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楞严经》所悟：一个争议的问题，想网友讨论

龙隐云水

谢谢先生的告诫！
我对佛学没有深专，当多听您的指导！

龙隐云水

佛祖、菩萨，真正伟大！是无边无际的伟大！

昨日稍阅法华、楞伽有悟，特复先生。

[ 本帖最后由 龙隐云水 于 2007-8-22 15:53 编辑 ]

龙隐云水

古一说，治天下，乃圣人之余事！
古一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龙隐云水

近段看了法华、楞严、无量寿、阿弥经。
很快，有味如享受！一日一、二、三、四、五、六卷或一部经。真是读书破万卷呀，呵呵，可不是假的！
可能是自己从前看的书太多了！
或许有了点觉悟吧？
收获很大很大！只是落实可不容易！
利用出差，到四川广德寺住了3天。观音菩萨的故乡。
一师傅送了我法华、楞严。谈到毛泽东的行为，是菩萨行，或类似阿罗汉的果位。但对文革非佛不懂。我也是不懂。
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其实里面有大乘的哲学。

[ 本帖最后由 龙隐云水 于 2007-9-11 09:08 编辑 ]

苦空

轻信人言是学者大病
轻信己意是学者大病

龙隐云水

党史博采》文章：亨利·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学者和外交家，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充当过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是两国最高级会谈的先行官。他与毛泽东有过多次热情的会见，进行过长时间的真诚而无拘束的谈话，毛泽东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高深莫测的主席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谋求访华，以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可是，1970年5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毕竟是国际问题专家，自有独到的理性思辩，他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基辛格的分析可为一家之言，也有不无道理之处。然而，四个多月后，当毛泽东传递另一重要信息时，他却和尼克松一样，也是姑妄听之，如风过耳。1971年10月1日，中国举行例行的国庆活动，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他的夫人，斯诺夫妇分别站在毛泽东身旁，共同观看广场上人潮涌动的游行队伍，新闻记者立即拍下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这张照片。可是，如此重要的信息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这一切使基辛格感到思维的愚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感叹道：



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毛泽东或许知道西方人的粗心大意，12月18日，又将斯诺请到中南海，两人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让斯诺公开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欢迎尼克松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至此，基辛格才体会到毛泽东为中美关系进展，可谓是煞费苦心，寓意深刻。于是，1971年7月9日，他以极为秘密的方式，悄然访华。这次，毛泽东没有接见他，周恩来等和他进行会谈，谈的很成功，双方约定同时发表公告，基本确立尼克松的访华日程。

学者的隐居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那天11时27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等前来迎接，并把他们接至钓鱼台国宾馆。用过丰盛的午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由周恩来陪同，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中南海书房。基辛格回忆说：



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走过过道，我们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上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的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和尼克松、基辛格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他目光敏锐，面带嘲讽，毫无避忌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毛泽东因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咳嗽、喘息。他和基辛格握手时，久久地注视着，还用下额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高兴地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毛泽东还调侃着说要和基辛格谈论哲学问题。基辛格似乎已经领略到毛泽东的风采，感觉到他和戴高乐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的领袖人物。

当基辛格说到尼克松访华必然要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毛泽东说：“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指尼克松，作者注）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去了。”“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毛泽东还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咱们的共同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在谈到中美最高级会谈时，毛泽东郑重地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最高级会谈，可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还是不甚了了，心中无底。然而，听罢毛泽东的一番谈话后，心中的疑虑随之消释，他们相信，尽管中美友好关系的进程是艰难曲折的，可是，前景却是可以开云见日的。基辛格把与毛泽东的会谈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他说：“后来，我慢慢体会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像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上把它抓住。”例如，在谈到中美20多年没有民间往来和贸易时，毛泽东说是由于“官僚主义”所致，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还意味着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时，看到到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他对此很不愉快，曾经向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过不满。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毛泽东竟然提起此事，并且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说：“你（指尼克松，作者注）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作者注）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不要认真看待中国到处墙上写着的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中国领导人在和我们打交道时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实际上是同我们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而解除了一个方面的敌情。”

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在中南海书房首次见面，互致问候后，毛泽东便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问题。”尼克松在来中国之前，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得出这样结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所以，当合众国际社记者向他采访时，他便有意通过媒体表示出这样的意愿，期望“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毛泽东是通过阅读每天一本的《参考资料》，才获悉这一信息的。毛泽东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尼克松列举许多具体的国际现象时，毛泽东便客气而又坚定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基辛格发现毛泽东确有哲人的睿智和机辩。他说：毛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假装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毛泽东省略的词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中，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对话，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探询中美友好关系的合理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前景。尼克松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尼克松以哲学思维的逻辑性，把中美关系放在国际格局的战略位置来讨论，毛泽东对此极表赞成。



尼克松：……究竟怎样好，是要日本处于中立和不能自卫的状态，还是在一个时期内让日本同美国具有某些关系，这都是属于哲学范围的问题。……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公开承诺，但却有着明显的暗示，而正是这个暗示，“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害怕中国会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他说，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前半段，“通过排除法，显然说明苏联是毛泽东在安全方面主要担心的对象。”基辛格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当尼克松提出中国的危险，是来自美国或者来自苏联时，毛泽东并没回答这个问题，而告以：“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如果按照基辛格的“排除法”，毛泽东是在暗示尼克松和基辛格，中美两国既然不会“互相打仗”，那么，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苏联便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威胁。



基辛格之所以将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对话，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从眼前利益来观察中美关系，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中美关系，寻找中美双方共同关心的切入点，以及中美友好关系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还在谈话中暗示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基辛格说：



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保证：……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在保证中国不会到国外进行军事干涉以及谈到日本和南朝鲜时，毛泽东是在告诉我们，北京不会对美国的主要利益提出挑战。









压倒一切的魄力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极为衰弱，连站立说话都十分困难，他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看着这个病弱的老人，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基辛格仍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他要求毛泽东接见他的夫人及其他随行者，立即得到应允。毛泽东和基辛格夫人握手后，要了一张便条，写下这样的话，说基辛格夫人的个头比基辛格还高。那种神态是那么的亲切和天真。送走基辛格夫人等人后，他们开始正式会谈，毛泽东谈话已十分困难，唐闻生和王海容认真、重复地听着，确认无误后，再用英文翻译出来，有时，毛泽东将他说的话写在纸上，再由她们翻译。毛泽东不时用力做着手势，以强调他谈话中的重点。



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1972年起草《上海公报》时，双方就一直为此而纠缠不清，还是基辛格精明过人，提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句话被写入拟稿中的《上海公报》，障碍排除了，《上海公报》才得以发表。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但是，从中美联合对付苏联扩张的大目标考虑，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又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他对基辛格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台湾就是那么一个岛，一千几百万人，暂时没有台湾也可以。他所更关心的是何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至于中美建交的具体时间问题，毛泽东又说，由你们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基辛格对此印象极深，他说：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意思。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但关系就不那么好，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呢。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意思，那就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大前提下，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宁可在台湾问题上耐心等待。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杜鲁门、约翰逊前不久都去世了，过去美国对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也已经埋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彼此是对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他还诙谐地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政要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绥靖思想，总想同苏联妥协，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1972年5月，尼克松就是怀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达成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协议，国际社会也为之蒙蔽，以为美苏真的会出现“缓和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尼克松的苏联之行，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拍打着自己的两个肩膀比划着，嘲讽地说：“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基辛格在和邓小平会谈时，也有着同样的意思，说什么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毛泽东在会见时批驳道：你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说：“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着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毛泽东肯定和赞扬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指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作者注）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叹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龙隐云水

[ 本帖最后由 龙隐云水 于 2007-9-13 10:26 编辑 ]

龙隐云水

聂荣臻在晋察冀的激情岁月：五台山组织和尚连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得差不差/……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爱照穷人的路/……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奉命开创敌后根据地
   
    晋察冀这个地名，年轻一代的人可能对它已经很陌生了，年纪大的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晋，就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就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这三个省交界的这一大片地方。
   
    在中国革命的早期，由于弱小的革命队伍需要发展，只好往偏僻的地方钻，几省的结合部往往是敌人力量的薄弱地带，所以这些地方就容易成为革命力量的温床。
   
    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北平至汉口）、平绥（北平至归绥）、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它像一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父亲的命运和晋察冀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1937年9月24日，也就是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毛泽东发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
   
    10月20日，毛泽东又发出一封重要的电报，指出：敌占太原后，战局将起极大极快之变化，第115师等部和八路军总部有被敌隔断的危险。因此，拟作以下部署：留115师独立团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5师主力转移到汾河以西吕梁山脉；总部应该转移至孝义、灵石地区。根据毛泽东的这个电报精神，中央决定，父亲留守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115师的师部离总部很近，父亲担负这一重任是在五台南茹村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当面告诉他的。随他留下的部队除了独立团，还有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加上其他一些小单位，总共3000人。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了。受命的当天夜里，他久久无法入睡。他本来早就不吸烟了，这时又把烟斗翻了出来，一个劲地吸。
   
    娘子关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疯狂扑来，太原危在旦夕。夜色下，115师主力向南开拔，父亲与罗荣桓等老战友话别后，久久地望着自己的老部队消失在山边尽头。
   
    太原城陷落了，各路人马远去了，在山西北部响了两个月的隆隆炮声停息了，日本鬼子占领了他们想占领的地方。父亲他们留下来了，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而他们的周围全是正在势头上的日本鬼子。
   
    他们能不能生存下来？能不能立住脚？能不能有个大发展？当时有很多人心里是没底的，父亲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查国桢任供给部长，叶青山任卫生部长。这几个人便是晋察冀的老班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悬在敌后的父亲和他的3000人马。毛泽东当然清楚，如果这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创建得顺利，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强八路军在别处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共产党靠什么？靠人民，当年在苏区，凡是根据地建设搞得好的时候，部队就能大发展，如今也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父亲发来电报，电报中说：“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不靠国民党发饷，而靠自己筹集供给之。”
    父亲后来说：“正是毛主席对晋察冀的关心和厚爱，使同志们的信心越来越足。”
   
    日军兵力不足，确实是其大患。由于日军正集中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加上五台县、阜平县不是交通要道，所以日军一直没来。父亲他们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
   
    抗日烽火，在五台山点燃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
   
    五台县，应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五台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那里有三百多座庙宇，这些庙宇，分为青庙和黄庙两种，和尚庙叫作青庙，喇嘛庙叫作黄庙，当时山上共有汉、蒙、藏、满各族僧人1700多人。父亲回忆说：“对于这些和尚和喇嘛，我们很尊重他们，同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父亲一直记得他第一次上五台山的情景。五台山佛教僧会会长、大法师然秀，得知聂司令要来看望出家人，特地组织了寺庙乐队欢迎。12个僧人披着袈裟，分列两行，钹箫笙笛齐鸣，皮鼓小锣轻敲，声音幽雅动人，使人犹如坠入仙境。父亲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在这偏僻的山乡，在这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境地，还能听到如此幽雅的音乐。”
   
    父亲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也是中国人，也痛恨日本鬼子，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
   
    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积极以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想方设法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八路军和群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拿起枪，勇敢地与日军搏杀，在当时，仅菩萨顶的和尚就消灭日军30多人，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以后，晋察冀军区专门把这些和尚僧侣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连队，人称“和尚连”。
   
    2002年9月中旬，我们从平型关来到五台山，在万佛阁和殊像寺，常青法师和圣忠法师虽已都年过七旬，但在谈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们面对日本侵略者奋袂而起抗击其暴行时，他们仍然掷地有声，情绪激愤。
   
    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禧钜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禧钜大法师一直没有忘记领导他们抗日的聂司令，2005年11月中旬，83岁的他到北京办事，专门到父亲的铜像前鞠躬致敬，参观了父亲的纪念室，还庄严地挥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功德无量”。
   
    连五台山的和尚喇嘛都发动起来抗日，在当时，一度传为佳话。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但是父亲总觉得，把军区指挥机关设在五台，位置也不适中，应该往东靠一靠。他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年11月18日，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6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8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因为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不断地骚扰各地的日军，令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简直不胜其烦。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骚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五台山的烽火逐渐向四周蔓延，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也感受到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英勇的指挥者聂荣臻将军”签署的军区“核桃大小字的布告”，居然贴到了“恶魔和无耻的走狗所盘踞的北平城内外”，使“敌伪汉奸倒抽一口冷气”。
   
    日本同盟社也发出电讯，惊呼：“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
   
    毛泽东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有了巩固的晋察冀山地根据地，父亲并不满足。他一直琢磨怎样尽快地向冀中和冀东平原地带扩展。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久，父亲派人携带密码到达冀中，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觉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他们在一起聊过多次，聊得很开心，晚上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他很快把父亲看作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父亲还把长征时保存下来的一双袜子送给他，他立即珍藏起来。吕正操又说：“对聂司令的道德风尚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因为从他身上反映了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所以我敬佩他，感谢他。”
   
    在冀中，还涌现出一支党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也称“回民支队”，马本斋和他的母亲白文冠的故事曾经感动过几代中国人。父亲对“回民支队”的创建和壮大，付出了心血。
   
    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雁翎队、地道战、地雷战，也是晋察冀的亮点之一。尤其是地道战，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可靠保障，是“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有力支撑，是晋察冀平原军民对敌斗争的独创，影响巨大。
   
    参加洛川会议的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到，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父亲说，他意识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台分家”，留给父亲的是3000人，司令部机关人手更少，大家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
   
    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人变成3万人，30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武装力量的建设更是形势喜人。很快经八路军总部批准，他们成立了4个军分区，每个分区下辖3个团，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游击支队。对于父亲来说，他这个司令员腰杆子越来越粗了。
   
    在晋察冀，有不少带有地域色彩的部队名称，如“阜平营”、“回民支队”“灵寿营”“平山团”等等。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些部队的成分。
   
    父亲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这样一个名字，叫做“子弟兵”。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军区创办的《抗敌三日刊》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子弟兵报》。这样称呼，就把部队担负的任务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更能体现军民的鱼水深情，战士们保卫家乡，就是保卫边区，就是保卫祖国。
   
    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来晋察冀考察之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书中热情地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收编杂色武装，也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方面。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很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
   
    到1939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放大。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时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80个县，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主力部队从3000人变成30多万人，扩大了100倍。
   
    1938年6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来晋察冀之前，在延安，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和妻子张瑞华父亲曾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
   
    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王悦深情地写道：“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当然归之如流水，像戎冠秀那样的子弟兵母亲又何止千万。我亲眼看到披麻戴孝的妇女带着孩子来顶替刚刚牺牲的丈夫，又看到老母亲用旧席子卷起牺牲的儿子，大哭一场，便立刻又到村口去放哨。”
   
    2002年9月，我到阜平县城南庄寻访父亲的足迹时，一位叫张建忠的老乡拉着我的手说，他听奶奶讲，一次，他家的鸡跑到父亲住的院子里，把刚刚做好的饭啄得乱七八糟，父亲的警卫员上前追赶，一不留心把鸡打死了。父亲严厉地批评了那个战士，让他写了检讨。事后，这个战士在一名干部带领下来到他家赔礼道歉，并送给他奶奶一块银元。张建忠说：“奶奶把这块银元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家里孩子上学，就交了学费。”
   
    著名诗人田间，当时就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他用一首名为《偶遇——题聂司令员》的诗，记述了我父亲的一个生活片断——
   
    将军，他在我门前/喝过茶，歇过马/将军，他在我门前/和我谈过话/问过我的庄稼/长得差不差/……将军又是威严/又是那么仁爱/好比山间明月/爱照穷人的路/……
    在日本鬼子不扫荡的日子，晋察冀根据地是很安定的，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开展，秩序井然。有的地方，甚至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社会风气非常的好。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6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李公朴后来写了一本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书：《华北敌后——晋察冀》。
   
    新中国的“雏型”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是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决定前往晋察冀的，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中国作家周立波为他当翻译。
   
    从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2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他不明白，共产党、八路军究竟凭借什么力量，把这样多的民众组织起来了？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办报纸办刊物，创立法院和邮局，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创立剧社？八路军用以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又是怎么一回事？游击战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战法？……他有太多的问题，父亲一一作答。
   
    他说：“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
   
    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到敌后，深入到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卡尔逊好奇地望着父亲，期待着下文。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质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有史以来，军队的筹粮就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我们就不必‘粮草先行’，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供给部，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造。”
   
    卡尔逊听得有点目瞪口呆。他对父亲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这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一切都还刚刚开始，但这样的所见所闻，就已经给卡尔逊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恋恋不舍地走了。
   
    但是，5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这回是毛泽东亲自指派作家刘白羽、电影艺术家汪洋和戏剧家欧阳山尊陪他来的。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这是个有趣的比喻。父亲一直记着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军官，他是深入晋察冀腹地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见证了晋察冀发展的历程。
    1938年前后，不断有晋察冀的消息传到延安，延安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敌后的晋察冀。1938年10月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我父亲等人的慰问电中称：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11月，父亲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尽、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父亲补充修改，然后出版。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道：“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毛泽东亲自将书名改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为之作序。
   
    晋察冀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
   
   晋察冀像一块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来这里战斗。父亲特别爱才，尤其对知识分子，倍加珍爱。
   
    五台分兵不久，邓拓就从北平来到了父亲身边，见到父亲，他说自己来五台山之前，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以充饥。父亲半开玩笑地说：“好啊，五台山欢迎你这样的野菜书生。”
   
    父亲平时虽然话不多，但他非常喜爱文体活动，从红军时代起，他就十分重视宣传文化工作。晋察冀军区成立仅仅一个月后，1937年12月，在父亲的关怀和重视下，就创立了《抗敌报》。同时，还成立了“抗敌剧社”。父亲为《抗敌报》题词——“民族的号筒”。救亡抗战壁画旁有父亲撰写的评论稿，军区摄影展上有父亲拍摄的照片，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父亲对文化宣传工作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过，因为他深知宣传文化工作对根据地建设的作用。他说：“我们的人民需要吃饭，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枪炮要弹药去喂养，这是第二要解决的大事；现在要进一步改造人的脑子，要用大量的文化食粮去喂养它。”
   
    1939年4月，《边区文化》也创刊了，父亲在创刊号上题词说：“《边区文化》是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将更是战胜日寇有力的一支文化正规军。”
   
    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这份报纸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父亲后来说：“大批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的邓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期间，经常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工作。整个报社精干得很，就是那么几头骡子，驮着轻便的印刷器材，编辑记者们背着轻便电台。邓拓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与敌周旋。”到了1948年，《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合并，成为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也是最早在晋察冀出版的，时间是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5卷本，共50多万字。
   
    1942年7月，《晋察冀画报》创刊了，画报由著名摄影家沙飞主办。父亲非常喜爱沙飞。这份画报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抗敌剧社”成立不久，就从城里来了一批男演员，有刘佳、胡可、杜烽等人，到1939年初，开始有了女演员，如胡朋、陈剑戈、陈群、田华等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演了《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林中口哨》等剧目。
   
    抗战期间，晋察冀的宣传文化工作是有口皆碑的，培养了大批文化和文艺人才。解放后，仅以晋察冀为背景的著名电影故事片就有《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将军与孤女》《狼牙山五壮士》《回民支队》《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戎冠秀》《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数十部。它们都是开在晋察冀这片英雄土地上的艺术奇葩。（《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聂力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 本帖最后由 龙隐云水 于 2007-9-13 14: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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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相通

龙隐云水

《大学》为革命依靠谁，生产为了谁的革命根本理念。

《中庸》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方法。

《论语》为《毛主席语录》。

《孟子》为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是大有商榷的“新发展”。

《诗经》为人民文艺。《关雎》为自由恋爱；《伐檀》与《硕鼠》为《白毛女》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民谣；《文王》为《北京的金山上》，《江汉》为《跨过鸭绿江》等等----所以孔夫子常常挂在嘴边的〖诗曰〗翻译过来就是〖俗话说〗，是公理性的，是有说服力的。

《尚书》为宪法，是政权合法性来源。

《礼记》即记礼，为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礼为辨别人兽的标准，为华夏与蛮夷之大别；毛泽东思想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之银针，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辨别修正主义之钥匙。

《周易》为唯物主义世界观。《易经·系辞下传》说易经的起源：〖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个就是唯物主义，就是“道”，翻译过来就是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易经·系辞上传》〖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和《易经·系辞下传》〖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造反精神、反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今天把《易经》神秘化的家伙都不是好东西。那帮教导国人眼睛望着国外不要管国内怎么样，〖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以及那些〖稳定压倒一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口过多，必须实行一胎化”的 “不争论”计划生育国策〗等等，鼓吹这些的家伙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脱离人民而不是依靠人民，都类似邪教教首。

《春秋》为全部是非恩怨分明之人民创造之历史。



今日解读四书五经者，百家争鸣，各贩各的私货，惟独没有贩卖毛泽东思想的。我就帮忙贩卖一点啦。

龙隐云水

勤修清净波罗蜜 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障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好奇

原帖由 苦空 于 2007-8-13 08:23 发表



既读楞严，应知多有熟读佛经、禅修甚深者反成魔流

非空,非有,非对,非错即为菩提,佛法不可得,不可求,不着色,如过眼云烟,清风送白云,本为一,何曾聚,何曾离.

[ 本帖最后由 好奇 于 2007-10-10 12:24 编辑 ]

好奇

原帖由 龙隐云水 于 2007-10-9 15:42 发表
勤修清净波罗蜜 恒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障垢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随喜师兄，三月不见，师兄，佛理精进不少呀。我手上有一本净空法师讲述的《六祖坛记讲记》很不错，看后很有启发。有空师兄不妨看看。

龙隐云水

因您发布的《楞严经浅释》，使我有缘知宣化上人，一窥佛学慧德。
因宣化上人，又得悉《法华经》、《华严经》乃经中之王、王中之王，渐润三经之法雨。
洗涤尘垢，还我真如，痛悲三十余年之非。师姐巧手，我心有弦，人生得闻拔尘绝响！
随喜师姐，恩泽师姐，予我辉光！

龙隐云水

言简意赅，无甚葛艾藤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