许多年后，当我也想给女儿备份这药时才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弄到货真价实的“鹿胎膏”了，虽然我到养鹿场去买，可吃一大丸进肚也没啥感觉，方知道母亲的药有多么好。
由此，我知道现在的中医为什么衰落了，如果我母亲活到今天，她的疗效也不一定能有当年那么好，因为她没有应手的药可用。现在的医生不可能象我母亲当年那样亲自动手采集、在民间搜集一些中药。我小时就常帮助母亲把有的药放到酒里，把有的药用玻璃纸包好用蜡封上……母亲给人看病之所以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自信，和她箱里备有这些药不无关系。
女儿的师傅在中医院就直接指挥药房的工作，患者每抓一副药都要拿给他查验，他检验的就是药的质量，他说他不求药的质量好，只要不是假药、毒药就好。再者，如今药房的人把药抓错是常事，他不能不防。
我建议女儿以后到农村行医，告诉她，这样可以得到一些诸如“牛黄”“狗宝”之类的中药。
回忆有关母亲的事并不是忆旧，任何历史上的今天都是今天的历史，母亲当年连自己也说不清的好多做法，到今天才显现出意义。我之所以用叙述的方式谈中医，是想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不是我的论文，我的判断和结论。我只想把事情尽可能按原貌表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和下结论。
我之所以用描述的方式谈中医，还在于我对形象的情有独衷。我也认为形象的信息是全息的。
我注意到母亲看病时对病人梦中形象的重视。当病人述说的“梦多”“做恶梦”时，常要究问梦的具体内容。因为疾病的微弱信号往往通过梦中形象向人报告大脑为什么在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还会选择象征性形象表现在人的梦中呢？比如，你从道理上接受一件对你前途有好处的工作，可你却可能在梦中开飞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把你内心的精神状态完全表现出来了。女儿三、四岁时，我不知教育女儿是听话点好呢，还是独立点好，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儿钻进动物园的老虎笼子里去了。见女儿象对待猫一样抚摸睡觉的老虎我不敢大喊，压低声音叫女儿她又不理会……这个梦把我当时在教育女儿上的困惑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女儿少年时，表现出一些现代年轻人特点，我又再一次产生困惑。可这次做梦出现的象征形象连我自己一时也没有解开。我梦见我的右耳上有一个密封的硕大的白金耳环。这让必需天天上班的我十分为难，我先是想法弄下来，不成功，又想法遮盖，也不成，最后我只好理直气壮地走出门去，晃着明晃晃的耳环“我美，我愿意”了。这梦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女儿听了我说这梦，拍着我的肩说：“妈妈，我就让你这么为难吗？”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个耳环的象征意义。理论只有给我们理由，形象却可以把包括情感在内的全部信息发送给我们。大脑犹如一台高灵敏度的仪表，对人体内部在生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微运动都有反应，大脑对人体的扫描情况不是用一篇论说文来报告我们，甚至还要躲过我们通过学习储存在意识中的理性，用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

chrise

（六十五）
当年看母亲看病也挺随意的。远近邻居来问病，母亲有时脉也不瞧，就让我给包两包药，这给我留下看病这事挺简单的印象。如今我明白，这不是看病简单，而是对病人的熟悉，这正是西方施行的家庭医生的优点。
今年的体检过后，一同事举着心电图，大呼小叫地到我办公室说得心脏病了。我一听就紧张，不是紧张她得心脏病，而是怕她大动干戈地治病，她的身体维持着一种很脆弱的平衡，任何治疗措施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使她真正致病。心电图显示她心脏供血不足，可她最近也没失血，怎么会突然不足了呢？如果这一气血不平衡现象不是因为血不足，那就是气相对足了。这让我联想到单位最近搞的文体活动对这个从不运动的人来说是有点吃不消了。但我不能说是这个原因，不然她更要拒绝运动了，我得找别的原因，我问：“你最近大量吃大枣了？”她说：“是啊，每天半斤，吃了一箱了，是大枣吃多了？”我告诉她停吃大枣，注意休息，一周后再去做个心电图。另一个同事拿来化验单，说胆固醇升高了，我问他最近吃什么了，问出他吃了一箱鱼子罐头。我说，你的胆都摘除了，你还吃那么多鱼子怎么能受得了？别吃了，停一周再去化验看看吧。后来两人去检查都趋于正常了。
如今我们都习惯把疾病看成是从天而降的灾祸，把寻找病因当成是医生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其实大部分疾病我们都能顺藤摸瓜自己找到原因的。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外地读书，有一天校方突然打来电话说孩子瘫痪了，当地医院治不了，校方正用救护车连夜送往省城医院。朋友两口子吓傻了，也乘火车往省城赶，半路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事。考虑他两口子没什么亲属，又慌了手脚，怕误了孩子的病，我乘下一班火车也赶去了。
动用了省医院各种高科技手段，什么检查都做了，就是找不到病因。校方说是因为军训淋了雨，孩子上了床之后就全身麻痹，不会动了。我看孩子不烧、不肿、不疼的就问孩子和同学有没有过身体激烈碰撞？他想了想说有，他正跑着，和迎面跑来的一个同学撞到了一起，那个同学倒了，大家去扶倒下的同学，他被撞到一棵树上站住了没有倒，当时有全身麻木的感觉。我去找医生把这个情节告诉他们，他们又来详细询问一番，然后请来一位女博士为孩子针灸，针了二十多天后孩子就痊愈出院了。女儿曾说，在西医院的神经内科,中医出身的医生比西医的有优势。
早年，我对母亲的生活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她不在主流社会，没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单纯、幼稚，不了解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可当我在社会中走过大半生后，我却基本否定了自己的社会价值。
近日，一个朋友把他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儿子领到我这里，让我给上“政治课”，告诉他社会的潜规则……女儿小时候，每当我向她提出一条要求时她就要问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回答她，不是我要求她非如此不可而是社会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如此。
我们都在适应社会，并认为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都是正常的，好象不如此就不能生活，不如此就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可装了一肚子社会经验的我，回过头来一看，这些世事通达真的是学问吗？如果没有母亲比照，我丝毫不会怀疑我的做人经验是学问，前几天参加一个业务研讨会时大家还专门谈到这些经验的价值是宝贵的。
可母亲的一生，既无社会经验，又不懂社会规则，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也没有，但她却生活得从容不迫，舒展大方。便是在文革形势最严酷之时，父亲被揪斗，被殴打，而成分是地主，又开着个体诊所的母亲却没有受到一点点刁难，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社会经验真是必须的、有用的么？
如今想来，母亲的生活也是社会化的，而且是真正的社会化。她行医，但不挂牌，也不做广告，靠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来找她。母亲相当于邻居们的家庭医生，母亲的诊所相当于现今的“社区服务站”，母亲与人们的关系能说不是社会关系？母亲与人们所构成的社会能承受文革这样的冲击，而我们在社会中收获的却多是世态炎凉。对比母亲，我的社会经验又有多少价值，有多大必要呢？
我之所以支持女儿学中医，也是不想让她象我一样学了很多社会经验，动用了许多聪明才智却只是为了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人生完全可以不需要这一套，可我年轻时却把这作为一门学问来学，以为这是真知。
母亲只致力于中医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她不懂什么经营理念，什么人际关系……她没有被人骗过，被人讹诈过，没有过医疗纠纷等麻烦事。母亲所处的社会关系是真实，稳定，自然，安全的，她是真正植根于百姓。所以，母亲从未感到世界是复杂，危险的，从未感到人心是险恶的，这使她保持了天真，单纯。无论我父亲怎样为母亲分析社会复杂、人心叵测，母亲总是混然无觉，毫无防范意识。而我却觉得父亲说的很对，热衷于不断装备自己，并活到老学到老，可到头来却发现，如果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性的、自然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即使终生致力于防范也未必能获得安全感。
母亲终生用自己的本事帮助别人，也终生获得别人的帮助。她与人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关系上，有钱的人来看病是自觉交钱，没钱的人，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自己来更没有要钱的理。便是听说谁病了，还要派我去探视，不仅送药上门，还要送些水果点心。我说过母亲一生拜过三个师傅，她告诉我，第一位和第三位师傅不贪财，但第二个师傅就有点重钱，也很有一些钱，结果害得儿子抽大烟死了。母亲没有留下钱财，她的吃穿也不比别人好。经常有人给她送礼，那时的礼物多是水果、点心、罐头之类的，可母亲从不允许我和弟弟们动。记得因为母亲不允许大弟弟吃一块点心，奶奶心疼大孙子还骂了母亲，然后上街给我大弟弟买了一个烧饼。我总是替母亲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各家各户的老人。在我成人之前，我没有吃过一个完整苹果，总是与人分享，一块四分之一的苹果，能被我用前门牙刮上好久，十分美味。

chrise

一气贴完了，非常好的文章。我也要好好思考。

calllinzj

叫人感动的好文章～～真该让所有人看看

可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还没写完的样子

[ 本帖最后由 calllinzj 于 2007-8-15 21:36 编辑 ]

chrise

目前，我找到的就是这些

calllinzj

六十六）

由于少年时挑水、担柴，过于负重，造成我脊柱侧弯，用X光看是S形的。我调侃说，歪脖树也是树，歪着也能活，要是把歪脖树整直了，会要它命的。十几年前走路时被迎面而来的一个彪形大汉猛地撞了一下，当即贴在墙上就不会动了，站着缓了好一会才慢慢蹭着回家去，至此，左半身就不灵便，尤其是左臂麻痹、无力，随之失去了痛疼感、温度感等感觉。我认定是那一撞，把我本来就已改变生理弯曲的颈椎给撞出毛病了。看别人治疗颈椎病效果也不好，加之没有时间看病，这一拖就是六、七年。

有一次在医院抽血，护士是个新手，连扎三针没回血，就有些慌。我劝她别急，慢慢扎，说我这条胳膊不疼，她不要有压力。一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医生就批评我说：“你这人太嘎咕了，她给你扎不上，本来就慌，你用这种方式挖苦她，不如直接批评她。”我大呼冤枉，申明我这条胳膊真的是没有疼痛感，跟一条木头胳膊差不多……医生奇怪了，问是什么病？我说是颈椎病。医生说，笑话，你们这些病人就能自己乱起病名，颈椎病怎么是这症状？他便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断定我是脑袋里长瘤了，让我做CT。那时做CT很贵，我不肯做，反驳他说：“这瘤子是突然长在脑袋里，又六、七年不再长大？”他觉得我这话有道理，于是说，这么着吧，你别在咱们这里检查了，我就是这的最高水平，你去找专家看看。他给我写了一个人名，让我到另一个城市去找一位神经专家，回来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半年后，我出差时顺便找到这位专家，他的诊断是：脊髓空洞。陪我去看病的朋友问，能治么？专家笑说，听说好象有人能治。我一听医生这语气就知道没希望了。朋友又问：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医生说，瘫痪呗。朋友还要问，我她拉出了医院，我说，你还问啥呀？没看出来这是没法治的病么？此后，我就常作瘫痪后的生活打算。到了前年冬天，我的左臂出现皮肤溃烂，肌肉萎缩，指甲坏死，继而手指不能并拢、伸直，呈爪样手。朋友们看了无不挽惜：可惜你漂亮的手了，这下不能参加“玉手大赛”了。女儿给我针灸，告诉我她们学校神经科的教授说，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不可能逆转。我心理也明白，这病只能拖延，不可能好转。看着我的“玉手”一天天变成了禽样的“爪”，我拿出一副接受科学真理的大无畏气概。

有一天，因朋友有病我领着去找女儿的师傅看病。女儿的师傅看到我的手问起，他便要求我服药医治，说着就给我诊脉、开方。我笑道：“也行，我这也算是疑难杂症了，你就拿我做试验，探索一下这不治之症怎么治吧。”女儿的师傅当即就不高兴了：“这怎么是拿你做试验呢？中医从不认为什么病就是绝症和不治之症，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对症了，没什么病是不可逆转的。”我虽不指望治好，但出于延缓病程的考虑，我答应吃他的药。他让我把药打成散剂，我嫌散剂吃着麻烦，就用蜜做成了丸，一天吃两丸，心想，这么大的病，一天吃这么两丸草药能解决啥问题？这药断断续续吃了一年，手臂的萎缩不仅遏制住了，失去的肌肉又大多回来了，而且手指能伸直，并拢，现在我练着又能打跳西班牙舞用的那种响指了。     

有人讽刺说治疑难杂症是中医最后一块遮羞布。我想，现代医学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病到中医手中能让其逆转，这能不让人有时觉得中医神奇吗？对此，女儿解释说，这神奇本是不存在的，一百年前，不管中医治好了什么病，人们都觉得是应该的，没什么神奇的，倒是对比着觉得西医神奇的不得了。如今，是西医判定有些病是绝症和不治之症，可在中医的经典中对这些病可能早有论述，在治法上中医也是有章可循的，何难之有？我笑道，这么说，中医的神奇还是西医给封的了？女儿说，正是，没有中西医对比哪方也不神奇。让女儿这么一说，我又坦然接受我的“爪”子变回了“玉手”。

女儿的师傅每日钻研中医经典，在他眼里我的病就是“偏枯”，而不受脊髓空洞这个病名的影响，他开方给我调养气血，疏通经络，而不去想什么脊髓病变。虽说我的胳膊是受脊柱神经控制，但我在现在颇为自如地伸展左臂时不由地想，上级当然是领导下级的，可这下级的手臂活跃了是不是也对脊髓上级产生积极影响？

女儿师傅性情的清高使他与主流思维拉开稍许距离，得以保持了中医的一些特质。虽然他在给病人看病时也常用西医的名词和病理解释，那是在用科学武装自己，为了便于与病人沟通、交流，骨子里他还是个中医。

calllinzj

（六十七）

争论不清的问题把其还原成存在就不难看出其合理性。中医治病的互动性、预测性，简易性，自然性，廉价性、群众性、救济性、平等性等等，都不完全是由中医的医学性质决定的，而是中医在几千年生存、发展道路上与现实磨合所形成的生存法则。因为中医在历史上不是官医，不是靠政府给予行政支持生存的。中医的生存之道，自有其现实合理性，这一合理性在今天中国的也没有消失。


中医的自生性为现代医学发展可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它不断修正与现实的关系，寻求与现实的最佳结合并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通过对中医在我家三代人身上的表现，可看出中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西医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在哪里。人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如我母亲、我、我女儿这样连续的人生。当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这种连续的人生中时，许多的个性色彩和偶然因素就呈现出共性特点和必然性。许多细小的事件也为现代人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如果我们不是把眼睛安蒙上，不是只盯着科学，那么，认真观察生活所得到的知识和智慧可能不会比科学发现的更少。我有个朋友否认女人的智能。我笑问：你以为人类的智能是单独继承父亲的基因，母亲只传个空壳？朋友问，男人靠社会和科学发展智能，女人靠什么？我说，女人靠观察和感觉。


历史上表现出智慧的女人常被当做女巫看待。可我看这个“巫”字却感到很亲切，很哲学。这个“巫”字看上去是人大脑的象形，有左脑和右脑，一边代表内在的人，一边代表外在的人……


母亲在世时，教过我气功。当出现身体功能紊乱时，她就说：“含口气”。我小时得过哮喘，因为喘不上来气，我只得用气功呼吸法。后来又因伤力和脊髓空洞等症造成巨大疼痛，在不可解时，我用气功缓解疼痛。后来我发现气功还有一个理顺情绪的作用。当我遇到一些看似不可解的心理冲突时，我会含口气静坐一会。这时，感觉到气功能在我的心中辟出一间会议室，让心理冲突各方坐下来开会。这时你会发现人的自我成分比较复杂。女儿问我，怎么个复杂法？我举例说，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淘气，把我气得不行，我扯过她来想打，可举在空中的手突然痉挛，怎么也落不下来。本来恐惧的女儿见此情景竟然笑了。过后我对她解释，我说，我奶的脾气暴烈，打孩子挺狠的。我母亲性格柔和，不打孩子。所以，一见女儿淘气，我奶在我身上的遗传就命令我举起了手臂，而我母亲的遗传又拉住我的手，不让我打她的外孙女。而在我内心，因没打成孩子，我奶的性格成分就冲着我母亲的性格成分咆哮，于是，于是，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中我打了自己脑袋一拳。为了平息内心的矛盾，我只好坐下来，含一口气，开辟个心理空间，让我奶和我母亲进行对话。象我母亲活着时对我奶奶用以柔克刚法一样，在我内心中，我母亲的成分会劝我奶奶的成分息怒。如果我不给她俩开民主生活会，虽然她们早已去世多年，可她俩的矛盾冲突还会在我体内延续。如果无视她们的矛盾冲突，她们就会把我的身体做为战场，在战争中，除了交战双方，被破坏最大的恐怕就是战场了，何况这交战的双方如今也成了我呢？我的损失何其大也？


如果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简单的，那么我们发射到火星上的飞船就会无功而返。如果我们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中，我们就得不断发射飞船到火星去。

中医不是当今主流医学也成为一些人否定中医的理由，这种以结果论的否定法失之简单。中国人讲此一时彼一时，时空对应，何况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病，这病候就在主流上。比如大家普遍对当今主流教育不满，可在中国可有非主流教育？谁能开设第二种教育？一个小小的“孟母学堂”都不能主流教育所容。我曾想在课堂上稍稍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可学生站起来告诉我，老师，课不是这样讲的。谁能象郑渊洁那样违反《教育法》不让孩子上学？


女儿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要当罐子，储存知识，酿造思想；人老了，开始分泌思想，“精满自溢”，就应该做管子，让思想输出。


从我的母亲到我的女儿，中医在我家从我这里走了一段弯路又转了回来。女儿有时候会批评我说，这一段弯路的代价也太大了，如果我母亲的经验能被我传承下来的话，女儿在学习上就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中医在我这里被夷成一片平地，为此我很内疚。作为一代中国人，我愧对先辈。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只能把我对中医的少许记忆尽可能原样地描述出来，以供女儿参考。如果还能给其他人以启示的话，我的负罪感是不是更能减轻一些？

calllinzj

（六十八）


母亲给人看病时，如果我父亲在，他有时要跟着捣乱，鼓动母亲的病人接受西医新的科学技术疗法。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片给我，告诉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汤，吃消炎片就行。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脸色黑乎乎的，难看极了。母亲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亲见了，就同病人聊了起来，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一盆热水，拿一块肥皂。让这人猛洗两遍脸。再看时，脸色就好多了。原来这人整天烧煤焦油，每天洗脸冼得不彻底，天长日久，这脸色就乌了。为这件事，父亲很得意，大大嘲笑了一番中医，并向我吹嘘他的判断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对中医的做法与我父亲当年就如出一辙。不过母亲还是劝我喝点桂枝汤。母亲让我观察，经过西药治疗后的人阳气往往被压住了。她怕我的表症吃西药后变成里症了。


我觉得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视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西医和西方文化到底需不需要另一个审视它的视点？


为什么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只能做捧与贬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是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说我打磨一个中国的金刚钻为的是想揽点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


如果没有一个当中医的母亲，而只有一个狂热追求科学的父亲，我可能终生难以获得一个审视现代科学的视点。审视现代科学怎么能被理解为是抛弃科学观点呢？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很难把科学精神与我父亲分开，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从我母亲身上分开。任谁对父母也不会做出存一去一的选择，更不会唆使他们离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还有一个“求诸于野”的选择，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间哲学。我奶奶认为婚姻大于一对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观虽然不一样，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样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那位签名要取谛中医的教授，怎么不先与当中医的老婆离婚？所以，还是我奶说的好，什么也不能大过过日子。中西医之争，中西方文化之争，都呼唤一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的大文化产生。


我之所以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入手谈中医，在于我认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为根，不可单立单行。仅有情感无以阐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


跟外星人说话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语言和文章的本质就是“断章取义”留有很大空白。我们教孩子写作文时，简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简写或略写。可这对外星人就不行了。它们“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空中。因此，他们对人类的好多理论没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因此，人类给外星人发送的金属板只有图。华罗庚主张把我国古代的“青朱出入图”送去。我主张把阴阳八卦图带上。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这块金属板上要归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


在地球上，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产了一批秉持着外星人客观的“地球外星人”。他们不调整自己的时空位置，不去打造时空“虫洞”，不以不言而喻的方式进行学习，不仅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们坐等呈上来。持着一寸长的逻辑，判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小孩子一寸长的逻辑相反，这些“地球外星人”的逻辑脱离地球实际。如果从中医角度看，这些人得的也是时空错乱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类割断情感与理性的联系。在目前理性偏执的情况下对情感回归，以便以情为根重新选择理性，这是中国人归本溯源的校验方式。回归，不仅是候鸟和一些鱼类的行为，人类在精神上也需要从根基上再长新枝。


中国人讲究时与位，不仅中医治病是调整生理上的时空位置。中国命理学也是时空哲学。如果我们学会了认识上的时空转换，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知识的把握，何来融会贯通？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和其他文化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目前的批判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这本身就是排除异已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漫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我十二岁时，随父亲到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在农村推行科学种田，使用良种、化肥。搞农业机械化。他鼓动农村青年学科学，学实用技术，我目睹了父亲引导他们学习的过程。其实这些农村青年都非常聪明，我父亲就起个启蒙作用。一直嘲笑中医的父亲，在引导农村青年对医学发生兴趣时用的却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从我母亲处偷来的草药书。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治最简单的病。父亲这时怎么不提倡西医疗法呢？因为没有经济后盾。他制造的播种机是木头的！父亲从队长那批了一块地，让赤脚医生种了一些中草药。我还帮他们采过红花。


父亲当年向我描绘的人类未来社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发展。物质这方面发展得十分迅猛。精神方面却陷于停顿。比如，父亲预言，汉字不仅要简化，还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语——全世界同说一种最合理的语言。那时候有些人专门致力于世界语的创造。父亲说，世界语也不理想，表达最完善的是数学语言，未来社会人人都是数学家。为什么父亲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calllinzj

（六十九）

说到中医，反对者常与巫婆和算命先生相提并论。如果这个逻辑通行的话，说到领导人就应和贪官相提，说到法官就得和污吏并论。这也是一个制造“愤青”的逻辑。

但是，既便是说到命理学，自古也有“学术派”和“江湖派”之分，不能一概而论。学术派是由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不断研究的；而“江湖派”又不断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两派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看学术派的命理学，其本质就是哲学。

我不但不小瞧古代的巫婆，对中国的鬼神文化抱慎重的研究态度，就是对现代巫婆也不是简单否定。

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她有一个同学的妻子就是“大仙”，平时给人看个“虚病”什么的。朋友他们搞同学聚会时，这位男同学喝多了，他们送他回家。他的妻子不仅能说出聚会的男女人数，还能准确说出他们喝了几瓶啤酒。朋友说，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但说起话来却不一般，认识问题不仅到位，而且还高人一筹。

朋友在和我说上面这段话时，我们正在街上行走。她指着路旁的一户人家说她要进去问候一个朋友，让我陪同。进去后，见屋里坐了好几个人。朋友指着其中一位妇女向我介绍说，这就是那位“大仙”。我这才明白，朋友把我弄来是想让我鉴定一下这位“大仙”。

朋友对“大仙”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你给她看看她有什么事？。”“大仙”说：“我不给她看，她的事她自己都明白。”我笑说：“我又不是仙，怎会明白？”“大仙”说：“你没感觉到你给别人支个招，解个事什么的效果很好么？”我叫起冤来，那是我学习的结果，和仙无关。“大仙”对我的朋友说：“她母亲也是给人看病的。”朋友惊讶地看着我说：“你母亲也是大仙？”没等我说话，大仙说：“她母亲是科班出身。”我说：“既然我母亲是科班出身，她看病就与仙没什么关系。”大仙笑道：“是么？没有关系她的治疗效果会那么好，又不出医疗事故？”我一听，马上驳道：“如果是仙在给人看病，有你这样人就可以了，我母亲何苦要苦学多年？”“大仙”说：“苦学多年的人多了，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出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履行天职一样做好这项工作。”我笑道：“如果你把人的灵性本质活化为仙这样一个意象，我倒是不反对你的这个仙了。可我想问你的是，你没有医术而只有救人济世之心，如何履行你的天职呢？”“大仙”指着一屋子人说，：“我是什么也没有，可我在为人解事时又不是什么都没有？”我问：“你不觉得你是在骗人？”。她说：“我不觉得是在骗你，你觉得我是在骗你么？”我笑了，我的确不觉得她是在骗我，而是觉得遇到一个听其一席话胜读几年书的智者。

朋友说：“你俩在说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说点现实的吧？”她问“大仙”：“你说，我这朋友能红杏出墙么？”“大仙”说：“不会。”朋友问：“为什么呢？”大仙说：“因为她身上有条公蛇霸着她，不许别的男人靠近。”我和朋友全大笑了。虽然我笑她这一说法十分荒唐，但是她把复杂的心理因素用如此形象的方式概括出来，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

其实朋友对一个普通妇女自发地说出不寻常的话来感到不理解正是受现代思维模式的制约。想那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吃惊于陕西农村妇女刘小样与她交流毫无障碍也与我的朋友是一样的。我们总认为学习只能来自书本、学校、老师，殊不知人是学习的动物，向内也能寻找到学习的途径。因此，智慧象大地上的植物一样是可以在自然环境下自发地生长出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今的学习形式使我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民众。对比今天，人类的早期发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卑微、原始、低级、被动、消级、简单的，何谈神性？我们现在力图屏弃我们身上残存的原始性的东西，却不知我们是人面蛇身，身下盘着长长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只要头，不要尾巴。 我的一个朋友形象地描述我们今天的进步是一个下身瘫痪的人开电动车。我们的现存状态不过象一个成年人一样只能说明他发展的现实性，而不能说明他婴儿时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成年人丢失了多少发展的可能性？可我们却高傲地看待孩子的天真，幼稚。


我不仅相信造物者没有偷懒，我还相信进化不拖泥带水。我们所乎略的所谓感性层面的东西，所谓低级的我们力图屏弃的东西很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本能反应代理智做出的择决有时可能是更明智的择决。好些被科学否定，被理性唾弃的所谓低级的东西，往往含有耐人寻味的大智慧，它们都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揭示比我们据有的科学要大的多的逻辑。

calllinzj

（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习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susie_cyy

这回完整了吧.

chrise

8客气啦，还是calllinzj同志比我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