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转载）

只管耕耘

14、明清为何远离海洋

　　中国的国运因为来自于海上的敌人而改变，今天的中国人对海洋又爱又恨，念念不忘，这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明朝以前，在海洋上，最活跃的是中国人，而且只有中国拥有最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商业力量。中国与“海洋”关系上的微妙变化，始于15世纪初，也就是中国明朝初年。

　　 明朝，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影响深远的朝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在明朝开始出现倒退，科技、经济就此停滞不前。

　　 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立大明王朝，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中国社会从此进入君主极度专权的时代。朱元璋作为元末一股并不起眼的力量，最终战胜各种势力，并君临天下，实属中国历史的悲哀！

　　作为皇帝，朱元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N第一：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开创了事无巨细乾纲独断、君权不受约束的恶劣先例；乱杀大臣，开创了廷杖大臣、动辄满门抄斩，甚至对官员“剥皮实草”的惨绝人寰的恶劣先例；创办臭名昭著的锦衣卫，开创了法外侦捕刑讯的恶劣先例；蔑视文人，开创了制造臭名昭著的 “文字狱”和肆意杀戮文人的恶劣先例；钳制思想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开创了皇帝随意删改古圣先贤著作、指定全国学校教科书、直接干预科举考试的恶劣先例；极端仇富，开创了政府可以任意掠夺个人财富的恶劣先例；对朱家子孙赏赐无度，开创了皇室后裔人人坐享其成、肆意挥霍国家财富的恶劣先例；对官吏刻薄寡恩，开创了官吏俸禄难以养家活口的恶劣先例……今天的人们总爱谈人权，其实，中国社会失去“人权”，就是从朱元璋作皇帝开始的（元朝太短，姑且不论）。仅仅在不久前的宋朝，朝臣都是经常与皇帝吵架的；丞相坚决反对的事情，皇帝也是很难办成的。

　　自此，全国上下无人敢乱想乱说乱动，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万马齐喑、远离创造的黑暗时空，中国历史第一次进入了君明国兴、君昏国衰的“一人之治”时代。

　　如果我们对清朝有什么不满，看看明朝基本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即便最昏庸的清朝皇帝，放到明朝也属于优秀者。

　　 明初，出于剿灭方国珍等海上势力的军事需要，朱元璋严禁百姓因私出海。不久之后的明成祖朱棣，也许是出于剿灭建文帝朱允炆势力的政治需要，继续推行海禁，“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此，兴旺千年的海上贸易传统被阻断。尽管明朝中后期曾经开禁并一度发达，但随着清朝再度“海禁”而归于彻底沉寂。许多以出海经商为生者，要么改行，要么从事走私并最终沦为海盗。其实，明朝的所谓倭寇，其中不少人原本是以海外贸易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海上走私甚至打家劫舍的中国百姓。

　　 朱元璋并非不知道海军的重要性。朱元璋与陈友谅决定性的一仗，就是在鄱阳湖上打的；在夺取东南沿海地区时，他的海军便发挥了重大作用。实施海禁，他最初只是为了防止百姓以经商为名支援叛军，所以丝毫没有妨碍海上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对周边各国的军事威慑。明太祖为了防止倭寇袭扰，在沿海各地添造战船，加强戍兵，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在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等海防要地，筑城列寨，建立永久性防御工事。永乐年间，明成祖更命沿海守军主动进击，剿捕海寇，平靖海疆。大明继承了元朝重视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传统，中国的造船与航海技术、远洋作战能力持续加强，不仅船越造越大，而且建立了专业化的水师兵种。郑和率舰队七次远航，所到之处，扫平航线上的海盗，轻松铲除不归服明朝中央的各国小王朝，其舰队规模之大、航行距离之远、导航和动力技术之先进、作战和后勤补给能力之强等，足以显示出明朝海军独步天下的不二实力。

　　 明成祖早年便跟随父亲征战沙场，称帝后承乃父之风，终生勤于政事，内削藩篱，外靖边陲，成为明朝至强至盛之时。在海上大宣国威的同时，成祖终生致力于开疆拓土，多次御驾亲征，直至驾崩于出征漠北的军营之中。

　　 正所谓富不过三代，过于强势的父辈，往往造就安于守成、不知进取的后人。朱元璋创立极度专制体制，原本是为了根绝一切可能影响朱家天下变色的因素，遗憾的是，后世子孙大多只是继承了其专制作风，而抛弃了其积极进取、勤政不倦的精神。此后的明朝帝王，鲜有清醒、远视之人。朱棣的后人，用百姓的说法，大多为不肖子孙或者二百五，甚至连守成的兴趣也没有。皇帝混蛋，而清醒的大臣们又不敢乱说乱动，也没有乱说乱动的权力，天下就没治了。

　　成祖之后唯一可以称道的“仁宣之治”，实事求是地评价，仁宣二帝及其辅政之“三杨”，不求进取，眼光向内，无为而治，不过是仰仗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之余威，让内地百姓获得暂时的“休息”罢了。明太祖、成祖多年征战而建立起来的北方边防要塞，宣德皇帝要么收缩，要么取消。宣德五年，因为鞑靼屡次进犯开平，宣宗下令将开平卫内迁至独石堡，“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岗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永乐年间，在牺牲万余官兵生命后而纳入中国版图的交址（今越南），以战乱不已为由予以放弃。苏洵《六国论》曰：“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以此来批判“仁宣之治”，再合适不过。

　　 仁宣朝廷抛弃一片片领土，既不是敌人强大，更非国力不济，纯属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所致。以明初的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胜过汉唐；而其周边对手的实力，比如四分五裂的蒙古高原，则远弱于匈奴、突厥。汉朝为了打击和防患匈奴，唐朝为了抵御和征服突厥，出于这样一种国家战略的需要，祖先们不惮于越过千里沙漠瀚海而直捣黄龙，再长年驻军于西域。仁宣君臣饮鸩止渴、连首都的长治久安都懒得顾及的苟安行为，给后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宣宗驾崩（1435年）不久，便上演了他的儿子明英宗被瓦剌俘虏（1449年）的冷笑话，北京周边变成了瓦剌大军随心所欲的场所。

　　 国家版图缩小都不在乎，首都门户都懒得防守，连对手都找不到的海军，更是没有必要存在。明宣宗一即位，便以省钱为由，罢西洋宝船，解散了郑和舰队。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自此失去对东南亚及中国南大门动态的控制权，从此退出蓝色海洋，回到海岸线边。一个向来主动走向世界、拥有海上进攻传统和独步天下的海上打击力量的头号海上强国，就此逐步沦落到了连由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倭寇”也对付不了的地步。

　　 所谓的倭寇，都不过是一股股海盗、走私犯组合在一起的打家劫舍的土匪。如果郑和在世，一定会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那样，荡寇于国门之外，直接杀奔其巢穴，予以斩草除根。而事实是，著名的戚继光将军的灭倭军功章，没有一枚是像郑和那样主动出动舰队打击海盗获得的。戚继光所做的，都是等倭寇将我国沿海乡镇已经祸害得一蹋糊涂了，再找机会收拾敌人。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埋怨戚继光，因为当时水师早已名存实亡。

　　更为糟糕和不可理喻的是，直到此时，还算头脑清醒和比较勤政的嘉靖帝，也没有因此想到恢复并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主动出击海上歼灭“倭寇”，而是满足于守土于陆上，等待倭寇进攻本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末年，明朝最强的水师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队，而这支水师原本是亦商亦盗的商船队，并非明政府正规军。郑成功正是依靠这支海盗出身的武装，驱逐了荷兰侵略军，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

　　 其实，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有不小的反对声音。特别是任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以及籍贯是这里的官员，都是主张开放海禁的。 然而，在沉闷的明廷，这种声音未能成为主流。嘉靖以来，悄然间，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有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科技文化繁荣之势。面对屡杀不尽的倭寇和屡禁不止的商人海上走私活动，在不少官员持续不断地“堵不如疏”的奔走呼号下，隆庆年间，朝廷终于解除海禁，民间海上贸易再次活跃起来。但是，这并非已经病入膏肓的明朝皇室倡导的结果，恰恰是明朝政府对社会控制力降低，社会顺势发展的客观反映。明宪宗在位23年，仅召见大臣一次；武宗在位16年，从未召见群臣；世宗、神宗在位40余年，均 20余年不理朝政，朝廷几乎停摆。待到真正想当一个好皇帝的朱由检当家时，朱家天下大势已去，无可救药了。明朝的士绅阶层，因为明初以来的思想禁锢、动辄得咎的专制和奴化教育，早已蜕变成思想上未老先衰、精神上麻木不仁、学术上只知道搜寻故纸堆的群体。追金逐利、相竞豪奢、大办工商的社会风气，异军突起的王学、思想极端的李贽和佛教徒们的狂禅，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的著作，辽东与中原战事一败涂地，没有任何一样能够对明廷的中枢神经有所触动。

　　自古以来，中国中央政府视东南亚地区为自己的后花园。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国向来是中国的朝贡国，这一带的任何重大变动，朝廷都给予十二分的关心。我们今天将东南亚视为外国，而明朝中期以前的中国人，最多认为这里是中国没有开化的边远之地。到明朝中后期，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已在此定居或经商。据《明史•吕宋传》记载，仅福建省移居吕宋就多达几万人。在此前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侵入东南亚。教皇还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划分了势力范围。特别是西班牙人，在此无恶不作。高鼻梁灰眼珠的蛮夷跑到这里胡作非为，华夏子孙自然不服，华人华侨曾多次组织起来，展开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本来，这些大鼻子非常害怕明廷干预他们的行动，再经过打探，确认明朝政府懒得关心化外之邦之后，便多次大开杀戒。仅仅1603年即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人就屠杀菲律宾华侨25000余人。对此，明廷依然是毫无感觉、不闻不问。想起当年犯大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气，这该是怎样一种悲凉的心情！

　　 早该覆灭的明朝，终于被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努尔哈赤的后裔取代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忠于职守、勤政不辍，甚至没有一人贪图女色、宠幸太监，他们把社稷江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宝贵的多。清室后裔，大多比明室子孙有教养、有事业心，少有声色犬马、欺男霸女之徒。

　　 中华民族的子孙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清朝帝王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文治武功，远胜过明朝任何一位皇帝。正是他们，新疆、西藏、蒙古最终成为中华帝国稳固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的“朝贡国”，则成为我国边疆安宁的有效屏障。

　　 如果因为鸦片战争发生于清朝，就将一切罪过全推倒清朝头上，将清朝300年历史全盘否定，甚至搞什么反清复明，则是十分荒唐的。客观地分析，如果鸦片战争发生时，执政的是明朝仁宣之后任何一位皇帝，中华民族将蒙受更重大、更恐怖的灾难。

　　 令人遗憾的是，清廷几乎完整地继承了朱元璋既定的治国精髓。在思想文化领域，清廷历代皇帝都奉行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对全体国民实行严厉的精神封锁。伟大如康熙帝，圣明如乾隆帝，都不止一次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对全社会推行思想禁锢，最终必然禁锢自己的子孙的思维。乾隆之后的历代皇帝再也不敢越过祖宗划定的“圆圈”有所作为，大臣们更是变成了祖宗思维的“封建卫道士”。大清国门被西方列强枪炮敲得粉碎，清廷大多数人的神经依然没有传递出疼痛的感觉。恭亲王奕䜣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每走一步都是如此之艰难，在朝廷是如此之应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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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说说欧洲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1
　　
　　洋奴学者们说：欧洲从来就重商，工商业发达，所以欧洲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从来就重农轻商，工商业落后，所以中国是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就是这样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今天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

　　 真是如此吗？为了让洋奴们无话可说，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主要以洋人的著作为依据，让历史事实说话。

　　谈到欧洲古代城市和工商业，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一个城邦的最佳规模是五六千人；接着想到的是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的话：“有一件事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同希腊本土无缘。”

　　既然复述古希腊的什么神庙之类的建筑毫无疑义，所以，我们还是从古罗马谈起。

　　毫无疑问，古罗马是欧洲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据英国人艾德华•吉本撰写的权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说：“普遍的繁荣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不过，洋人这里所说的城市，与我们理解的城市在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制定分配给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由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由他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的“城市”，是相对于贵族们的大片的“领地”而言的，大致和我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模式相似。《罗马帝国衰亡史》说：“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由此可知，这些所谓“城市”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其中大一点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口，就不得而知了。

　　各个城市长官的首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的粮食供应。罗斯托夫采夫说：“许多情况下，城市辖区的大小不足以供应足够的粮食。何况，收成的变化无常，乃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就是像埃及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中央政府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地，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置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有关紧要的，是如何保证它的权利。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他的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荒装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侧旁。”可见，帝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城市当回事，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那么，这些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罗斯托夫采夫说：“帝国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说，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实际上是政府物资的转运站、军用物资的补给站，对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这些商人都是谁呢？答案是“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而不是什么欧洲人。罗斯托夫采夫说：“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侨民。在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又派到普特约利去……”。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而工业，那个时代需求量稍大的服装、毛毯、亚麻制品、玻璃等等产品，无不是被“东方人”所垄断。高卢，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而经营者主要是叙利亚人。也就是说，工业领域，同样与欧洲人无关。

　　汤普逊教授说：“叙利亚在罗马出现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顿两城。他们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叙利亚这个古国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尤其远古的根源。……在罗马帝国中，没有一块地方，甚至小亚细亚各省也没有，比叙利亚继承者更加复杂的遗产。”

　　因为多方面原因，罗马工商业举步维艰。罗马帝国的工业中，大量使用奴隶，其产品粗糙、技术更新缓慢，就在情理之中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罗马统治者的荒唐举措，主要体现在在这两个方面：
　　第一，罗马帝国根据他们自己的身份世袭制度，出台了“那使一切手工业变为世袭的一种臭名昭著的法律，规定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再也不能想象有比他更有效地压制创造力和摧残天才的办法了。……在第五世纪中，由于工资的低微、工作时间的久长、赋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没有兴趣，有成千类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长此以往，工业岂有不衰退之理？

　　第二个原因是关卡林立、赋税沉重。“在罗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没有的，因为有这许多关税势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转口税’的内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课以入市税。……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势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势力圈各不相同，从2%到12%不等，后一项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跟着帝国贫困的增长和赋税负担的加重，转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纪那不折不扣的12%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流通不畅，工业必然走向消亡。

　　因此，罗马帝国的工业水平始终是低层次的。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源源输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输入的东西；结果，它的贸易差额经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粮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销路的。”尽管帝国在西班牙一地就有多达四万人开采银矿，但是，“到了第三世纪中期以后，金银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项亏空了。”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到了第四世纪，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钱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统地以消耗私人财富来平衡城市的预算。为了这项目的，使城市官职成为富贵家族的世袭职位。”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依靠盘剥富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了。

　　说到城市，不能不说到罗马城。其实，学者们承认，由于资料的原因，今人比较了解的罗马时代的城市，也只有罗马城。

　　无疑，罗马城的规模是巨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功能是先进的，配套是齐全的。据估计，鼎盛时期罗马城有常住人口约百万人。世界其他大多数城市，是顺应社会发展而逐步成长期来的，但是，这座城市却不同，却是仅仅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享乐而生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一定有人对我的这个说法大为不满。且看《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叙述：“罗马城的行政管理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必需使罗马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使它配称世界的京都；必需使罗马城不断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方面得到保障，如水源供应、排水、卫生设备、防火防洪、铺平街道、修筑台伯河上的桥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队，等等----这些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所有较重要的城市都曾具备过----除此种种而外，为了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还得付出浩大开支。住在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很少关心政治权利，……但是他们坚持他们在内战期间所取得的权利，那就是要由政府来赡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凯撒或者奥古斯都，也不敢触犯罗马无产者这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最多只敢减少和固定领公粮者的名额，以及定出一种适当的分配制度。他们也规定了罗马城居民一年能在戏院、竞技场和圆剧场里看几天好戏。但他们一直没有侵犯过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并不是害怕罗马的贱民，他们手下的禁卫军足以平定任何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他们情愿让罗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绪。在罗马公民中有着这么一大群享受国家津贴的人，其人数在二十万左右，都是古代罗马部落的成员，因此，皇帝们每当出现于凯旋、献牲、主持竞技赛马或角斗等群众集会中时，一定受到热烈欢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欢迎，为此，他们举办额外的赛会，填补钱谷的犒赏，设筵席招待成千上万的宾客，不是各种各样的物品。长者这些手段是居民保持心情愉快，并且还‘制造’了罗马城的‘舆论’。制造舆论的花费，再加上维持罗马城优良条件的花费，无疑是一笔巨款。”

　　显然，罗马城的一切设施和大型活动，都是为了八旗子弟享乐的需要，由政府埋单完成出来的，没有半点商业的痕迹，与城市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

　　罗马城除了是首都，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商业中心，只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洋八旗子弟的安乐窝。对此，我们不妨引用罗斯托夫采夫教授的一段话：“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筑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及其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他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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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说说欧洲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2
　　
　　
　　
　　 当历史的脚步接近中世纪的时候，西欧已经进入到了百业凋敝的状态，罗马帝国自己先钻进“黑暗”之中，为中世纪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汤普逊教授说：“在第五世纪的开端，整个西欧是由有势力的地主贵族控制者；他们占有者有时是毗连的，但多半广泛地分散的庞大的世袭领，他们由两类劳动者，即部分是奴隶，部分是农奴来耕种。由于这些转变，人口的移动，在总数上是很大的。商业和工业的萎缩，使城市人口减少。农业乃成为主要的，差不多独一的生产形式。财富是由土地来代表的，很少有别的东西来代表的。跟着城市的衰落，乡村中兴起了很多有主宰大领主的大庄园上农奴和奴隶构成的新社会。所有的大领地渐渐变成为一个私人业主手中的地方政府单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权抹去了。”

　　 这就是说，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西欧，其社会和经济状态，已经基本与中世纪封建社会没什么两样了。即便没有什么“野蛮人”的闯入，欧洲照样会黑暗得见不到阳光。

　　既然如此，野蛮人执掌西欧大权之后，也就不会过上什么“文明”生活了。

　　 野蛮人的老大夺取了西罗马的天下，在接管了一片片田产之后，首先必然会酬谢马仔，大封功臣良将。“法兰克国王既然占有了帝国国库领地，就成了一个大地主，的确，除了教会以外，是最大的地主。这些领地，不仅是作为进款的一个来源，而且是作为报酬他臣属的手段。国王的赐给土地，在初期，看来简直是赠与性质；但到后来，才完全认识到，王室土地再建立一个王室行政制度上，具有巨大价值，因而就发展成为一种封建式的庇护制度了。”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法兰克国王，便是当时西欧真正的老大，也是中世纪欧洲的第一个老大。就是从这儿开始，西欧出现了国王、公爵、侯爵什么的满天飞的局面。每个爵位配套相应的一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受封者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包括建立自己的军队、法庭，这就是所谓的“封建领主”。久而久之，这一个个独立王国演变成今天的英国、法国、德国什么的。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一个主子手下的马仔，很自然地相互通婚成为儿女亲家，所以后来出现了法国人跑到英国当国王，奥地利人跑到西班牙当国王的事儿。

　　 接下来，该轮到老大寻欢作乐享清福了。那么，这老大到底过着什么样“奢侈腐化”的日子呢？答案是：在自己的庄园里自给自足。汤普逊教授介绍道：“‘庄园’和王室领地遍布于全高卢和莱茵河区，总称为‘国库领’。其中有的是位于旧罗马城市内的地产，象在巴黎、奥尔良、理姆、德里弗斯、麦茨那样，但是其中大多数是大农庄，而国王所喜欢的是位于象克利奇、奇尔、乔济、埃皮内、马伦海一类大森林附近的庄园，因为法兰克国王是热爱打猎的。耕地、草地和牧场、森林、鱼池、采石场、矿场可能都包括在一块领地之内。庄园内的住宅区都有一座高卢----罗马建筑式的庄园大厦，一般是用木材建造在领地中最适合的地基上，两侧并附有寄宿国王官吏的小房屋，以及马房、仓库、储藏室和仆役间。当时国王是没有固定首都的。随便什么地方，国王临时驻扎在那里，就是政府所在地，因为他的官吏、随从、服役者、卫兵和家奴的整个队伍，是跟他一起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去的；的确，那在一个几乎是完全农业经济的时代是必要的；当时商业和贸易既稀少，道路又破败，而现款税又是很少的。国王正像俗语所说，是‘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的。地方赋税，主要以实物来缴纳，例如，缴纳十五分之一的收获、十分之一的猪和牲畜，等等。所以，王室庄园成了国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源泉。”

　　 老大都是呆在深山老林的“别墅”里，过着“吃着穿着自己的东西”的艰苦朴素的生活，马仔们的日子自然不会优于老大。汤普逊教授继续介绍道：“一个法兰克贵族在大庄园住宅内的生活，果然是粗陋的，但并不有别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美国弗吉利亚大农场主的庄园住宅生活。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产出来的。……但应注意，没有说及在领地内存在什么市场，就是说，商业还未曾高度发展。”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贵族们，十之八九是文盲。那么，这些文盲们平时都干些啥？著名法国学者马可•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介绍说：“一切事物都往往促使贵族生活在乡村。采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乡村庄园组成，庄园主的住宅一般矗立在房屋群中间或附近。这些建筑物的样式，一般都非常简单。在很长时间中，其最普通的样式是木制塔楼，至少在地中海区域以外是这样。尽管村落领主对其租佃者拥有的司法审判权构成其权力的基本来源之一，但它通常很少亲自形式这一权力，而是通过管家代为管理，这些管家本身也是农民出身。贵族所热衷的娱乐活动，首先是狩猎，此外是马上比武。” “贵族的天职使其不能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它以全副身心承担其特殊的职责，即武士的事业。” 看来，这些武夫们始终保持武夫本色，呆在乡村的小木屋里，每天吃饱喝足之后，就是打熬筋骨。

　　 可以想象，这个社会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凋敝。马可•布洛赫说：“贸易不仅限于有限的几条路线，而且规模也极小。更为不利的是，贸易似乎一直明显地呈现为逆差，无论如何对东方的贸易是如此。西欧用来交换这些奢侈品的东西，几乎只有奴隶。”

　　 汤普逊教授说：“到九世纪，那原为高卢最富饶省的布罗温斯变为一个最贫苦的省了。在那里，叙利亚人的居留地已不复可见，科比的僧侣们曾长久享用从弗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税的收入，到716年（生民无疆注：对应我国盛唐时期），则钱袋里已是空无所有了。马赛将为杂草丛生的港口，终于湮没无闻约有200多年之久。除了贸易没落以外，还有下列其他各种证据，说明法兰克境内经济状况的显著变动：墨洛温朝的人头税已经取消，城市已在萎缩状态，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质。农业活动几乎已占压倒商业活动的上风，一种消费经济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的）交换经济，关税已退化到地方的、专横的通行税，造币厂和市场已合并在一起……”

　　 整个社会已经退化到了物物交换，货币变成了没啥用的玩意，人们只好挖个坑，将货币藏起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生民无疆注：时间在1095年，对应我国北宋时期）空前地需要现款，这一点终于打破了这个时代的‘自然经济’状态。当然，对于一个要到东方去的十字军士兵来说，完全不可能把足够的物品随身携带在路上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是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几百年的货币，优住持、主教、贵族、甚至农民，拿出来重见天日”。（《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十字军东征，让这些西欧的“庄主”们、农奴们大长见识。当他们进入东罗马地盘，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好一阵目瞪口呆之后，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而跨入阿拉伯人的领土以后，更是领略到了什么叫做花花世界。许多“十字军”不愿意回家，赖在中东不肯回去了，和当年中国有些人跑到西方之后不愿回国一样。

　　 在经济与城市建设上，西欧与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马可•布洛赫论述道：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高卢还是意大利，其贫困不堪的城市与富庶辉煌的巴格达或科尔多瓦相比，可谓相形见拙。12世纪（生民无疆注：北宋与南宋之交）以前，穆斯林世界仍对欧洲拥有名副其实的经济霸权：在我们居住的欧洲这一部分地区，仍在流通的金币出自阿拉伯的造币厂，或者至少----也像不止一种银币那样----是仿造阿拉伯货币铸造的。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区，几乎每次发行的货币，其重量和成色都有变化。在货币领域两个基本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铸造比第纳里重得多的更大银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初才发生，而且那时只发生在意大利；另一变化是恢复铸造本土风格的金币，这一变化在13世纪下半叶（生民无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才出现。”

　　 汤普逊教授在其另一名著《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中，也谈到了这一转变时期的状态：“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12、13世纪（生民无疆注：宋朝）的社会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贵族所组成。而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到1300年，货币经济已大体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这是因为工商业需要使用货币来经营，而与此同时，农业则长时间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换来维持。”也就是说，在我国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货币才再一次正式回到西欧人的生活之中。

　　 此后的西欧，确实开始进步一点了。国君进了城，大小领主们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并且在自己的领地设置关卡收取买路钱，甚至直接杀人越货。手工业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城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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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说说欧洲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3
　　
　　
　　 那么，这时的西欧“城市”、工商业是个什么模样呢？

　　 先看看这一时期最先进最发达的法国：“在13世纪末（生民无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法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1306年，腓力四世由于迫切需要金钱，颁布了一部有关犹太商人的总的法令。宣布法国的所有犹太商人从属于王权，他们构成王室财产的一部分。犹太人被迫在圣约翰节（6月24日）之前，将动产兑换成现金交国王使用，而所有的不动产马上被没收。1311年，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伦巴第人’头上。伦巴第人丧失了财产、金钱，和犹太人一样被赶走。尽管腓力四世推行高压政策，工商业还是得到迅速发展。当时法国的人口在2000—2200万人之间，而当时法国的版图却比现在要小得多。人口密度大概与现在不相上下大城市寥寥无几。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多数城市不超过10000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再说英国：“与英国这一时期的财富加以对比，法国几乎比英国富3倍。1378年（生民无疆注：明朝初年），伦敦人口为46000人。”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当然，此时的英国，在欧洲仍属化外之邦，没人放在眼里。

　　再看德国：“在13、14、15世纪（生民无疆注：南宋晚期至明朝中期），德意志是欧洲‘最杰出的’市民国度。它既不像法国，也不像意大利，而是自由城市的国家。市场一般每周开放一次，农民在市场上出卖鸡蛋、奶油、水果等产品。买主不得先于商人离开城市，本地市民只能购置自己必须的消费品。此外，零售商人只有待消费者买足了所需品之后，才能登市选购。城市人口虽比今天少，但交易范围比今天更大，市内设有粮食、牛、马、干草、蛇麻子等专业市场。德国城市给外国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俄国首都的大主教伊西多在1430年去参加佛罗伦萨会议路经德国的时候，见到象纽伦堡、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竟是他惊讶万分。同一时期以为意大利人艾利厄斯•西尔维厄•皮科洛米尼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证据。慕尼黑和纽伦堡同样使他流连忘返。最后，他这样作结道：‘德国城市的美丽和舒适是欧洲任何国家难与伦比的。’这时纽伦堡的居民或许还不及15000人，后来1449年户口调查时，它的人口总计为25000人。虽然犹太人处于王室特权统治下，从来没有摆脱帝国的租税。15世纪末，从对犹太人适当的宽容到不能容忍的转变，根本原因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嫉妒，正如反教权主义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偏见一样。”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当时西方城市经济最发达的是德国，“市民国度”德国的各个 “大城市”就是这样的：“15世纪末，科隆无疑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估计拥有52000人。黑格尔和比西尔已经估算出：纽伦堡1431年有22797人，而后来于1499年的统计是20211人；奥格斯堡、汉堡不超过18000人；法兰克福不超过14000人；1460—1461年度，贝律克有20436人，1487—1488年度，有22172人；罗斯托克1378年有10785人，1410年有13935人；但泽1416年人口为8549人；德累斯顿1489年有4817人；巴塞尔1454年有7650人。”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当时西方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工商业是这样的：“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使其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他们具备了各自的特点。威尼斯、热那亚与利凡特进行贸易；佛罗伦萨处于内陆所以首先发展工业，其次是商业，最后发展银行业。佛罗伦萨所有的自由民必须掌握21种手艺中的一种，这些手艺如下：1、审判官和公证人，2、卡里马拉或叫呢绒商，3、银行商，4、羊毛商，5、丝绸商，6、医生和药商，7、皮货商，8、制鞋工人，9、铁匠，10、屠夫，11、麻布商和服装商，12、石匠和石雕工，13、葡萄酒商，14、小客店主，15、油商和制绳匠，16、袜商，17、兵器、盔甲商，18、锁匠，19、鞍工，20、木匠，21、面包师傅。14世纪和15世纪前半期是佛罗伦萨羊毛工业和贸易的繁荣时期，由于巨额资本的需求，许多小企业合并为大公司，从而使14世纪初的300个小商行发展为1338年的200个大企业。1343年（生民无疆注：元朝末年），维拉尼估算政府收入为604850金弗洛林，除去僧侣和修女，佛罗伦萨总人口估计为90000人，再加上流动人口平均为1500人。毛纺工人雇佣了3000多人。”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有专家说，因为工商业如何繁荣、如何发达，推动西欧走向了海洋。我们不妨再一次看看样专家叙述的事实：“16世纪（生民无疆注：明朝中后期），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货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到了15世纪在最大的贸易中心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开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商人们尽量置备田产，成为土地所有主；或者是为了投资，或者以他们中最富有者而言，是为了占有乡村土地，模仿贵族绅士。”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对前面的内容，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归纳，顺便将同时期中国、西欧的情况对比一下：
　　 1、统一度量衡是商业繁荣的基础。我国早在秦朝（即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完成了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而欧洲各国全面完成国内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是19世纪的事情。
　　 2、货币和金融是商业的血液。我国早在唐朝就诞生了银行业，并且开始出现“汇票”，经营汇兑业务；宋朝诞生了纸币（而此时，西欧的通用货币还是阿拉伯人铸造的金币）；元朝，纸币更是成为百姓向政府缴纳赋税的通用货币（此时，西欧才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原始的以货币兑换和放贷为主要业务的银行业，并开始经营简单的汇兑业务，可是大多数国家都存在N种货币）。
　　 3、常年商品市场是商业繁荣的前提。我国最晚在汉朝，就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到唐朝已经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商业中心，全国每个县至少有一个常年商品市场，只有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乡村“草市”才是定期集市。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仅全国商路畅通无阻，而且自汉朝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兴旺发达，进入宋朝后，海上、陆上对外贸易更是盛况空前，瓷器、丝绸、茶叶等产品行销欧亚各地。而西欧直到15世纪才出现个别的常年商品市场，可用于对外贸易的惟有“奴隶”。
　　 4、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的商业化水平的标志。汉朝国土面积至少是13世纪末法国的10倍，全国人口不足6000万（据《剑桥中国秦汉史》），而洛阳人口多达50万，另有至少1500个城镇，而1000年之后的“巴黎居民不超过20万；鲁昂7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唐朝人口也不足6000万（据《剑桥中国隋唐史》），而不仅首都长安人口达到100万，还出现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元朝人口不足7000万，却“淮河以南有许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其城市化程度是何等了得！
　　 5、工业发达的商业繁荣的物质保证。14世纪中期工业最发达的佛罗伦萨的“200个大企业” “雇佣了3000多人”，即平均每个“大企业”员工不足20人。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是如此发达，而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民营企业的雇工便是数百上千人。汉朝“国营企业”的规模，更是吓人，《剑桥中国秦汉史》说：“临淄的三服官，每个拥有几千名工人。”《剑桥中国隋唐史》说：“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了。”
　　 6、文化开放是商业繁荣的思想保证。早在唐代，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可以在中国自由地求学和经商；宋元时期，政府积极支持工商业发展，国际贸易更是繁荣兴旺。因为社会环境优越，从未发生过政府无端占有商人财产的现象，大批外国人在中国定居。当今中国各地，特别是定居内地的穆斯林、犹太人等，大多是宋元时期来华经商的西亚商人、工匠的后裔。因为中国历代政府宽容与开明的政策，人民开放的心态，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无论穆斯林，还是犹太人，都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多取汉名、用汉字、同当地人通婚，很好地融入社会。欧洲特别是西欧，正好相反，对“异教徒”和外国人往往极度排斥，百般刁难，随意剥夺他们的财富甚至生命，使得外国人无法融入社会，始终成为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群体，直到20世纪，仍发生了希特勒组织的针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惨剧。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真正“重商”的社会，是否会干出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来？连通商者的财富都剥夺完了，“商”从何来？连通商者的生命都剥夺了，与谁去“商”？欧洲之所谓“重商”，可以概括为：打得过就抢，打不过才“商”。
　　 7、政府开明和支持是商业繁荣的政策保证。根据“剑桥中国史”，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工商业。中国自汉朝起，城市建设就是先考虑到市场的规划，安排专人对管理市场日常事务，积极组织力量改善交通、治安、税收等经商环境。同时，历代政府都经营工厂、贸易等业务以增加财政收入。特别是进入宋朝之后，皇亲国戚、宗室子弟也参与到经商队伍中来。根据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欧洲中世纪历史各类书籍，我们看到，“骑士”们只看重土地和到手的真金白银，西欧各国国王以及小领主们对于修路架桥、改善治安等花钱的事情毫无热情，只是热衷于铸造劣币、乱设关卡、抢掠过往行商等竭泽而渔的眼前利益。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3世纪时，仅莱茵河的德国段，关卡最多时竟达到62处，一船货物60%被征为捐税，而且贵族们还经常有组织地抢劫过往商船；18世纪的法国，国内关卡林立，加上特许公司的垄断，都阻碍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当时，法国商品在国内转运所花费的运费要比从中国运到法国的商品运费还多。
　　
　　 将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和欧洲的工商业史进行横向对比，我们不是搞华山论剑，更不是为了分出个高低贵贱，仅仅是为了弄清一个事实：中国不是生来就工商业不行，欧洲也不是生来就工商业了不得。所谓“欧洲文明是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中国文明是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纯属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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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欧洲工商业如何走上兴盛之路的
　　
　　 今天，我国的工商业、城市化均大大落伍于西方。对于落后，我们必须老实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西方是如何走上超过我国的道路的呢？

　　 有些事，说简单就简单；但是，如果一定要复杂化，也就变得复杂了。至少，欧洲今天工商业的发达，远不像某些专家说的“文化基因”之类那么复杂。

　　 我们知道，新大陆的发现和环球 “商路”的打通，“海外”无数财宝源源不断地被搬到欧洲，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促使欧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革命。

　　 环球航行的需要，推动了航海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环球市场的巨大需求，拉动着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生存的大地是个球体得到证实，导致天文学本质进步并与教会发生直接冲突。野蛮杀戮行为的增加、财富快速增长及财富分配上引发的不断战争、科技和文化进步，包括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等等，使得西欧逐步变成了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社会，宗教改革水到渠成。

　　 16--17世纪，马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等先后发动了影响巨大的宗教改革。由于宗教改革有利于加强君主地位，英国、法国等各国君主也加入进来推行宗教国家化。“教皇虽然在另半个基督教世界被视为教父，但他的一些儿女有时也理直气壮对他进行反抗。一个世纪以来，风行于法国并几乎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开明精神，曾经是医治这种弊病的灵丹妙药。就这一题材写成的优秀著作都真正能为国王和百姓效劳尽力。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这种手段使我国的风尚产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修道士们全都开始树立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他们首先是国王的臣民，然后才是教皇的奴仆。”

　　 在国君们的支持或默许下，在诸如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之类著作的鼓动下，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家们的精心运作下，罗马教廷的神权一统西欧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神权，不再成为禁锢西欧人思维的樊篱。在君主和学者们的联合推动下，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诞生了，于是，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进步，也成为国家和民族有意识的自觉行为。科技、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启蒙运动的相互促进（后面的《说欧洲是科技文明纯属瞎掰》，会谈到这个问题 ），“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西欧走到科技大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前了。

　　 我们知道，法国，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尤其是在促进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近代化上，法国始终发挥着旗手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国的助推，人类走向近代化的时间，也许还要晚许多。

　　 下面，我们引用两部由两名法国的亲身经历者撰写的，具有实况录像性质的著作，来帮助我们解答由“农耕欧洲”、“农村欧洲”走向“工商业欧洲”、“城市化欧洲”的过程。

　　 与路易十四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伏尔泰在其名著《路易十四时代》是这样记录社会剧变的：

　　 “路易十三（生民无疆注：1610年—1643年在位，对应于我国明朝末年）登位时，巴黎居民不到四十万。城内宏伟壮丽的建筑不到四座。王国的其它城市与现在卢瓦尔河彼岸的市镇相似。整个贵族阶级与世隔绝，蛰居于乡下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中，残酷压榨种地人。通衢大道几乎无法通行，城市没有警政。国库空空如也。政府在外毫无信誉可言。”

　　 “克尔伯刚整顿好国家财政，路易十四（生民无疆注：1643年-- 1715年在位，对应于我国明末清初）就免除了百姓从1647年到1656年的全部欠税，特别是免除了三百万人头税。到那时为止，一直无法通行的公路不再废弃荒置，并逐步变成今天路易十五统治下的这种模样，受到国外人士赞赏。不管从哪个方向去巴黎城，除了个别几处以外，现在都可以在两旁植树的坚固的大道上旅行五、六十里。从1662年起，国王就对本国臣民免征所有外国船只缴纳的货运税。他还为本国人提供一切方便，使他们能以较少的费用自己运载货物。海外贸易就这样诞生了。现在还存在的贸易部就是那时建立的。国王每两星期主持一次部务会议。敦刻尔克和马赛被宣布为自由港。这一有利条件不久便把近东的贸易引向马赛，把北欧的贸易引向敦刻尔克。西印度公司创立于1664年。东印度公司也于同年成立。国王把相当于今天六百多万的巨款赠给该公司，并请有钱的人都来入股。王后、亲王，和整个宫廷提供了当时的货币二百万。各高级法院捐助了一百二十万利弗；金融家捐助了二百万；商会捐助了六十五万。全国上下都出资支援他们的主子。1669年国王又出资创建北方公司，并象对两个印度公司投资一样，对该公司进行投资。那时做生意并不使人降低身份，失去体面，因为连豪门巨宅也仿效国王，在各家公司入股。他对每吨出口货物津贴三十法郎；对每吨进口货物津贴四十法郎。所有在王国港口内造船的人每吨运载量可以得五利弗补助。从1663年到1672年，每年都要新建几个工场。从前需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细呢，现在在阿布维尔织造。国王除了发给工场主一笔可观的奖金外，还为每架开工织机预付两千利弗。1669年王国拥有毛纺织机达四万二千二百架之多。当时英国有一种精巧的织袜机，生产速度比针织快十倍。大家都知道法国政府后来怎样用钱把这个秘密买来。与此同时，他在创立科学院之后，于1661年立即开始修建天文台。就使用价值、规模大小、工程难易而论，最光辉的工程要算连接两个海洋的朗格多克运河了。与此同时，路易十四想从事一些更伟大、用途更广、蛋也更加艰巨的工作，即法律改革。首先颁布了民法，其次是水利森林法。然后几乎逐年颁布了各项制造工业的章程、刑事法、商法、海运法。甚至还创立了一种有利于我国殖民地的黑人的新法律。各个港口都成立了船舶修造指导机构，研究船舶具有何种式样最为合适。在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土伦、敦刻尔克和阿弗尔•德•格拉斯等地修建了五个海军兵工厂。这些海军也用来保护贸易。马提尼克、圣多米尼克和加拿大等殖民地以往萎谢衰落，现在一派繁荣景象，并得到过去一直没有期望过的好处。因为，从1635年到1665年，这些殖民地一直是法国的负担。1664年，国王派遣一批移民去卡宴。不久，又派另一批去马达加斯加。路易十四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弥补法国因忽视海洋而长期以来蒙受的损失和不幸。而此时，其它邻国都已经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了殖民地。”

　　但是，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对于法国发展的意义，依然是十分有限的。直到法国革命前，法国依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工商业对于国家财政的意义，不过是让国王的零花钱增加了一点而已。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才是欧洲大陆真正走向近代化的标志。

　　 我们可以看看法国著名学者米涅撰写、法国182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

　　 “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横暴的。国王可以通过‘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贵族的特权是享受免税，僧侣的特权是要别人给予馈赠。有几个省实行包税制，还有的省是捐税自行摊派。整个民族分成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再分成许多阶层。第三等级，既受宫廷压榨，又受贵族欺凌，也分成许多按照各自利益组成、但相互敌对的行会。第三等级仅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靠着这点土地，还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向国王缴纳赋税。尽管他作出这样多的贡献，却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不得参与政事，也不得担任公职。”

　　 “7月14日（生民无疆注：指1789年）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黎的运动传到各省，在各城市，人们情绪激动1地反对旧官吏，也反对特权等级。在乡村，人们纵火焚毁城堡，农民烧掉领主的租契。现在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月4日晚，诺阿耶子爵发出了信号：他提出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夏特莱公爵建议免除什一税，将它改为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建议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还有各项建议，如废除贵族领主裁判权，废除卖官鬻爵的恶政，免除免税的特权和租税的不平等，废除僧侣的临时收入、罗马教廷的‘首岁教礼’和神职人员的名目繁多的与没有名目的俸金等等，都一个接着一个提出并且通过了。这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属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属于国民的制度的过渡。”

　　 “他（生民无疆注：指拿破仑）进入马德里，但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而是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半岛居民面前。他对他们说：‘我取消了异端裁判所，这是时代的要求，欧洲的要求。神甫的职责是指导信仰，而不应该对公民施以任何外在的、形体的裁判权。我取消封建权利，人人都可以开设面包房、磨坊、宿店，设置捕鱼网，自由经营工业。’教皇与法国的敌人保持联系，就剥夺教皇的财产；教皇以开除他的教籍相威胁，法军就进占了罗马；教皇用诏书恐吓他，拿破仑就在1809年把教皇从世俗国王的宝座上推下来，并且像押解犯人一样把他押送到萨沃纳。拿破仑通过它的体系的悲惨结局，却给了欧洲大陆以一个很大的推动，他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欧洲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的基础被彻底动摇。由于往来频繁，各国民族混杂起来；边界的河流上建起了桥梁，在阿尔卑斯、亚平宁、比利牛斯三大山区开辟了公路，使各个地域日趋接近。拿破仑使各个国家的物质方面发生了变化，就像法国革命使人们在精神方面起了变化一样。封锁政策补充了军事政府的推动力，由于封锁，大陆上的工业得到改进，从而取代了英国的工业；制造业生产代替了殖民地贸易。拿破仑就这样在扰乱各国人民的同时，促进了他们的文明。他对本国的专制统治，使它成为反革命者；而他的征服欧洲的思想却使它成为欧洲的革新者。好几个欧洲国家在他到达以前毫无生气，在他到达以后却生气勃勃。”

　　 航海，仅仅是改变了一部分人对宇宙的认识；政府鼓励下的掠夺导致暴富，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培养、制造了大批的亡命之徒，也就是所谓的冒险家。这些事儿，始终都只是在少数人，也就是小圈子中起作用，其社会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否则，中国、阿拉伯国家，早就现代化了。

　　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解放了全民，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思想再怎么解放，只要身体没有解放，一切都等于零。因为这时候的欧洲，90%的人还是别人的奴仆-----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奴仆，没有领主的许可，他们不能离开那片土地半步。

　　 真正让欧洲工商业产生质的飞跃的，是革命---革命消灭了阻挠工商业发展的领主阶层（即所谓贵族地主阶级）。法国革命过程中，诞生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军队横扫了欧洲大陆，将欧洲的绝大多数的人口，从对领主和土地的绝对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了。这时，欧洲才逐步进入了工商业唱主角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欧洲历史的走向的临门一脚，是拿破仑踢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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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自残出来的概念
　　
　　 洋奴们喋喋不休道：儒家学说重农抑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因此，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摒弃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儒家学说。

　　 生民无疆在《说说欧洲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已经介绍过西欧的“商业文明”历史。至于儒家学说到底是不是障碍，只有与其它国家作长时期的横向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我们知道，根据很多资料，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工商业就十分发达。仅仅根据《考工记》，我们就可以得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欧洲水平N倍的结论。在诸子百家著作和《春秋》、《战国策》、《史记》之中，有大量关于当时工商业和商人活动的记载。春秋时越国功臣范蠡弃政从商，成为后世商人膜拜的对象。战国时吕不韦原本是一个成功商人，其家产之厚实，达到了可以助推一个人当上国王的程度。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人是多么活跃。

　　 自汉武帝开始（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历代政府经世之国的法宝，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为了确保“公正”，我们不妨看一看在西方专家学者亲自撰写的中国历史中，是如何述评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情况的。

　　 汉朝，是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试验田。汉朝的强盛是不用说的，那么，它的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水平如何呢？《剑桥中国秦汉史》说：“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公元前221年，秦在全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是公元前221年制定的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随着战国时代商业、手工业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战略要地和贸易要道上出现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为国家首都和地方行政中心之外，还是重要的商业中心。汉代大城市就是从战国时代发展而来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地方：在现在陕西的首都长安；在现在河北的涿、蓟、邯郸；河南的荥阳、宛、洛阳；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今广州城附近的番禺等。城镇的总数肯定有1500个或更多（至少每个县有一个镇）。洛阳为后汉首都时的人口总数据估计有50万左右。后汉时期管理洛阳市场的市长的工作人员由36名不同名称的官员组成，他们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和征收商业税。他们还根据每月的物价调查制定每种货物的标准价格和批准买卖双方的契约。前汉时期临淄的商业税年达黄金千斤或铜钱百万。这一时期的商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城市市场商店里的坐贾，一是流动于城市之间和到外国的行商。汉代的制造业和前代一样，也分为国家控制和私营两个范畴。前汉前期的另一个大规模私营工业是制盐，据说一个制盐户为此而拥有1000名流民。另一个私人制造业是纺织。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一个大官张安世的妻子据说雇用700个家务奴隶进行纺织。 公元前111年，武帝征服南粤以后，南海的贸易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和印度洋，这些国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换取中国的黄金和丝织品。”

　　 随后是三国和六朝时期。由于我手头没有洋专家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姑且不论。

　　 接着是隋、唐、五代、宋等几个朝代。《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唐朝中央政府“把政治权力分散到各镇治所，这意味着许多这样的城市成了地区性大都会----有大批富裕官户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的大规模行政中心。同时，在财政方面又给了各镇新的自由，此举意味着该镇的岁入被就地使用而不是上缴京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最后破坏之前，虽然人口超过100万的长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在这方面他又高居世界之首----和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心，但有几个镇的中心已发展成大城市。其中较为重要的为长江中游的成都、江陵以及扬州、广州和汴州（开封）。这些商业繁荣和行业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区中心。外国人，从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医生、粟特的卖艺人和商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8世纪后期和9世纪是商人阶级大展宏图的时代。贸易空前迅速的发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产力的全面提高，逐渐导致官方对经济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再次标志着8、9世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到了晚宋，已产生了一个富裕、自觉并对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强烈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同时，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开始崩溃，因为商人当官，官员也投资商业和参加经商活动。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废弃了原始币制。这些事都交给银匠去做，他们开始发展原始形式的银行和信用制度。后来货币政策最重大变化----纸币的出现----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由于解除了这些束缚，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南方新土地的开发等刺激，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以致有些史学家认真地提出，近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到晚宋时期已经成熟了。”

　　 再下来，是元朝。《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说：“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世界上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万人口，但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后就衰落了。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和路有人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册人口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万，嘉兴（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的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所表现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1275年至1291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生民无疆注：指杭州）十分了解，他称其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们的福利。政府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13世纪后期，大约30万户人被划为匠户，而且不能更改户籍。尽管有这种限制，总的说来手工业工匠是从中国的蒙古人统治中获益的。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使用了纸币。忽必烈的政府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来自那个时代的观察者的证据表明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人的确是成功的，商业蒸蒸日上。例如，马可•波罗写道：‘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聚集这么多商人，并且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里的更贵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会集到这个城市里。’”
　　
　　 直到元朝的这个时期，欧洲的最大的城市是巴黎，也不过20万人口。欧洲其它的“大城市”，不过是几千、万把人的聚居点，而且是一周甚至一个月，才“营业”一次，这水平，也就相当于中国偏远乡村的“集市”、“草市”。

　　 洋人撰写的中国和欧洲历史证明，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水平都远远高于西方，而且仅仅如上所述的这个过程，就长达1000年。

　　 洋奴“专家”们不知道上述历史事实吗？不大可能。显然，说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商业化、城市化进程，洋奴“专家”们，无非是为了自残中国历史、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中国如此发达的城市和工商业，是否可以称为城市文明或者商业文明呢？ 绝对不行！

　　 文明的定义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只有当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才能称之为“工商业文明”时期；只有当城市成为全社会大部分人口的居住地，我们才能称之为“城市文明”时期。

　　 工商业、城市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10--13世纪），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接近20%。这和法国19世纪初期的水平相当。倘若这也叫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称呼呢？
　　
　　 既然中国历史都不能用城市文明、商业文明这样的词儿，西方,就更不配使用了。

　　 可以肯定，说什么几百上千年之前，存在什么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完全是洋奴专家们为了妖魔化中国历史文化意淫出来的概念。

只管耕耘

20、洋人的臆想症与洋奴的走狗症
　　
　　
　　
　　 近些年来，我看到不少洋奴学者、汉奸学者撰写的奇文怪论，不妨随手罗列几条：
　　 一说：中华文明来源于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者古印度；
　　 二说：周人（即周朝的创立者、周部落）来自于西亚，也就是如今的伊拉克、伊朗一带，汉字、法律典章等等是他们带来的；
　　 三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科技的基因；
　　 四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商业的基因；
　　 ……

　　 其实，这些高论，没有一条是当今的洋奴们、汉奸们创造发明的，他们至多是拾洋人牙慧而已，或者是从五四时期的作品中捡来的。我丝毫不想怪罪洋奴们（懒得提汉奸了），因为有钱人家的狗天天都能啃到骨头。甘愿当走狗的人，为了多啃几块骨头，顺着洋人的手势狂吠，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有这么一个传统，一旦自己有所成就，便认为是“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什么人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乞丐还是哑巴什么的。唐朝皇帝本来有显赫家世，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将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但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霸主，他们已经统治了整个非洲、美洲、澳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仅剩下东亚尚未征服。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一直隐姓埋名不爽，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有洋人写的书，洋奴们才无话可说）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

　　 法国著名学者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

　　 严肃的英国学者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哪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为何自己不用，又是如何避开巴比伦，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近在咫尺的“希腊化”的罗马人如何没有学会这“数码”，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生活在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他们的祖先，或者数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

　　 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还是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W.C.丹皮尔教授严肃地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 “东方的思想”是些什么呢？W.C.丹皮尔教授随后介绍了：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就是这些坏东西，使得西欧人失去了创造冲动。

　　 有趣的是，W.C.丹皮尔教授自己也承认：“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这些东西是否属于“东方的思想”？W.C.丹皮尔教授没有解释。为什么高贵的古希腊文化怎么会如此弱不禁风----亚洲人不小心 “影响”一下它便从西欧销声匿迹，W.C.丹皮尔教授同样没有解释。

　　四说：阿拉伯人的辉煌，全靠沾古希腊的光

　　 正当西欧人“创造冲动消耗殆尽”、经历千年黑暗的时候，生活在“巫术”、“祭仪宗教”大地上的“东方的”阿拉伯人正在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辉煌的科技、教育、文化成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W.C.丹皮尔教授说：“波斯与阿拉伯学派的学说原来都是以希腊古籍的译本为依据，”“阿拉伯人和处在阿拉伯人势力下的民族的任务，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学术复兴时代一样，第一是要发现隐藏起来且被忘记的希腊知识宝藏；第二要把他们所发现的宝藏融合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里面，最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到了9世纪时，阿拉伯的医学学校因为研究盖仑著作的译本而得到进步……”

　　 我很疑惑，不知道W.C.丹皮尔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联想到：自己曾经说过希腊文化源头在巴比伦和古埃及，而巴比伦、古埃及这些地方属于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古巴比伦、古埃及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属于高度繁荣的地域广大的国家级文明（古希腊文明不过是几个方圆数十里的小村落或者城邦文明），难道对阿拉伯文明没有产生影响！毕竟仅仅看得见摸得着的古巴比伦、古埃及遗存，就比古希腊留下的丰富千百倍啊！即便没有好的影响，至少应该有坏的影响吧？难道这时候的阿拉伯世界，其它文化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突然形成文化真空般世界，使得古希腊文化一支独存而大放异彩？或者，阿拉伯世界最适合古希腊文化的生长？否则，古希腊文化为什么在西欧夭折了呢！

　　五说：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入的

　　 加利福利亚大学著名教授詹姆斯·W.汤姆逊撰写的，有权威著作之称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说：“1333年，……第二年……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万人死亡，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中也非常严重。”

　　 中国历史记载远不同于西方。自公元前841年起，每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1333年，是元顺帝即位的那一年。根据1290年、1393年（明初）政府组织的两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分别为58834711人、60545812人，那么，1333年全国人口应不过6000万人。詹姆斯·W.汤姆逊教授之所谓 “500万人死亡”，也就是说这“灾祸”造成了元帝国人口的1/12死亡。如此恐怖的灾祸，在《元史》中竟然不见记载。相反，1333、1334年，看起来基本上属于国泰民安的两年，全国性的科举考试正常进行，政府收入稳定增长，偶有小的水灾旱灾之类，政府组织救济后即恢复正常。

　　 不知这位教授自称的“精确的材料”从何而来。有趣的是，在由欧美专家亲自编写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之中，也没有找到有关这场引起1/12中国人死亡的重大灾祸的一文半字，倒是有关这几年发生的其他事情说了不少。

　　 当时的欧洲人饥荒与战争连年、不讲卫生、不懂医术、城乡到处臭气熏天，在欧洲人自己写的书本上言之凿凿。也许詹姆斯·W.汤姆逊教授也发现了自己的“精确的材料”还是不太靠谱，首先“必须承认，（欧洲）14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接着承认当时的欧洲人还是比较无知、比较不讲卫生的，所以后面又承认“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前兆。”
　　
　　 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洋奴，就是屁颠屁颠地“归化”为基督徒的那种人；汉奸嘛，自然不属于人这个行列里的冷血动物了。

只管耕耘

21、中国工商业何以衰落
　　
　　
　　
　　 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快速发展的车轮，在明朝初期，嘎然而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四大发明，皆与明清两个朝代无缘。其实，中国对世界的发展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远不止“四大”，至少还有代数学、化学、医学、园林、科举制度（文官制度），还有瓷器、丝绸、茶叶等，无不至今仍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但是，这同样与明清无缘。

　　 整个明清，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说的东西，实在不多。我国的社会生产生活，基本在元朝水平上原地踏步。在我国历史上向来较为发达的数学、天文、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甚至还有不小的退步。即便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学领域，唐宋可谓群星璀璨，凡是读过高中的中国人，都可以随口说出至少20位唐宋名家来，而明清则寥若晨星，李白、苏轼之类的文坛巨匠更是罕见。

　　 正如伏尔泰所说，开明的社会风气是医治弊病的良药。我国繁荣的唐宋社会经济文化，正是植根于开明的政治环境。在精英治国的理念下，唐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推行一种宽松的政策，基本没有君主高度专制的土壤。唐“玄宗和姚崇一期骑马打猎，然后讨论政治。他问姚崇是否愿出任宰相。姚崇答复说，除非玄宗接受十条改革纲领，否则难以从命。……玄宗同意，姚崇接受任命。”（据《剑桥中国隋唐史》）宋朝更是明确了“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大臣”的国策。凡国家大政，皇帝都是与内阁成员们举行廷议后决策，如果遭遇宰相明确反对，皇帝一般也不强制执行。如果皇帝坚持己见，宰相提出辞职，皇帝也不会怪罪。王安石就曾两次辞相。国内上过高中的人，一般都应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当朝官员的这种或多或少讥讽当朝皇帝祖宗因“重色思倾国”差点丢掉江山的作品，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在社会广为传颂，而且宫廷内也毫不避讳，足以看出唐朝政治文化之开明。 “山海青山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于极尽挖苦之能事的诗歌，南宋朝廷也是毫不追究。

　　 比之唐朝，宋朝在政治、思想、文化诸领域之开明开放有过之而无不及。六朝以来的世族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形成了社会各阶层流动渠道畅通、精英集团治理天下、商旅繁荣、科技文化兴盛、社会井然有序的世界。宋朝历经300余年，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而且四大发明中，至少有火药、指南针这两大发明全面推广使用。在思想文化领域，一说到宋朝，有人会盯住“程朱理学”不放。其实，理学在宋朝，不过是儒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支。宋朝时一个思想自由、学者如云、出版业发达的年代，仅在儒学内部，就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在学术上争论不休的儒家著名学者就有：“心学”的陆九渊、“湖湘学派”的张栻、“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永嘉学派”的叶适等。直到南宋晚期宋理宗时，理学才取得了相对优势的学术地位。

　　 全社会思想开放，让唐宋两朝政府在发展工商业方面省却了很多的禁忌（远不像今天讨论姓“资”姓“社”这么复杂）。“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任私采，官收其税”（《唐六典》，转引自《隋唐五代史》，王仲荦著），只要是便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的事情，都可以放开手来干，唐朝政府甚至经营过高利贷业务。宋朝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商业税务法规《商税例则》，还创办了以货币兑换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甚至创办有勾栏瓦舍等纯商业性的“国营企业”。即便是如辽、金、西夏等敌国，宋朝政府也很少搞什么“经济封锁”，只要不打仗，“边贸”这种互利互惠的事照做不误。比如，宋辽战争一结束，就恢复了“河北四榷场”，政府“岁获利四十余万”。

　　 历史证明，繁荣的文化，必然造就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300年来，宋朝在纺织、造船、瓷器、冶金、采矿等工业领域无不有大的技术创新；在商业领域，不仅货通天下、“交子”“会子”等纸币通行，而且“勾栏瓦舍”等娱乐服务业也十分发达。许多瓦子，是综合性商业市场，不仅有各种商店营业，而且还有许多勾栏（类似后代的小剧场），上演各种技艺，其中有说书，说三国、五代故事及神鬼狐怪，说浑话、合声（即早期相声）等；还有音乐、舞蹈、木偶戏、杂技等各种那个技艺。许多街道商店清晨五更便开始营业，直至半夜方歇，而一些饮食店甚至通宵营业。文人们经常聚会于勾栏，一边饮酒叙情，一边填词唱和，再随手将所填的词交给歌伎当场演奏。我们熟悉的宋词，原本就从这里走出来的。著名的柳永，据说终身泡在这个亦雅亦风流的胭脂堆中。只要静心欣赏《清明上河图》，大声诵读柳永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我们不难勾画出宋朝的社会风貌。

　　 宋朝版图远小于唐朝，但是，宋代财政收入比前代有大幅增长，北宋中后期开始，宋朝的货币性财政收入一般都在6000万緡以上，约为唐代最高数的6倍半。南宋以半壁江山而始终保有高达百万的庞大的常备军，且战事连绵，虽然政府也常出现财政赤字，但是国内依然经济繁荣，“逮淳熙（1174----1190）末遂增至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故文武官员和士兵待遇丰厚，全社会依然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反观明朝，却是一个地道的家天下的黑暗统治。

　　 朱元璋平定天下，当上皇帝后，很快便将功臣诛杀殆尽，以致孙子朱允炆即位后，竟然找不出可以带兵抗衡燕王朱棣的将领。与此同时，大封子孙为藩王，并给予他们超乎奢侈的待遇和各种特权。据《明史》（南炳文、汤纲著）：“明代皇帝的嫡长子为太子，其余诸子解封为王，年长建藩就国，成为藩王或亲王。亲王嫡长子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诸子封郡王。郡王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皇姑称大长公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新改定岁赐禄米标准。其内容《明太祖实录》记为：‘亲王虽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上述待遇之外，举凡婚礼、丧事、造宫，以至于供给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也全部由朝廷按标准支给。……（朝廷官员）‘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为止。自后为永制’。”

　　 此外，皇室成员每年还有大量的岁贡，如亲王给钞25000贯、郡王2800贯，此外还有从锦、绵直到马匹草料的定额，而且“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朝廷官员，正从1----4品官，年俸钞300贯；正从5品官，年俸钞150贯；正从6品官，年俸钞90贯；正从7品官，年俸钞60贯；正从8品官，年俸钞45贯；正从9品官，年俸钞30贯。

　　 由此可见：朝廷一品大员的一年的俸禄，还不如一个“镇国将军”----皇帝的曾孙；一名 “地市级”首长（五品）的收入，与拥有100亩上下土地的小地主的差不多（当时生产水平亩产2石左右）；一个县长（正七品）的收入与中等农户（50亩上下土地）的相当。至于副县长（县丞，正八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主薄，正九品）的生活，就非常艰难的了。

　　 官员收入本来不高，而生活环境与支出，即所谓生活成本却大不同农家。官员如不贪污受贿，生活必将远较农户困难，甚至连起码的体面都没有保证。

　　 而唐宋政府给予官员相当优厚的待遇。

　　 据《隋唐五代史》：唐朝“除了按品级和职任授予大量的永业田、职分田、分廨田以外，还按品级给禄米，自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从一品，米六百石，到正九品，米五十七石，从九品，米五十二石不等。此外又有俸料钱（月俸、食料、杂用钱）等”。也就是说，唐朝政府除了给官员工资，给 “职务消费”（俸料钱就是这种性质的）、还给“股份”（“永业田”是可以继承的）。

　　 据《宋朝简史》（包伟民、吴铮强著）：“宋朝官员的俸禄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本俸、添支和其他俸禄三大类。本俸包括俸料、衣赐和禄粟。……添支是按职事官及贴职增添支给的钱和米、麦等，又称职钱、贴职钱等。……各级机构还有专门作为招待费用的公用钱。此外，高级官员又有茶酒厨料、薪碳、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等。”“宋朝的一个普通知州，它的正常收入包括月俸35贯（1贯相当于1000文钱），每年还赐绢60匹、罗1匹，以及工作津贴每月35贯；如果当一个知县，也将有月俸15贯，每年赐绢12匹、罗1匹、绵20两，以及工作津贴20贯。这样计算，知州一年的货币收入约为840贯，知县约为420贯钱。宋代的米价一般在100文1斗，这样推算知州的收入可以可买8400斗米，知县可买4200斗米。……知州的基本收入可养活120人，知县的基本收入可养活60人。”

　　 明朝对官员经济待遇上的刻薄寡恩，与唐宋官员优厚待遇相比，何异天壤之别！

　　 待遇微薄，那我就不做官，终老林泉，这总行吧？回答是：不行！如果被朱元璋看中了，你非得出来做官不可，否则就会招来“诛而籍全家”的泼天惨祸。等你做了官，正如前面所说，稍有不慎，连起码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也没有保证。

　　 我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笔墨来说官员的待遇，因为直接涉及到历朝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我们知道，隋唐以来，中国的官员基本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无论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做官，基本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的唯一出路。所以，政府对官员的态度，实质上是对整个知识阶层的态度。

　　 在这无处藏身的环境中，中国士人惟有逃离创造的精神和传统，为了远离麻烦，连文学创作不肯做。对上唯唯诺诺，对下专事压制，全国鸦雀无声成了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清朝是“萧规曹随”，其历任勤奋的皇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精力充沛而无微不至的工作，通过此起彼伏、令人发指的文字狱，将明朝中后期一度兴旺，以泰州学派、李贽、狂禅等为代表的思想活跃的最后一粒火种，干干净净地浇灭。

　　 随着中国学人变成了一代传一代的背诵经典和考据学成果的录音机，中国文人变成了对古圣先贤的著作进行注释的考据学家，中国士人终于变成了机器人般的御用工具，中国的思想界消亡了。

　　 众所周知，商业的进步，植根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源于文化与科技的繁荣。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就不会有出版业；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远洋运输业；没有《茶经》，也许不会有制茶业。只有文化和科技创造出一代又一代新的成果，培育出一轮又一轮的新的需求了，才能实现工商业良性发展，即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界，说到底，就是必须有一个精神自由的知识阶层。

　　 明朝以来，对全社会的控制达到极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全国的工匠成为独立的世袭的社会群体，军人从世袭的“军户”中产生，此外，还有一批世袭的“贱籍”。如此，起码的社会流动也没有了。

　　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从明朝开始，失去了灵魂的工商业，宛如一个植物人，徒具生命的躯壳。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工商业始终局限于百年如一日的“日常生活用品”，宛如一只被蒙住双眼的骡马，围绕磨盘徒劳的转圈。

　　 的确，明清工商业还是照样在运行。国内商贸渠道依然是畅通的，内陆交通条件持续改善，交易规模有很大增长，著名的徽商、晋商等商人集团，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城市进一步发展，并且新形成了许多大中城市，但唐宋时期富于创造的活力基本消失。日用工业水平不断提高，陶瓷、造纸、茶叶丝绸等传统产业均有所进步。采矿、冶炼在明朝曾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清朝时禁时放政策，逐渐归于沉寂。到了清朝，海运更是几乎绝迹，连元朝盛行的江南粮食海运进京，也完全改为大运河漕运。在金融业方面，明初曾学习元朝发行“大明宝钞”纸币，因不设钞本（准备金），加之印制粗劣，很快便被市场抛弃，为白银取代，全社会恢复到贵金属交易时代。直到十九世纪初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银票出现，“纸币”才再次大规模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

　　 由于工商业没有与人口增长和时代变迁同步发展，明朝从中期开始，直至朝代覆亡，政府始终陷入财政危机不能自拔。朱家子孙----藩王们的“禄米”，如果不是当朝天子的近亲，往往拖欠数年。至为严重的是，前线官兵，特别是正在与后金作战的官兵的军饷也得不到保证，以致兵将离心，毫无士气。

　　 清朝的情况也许更糟。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的数据，清朝中央政府1725年财政收入为白银36106483两，1841年为38600750两，历经百余年，政府财政几乎没有增长。我们知道，清朝有永不加征田赋的规矩，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工商业是没有进步的，整个社会始终死水一潭。

　　 尽管如此，这似乎看不出我国的社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衰退。直到18世纪末，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与英国并没有明显差距。1793年，英国马戛尔访华使团随员爱尼斯•安德逊撰写的《英使访华录》，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之一：“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在通州至北京的）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认为中国妇女被关在屋子里不许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在北京城内）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当车子开始移动时，我轻轻地和这些殷勤的妇女们握手，她们报我以甚为文雅的亲热。从在场的男子们中间也看不出他们对我的举动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因此，在这城市里，女子，显然地，并未被剥夺她们所应享有的这部分自由……这条河（指大运河）的河口是一个大市镇。一位高级官员的官邸就在这里，围在坚固的石墙之内。这是一座大厦，四周有按中国风格装饰点缀得很富丽的角楼。大厦面临港湾，广阔迷人的景色一望无际。现在是一个市镇接着一个市镇，风景之美无以复加，非笔墨所能形容。……这（指沿赣江经江西赴广州途中的“南雄城”）是一个相当大而有商业的地方。这些街道和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甚为狭窄，但路面铺砌得很好，打扫得洁净便于行走；房屋则主要是木屋，一般是二层楼，屋内外虽不甚雅丽，而几间店铺装饰油漆尚称可观。”从作者的叙述的语气和态度上看，他并没有认为中国与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事实上，中国工商业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属于代次级别，即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生产茶叶与生产枪炮、国内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差别。所谓清朝之GDP 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显然是毫无价值、自我陶醉的数据。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就验证了差距何在，验证了GDP的荒唐。如果GDP或者人均GDP管用的话，中东的石油大国也许是世界头号强国了。

　　 究其原因，我们的结论是：
　　 一、春秋战国直至宋元，开明的政治，宽松的社会环境，铸就了发达的工商业和繁荣的城镇，并始终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二、明朝以来，因思想禁锢，全社会僵化的思维，致使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工商业的内部动力消失；长期的闭关锁国，中断了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又失去了促进科技进步和工商业水平提高的外部动力。
　　 三、一个没有激情和创造力的时代，工商业的品质必然是低层次的。当祖宗留下的本钱消耗殆尽的时候，这点工商业走向破产，就不足为怪了。

只管耕耘

22、欺世盗名的“李约瑟难题”--之一


　　 据说，当今学界存在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具体内容是：

　　 “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读来读去，我认为，上述的这些问题，不变换其本意，不妨直截了当地改为：

　　古希腊才是世界科技的源头，为什么中国竟然曾经超越欧洲？阿拉伯人占有了古希腊的全部成果，中国凭什么与它并驾齐驱？

　　 于是乎，由于种种原因，连中国是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甚至连中国能否与古希腊比一比“古”字，也成了问题；连四大发明是中国的还是欧洲的，也成了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也许在中国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些洋奴，而且洋奴的嗓门还很大；但是，在欧美国家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欧美国家的教授们，总体来看，还是有学术道德的。

　　 中国到底是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丹皮尔教授说：“在历史的黎明期，文明首先在中国，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呵呵尼罗河几条大河流域从蒙昧中诞生出来。”在洋人说了才算数的今天，根据这位英国大学者的说法，洋奴们首先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伟大的中国，毫无疑问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请注意：这位洋教授将中国排在首位），而且，他根本没有提到古希腊，也就是说，古希腊是沾不上边的。

　　 众所周知，在我国，目前可以批量查阅到的成文著作，最早始于春秋战国，这还得感谢秦汉之间的大批民间人士，没有他们，先秦诸子百家之名也会随着秦始皇的一把火灰飞烟灭。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百家争鸣的时代。按照传统的说法（据《汉书》），这时期主要思想学派分为10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其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著名学者就有孔子、老子、墨子、李悝、孙子、孟子、荀子、庄子等数十位。如果按照专业来分，至少包括：文学（如屈原）、政治学（如孔子）、哲学（如老子）、工程技术（如墨子）、经济学和法学（如李悝）、军事学（如孙子）、教育学（如孔子）等。所谓争鸣，大家主要是围绕着哲学（如“白马非马”之类的课题）和治国理念方面展开的。其实，当时我国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生物学、史学、音乐学等等，都已经十分发达，而且这些研究主要由国家承办，不少成果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成果之丰富，可谓举不胜举，这是古希腊完全无法比拟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时代。学者们自由著述，设馆授徒，开门讲学，周游列国随意传播自己的政治、外交、军事主张。没有一个人担心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告到“官府”，因为“普通人民信神之心极其虔诚；阿拉克萨哥拉就因为是无神论者被赶出雅典，同样的罪名也是苏格拉底的罪状之一，虽然他反对阿拉克萨哥拉的见解，事实上是领导了一次宗教复兴。”（这里引用的是丹皮尔教授的话）但是，苏格拉底不得不口若悬河地在法庭上开导雅典人一番后，无可奈何地一边继续开导，一边发出这样的悲叹：“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并且爱你们；但我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雅典人啊！不要打断我，听我说……现在，雅典人啊！我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要为我自己来进行辩护，而是为了你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

　　 谈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极不服气，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子哲学、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等等，如何如何伟大什么的。

　　 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观点：希腊的“学说”，均不是原创，全部属于舶来品。

　　 其实，这全是丹皮尔教授告诉我的。丹皮尔教授时这样证明的：

　　 数学：“巴比伦的数学和工艺要素显然是从非闪族的萨马利亚人得来的。萨马利亚人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通知那个国家1000年之久。在巴比伦人的碑石中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他们采用了12进位制，是分数易于计算，同时还采用了我们的手指得到启示的10进位制。为了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他们对60这个数目特别重视。这种双重计算法的平行应用成为重量和度量----圆周及其角度的划分，英寸、英尺及平方英尺，达伦和蒲式耳----的基础。……但是，实际知识是和巫术观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也一块由巴比伦向西传布。”埃及“最早的算术和几何学历史文献证据是一份纸草纸，这份纸草纸残在大英博物馆内……纸草纸上记有关于分数和普通算术四则的一些说明，乘法是用屡次相加的方法得到的。上面还记载有测量的规则。”

　　 天文学：“时间的有系统的测量在巴比伦也开始得很早。……公元前2000年左右，巴比伦尼亚的一年已定为360天，或12个月，市场还加入闰月作必要的调整。一天又分为若干小时、分、秒，还发明了简单的日晷----一根直立的标杆----来标志时间。人们对太阳和行星在恒星中间的视运动进行了观察，并且按照太阳、月亮及五个已知的行星给一周的七天命名，使周成为又一时间单位。……有些巴比伦尼亚星象家已经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巴比伦的天文观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这可以说是科学的天文学的起源。功劳应该属于巴比伦尼亚及它的三个学校：乌鲁克学校、希拔学校及巴比伦的波希帕学校。……公元前540年左右，即迦勒底人征服巴比伦尼亚之后，占星术在巴比伦达到鼎盛时期。200年以后，又传到希腊，再由希腊传到当时已知的世界。”

　　 医学：“如果埃及在天文学方面落后于巴比伦，没有像迦勒底亚的那样有名的占星家的话，他们在医学方面的地位却恰恰相反。我们已发现有好几种重要的埃及纸草书卷，并且翻译了出来，上面载有医药论文。……外科毕竟是有了一个开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雕塑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埃及外科医生施行手术的证据。当时有僧侣学校训练出来的医生，有治疗骨折的接骨郎中，有治疗埃及经常流行的眼病的眼科医生。……配置药物和香料的技术达到高度完美的状态，许多埃及药品当时都闻名全世界。埃及医学后来传到希腊，或许是经过克里特岛传去的，接着又由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传到西欧。”

　　 因此，丹皮尔教授说：“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哲学考察。这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

　　 不仅如此，丹皮尔教授还说：“荷马写作的时代大概在公元前9世纪。他给阿卡亚人的肤色安上了白皙或褐黄一类的形容词；地中海人死后都实行土葬；但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却用火葬；他们使用铁器，而较早的希腊人民却使用青铜器……”目前，不少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来历产生疑问，认为其中许多东西来源于西亚地区。也就是说，从荷马史诗开始，古希腊的东西，都不是原创。

　　 在关于古希腊一章，我说过，活跃于古希腊中心雅典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海龟”。

　　 “到公元前4世纪末或公元前3世纪初，世界的学术中心已经从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随着亚历山大大军的铁蹄，希腊“城邦”毁灭，西亚和埃及被“希腊人”亚历山大占领，后来分裂为三大希腊人的王国，这就是所谓“希腊化”时期。

　　 于是，奇迹出现了：希腊人建立的三个王国，都是君主极度专制、政治腐败、文化落后的国家，丝毫见不到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理想国”的影子。只要大家稍微了解一点这几个“希腊化”国家的历史，一定会对“希腊化”大失所望。因此，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历史学家撰写“希腊史”，也是到亚历山大东征便封笔。

　　 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疑问：

　　 一、按照最最权威的，依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雅典共和国最为繁荣的时代，公民总数渐渐从30000降至21000人。”即使按照1/5比例计算，雅典壮年男子不会超过6000人（古希腊女人是不能从事任何社会活动的）。根据古希腊若干资料，雅典是依靠农业、工商业生存的地方，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代，能够从事“科研”的人员，不会高于5%，即老师与徒弟的总数在300人以内（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总数1/100，呵呵，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一比例）。就这么一支队伍，能够创造出所谓的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你信吗？即使根据当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骄傲”的雅典，总人口在12万左右， 同样按照1/100值的比例，那么，从事“科研”的老师与学生，也不过千把人，也就是当今中国一个较大的研究所的规模，就这么一支队伍，能够在哲学、数学、医学等众多领域，创造出所谓的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你信吗？

　　 二、为什么希腊人在建国（指所谓的“希腊化”国家）前后“学术著作”层出不穷，而在希腊人占领西亚、埃及当上统治者之后，再也没有新的“科研成果”了呢？也就是说，希腊人呆在“城邦”当海龟的时候，能写出一部又一部学术“著作”，而随着西亚人、埃及人变成下等人，而希腊人成为上等人、统治者，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之后，相反无所作为，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所谓的“希腊化”时期曾经诞生过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人物，那么在长达千年的东罗马时代，希腊人又干什么去了呢？

　　 三、下面再谈一个关键问题。众所周知，科研的目的是形成能够赚钱的“技术”，也就是“实用”。希腊有这么多“科学家”，有这么多的“科学著作”，但是，自始至终，也没有留下任何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也没有留下任何反映工程技术的实物。这是为什么呢？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到吃饭都困难的时代，难道古希腊人的情怀，崇高到只重视“学术”？别忘了，在雅典讲课当老师的，大多是没有雅典“户口”的“打工仔”！丹皮尔教授说：“在实用技术领域中，我们从传说中知道几个朦胧的人物……”如果传说能够当真，那么，同时期的鲁班，据说曾经以竹木制造了一只鸟，飞起来“三日不下”，也一定是真的。遗憾的是，这些传说人物，也与雅典的“大学者”无关！

　　 最能证明春秋战国科技水平的，是在工程技术方面。现存文献----作为《周礼》的一部分7000多字的《考工记》，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的规范性文件，用现代科学语言讲，叫做“国家标准”。该书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专业知识。只要看看这部著作，就知道我国当时在工业领域的质量管理和标准化工作多么到位。西方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准确地说，直到 “科学管理之父”美国人泰勒出道后，出于提高产量的目的，才将标准化工作当一回事情来做。

　　 当时，我国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都远远强过整个希腊。这一时期，我国领先于古希腊，是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国人也应该是肯定的。毕竟，中国是以至少200万平方公里土地、2000万左右人口的规模沐浴着世界最高文明的阳光，而整个古希腊加在一起，至多不过中国的中小型诸侯国如郑国、鲁国的规模罢了。

静美静妙

何新出过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