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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学部委员程恩富商榷
作者:中山水寒 提交日期:2009-03-28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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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一胎化还是停止计划生育？——与学部委员程恩富商榷
易富贤 刊发时间：2009-03-27 15:25:04 光明网-光明观察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易 -富 -贤
《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3月23日发表了记者汪孝宗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教授的采访文章《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 [1]。
程恩富教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引人注目的“创见”要算是：“老龄化社会是好事情，最好早点到来”，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 [1, 2]。他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减少人口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3]。
这些观点与国际主流经济学家和人们的常识是截然相反，是真正的“创见”。
本文就《人口政策大争鸣：“一胎化”还是“放开二胎”？》（简称《人口政策大争鸣》）里面的一些观点与程恩富教授进行商榷。
1、《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
其实，如果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现在是生育率远远没有1.8，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代中期生育率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只有 1.22 [4]，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 [5]。韩国、台湾、泰国、伊朗1960年代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为6左右，伊朗在1990年的时候生育率还为5.3。但是现在韩国、台湾的生育率只有 1.1了。泰国、伊朗现在这两国社会发展综合水平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现在泰国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伊朗生育率只有1.7左右。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实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现在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的。就是说中国当初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1.3的超低水平。
2、《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这些数据是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结论，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已经质疑了这个报告[6]。联合国统计司负责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原副司长游允中教授同意我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看法，他也认为这个报告是错的。2005年1月6日是中国13亿人口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5年11月14日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7]，意味着如果生育率稳定在1.8的话，2005年到2010年这6年每年需要增加1167万人口。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2006年、2007 年、2008年人口增量分别只有768万[8]、692万[9]、681万[10]、673万人[11]，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远没有1.8。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近年每年需要增加1300万左右，今后十多年平均每年增加800-1000万[12]。但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每年只增加 600多万，没有1300万，也没有1000万，甚至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死亡人口将激增，每年净增人口将急速减少，现在每年净增人口只有 600多万，两三年的预测就与事实相差甚远，未来十几年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会达到15亿人左右？其实国家统计局的这个 600多万数据还是“修正”后的数据。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客观数据，2001年到2005年这5年共出生6846万人，死亡4143万人，平均每年只增加541万，已经接近负增长。2001年到2005年每年平均死亡828万人口，每年只增加541万人口。今后每年死亡人口翻番，育龄妇女不到现在的61%，每年净增人口还能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总人口还能达15亿左右？
3、《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我在《大国空巢》第21章和《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分析，中国生育率不可能反弹[13]。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4]。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人。中国平均生育意愿只有1.73，生育率怎么可能反弹？
4、《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我在《大国空巢》第5章已经分析，“中国的人均资源不足”只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由于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世界平均”意义不大。除了美国、俄罗斯、大洋洲、南美洲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国家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世界平均”并不意味资源不够。中国人均资源远远比日本、韩国、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很多欧洲国家要多。除了资源丰富的少数几个国家外，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处劣势，比如，除中国以外，全球40.9%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多，59.1%的人口人均农用地面积比中国少；全球16%的人口人均矿产资源是中国的8倍，但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却是另外84%的人口的1.56倍。比较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国家，发现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自然资源决定的。巴西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面积8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91%，中国的 89%；巴西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中国的14.6%，但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中国目前在发展中所碰到的问题在巴西照样存在。阿根廷、俄罗斯的人均资源也远远超过美国，但社会发展水平却反而不如美国，而与中国差不太多（这些地区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如中国）。因为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变为“资源”），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中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由于资源利用水平低，目前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据《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 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15]。以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几分之一资源也不够用。
5、《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这个估算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是采纳15亿人口来估算的。而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难阻今后人口锐减，中国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15亿的。即便人口真的达到15亿，甚至18亿，粮食也不是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在不断增加。由于人口增长跟不上粮食增长，耕地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比如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在耕地面积还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现在粮食产量反而增加到5亿吨。由于气候、土质、日照、灌溉等的不同，人均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我国的水稻亩产为420公斤左右，日本为440公斤，印度只有200公斤；中国很多地方适合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而其他很多国家却只能种植一季。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73.5%，但中国近年粮食产量在5亿吨左右，而印度只有2.3亿吨。从农用地和耕地角度看，中国并不处于劣势，从资源角度讲，今后三色（绿色：传统农牧业，白色：微生物农业，蓝色：海洋农业）农业并重，粮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将是人口结构—无人种地！肉荒、粮荒，归根结底是人荒。
6、《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
程恩富用“人口基数”作为全面实行一胎化的理由。其实如果欧洲不分成很多小国的话，人口基数也很大。如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不从印度分裂出去的话，印度人口基数已经超过中国了。中国人口基数大，但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均资源比日本、韩国、很多欧洲国家还要多。程恩富作为经济学家，却不知道人口的密度效应和规模效应，却不知道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比如程恩富本人选择住在上海和北京这样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不选择到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工作。
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不能作为控制人口的理由。事实上德国的环保界现在也已经转变思路，不再认为人口本身是环境污染的原因，相反，他们认为合理的人口结构有利于保护环境。
程恩富与潘贵玉一样，认为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我在《大国空巢》第10章以及《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口政策调整》一文里已经分析，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口GDP [6,13]。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认为降低人口增长并不能提高人均GDP[16]。如果程恩富的如此“伟大的创新”是正确的话，那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应该是程恩富而不是Amartya Sen了。
作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用“缓解就业”为理由要求实行全面一胎化，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的理论一样荒谬。2007年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6%；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阿根廷面积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2007年阿根廷失业率为8.5%，印度为7.2% [17]。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比如，穷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低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买件衣服，可以提供一个高技艺、高工资裁缝一天的工作机会，富人总不至于里三层外三层穿一大堆廉价衣服吧？日本4万多亿美元的购买力只能提供 0.67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3万亿美元的购买力却能提供5.1亿个左右（总人口的50%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以购买力计算，印度2007年人均GDP为 $2,600，这个购买力大概可以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的一年就业机会；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3,500，但是也只能提供一个餐馆服务员一年的就业机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是程恩富至今不能理解“两个铁球”原理。
程恩富认为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其实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本国总消费人口来说的。日本劳动力有 6700万，远远比阿根廷的1600万要多，难道能说日本劳动力过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 [18]。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过剩，不是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太多，而是劳动力相对于中国的消费人口来说过剩。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原因是计划生育。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那么中国劳动力在今后二十多年内还将进一步“过剩”，但是今后却又将因为过度老年化而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现在中国只有1.6亿60岁以上老人，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很严重，这是社保制度有缺陷，是“制作面包技术”有问题，程恩富认为光是“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就可以解决老年化。但是 2030年之后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制面包技术”的问题了，更是“面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难道程恩富能够做无米之炊？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是最朴素的真理。现在西方国家的社保制度仍然是建立在养儿防老的基础之上，只是将养儿防老社会化而已。
程恩富认为“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 ，“‘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观点会让国际主流学者笑掉牙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口持续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威胁中国持续发展。还很贫穷的时候就得了富贵病，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7、《人口政策大争鸣》：程恩富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作为左派学者的程恩富的这一观点与自由派学者李银河有异曲同工之妙。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前言中说：“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在总体上是合理的。既然是合理的，就不会行不通，不管它是不是强制的。”看来无论左派精英还是自由派精英，在强制计划生育上是高度一致的。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都没有问题；现在其他两百多个国家也都是“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也都没有问题。现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都不实行的政策，肯定不是什么好政策！
个体人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都出现了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生育权是最基本人权，生育权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也会受到惩罚，比如韩国、台湾在1960年代开始、伊朗在1989年开始曾经阶段性地提倡二胎（而不是强制），部分地限制了生育权，但是这些地区的代价是昂贵的，生育文化遭到破坏，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1左右，伊朗只有1.7，社会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后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如此强制性的限制生育权三十多年，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可见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决策智囊胡鞍钢、王东京，左派学者何新、程恩富，还是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李银河、李小平，都认为人口过多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反映出知识精英的短视、胆怯和伪善！
8、《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根据《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02亿人（事实上还有数千万水分）。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实行“一胎化”后2024年达到13.93亿人，意味着2008年之后的这16年需要增加6498万人口。我们假设这16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到202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9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10年人口增量为X-Y，2011年人口增量为(X-Y)-Y=X- 2Y，2012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24年人口增量为X-15Y=0。那么这16年人口总增量为16X-120Y=6498万。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X=15Y
16X-120Y=6498万
计算结果：Y=54.15万，X=812.24万。
那么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8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根据“程恩富2024年13.93亿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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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增量(万)--总人口(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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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32802
2009--812--133614
2010--758--134372
2011--704--135076
2012--650--135726
2013--596--136322
2014--541--136863
2015--487--137351
2016--433--137784
2017--379--138163
2018--325--138488
2019--271--138758
2020--217--138975
2021--162--139137
2022--108--139246
2023---54--139300
2024----0--139300
2025---54--139246
-----------------
就是说依照程恩富的观点，2009年人口需要增加800多万。但是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2007年、2008年人口增量都已经只有600多万了（客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事实上只有400多万）[9,10,11]。
每年出生的孩子主要是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所生。2008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79年到1988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十年共出生1.0423亿妇女，平均每年1042万妇女。而到2024年的20岁━29岁妇女是1995年到2004年出生的女孩，根据2000 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这10年共出生6356万，平均每年只有636万。就是说2024年生育旺盛期妇女不到2008年的61%。《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只出生1608万，那么稳定现在的生育政策的话，2024年只出生980万。其实如果依照客观调查数据，2008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那么2024年只出生790万孩子）。而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升高。根据国家计生委 2003年的预测，2008年60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58亿，65岁及以上老人只有1.07亿；而到2025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达2.96亿，65 岁及以上老人将达1.72亿。2008年死亡人口935万人，到2024年死亡人数将接近1700万。就是说，即便稳定现行人口政策（政策生育率 1.38），中国人口在2024年之前就负增长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大国空巢》第15章推算，在2016年之前中国人口就会负增长）。而依照程恩富全面一胎化（政策生育率1.0），难道反而会等到2024年才开始负增长？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2024年生孩子的妇女是1999年出生的女孩，依照 2000年人口普查，1999年只出生516万女孩，依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也只有600多万。这些女孩到生育之前，还有部分会死亡，还有部分不孕，依照程恩富的观点，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个孩子，将只出生不到500万孩子，而死亡人口却近1700万，负增长一千多万！
9、《人口政策大争鸣》认为，“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到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建议：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可以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程恩富认为养孩子到16岁，需要支付 5.8万元到6.7万元的抚养费。为了减少抚养费，不但不能放开二胎，而且农村也必须实行一胎化。但是作为知名的经济学家，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常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只有依赖于人口的投资才能增值，西方国家所有的长期投资都是建立在人口代际传承的基础上的。同样几万元钱的投资，如果投资到其他方面（还取决于人口结构），几十年之后的增值并不多；但是投资到人口，增值确实巨大的。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就认识到这个道理，商鞅反对积聚黄金，而是鼓励积聚粮食，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是递增的；而黄金是物质资本，难以增值。商鞅认为：“国家喜欢在境内积聚黄金，那么黄金和粮食都会丧失，粮仓和金库都会空虚，国家会弱小；国家喜欢在境内囤积粮食，那么粮食和黄金都能产生，粮仓、金库都会充实，国家就强大。”[19]
这是为什么当年投资“造人”的超生家庭现在生活水平比当年投资“造物”的独生子女家庭要高的原因。“少生”不会 “快富”。农民家庭最佳投资就是多生个孩子。很多农民后悔当初没有超生。“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1980年代的万元户很风光，如果将那些钱存起来养老，现在一两年就化光。程恩富的经济学远见既比不上舒尔茨、Amartya Sen，也比不上两千多年前的商鞅，甚至连偏僻山区的农民都不如。
并且孩子多的话，养育成本还会降低。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
程恩富认为：“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 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需要通过税收来惩罚丁克。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10、程恩富的人口观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观。
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主任，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点学科负责人。
但是纵观程恩富的人口观，却是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观。
马尔萨斯人口论与马克思人口论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 “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恩格斯分析了危机、失业、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同上书第620页）
毛泽东也多次批驳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20]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21]。胡锦涛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22]。
可见，马克思、毛泽东、胡锦涛都重视人的发展，认为人是最宝贵的，是以人为本的人口思想。而程恩富却视人口为负担，根据他的理论，每年将减少上千万人口。
程恩富作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却弃马克思人口论而转信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当代马寅初”（马寅初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自居，令人匪思所夷。
总之，程恩富的“全面一胎化”的观点所依靠的所有数据都是错误的。程恩富确实是非常有“创见”，但是他的“创见”不仅颠覆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颠覆了普通老百姓的常识，更颠覆了马克思主义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教义。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是不能鼓励瞎胡闹！
注释：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3/27/content_902792.htm
新华网、人民网均已经刊发此文：
人民网：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131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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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0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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