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對於孔子的誤會

糖糖

大家都聽說過“安貧樂道”、“孔顔樂處”的話，都知道“君子謀道不謀食”，還有知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於是，有人認爲孔子不重視物質生活，好像孔子就是要人們守住貧窮，去談空洞的道，難道“道”能當飯吃嗎？老百姓都餓死了，要“道”有什麽用？因此，有人說，中國物質科學沒有發展起來，罪魁禍首就是孔子學說！如果這樣說，那麽，對孔子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貧而樂”是一種心態，如果一個人能在暫時的貧苦之中不失骨氣，不會氣餒，那麽，富貴的時候也就不會失禮，也不會患得患失而生活在苦惱之中。“樂道”是樂于空談大道嗎？道是用來行走的，不是用來空談的。以道而行，則自強不息；能自強不息，“食”的獲得也就在其中了，大家都把心態調整得快樂起來，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了，那不是人生的最大快樂和保障嗎？貧窮靠什麽來改變？不是靠哀嘆怨恨來改變，而是靠我們的工作來改變；不能靠歪門邪道來改變，而要靠符合道義的方式來改變。我們想要富貴就必然富貴嗎？一旦我們擁有了富貴，就一定能保持得住嗎？不管是貧窮還是富貴，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不能失去的是人的修養、人的尊嚴！孔子是在什麽情況下說“去食”的？《論語》中說：“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這裏，先講的平時的情況，要先使人們有足夠的衣食保障人們的生存，其次使國家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障國家的安全穩定。但是，天下總不是沒有特殊情況的，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況下，在軍事力量和衣食兩者之中應該先把軍事力量放在第二位；再遇到特殊情況而不得不加以選擇，那麽，首先選擇做人的尊嚴，其次才是衣食問題。怎麽做到保持做人的尊嚴？不爲衣食而去奴顔婢膝、欺詐虛僞、燒殺搶掠、以鄰爲壑，就是“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窮困不得志的情況下也要堅持做人的尊嚴，而不能像洪水一樣四處泛濫，無所約束。衣食無憂之後，人們應該去做什麽？是去致力於社會的和諧安定，還是致力於淫逸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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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讀《論語》讀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對我說：“要是按孔子這個說法去做，老百姓就整天什麽也不敢想，什麽也不敢做了，只能當順民，所以，我反對孔子學說！”我笑著問他：“那些短命的人是不是自己想死呢？那些自己理想沒有實現的人是不是不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呢？”某甲說：“那些自殺的人是自己想死，理想無法實現的人也有現實因素，不能說都是因爲天命吧？”我說：“孔子幷沒有說讓人完全相信天命，然後就認命，他說的是：‘盡人事，聽天命。’說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甲說：“畏大人，是讓我們害怕當官的，那麽，我們不就都成了膽小鬼和奴才了嗎？這不是讓我們老百姓都做順民嗎？”我說：“大人與官員、君子是不一樣的，大人是指有德才又有權位的人，官員是有權位卻不一定有德才的人，君子是有德才卻不一定有權位的人。孔子說要敬畏大人，而不說敬畏官員，也就很清楚了。”某甲說：“畏不是指畏懼嗎？”我說：“有德才的人，是自然而具有一種威嚴，但不是使人畏懼。而且百姓只要不違法，對大人還有什麽畏懼的呢？”某甲說：“要是我們敬畏聖人之言，那麽，我們還敢說話嗎？”我說：“聖人之言幷不是自己我們敬畏，而是憑著一顆仁愛之心告訴我們怎樣做人做得更好，怎樣做事做得更好；聖人不是要用他們的言論堵住我們的口，而是在啓發我們。即使我們不接受聖人之言，聖人也無法強迫我們，也不會強迫我們，有什麽可畏懼的呢？”某甲說：“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是不是犯罪呢？”我說：“聖人之言不是法律，而是道德教誨。法律是靠強制來執行的，道德教誨是個人自覺的行爲。如果我們不敬畏聖人之言，對聖人沒有什麽損害，受損害的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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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出自《論語•裏仁》，是孔子所說。所說的意思是，君子爲了道德仁義可以志在四方，而不把自己僅僅局限在故土之上，修養不夠的人卻只顧留戀鄉土而不知推行道義；君子敬畏國家的法律政令，避免因爲違背道德仁義而身遭刑戮，造成對父母的不孝，對親人的傷害，修養不夠的人卻只考慮是否有利可圖。人們對此容易産生的誤解是，認爲孔子在此是否定或貶低“小人”的“懷土”、“壞惠”，其實，知道孔子學說的根本精神以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孔子幷非要否定、貶低“懷土”、“懷惠”，而是要鼓勵人們有遠大的志向，遵守道義的原則。有道德修養的人，可以隨遇而安，目的是爲了提高道德修養。他們重視對故土的熱愛，但是，不一定要把自己局限在故土上。做事的時候，考慮的是是否符合道德，而不是以鄰爲壑、損人利己。他們尊重國家法律法規，因而不會去做違法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們幷不是畏懼法律，更不是因爲畏懼法律而連正義的事情也不做。缺乏修養的人，依戀故土，把自己緊緊拴在個人的小家庭之中，即使道義需要他離開故土的時候，他們也不願離開故土半步。他們爲了自己而生存，即使做了官，也只是求爲故鄉謀利益，卻不管是否符合道德。歸根結底，都是一種自私的表現，只是自私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他們對待事情的看法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是否能從中得到好處，卻不管是否符合道義、是否違背法律。如果不能從中得到好處的事，即使符合道義的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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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出自《論語•顔淵》，原文是：“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意思是說：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治國的事情。孔子回答說：“君王盡君王的責任，臣子盡臣子的責任，父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盡子女的責任。”齊景公說：“說得好！如果真的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臣子不盡臣子的責任，父母不盡父母的責任，子女不盡子女的責任，即使有糧食，我能吃得到嗎？”

在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這裏的君臣父子是四類人的象徵性名詞，而不是說君就是“封建皇帝”、臣就是“封建官僚”、父就是“封建家長”、子就是“孝子賢孫”。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只要是處在國家最高地位上的那個人就是“君”，擁有治理國家的權力而處於君王之下的人就是“臣”，所有家庭中已經有了子女的父母都是“父”，還有父母在世的子女都是“子”。不要認爲現在、外國就沒有“君臣父子”，何時何地都有。二是這裏所講的是四種人的責任與義務，而這種責任與義務又是落實在個人修養上的，絕不是說“君”就要專制，“臣”就要服從，“父”就要威嚴，“子”就要孝順。無論是誰處在君王的位置上，都要按照君王的原則去做，君王什麽原則？就是要效法天地之道，仁民愛物，要把民衆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國家社稷放在第二位，把自己放在第三位。無論是誰處在臣子的位置上，都要盡職盡責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根據道義來爲君王做事，爲民衆做事，爲國家做事，君王有錯誤必須根據道義加以勸諫，君王的命令是正確的就必須根據道義去執行好，以真誠和端正之心來對待天下、民衆、國家、君王。父母要盡父母的職責，仁慈而又對子女負責；子女要盡子女的職責，孝敬而又真誠。由此，我們可以說，儒學恰恰教導的就是要人們做好自己的事，敬自己的業，守自己的位，盡自己的本分，而且這種教導所要求的是個人的自我修養，而不是先去責備別人。我們難道有誰會主張君、臣、父、子應該不盡職責和義務嗎？對孔子此說持有疑義的朋友可以靜下心來想一想：我們爲什麽非要把我們幾千年來所尊敬的聖人言辭往壞處去理解呢？要是真的那麽理解，那麽，真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度聖人之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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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出自《論語•季氏》，全文如下：“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對此話的誤解，原因就更複雜了，甚至可以說對每一個詞語，我們可能都會産生誤解或者曲解。那麽，怎麽才算正確理解呢？按照華夏文化的整體精神，按照“六經”的原則來理解，才能算正確。什麽叫“畏”？畏不是“畏懼”的意思，而是“敬畏”的意思，也就是謹慎小心地去對待，如果理解爲“畏懼”，那麽，君子也就成了膽小鬼了，也就成了奴才了，如果這樣，那還有什麽必要再去提倡君子之道呢？

   爲什麽說“小人不知天命”？反過來說，如果能“知天命”也就不一定是小人了。我們今天常常認爲，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追求，就一定能夠得到，事實果然如此嗎？有些人想死卻不一定死得了，有些人不想死卻死了；有些人想富貴卻一直不得志，不想富貴卻得到了富貴；我們想勝過天地自然，我們真的戰勝了颶風、地震、旱澇災害了嗎？在天道、地道和人道之中，人道只占三分之一，所以，順應天地之道然後爲人類造福才是正道，人類把自己淩駕於天地之上，最終結果是災難的降臨。所以，敬畏天命，也就是敬畏天道、地道，去靠自我的自強不息來加強自我的免疫力，去小心謹慎地對待天地自然來增強自我的適應能力，這才是正道。在天地人之中，人所能做到的，是道與德的修養，其中包括了心靈的解脫、心靈的誠正，要想戰勝天地自然，無異於螳臂當車、蚍蜉撼樹。

   爲什麽要敬畏“大人”？“大人”與“君子”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兩者都是有仁有智的人，但是，“大人”不僅有仁有智，還要有“位”，這可以從《周易》中的“君子”與“大人”的用法上得到證明。爲了自身的利益或欲望滿足，而不把仁智兼備的官員放在眼裏，無視政府、藐視官員，那是自取滅亡。莫非我們在“大人”面前無所作爲了嗎？當然不是，儒學絕不是培養奴性的學說。只有符合道義的官員，才能叫做“大人”，因此，敬畏大人所敬畏的不是其官位，更不是官員本身，而是其仁其智。對於仁智不全的官員，君子要去輔佐、幫助，成人之美，而不是去貶低、侮辱，更不是去咒罵；對於根本不講仁德的官員，君子要用自己的仁與智去教化他、影響他，教化和影響不起作用，就用“政”與“刑”去罷免、除掉他。《論語•裏仁》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這個意思。

   爲什麽要敬畏“聖人之言”？沒有一位聖人是靠自己能封得起來的，也不是靠政治力量所能封得起來的，那是靠自我的道德言行而被後人認可的。所有的聖人，都是有益於民衆，有益於民族的非凡人物，不是因爲他們的地位高，更不是因爲他們在財物上的富裕，而是道德修養的崇高。因此，聖人之言是經國濟世之言，是公正無私之言，若非如此，不會流傳於世而長久不滅，也不足以稱之爲聖人之言。這樣說來，敬畏聖人之言，不是敬畏聖人這個人物，而是敬畏聖人的道德修養，而是敬畏聖人之言所體現出來的道義。人們會反駁說：難道聖人之言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嗎？我們難道就用聖人之言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嗎？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言論，就不能稱爲聖人之言，那是經過千年甚至數千年過濾、沈澱之後的言論，而不是聖人的所有言論；能稱之爲聖人之言的言論，都是講做人做事原則的，而不是講具體的方法的，而且是言簡意賅、內涵豐富的言論，我們從中可以感悟、體會、學習到許許多多的智慧和道理，那是給我們指方向的，路還要我們每個人自己去走，思考和應用它還要靠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心與身體。《荀子》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我們從聖人之言中受到的啓迪，就好比得到了點鐵成金的方法，我們爲什麽要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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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出自《論語•子張》，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意思是說：“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學習學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給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說過，“學而時習之”，出仕是“時習之”的途徑之一，也就是把所學的、所修的東西應用到從政的實踐之中，但是，修身學習是無止境的，從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還說過，沒有修養好就讓人去做官，是“賊夫人之子”，也就是說，不學習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另外一種解釋是，把“優”解釋爲“有閑暇”，那麽，做官以後有閑暇就應該再學習，學習得能夠遊刃有餘了就可以做官。這樣也能講得通。按照這兩種講法，都沒有什麽問題，人們爲什麽把此語看作是儒學的弊病呢？原因在於在文革之中我們把此語看作是宣傳“讀書做官論”。“讀書做官”被認爲是弊病，是反動言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一是當時把做官看成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可是，莫非我們要中國幾千年的古人都不要去做官嗎？所有做官的都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嗎？二是人們誤認爲孔子培養弟子去做官，是鼓勵弟子追求功名利祿，可是，只要我們翻一翻《論語》就可以知道，孔子向來反對追求功名利祿，而是主張做官必須“惠民”。三是人們認爲孔子提倡“學而優則仕”是歧視“勞動人民”，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弟子是“有教無類”的，而且培養的是道德修養，而不是把技能、智慧放在第一位，培養的是君子人格，從來沒有根據金錢、地位或職業來判斷道德修養的高低。四是因爲“學而優則仕”是與“科舉”或相當於科舉的選拔制度相適應的，近代以來廢除了科舉制，官員的選拔不僅與“學而優”無關，而且也與西方的選舉制度無關，如果再強調“學而優則仕”便會影響到官員任命的合法性，但是，如今，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官員的選拔與管理應該走上正常的軌道了，再批判此說，顯然不應該了。五是認爲我們現在的教育目的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雖然說還是要提高學生素質，但是，學生畢業卻不再與做官從政有任何直接關聯，所以就誤認爲孔子之說不適合於現在的教育了，不過，我們要知道，孔子在此主張的道德修養好了，既可以做官，也可不做官，關鍵在於培養做人與做事的素質，這是任何時代的教育都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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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出自《論語•裏仁》，孔子所說。大家對此句常有的誤解是，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貶低小人、否定利。事實果然如此嗎？我們來看看，什麽叫“義”？什麽叫“利”？朱子說：“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說的“天理”，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天道”，《禮記•樂記》中記載，孔子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沒有私心的好惡，便是無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們總不能說我喜歡的就說是對的、不喜歡的就是錯的嗎？“天理之所宜”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歡不喜歡，只要是符合道義的時候，符合仁義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歡也不能做。什麽叫“君子”？什麽叫“小人”？程子說：“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爲利所動，能夠見利而先思義，便是君子；見利而忘義，拋棄人生原則，便是小人。那麽，請問，誰喜歡與這樣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貶低這樣的小人，而提倡人們學習著去做個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會，而正是要有益於人有益於社會。那麽，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傳》中說“利者，義之和也。”只要我們能盡職盡責地按照自強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麽，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們活得心情舒暢、問心無愧，而不是富貴。富貴不是人們想求就必然能夠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後就永遠能擁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卻應該提倡做好此時此刻該做、能做的事。

则然

欲作人，学四书。
四书读不懂（或者不以为然），别学道德经。
更别提佛经。（这句表达的意思好像有点问题，改一下试试：学了佛经，道德经，如果对四书不以为然，说明佛经道德经也学的不咋地。嘿嘿。）

圣人阐述的都是人类天性中共性的东西，可能侧重点不同。

孔圣人，慈爱众生，更是侧重于常态，大众化的学问。

毛主席时代，他老人家就是明明知道四书好，但是因处于变态，不好提倡。所以一代人受到误导。

[ 本帖最后由 则然 于 2009-4-11 13:47 编辑 ]

糖糖

此語出自《論語•顔淵》，是孔子教導顔淵之語。這裏首先涉及到的是對“禮”的認識：禮是違背人性的嗎？在儒學經典中，《禮記•樂記》中說：“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因此，“禮”是根據一個人的德與位所形成的本分與職責的不同，是要求每個位置之上的人各敬其業，這是使一個團體和國家，乃至天下，能夠有條不紊的關鍵所在，所以，《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在孔子學說的“禮樂政刑”之中，“禮樂”兩方面都屬於道德層面上的，它不是強制性的接受，而是靠人們的自覺遵守和公衆輿論的監督，當自覺遵守和輿論監督無效的時候，才會動用“政刑”的手段予以制裁。孔子在提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時候，不是強制人們接受，因爲孔子既不是君王，也不是官長，孔子只是站在仁者的立場，告訴人們，怎樣才能使社會和諧穩定，從而使人們更能保障自己的安居樂業的正常生活。我們不會只要“法”而不要“禮”，等到人們犯法的時候就用法律加以制裁吧？孟子說，那叫做設置羅網陷阱讓百姓上當，不是仁者所爲。當一個社會不知道什麽該看、該聽、該說、該動的時候，不知道什麽不該看、不該聽、不該說、不該動的時候，也就必然是社會混亂腐敗的時候，可是，我們現在常見的是，該看的不看，不該看的偏看；該聽的不聽，不該聽的偏聽；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亂說；該動的不動，不該動的也動。我們現在不正是需要複興“禮”的時候嗎？當“禮”複興起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國家民族和平安定的“和諧社會”到來的時候

糖糖

謝謝上面的支持！因為我是來自台灣台北的網友，因此不懂對岸的國情，不知道您提到毛主席的缺失，會不會被當今中國政府懲罰？如果會，請您下次小心，政治不談為好！

则然

没有那么严重。胡总提“和谐”，不也是儒家精髓吗？

很谢谢你的帖子。

糖糖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
此语出自《论语·八佾》，是孔子所说的，人们常见的误解，一是把“夷狄”理解为偏远地区或者中国以外、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二是把此语理解为中国傲视天下，是目空一切，认为其他民族都不如中国。这种误解的产生，是因为不知道孔子编订的《春秋》中所说的“夷狄”是指缺乏道德礼义的地方或某些人，这是与孔子学说之外的其他书籍的解释不同的；其次，不是因为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类象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夷狄”和“诸夏（中国）”不是西方形式逻辑中被“定义 ”出来的“概念”，而只是中国思维方式中用来代表一类事物的“名”，有这个“名”就必须要有与之相搭配的“实”，有其“实”也就可以用这个“名”，否则都是“名不副实”。把此语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夷狄；如果有道德礼义，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诸夏。没有道德礼义的地方即使有君王，也不如有道德礼义的地方没有君王。”这就是说，道德礼义比君王的存在更重要。

这里涉及到一个华夏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夷夏之辩”。“夷狄”一词从它的源头来说，指的是中原以外的民族，但是，在孔子编订的《春秋》之中并不是指这些偏远的民族，而是一个道德文化方面的名词，也就是说，是用把道德礼义水平低下的地方叫做“夷狄”，把道德礼义水平高的地方叫做“诸夏 ”，或者叫做“华夏”，如果中原地区道德礼义水平不高，同样也叫做“夷狄”，中原之外的地方如果道德水平很高，也叫做“诸夏”。如果有了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优秀的民族，即使这个民族没有君王，也同样是优秀的；如果没有道德礼义，那么，这个民族就不是优秀民族，即使有君王，也没有什么可取的。道德礼义比君王更重要。在孔子的“三世说”之中，社会的文明程度低的是“据乱世”，道德礼义水平不高；文明程度较高的是“升平世”，道德礼义水平较高；文明程度最高的是“大同世”，道德礼义水平最高。华夏文化复兴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大同世”社会。

糖糖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此语出自《论语·季氏》，原文是：“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意思是，孔子说：“天下的治理符合大道，那么，制礼作乐以及征兵伐罪的事情都是由天子主持进行；天下治理不符合大道，那么，制礼作乐以及征兵伐罪的事情就会由各诸侯主持进行。由各诸侯主持进行，大概过十代（三百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要是由诸侯国下面的大夫来主持进行，过五代（一百五十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大夫手下的家臣主持国家政令，三代（九十年）就几乎没有不失去天下的了。天下治理符合大道，那么政令就不能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治理符合大道，那么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有人说，有道的社会更应有舆论监督，因此就说孔子在这里的意思好象是不让百姓对政 府施行舆论监督，因而是专制的体现。这种理解完全是歪曲。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是评价很高，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兴亡也就是朝代的更替，任何朝代的更替，受害者首先是百姓！孔子在这里所讲的也就是一种减少朝代更替的原则，为什么却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了呢？假如每个地方官府都各自制订一套礼乐而自行其是，中央政 府无法统一掌握；假如每个地方政 府都根据个人的好恶和利益而去肆意征伐异己，那么，也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受害的难道不是百姓吗？天下安定的时候，也就是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的时候，安居乐业的时候，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根本不需要对执政者感恩戴德，甚至不需要知道执政者是谁，当然也就不会议论朝政的得失，因为此时的朝政得失有官员负责，而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官员成了贪官污吏，最高执政者无法控制天下的局面了，百姓怎能不怨声载道？孔子所赞美的、为后世执政者树立的君王的楷模是尧舜，他们向打草的砍柴的去询问政治的得失，在路边设立“谏木”，使百姓自由议论朝政得失，而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孔子怎么会“防人之口”呢

糖糖

32、孝弟（音“替”）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此语出自《论语·学而》，全文是：“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翻译过来就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一个人在做人方面能对长辈行孝道，对同辈行悌道，却喜欢冒犯在上位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在上位的人，却喜欢故意违反道德法律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致力于做人的根本，根本能够树立起来了，也就能接近大道了。对长辈行孝道，对同辈行悌道，大概就是实现仁道的根本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竟然讲孝悌也被认为是弊病了，难道我们应该提倡不孝敬父母却要忘恩负义吗？难道我们应该提倡兄弟姐妹之间不要互相谦让却要互相争夺吗？

什么叫“孝”？只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长辈在晚辈尚小时为之遮风挡雨、加以保护培养，晚辈在长辈年老时为之代劳尽心、加以敬重赡养。什么叫“悌”？只是平辈之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从内心有礼让之意而不因为自己年长几岁就自以为尊，弟弟妹妹对哥哥姐姐也从内心有礼让之意而不因为自己年小几岁就撒娇耍赖。对待父母长辈能尽心尽力，对待兄弟姐妹能够关心爱护，这个人也就具备了基本的修养，这样有修养的，很少去做犯上作乱的事，因为他不会让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为他担心。故意违反道德法律，就更令父母和兄弟姐妹担心了，甚至会连累他们，有修养的人忍心这样吗？通过孝悌来修养自己，也就能够树立起根本，有了这个根本，也就接近大道了。不忍心让父母和兄弟姐妹担心，也就是仁德的体现，推而广之，仁爱之道也就可以达到了。

近代以来，我们为了批判传统文化，把孝悌之道歪曲为“封建家长制”，歪曲成对尊长的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请看看《孝经》中是如何说的吧：“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诤臣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当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洞庭烟雨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