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毕生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先生(网易 <历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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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任何一个人，不用看他吹的如何天花乱坠，只要看他是否诚实。黄万里就是这样一个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人。

网易《历史周刊》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下午３时５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９０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１９３７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９月４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１９５７年６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７０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１０天，黄万里参加了７天，也辩论了７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三门峡大坝：历史的耻辱碑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良知使他不能对三峡工程保持沉默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1958年8月，周恩来主持了北戴河的长江三峡会议。 1959年5月，在武昌对《三峡初设要点报告》一致通过选用三斗坪坝址，大坝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设计。1970年，中央决定先建作为三峡总体工程一部分的葛洲坝工程，一方面解决华中用电供应问题，一方面为三峡工程作准备。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了亲笔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时果断表态："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3年5月21日，国务院同意三峡工程6月1日下闸蓄水，实施永久船闸试通航。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防洪、发电和航运是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而防洪又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可是，早在三峡的论证阶段，一些学者和官员就纷纷对三峡的防洪功能提出质疑。更有人形象的说明，三峡所谓的防洪是“把下游的洪水挪到了上游”。三峡蓄水135米之后，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600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层层壅高。回想当年，在三峡蓄水之初，各媒体纷纷引用毛主席诗词“高峡出平湖”，来形容这一盛大景象。而重庆市区的显眼位置也触目惊心标着重重的红线——“175米水位线”。仿佛这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真的是宛如一面平镜。“如果是平面，就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湖”，事实上三峡的水是流动的，一些学者指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高峡出斜湖”。位于库尾的重庆，水位要高于三峡。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争论又来了，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有专家计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公里。距离坝址600多公里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175米＋7米 /100公里x600公里＝217米。这样的海拔，足可以淹了重庆火车站，淹了成渝铁路，淹了朝天门码头、淹了部分市区。　　

黄万里辞世，再也无人反对三峡工程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 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重大决策不应当是实验。三门峡工程的生态大实验，毁坏了黄河这条母亲河，学费至今没有交完；三峡工程是一座更大的生态实验场，谁来对长江这条中国最大的母亲河负千年的历史责任，如今只好拭目以待。

历史将自有公断：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还是德政？

　　防洪、发电和航运是三峡工程的三大功能，而防洪又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可是，早在三峡的论证阶段，一些学者和官员就纷纷对三峡的防洪功能提出质疑。更有人形象的说明，三峡所谓的防洪是“把下游的洪水挪到了上游”。三峡蓄水135米之后，水位差只有31米。一旦发生洪水，下泄不畅，洪水就会通过600公里的狭长河道和13个峡口层层壅高。回想当年，在三峡蓄水之初，各媒体纷纷引用毛主席诗词“高峡出平湖”，来形容这一盛大景象。而重庆市区的显眼位置也触目惊心标着重重的红线——“175米水位线”。仿佛这1084平方公里的水库真的是宛如一面平镜。“如果是平面，就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湖”，事实上三峡的水是流动的，一些学者指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高峡出斜湖”。位于库尾的重庆，水位要高于三峡。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可。但争论又来了，究竟“高”到什么程度？有专家计算，按照三峡工程泥沙组所给定的三峡水库平均水力坡降为7米/100公里。距离坝址600多公里处的重庆市的水位就会高达175米＋7米 /100公里x600公里＝217米。这样的海拔，足可以淹了重庆火车站，淹了成渝铁路，淹了朝天门码头、淹了部分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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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黄万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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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明知素志空，
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
枉费当年劳苦工”

--黄万里《梦吟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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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
黄万里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徒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神。

bay

　　千里祁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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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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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

　　 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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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良心
---纪念黄万里老师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老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老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历是十分宝贵的。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一读文中子王通）》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所通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接着，朋友又为我送来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华》，刊有散木先生写的《执著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读书》，刊有曾昭奋先生的纪念文章《江河万里》。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黄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黄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黄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往事。

二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的水工建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顺顺的教授而已。

　　但黄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俐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黄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黄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些公式。黄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黄老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黄老师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官。黄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而黄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刘博士同意，商定黄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黄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程师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1937年，26岁的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但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普希金的长诗《欧根&#8226; 奥涅金》描写诗中的主人公总是：

　　 装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保持着沉默。

　　奥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争论中保持着沉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用沉默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灵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

　　 　　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三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黄老师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理性的理论，这就需要具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黄老师到浙江大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对悬崖峭壁毛骨耸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

　　 （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老师想起了什么而流泪呢？他想起了父亲黄炎培老先生的教诲。他在《黄万里自述》中写道：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的应持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涵在“爱”中。爱之甚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尊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赋诗两首云：

　　 甘州肃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祁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玉门敦煌道上 诗示同人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论了七天。

　　早在1956年5月，黄老师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第一节：《关于现行综合利用的规划方法之不合理问题》，首先指出该规划：不能说是一个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接着又指出该规划确定正常高水位的计算公式是片面的。

　　接下来的话就更大胆：

　　认为有了坝后可以省掉目前每年2×107元的防汛费（邓子恢副总理报告）是不正确的。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的，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坝河就已经治了。

　　黄老师主张对历史对子孙后代负责。而在讨论会上陈望群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黄万里教授所说‘我们应该对历史负责’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相信后世子孙比我们聪明。”（《资料汇编》25页）

　　显然，把A确定为4×107亩由三门峡库负担，说是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订定的，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竟敢说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合理的”，这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意见》又否定规划的经济价值：

　　须知用水库蓄水来保证七、八月份灌溉水之充足，是以防洪库量不能兼作灌溉库量的条件换来的。以这样大的代价来预防那很难得出现的事，经济价值显然是很低的。

　　苏联专家设计坝高海拨360米，所得出的防洪库量是250×188公方，而按黄老师的方法计算，坝高345米的防洪库容也是250×188公方。

　　这样改变以后的经济效果是非常大的，会使现设计显得很不经济。

　　在第二节《关于洪水的计算方法问题》中，黄老师又批评苏联专家：

　　现行统计法中Cv，Cs值是用定矩法算出来的。这方法是不正确的，业经笔者用理论和实例加以否定（见土木工程学报3卷1及2期）。

　　报告中把流率时程线（Q－t线）按洪峰概率比例扩大，这一方法殊欠合理。笔者建议对（Q－t）－P线用相关法来处理。（见黄万里：洪流估算）

　　现行法假定库内水是平的，又假设坝址的Q－t线作为进库线是不合理，而且不安全的。对于防洪库量的确定，对于水库淤积后淹没高程的计算，这样计算的结果可能距离实际发生的情形很远。

　　“反对学习苏联”是当年右派言论中的一项大罪，这样的帽子戴在黄老师头上就是必然的了。

　　第3节中黄老师专门把“筑坝的有害方面”列为一个小题。他是唯一预见到“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将在上游出现”的科学家。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需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了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它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得称为水土保持。

　　最后黄老师“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黄老师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仍坚持他一年前《意见书》中的观点，这份意见书全面地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反对拦沙放清，反对把下游水灾移到上游；一定要修水库，则主张降低坝高，坝底留泄水洞以刷沙。他这些反对意见恰如《中国水利》第9期六篇批判黄老师的文章中所说的：“企图以此全盘推翻原来的设计” （顾文书）“是想取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黄万里在文中虽未提出黄河上不能修建水库的主张，但其本质实际上就是否定三门峡的修建。”“并在实质上反对三门峡水库的功用。”（郭起光、何孝俅）。这些批判不是“诬蔑”，借此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诬蔑。

　　而在《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也只肯定“参加讨论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游水土保持，拦阻泥沙；下游整治河道，防止淤积；在适当地点修筑调节洪峰及水量所需的水库）最合适的地点，应该被选为第一期工程。”“绝大多数”不是“全体一致”，唯一的例外就是黄万里老师。2003年11月 27日的《南方周末》载：“亲历这次讨论的温善章表示，会上并无人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这话放在1957年反右时会被认为“包庇右派”，现在这样说却使人感到诧异。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圣”字，读为“怪人出黄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圣”字的繁体为“聖”。）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而麻烦的还有他的小说《花丛小语》。

四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事件后，大学生的思想空前活跃。1957年初，周恩来到北大，邓小平到清华发表了关于形势的长篇讲演，目的在稳定和统一大学生的思想。结果没有什么效果，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5月1日春游假期，我们水利系三年级一个同学从西山鹫峰踊身跳下。5月3日，土木系一女同学又在穿过校园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而在前不久，北京医学院一同学从40米高的烟囱上跳下身亡。抑郁苦闷的心情蔓延着，在我的心里也莫名其妙地萌生了一种想要自杀的念头。校团委赶紧召开全校团员大会，由团委书记阮铭给大学生讲话做思想工作。

　　一切都显得如此烦闷无聊。唯一使我发生兴趣的是黄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今年的水文学要举行开卷考试，即考生拿到考题后，可以翻阅笔记、讲义和书籍。“我不要你们死记硬背，只要求你们真正学懂。在实际工作中，谁也不会不让你们遇到问题翻书本。真正学懂了，就能从书上找到需要的公式并会应用。如果没学懂，拿上书也不知道往哪里翻。”黄老师大概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开卷考试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认为这种考试方法很新鲜，等待着迎接七月份的水文学考试。

　　但随后发生的变化却出人意料，以致当年的水文学根本就没有考试。

　　从5月初开始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宗旨的党内整风运动以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的方式逐渐展开。我在学生中是一个爱提意见开会喜欢发表见解的人，例如在年初的一次团支部讨论会上我认为对党的方针政策应该先怀疑，再释疑，当一切怀疑被驳倒而冰释了，才能做到真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又如对于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龙绍珠关于中国有没有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问题，我回答说：“至少要从我们思想上检查有没有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思想，如果有，就要克服。只要我们思想上肃清了个人崇拜的观念，谁想要推行个人崇拜也是白费。”我参加了两次座谈会，都发了言，后来还将发言内容写成文章在《新清华》上登出来，讲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对包办选举的批评，对党委副书记刘冰作报告教条主义枯燥无味的批评等等。

　　正当整风座谈会使学校的政治空气逐渐活跃时，忽然《新清华》182期上发表了黄万里老师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当年的《新清华》每一个学生宿舍都送发一份。于是大家争相传阅，很是兴奋。黄老师不只擅长水利，而且会写小说，尤其小说的开头竟是一首绝妙好词：

　　 《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三十一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接着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我们这些学生第一次听到“纳税人”的说法，真如空谷足音。但这说法却如旷野的呐喊一样消失了。直到40年后关于“纳税人”的说法方被重新提起并且日益成为社会的强音。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不幸的是这种批评直到现在对我们的制度不但仍然没有过时，而且变本加厉。这种现象的的原因却是“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做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

　　歌德――但丁派的学者之能够当红，“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水利系同学们都知道他小说中的‘金大郎’即钱伟长教授，‘汪守亮’即王遵明教授，‘章某’即‘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花丛小语》

　　这不就是民主制度下的问责制吗？究竟是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还是人民应无条件地感谢和歌颂政府，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于是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这不是“告密”，不过是“汇报”而已。

　　小说在学生和教师中引起轰动和好评，黄老师一时兴起，又写了《花丛小语（续）》，刊在《新清华》193期上，文末并缀以“未完待续”字样。

　　5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龙英华贴出了第一张鸣放的大字报，第二天早晨，清华大学的墙壁上有如天外飞来般地也贴满了大学报。为胡风辩护的文章，《还政于民》的呼声有如汹涌的后浪推着前浪，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过了两天，我们“水94”（59级4班）的男同学也贴出了标题为“炸弹”的七八张大字报，最后两个问题：1955年的肃反问题和胡风问题由我起草，但文字却很简单，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已。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讯，他们一定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领，并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尚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儿了。突然一种感觉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电影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六号小字在“什么话”的总标题下刊出了《花丛小语》。后来知道，毛泽东对《花丛小语》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斥责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他对黄老师关于三门峡水坝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只认为他的诗写得好。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黄老师的“右派”竟是毛泽东钦定的。而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因为在当年许多年轻学子的心中，真理高于一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

　　后来上来的发言者都是按照定好的调子批判黄老师的“反党言论”。黄老师站到桌子上（因麦克风放在桌上）回答问题，态度安详从容，对于“你站在什么立场？”的质问，他的回答始终是“人民的立场”。在人们要把他“打翻在地”的会场上，他坚定的立场不只是保护自己及自己的亲人，也是保卫他所坚持的科学真理。而黄老师的“右派罪行”中，除了《花丛小语》，还有一条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

　　后来我还参加了几次小型辩论会，是关于钱伟长教授的。当时报纸上已发表批判文章，说钱教授有毒害学生的“五把刀子”。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个同学就按报上文章的调子批钱教授，辩方的一个同学问：“你说钱伟长有五把刀子，你把五把刀子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方显然不知道这“五把刀子”是什么，反唇相讥说：“你们说钱伟长没有五把刀子，那你们把……”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辩护的同学立即说：“没有的刀子怎么能拿给你看？”大家都哄笑起来。在这样的辩论中，控方总是被驳得理屈词穷，被问得张口结舌。反右运动遇到了顽强的阻力。

　　但年轻气盛却又单纯不设防的同学们的对立面，却是久经战阵老于世故而且掌握着权力的政客们，于是我们的悲剧不可避免。为扫清反右运动的障碍，完成5％的右派指标（实际接近10％），数百学生纷纷被打成右派。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我坚信在我的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个细胞会“反党”。但政治运动是按“需要”进行的，你就算浑身是口，也申辩不得丝毫。

　　当年的水文学没有考试。八月份，我们到三门峡做“认识实习”，我在坝基上也打了几个爆破孔，亲手参与了这个错误的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给陕西人民带来数十年祸患的工程。1958年我被送到北京煤矿下井劳动，从此与黄老师一别就是22年。

五、大坝故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 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当坝前水位达到332.58米时，泥沙淤积迅猛发展，蓄水以后一年半中，15亿吨泥沙全部铺到了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泾渭分明的渭河来水渲泄不畅，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富饶的关中平原年年减产，那里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河床开始“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威胁到西安重镇及以其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昧着良心说假话，预见到反对苏联的设计方案要吃苦头的，一味想着“黄河清”好大喜功的，一时得计荣耀地保全了自己（而且获得至今不衰的终身荣誉），可是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损失，何以为补？又有谁能听见家园淹没难民流徙时的肝肠寸断？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老照片》第15辑）。

　　移民和泥沙这是三门峡工程本可预想的两大难题，主事者的对应政策是什么呢？

　　从水利电力部于1965年1月18日写给国务院的“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中细细搜阅，可以略见端倪：“1954年，我们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做治黄规划……在历史上，中国人希望黄河清，但是实现不了。苏联专家说，水土保持加拦泥库，可以叫黄河清。”苏联没有一条像黄河这样的多泥沙的河流，黄河在中国是中国的河，千百年来黄河的功过、治水的艰难与成败，只有中国人才能最深切的体会,可是苏联专家一句话，黄河顿时要变清了，水利电力部的报告接着说：“于是，历史上定不了案的问题，一下都定案了。例如三门峡修坝的问题，日本人研究过，国民党研究过，解放后研究过，都不敢定案，但是苏联专家说行，我们就定案了。”

　　回到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请来的美国顾问雷巴德、萨凡奇、葛罗同，在他们所作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中，虽然承认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却认为‘以之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周朝的人早就说过的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掌声雷动，报告获得一致通过。

　　这掌声雷动如今想来，却多少有点辛酸的意味了：三门峡工程一波三折，黄河怎么可能变清？在中国要想博得掌声并不难，掌声是拍巴掌拍出来的，也可以一巴掌打将过去，或者竟是捏成拳头，挥拳猛击致人死地。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击倒黄万里这样的书生，而同时又将掌声给予科学及民主决策时，中国肯定要富强许多、美丽许多。

　　对于国家赖以立足生存的国土和耕地而言，水土保持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及以后的几代人、几十代人，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努力的，却又万万不能急功近利，违背科学，无视中国黄土高原黄土自身不可改变的特点，以及种树种草的艰难。因而关心三门峡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当时修筑大坝的科学家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护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

　　这就是下游6年，黄土区几十年就可以“黄河清”的来历！

　　黄河清了吗？没有。相反，陕西泥沙日积、灾难日重，那里的地方官在忍无可忍之下，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组提出的第148号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 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时至1962年，神话一般的“黄河清”没有人再提了，三门峡水库的运行由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此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洞底槛太高，泄洪流量太小，“翘尾巴”式的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抬高，渭河、洛河、黄河的淤积灾情发生连锁反应。陕西省的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汛前库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并研究增设泄洪排沙措施。这就是让黄河连同它挟带的泥沙流得畅快一些，流出去，流下去，倘不，“翘尾巴”式的淤积将要毁掉关中平原及西安！

　　看来，黄河只能以黄河的方式流动。

　　掌声雷动中修了三门峡大坝，大坝修成之日便是灾难开始之时，到1964年，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便迫在眉睫了。196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治理会议上讲话时反复强调：“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因为“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怎么办？面对维持三门峡原状的一种意见，周恩来说：“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的水土保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甚至还这样说：“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的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这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这么多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资料来源同上）！焦虑焦急，溢于言表。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本节摘自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六

　　我1959年12月从京西木城涧矿回到清华大学作实验员，因为忍受不了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的恶浊风气，厌恶“教育革命”的虚伪言论，1960年3月我告别了这个体制，毅然出走，决心像高尔基、杰克&#8226;伦敦那样到社会下层去滚打。11月我从西安经潼关过黄河绕道回家乡韩城时，看到古老的潼关县已是一座人民流离他乡的空城。到韩城，正值吃草根树皮充饥的日子。我奉生产队派遣到司马坡（司马迁祠即建于其上）下的黄河滩挖马蔺草根，看到韩城的第二大镇芝川镇也已搬迁一空。几年以后，三门峡水库的回水又从芝州口上溯40里，迫使昝村镇搬迁。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老师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老师。1961年，黄老师“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1962年8月，他写下了《念黄河》，次年又写出《哀黄河》。

　　念黄河 1962年8月

　　 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

　　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

　　有水有水号黄河，荡荡奔放挟沙多。

　　蛟龙千里长堤束，坼岸潦原在一呵。

　　有父（鲧）为君（“君”指黄河，下同）身毁灭，

　　其子（夏禹）称王息洪波。

　　千古英雄淘既尽，犹怀块磊欲如何？

　　念君气度亦爽飒，清渭浊泾兼引纳。

　　肯吐琼浆淤万倾（指淤积的黄河三角洲，面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千年斯土民践踏。

　　人间浅识一何多，斩断沙流一门阖。

　　更在东平潴漾漾，丰功伟利云综合。

　　诏谓君氛从此靖，颂清不乏鲍参军，

　　奇祥异瑞争相送，胜利冲来头易昏。

　　樗散书生不晓机，竟然抗疏犯龙鳞。

　　紫气盛世岂应唱，肠热鲁连理必伸。

　　源头水土应保恤，涉水河漕须从逸。

　　洼道轮流潦可泄，立农建土赖洪积。

　　而今坝蓄复堤塞，清水顶冲长告急。

　　行见渭滨仓廪实，翻为云梦鱼虾没！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宾。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哀黄河 1963年8月

　　 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

　　 顿起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涘。

　　可怜血汗付东流，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沚。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杜甫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黄老师写信给董必武副主席，陈明三门峡淤积的严重性以及不能建造三门峡的理由：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山、陕黄土高原，而且正是黄河挟带的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断言黄河为害河，前提便错。郑州以下的黄河为淤积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怎能指望建三门峡水库解决下游河道的淤积呢（而张光斗教授则认为水库排沙量以不在下游淤积为条件）？黄老师的信，式近四六韵文，并附以上两诗。

　　信发出不久，水利部召见黄老师，要他拟出三门峡坝工的改建计划。他用了60个日日夜夜，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草罢即兴成三诗以记其事云：

　　 改修三门峡规划拟罢 1964年秋

　　策治河工谋算罢，顿时涕泪满衣裳。

　　却看小女娇憨态，哪识乃翁欣喜心。

　　两月伏书寻思苦，卅年载籍见功深。

　　秦川锦绣应无虑，有计拿鳌拯陆沉。

　　

　　三门谋应拯三秦，谁济艰辛豫鲁民？

　　渠化招来沿路碱，泥流淤出仰河身。

　　必开洼泾轻沙落，遂畅尾闾清道伸。

　　料得后生通尽理，解铃岂待系铃人？

　　

　　黄河淤塞海河闾，泛彼督亢陂泽渔。

　　客岁抗洪怜失调，他年策划恐艰舒。

　　广陵散绝还堪惜，古楚狂来莫远疏。

　　斫却散樗安足道，九州行水复何如？

　　这个改建计划呈上后，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但黄老师一直没有得到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游的看法，黄老师和其他特别是那些已获技术权威地位的人存在着原则分歧。黄老师主张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但当时的主流观点却主张拦沙库区，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又担心库区淤满，于是将坝下的泄水洞逐年一个个打开，弄得大坝百孔千疮，却果然排出一些沙来。但实际排出的却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河水流下的泥沙，仍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误以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以后，冲淤就可以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黄万里诗文选》）

　　1969年夏季，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委托刘建勋，纪登奎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以商对策，确定了第二次改建的原则：“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打开1－8号导流底孔。”

　　这几个导流底孔，恰是黄老师在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被否定后一再请求保留以备将来排沙的。这一请求1957年被一致接受了（不只张光斗教授一人），后来又按苏联的设计用混凝土堵死了。当时黄老师已是铁帽在头，人贱言轻，欲谏不能。但当时的许多公认的技术权威谁又据理力争呢？而当时每打开一个导流底孔的费用是1000万人民币，相当如今1亿人民币以上，八个导流孔的花费就相当如今八亿元以上。但2次改建后的潼关河床，仍比三门峡大坝修建前高出3米，威胁渭河下游地区的潜在危险仍在增加。1973年初黄老师上书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七三年春承领导照顾，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这对于一个热情治河者是大好的机会，对思路起了强烈的反应，有助于我两年后制定治黄方略。

　　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黄万里诗文选》）

　　读到此处令人凄然。黄老师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目的是为了治河去害，但他不仅要得到准许，而且要在专人的监视下进行。这使我想起两件事。一是他在美国留学时驱车45000英里看遍美国各大工程，没有人监视他。1936年考察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不仅无人监视，该河管理机构还招待他坐船参观直达海口。而他考察的目的却不是为美国的水利献策，而是学习知识以便为中国水利服务。二是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时，我在狱中写了两篇有关巷道凿岩方面的论文以为献礼。陕西省劳改局令我从庄里钢球厂（第七劳改支队）到杏树坪劳改煤矿搞技术革新发挥作用。派一名狱警，一名武警执枪押送，我则戴着手铐背负行李上路。我一路上的心情却远比不上老师豁达，此之所以黄先生为吾师也。

　　沿途老师写诗抒怀，其中一首是：

　　 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害 19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其他几首诗，念念不忘的总是黄河治水之事，例如：“安得雄才移治水，奔沙千里整河身。”“巨灵倘擘青崖远，拓阔黄流好畅奔。”“遥望秦川空洒泪，及身难报圣农恩。”

　　就三门峡工程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为陕西人民造成的巨大灾害这件事来说，黄老师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而且被钉上了痛苦的十字架。但他却自责“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因为他不忘自己留学美国花的是人民的钱（而非国民党的“恩典”），食、衣、住、行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他最大的欲望就是修河治水，清除水患，造福农民。通常的说法是“无欲则刚”，但“无欲”也常以消极避世的方式出现。当代诗人江婴先生在《赞普罗米修斯》一诗中写道：

　　 大欲无私刚自在，英雄何计一身残。

　　正是黄万里老师出于“喷出热血的爱”的“大欲”而坚持科学良心的最好写照。

七

　　黄老师后半生为之受难的，不是一个三门峡水库该不该修或者如何修的技术问题，而是科学与政治，科学与权威，科学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

　　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期，孟轲先生有一句话：“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并且非常激烈地认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智”就是智慧、知识。但自从秦国用武力征服六国，实行了大一统之后，百家息声，推行有权就有真理的“以吏为师”。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人们的是非之心在中西方分道扬镳。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里，“智”变成了智谋、机诈、乖巧、欺蒙；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智”发展为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三门峡工程开始于“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讨好当政者的猥琐心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拦不拦泥沙，放不放清水，修不修大坝？黄老师从一开始就坚持泥沙必定不能拦，“黄河清”的谬论违背黄河自身的规律。而张光斗教授则与黄老师针锋相对，津津乐道于“圣人出而黄河清”，而且在会上明确表示，他想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的地方。拦沙与排沙之争的背后是坚持修坝和反对修坝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三门峡工程从争论和动工修建至今46年。这是一项怎样的工程呢？这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再用43年的时间去解决这个制造的问题。这真是世界工程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却不是单纯的技术失误，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方式的可悲结果。我国自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 年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也是用三年时间人为地制造一个社会问题，再用将近50年的时间去承受和解决这个人造的问题，又恢复到私有经济为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去。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

　　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张光斗先生在 1957年的讨论会上只有一次发言记录，他说：“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有人（显然不是张光斗本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针对这种观点，吴康宁先生说：“（泥沙）‘淤在河道上不允许”的说法太绝对化了，好像只能留在水库中，我想是否可以把来沙分摊到海里、下游河道上及水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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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孤旅》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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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作者：曾昭奋


去年，清华园紫荆花盛开时节，清华大学送走了她的九十周年大庆。水利系黄万里教授，生于一九一一年，正好与清华同年。校庆过后，万里先生怀着迫切、喜悦的心情掐着指头数日子，等待着自己九十寿辰的到来。同事们出钱出力赶时间编印的《黄万里文集》，将在这一天与大家见面。八月二十日，在生日聚会上，《文集》终于如期散发到前来祝寿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手中。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这《文集》却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册。……生日聚会刚刚过去一个“七日”，八月二十七日，九十高龄的黄万里博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最后告别仪式上，那些未能参加生日聚会未能见到《文集》的同事亲朋和学生，把所剩不多的《文集》一本不留地带走了。

一九七一年，戴着右冠、正在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改造、年届花甲的黄万里教授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想到自己奔波万里、治理江河的著述和理想行将付诸东流，曾写下“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梦吟绝笔》）。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如今他跨越阴阳两界，相隔前后七日，终于在属于自己的“生日聚会”和“告别仪式”上，亲见人们争取《文集》、争传“广陵散”的实景，当会含笑再吟“留得丹心照旧邱”（万里先生一九六三年诗句）了。

上篇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老教授太太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黄万里真是命大！”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第九公寓，有一百多米。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在读了《读书》上万里先生三篇“旧文新刊”和《老照片》上说黄万里的三篇文章之后，禁不住这些文章的引诱和驱使，我于清华九十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九十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万里先生扶着门框、墙壁和书柜，从卧室移步来到客厅。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何香凝老人一九五五年写赠黄炎培先生的一幅墨梅中堂，另一面墙上一个镜框里装着赵朴老读万里先生诗词集《治水吟草》之后题赠作者的一首五绝。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万里先生出了诗集，我们就先从这诗集谈起。

十年前，万里先生八十大寿，在同事们帮助下整理编印了《治水吟草》，集先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九一年所作诗词共一百题。那也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金克木老先生读了《治水吟草》之后，也赠诗作者。万里先生说：“我和两位老先生都没见过面。我这个人不好，他们给我写信，给我诗，一跟我通气，就都死了。”

赵朴老诗中有云：“禹功钦饱学，不祗是诗才。”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不一致。毛泽东知道黄万里，他就只欣赏黄万里的诗才。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决定“引蛇出洞”。属“出洞”第一批的黄万里，于五月底六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但毛泽东仍对黄炎培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万里先生说，他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花丛小语》中有两段话。一段说，新修的道路反浆，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车停驶。“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种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另一段直接指黄河三门峡：“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从局长市长说到清华大学教授“章某”，从公共汽车路说到三门峡大坝………

早于两个月前，一九五七年四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在有七十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马。万里先生回忆道：“当时有一位青年技术员，叫温善章，他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人微言轻，又跟苏联专家的设计唱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万里先生说：“世界上，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水利工作搞得好。英国占领印度，也治印度的水灾。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苏联有建设水电站的经验，但他们设计的三门峡工程，就是不能反对。后来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我说，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这一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八个洞花掉八千万！”“我知道不对，我就要说。我研究黄河，我对国家负责。就像见到一个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来救。”

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发表《花丛小语》，都成了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成了右派分子。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配合清华大学、配合全国反右大批判，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有什么骨，“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花丛小语》中有“文人多无骨”一语），与后来毛主席说黄万里有反骨的话正好相合。

三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一如万里先生所预料。蓄水水位高程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惩淤积，漳关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洲积成拦门沙，威胁关中平原。再三年，到了一九六三年，漳关河床已淤高四米多。又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三十四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一九二五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即开始接触治黄工作的土木工程专家、三门峡工程建设期的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一九八二年说过：“我对三门峡工程，是应负一定责任的。”除了张老之外，几十年来，人们还听不到任何官员和专家就三门峡工程说过一句检讨的话。而黄万里教授，却因反对三门峡而获罪。一九六五年清明节，万里先生于颐和园后山观桃花，曾哀叹“小语花丛十年累”，真想不到右派帽子竟一戴二十三年。

一九三二年，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引起同行们的关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之作序，并由交通部印行。这给了他极大的荣誉。但是，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却毅然放弃桥梁工程师的职位，立志改学水利。

万里先生边回忆说。他说，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只湖北云梦县就一下子死了七万人。一九三三年，黄河决口十几处，惨绝人寰。他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

黄万里于一九三四年赴美，先后读了三所大学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是伊利诺大学的第七个博士和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提出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比欧洲水利专家纳须（Nash）提出相似方法的时间早了十九年。黄万里曾驱车万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一九三六年密西西比河大水，治河机关让他坐船做沿河实地考察。在美国，黄万里有许多水利界的良师益友，他还在好几所大学讲中国治水和中国古典诗词。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博士回到国内，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同时送来了聘书。竺可桢校长更亲自登门邀请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那时我还年轻，才二十六岁，没有实践经验。我以此为由婉言辞谢。我不当教授。我到了四川，到了长江，当水利工程师。我在工作中训练了几十名专业人员。当时，在考察长江水文时，他们就有人牺牲了，淹死了。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现在都不在了。”

然而，首先为万里先生带来厄运的，不是长江，而是黄河。……

一九七一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人死命，整个农场停办，撤回北京。仍戴着右冠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基地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其间，万里先生在有人监视的条件下，被允许对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沿岸做实地考察并于一九七五年向政府提出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略做讲解。此时，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把现行的治黄工作批驳得体无完肤，怎会得到官方的响应呢？”

万里先生边说边停。魁梧的身躯，沉缓的话语。癌细胞已经扩散，他强忍着骨骼的疼痛。家人按他所指的身体上的部位，依次为他慢慢按摩。按摩过后，又在相应的部位贴一张东北产的狗皮膏。万里先生翘起大拇指，称赞狗皮膏“灵验，可以止痛”。万里先生的夫人丁玉隽大夫在旁对我说：“他的脑筋不好使。有些事，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有时就说颠倒了。”她叫我不要太认真。

一九三七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途中船泊横滨，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一见钟情，同船回国，旋即在庐山上举行婚礼，从此共同度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岁月，是清华园中一对模范夫妻。丁女士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全作期间，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黄炎培是中国教育界名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也身负要职。名门子女的庐山之爱，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记忆。二十二年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就记起黄万里，也记起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他在批彭时就说，彭德怀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另外，他又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很不和谐很不一致的声音。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四六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一九五三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教授戴了帽。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从容不迫，“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梁思成（一九０一——一九七二）口服心不服，“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拆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黄万里（一九一一——二００一）只能无声饮泣，《念黄河》又《哀黄河》，“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凕”。

三位老人都走了。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

他们的受难，为清华园增添了荣光。


下篇

万里先生正在校对，《黄万里文集》。《文集》集文稿二十七篇，其中论治黄及三门峡工程七篇，论治长江及三峡工程七篇。他说：“因为不卖钱，所以不用审查，政治的话也可以谈，不用删掉。”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健忘，老人将这话说了三次。

随着老人的谈话，我们从黄河来到长江，从三门峡来到三峡。——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一九六二年）所说“弄得科学家们……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通过治黄综合报告（包括三门峡工程）时，没听说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可能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全国人大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赞成，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二十五人未按表决机器，“通过”了政府的提案，距“热烈”、“一致”已经相去甚远。

当年，起而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如今反对三峡工程的，已经是好大一大群。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是一种反动，一种罪行，如今反对三峡工程已经成了科学和民主的象征。一九九二年三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决议，欢呼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三峡，比三门峡更加雄伟，壮丽。一个跨世纪大工程！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在宜昌“当以水闸揠其水”的设想。但是，当时的孙大炮还只是说说而已。

一九五六年，主事者在毛主席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主席真的动了心，在武汉畅游长江、食了武昌鱼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但是，有很多人，却持观望、拖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打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跟水利部唱反调，坚决反对三峡工程。

一九一七年出生的李锐，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一九五三年，他的专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出单行本时，初版就超过一百万册。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安排下，李锐作为一个反对派，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与主事者开展了一次“御前论战”。可以想见，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垫底，他在毛泽东面前一定无所畏缩，气壮如牛。“论战”中，毛泽东完全同意李锐的观点。三峡工程如李锐所言，成为遥远将来的事。论战胜利结束，毛泽东盛赞李锐是个秀才，并请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九五九年，风云突变。毛泽东在庐山上打倒彭德怀，李锐也被诬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李锐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度过。一九七九年，当他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又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陈情请命，奔走呼吼，锐气不减当年。

黄万里呢，反了三门峡反三峡，却不再有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只是，他不可能再次成为反对派的主角。他还没有直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说：“讨论三峡问题，水利部叫各单位不要请我参加。因为我反对三峡。”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以外关注长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间，他和他的伙伴沿长江上游及各支流，徒步，涉水，踏勘三千公里，为几十年后分析、判断三峡工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万里先生深深怀念着当年考察长江水文时被冲走了、牺牲了的伙伴。他说：“长江与黄河不同。那么浅的水就能把我们的人员冲走，淹死。河床尽是滚动的砾石。水浅，水力却很兇。当时我们不熟悉情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江的淤积，不是黄河的泥沙、悬沙，而是河床上移动的床沙，砾石。”

一九八五年，黄万里直接上书国务院，提出“勿建三峡水库，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水电站”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李锐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九九二年，他以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论稿。他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经济观点，从国防观点，皆不可行。”他说：“修长江三峡大坝无异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使电站被炸掉，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只有当我国拥有星球大战或尤里卡之装置后，才能修建此坝。”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在听取“御前论战”时，就曾经说过：“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而张爱萍老将军也正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峡坝址上举行了开工庆典。黄万里再次讲道理，列数据，吁请大坝停工，并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长诗：“……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忘情沙石冲。库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他估计，大坝建成之后十年，严重堵塞会使重庆变成死港，大坝将被迫炸掉。但愿这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戏言，一种气话，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在反对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锐有着比黄万里强大得多的力量和优势。李锐是党政高级干部，他的条陈可以立即直达上峰，他的论述和文章可以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我们这个一直提倡批评但从不批评不自我批评的国度里，他甚至敢于公开点名批评水利部长，说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的思想作风从未得到清算。”他说：“修三峡工程，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他的看法跟政协常委们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年来三峡工程论证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如参加论证的人选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顺我者迎，逆我者拒。”可见被拒者不只黄万里一人。一九九九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李锐写道，在中国， “把民主、科学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需，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万里路过武汉时，曾两次访问李锐。李锐相信，黄万里的意见是“实践考察得出的结论”。李锐说，“当时修三门峡时，他预言过后患。他认为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三门峡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不赞成三门峡那样修，因为打成了右派，他后来没有发言权了。三峡他是一直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他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通过李锐的转述，更多的人们听到了黄万里的声音。李锐写的诗文一篇又一篇，出的书一本又一本。但是，他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黄万里一样，他同样是一位失败者。当黄万里为三峡大坝开工长歌当哭时，李锐也无可奈何：“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说了，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人们不太可能听到黄万里的哭声，却可以及时听到李锐的哀鸣。那区区寸心，正寄寓着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安的灵魂。

如今，哭声和哀鸣已经归于沉寂，三峡大坝正在一米一米长高，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反对和异议。就在我删改这篇稿子时，五月十一日，偶然看到香港凤凰台播放的三峡工程专题节目。出场的李锐，虽然轻松而自信，但是，在三峡工程的壮丽动人的场景和强势的主流话语面前，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显然十分孤立而且多余。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咨询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前一起实习的一位专家，年龄比我还大。克林顿通过美国咨询局，征求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我给他写信，他把我的信发到水利局、海军部和垦务局。美国海军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顿同意我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而且决定不再帮我们搞三峡工程。这样，世界银行就不给三峡贷款。”万里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在万里先生，他也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那么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顿不耻下问：“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对我的信表示感谢。”万里先生又停了一会，“在三峡大坝开工前，我写了三封信。三峡大坝开工后，我又写了三封信。我给上面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怎么不感激克林顿呢。

就在三峡工程顺利推进的时候，一本《长江与三峡工程》小册子问世了。它由清华大学教授撰写，清华大学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按照这本小册子的言说，三峡工程的一大堆难题，几乎已经圆满解决。还有一小堆难题，它则不予涉及，也不提印度坝区民众的不满和若干国家取消其大坝计划的事。最后是引发地震和国防安全问题，绕不过去了。印度和赞比亚都有在无震区建设水坝而诱发六级以上地震的先例，但在我们这里，“三峡大坝的抗震烈度按七级设防，保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关于国防安全，它说，在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时，“只要战争发生时有一定的预警时期，就可以通过放空水库或降低水位来免除突然袭击的危险。”说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导弹准确袭击我驻南使馆的事件还没有发生，“911”事件也没有任何预警。然而，小册子的宣传已经奏效，有了三峡大坝，长江将不再愁水患了，武汉人不就在长江大堤临江一侧建起花园小区了么。

万里先生欢度九十岁生日之后，在昏迷中与世长辞。其间，他有一次清醒过来，就跟夫人要了纸笔。他写下了遗嘱：务须加强武汉一带的堤坊。——也许，武汉大堤上花园小区住宅楼二００二年二月一日定向爆炸的声音，对这位老者的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

记得在记谈快结束时，万里先生递给我一页他最近收到的剪报。这是法新社的一则电讯：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在国外某机场登机时被阻。他未理清旅馆的帐目。结果，在机场把欠帐结清之后，改乘下一班飞机。

这位教授正是《花丛小语》中的“章某”。他是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的拥护者，几十年来，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万里先生一岁，仍坚持天天上班。他是清华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长串闪光的职位和荣誉。我说：“他年纪太大了，可能是一时糊涂忘了结帐……。”万里先生说：“不，他这样是第二回了。”万里先生停了很久，“他当时支持三门峡工程，‘圣人出而黄河清’，几十年后，他居然在政协会议上说他当时反对三门峡……。”四十四年前的《花丛小语》，竟还有这样的“续篇”！……

江河万里，大坝悲歌。两位水利专家，一出科学悲剧。

当清华园的紫荆花又一度开放，清华大学迎来九二一周年校庆的时候，《花丛小语》的作者已经封笔远去。但是，悲剧并未结束。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删定 清华园

bay

第一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敬祝十四大胜利成功，预祝诸位胜利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作为一个无党派科技工作者，愿竭诚地，负责地，郑重地向诸位提出下列有关水利方面的意见，请予批复。

一．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成，迫炸掉。公布的论证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还待从根本上重新审查。建议先用书面和集会方式对专题公开讨论，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大家明白；并即停止筹备各种工作，请先向人大备案。

附送《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内容如次: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二．长江中下游迫切需要汛期防洪，建议治理策略如下:

1．中游除堤防外要加强疏浚，床沙排向两岸洼地，任其淤高，不禁止围湖造地。各大支流筑坝拦洪蓄水，亦以防旱。

2．在扬州开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增补田亩。分流道逐渐加大，江北清水增多，南通七县变成江南。

3．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区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河，免淹上海市区。

三．黄河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利河，今人把它看成害河，实为我水利学者的耻辱。它水少沙多，历史上南北漫流形成25万平方公里的黄淮海平原，全球最大的三角洲。我祖先修了两堤，逐步加高成为悬河。今人恐惧洪水，不敢修闸分流，不知它正是一条自流淤灌的总干渠，足以解决华北平原缺水缺肥，恢复南北大运河。低设分流闸槛，可以刷深河槽，大增过洪能O，于是河治。大堤不再需加高，改成高速公路。黄淮海平原得以整体开发，可增加支持半亿人口，详见《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淮北平原的整体开发》，其主要措施如下：

1．打开南北大堤约二十道闸口，低槛分流刷深河槽，北岸分流年200亿方水，南岸100亿方。首先打开人民胜利渠闸，引水天津；随后再开运河南北闸。各派取复式断面，固定住低水岸边。

2．停止小浪底坝工，改修三门峡坝，恢复其设计功能，并刷深黄渭河槽，确保上游农田。

3．停止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水只可抽到里下河地区。该工程抽水70米水头，经济上不可行；将来恢复大运河，黄水南北分流，该工程将大部拆除。该工程是错误的。

4．整治南北大运河，今线下移到黑龙港。

5．整修南北大堤及原运河高地成为三条高速公路。

附三文。

顺致敬意。

黄万里 清华大学1992年11月14日

第二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1992年11月14日曾函陈长江三峡大坝决不可修等水利方面的意见，附文简释有关技术问题，未见批复。而总理已赴汉口开始筹备施工。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 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22365;，而两岸直壁百米，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航运将中断一两年。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其经济可行性并不成立。对比五年工期的大中型坝，设此坝施工期1995年至2010年，连续15年，按 1986年物价，每年20亿元中浪费达13亿元，等于每年抛扔大海400万吨粮食。此举远比美国胡佛总统1931年只一次沉粮于海以示众，还要壮烈。完工后十年内陆续回收发电效益781亿元，未必能抵偿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详情请阅前送的《简释》。拒说三峡问题规定不准公开争辩。此事关系重大，愿向诸公当面解说。单谈卵石塞港问题只需一小时。若再谈经济问题，则外加半小时，质询时间在外。担保讲得诸公都明白。

原来流域水利规划必须具备治河（包括防洪），航道，灌溉，发电，供水等各种工程知识；并曾亲历其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的经验；此外还需要气象，地貌，地质，水文以及工程经济的知识；还须能对数学，力学方法和概率统计方法运算自如。这些要比一般土木工程的知识广阔和深邃的多了。概括地说，水利规划要求工程和自然地理学术兼备于一身，前贤有言在先。

技术人员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美国专家萨凡奇只是专长于造坝和略晓坝址地质的土木工程师。但是1932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创立田纳西流域专区TVA时就未聘用他，而专任具有流域规划经验的Author E. Morgan领导和Sherman M. Woodward教授为顾问。这些外国专家我所熟知，曾在其下层工作过。一个甲子60年过去了，我国涌现出成千上万位水利专家，但仍未闻有兼通工程和水文地理者在水利机关领导规划。于是出现了这个截断长江的高坝计划，实际上不作可行性研究就该被否定。

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例如黄委主任王化云曾对总工程师交代：“这个坝（小浪底坝）你先按6亿元设计请款 ”；又如万里副总理带了张某某视察引黄济青导水工程后，就由计委批准施工，结果耗资10 亿元，每年还须大量费用抽水，其费大于在青岛煮海取水年一亿立方米。对于与众不同意见的建议从不答复，甚至控制学术刊物不准刊登合理的建议，附送两案件请审阅后转交中央纪委。

顺致 敬意

黄万里 1993年2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第三封信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诸位委员：

前曾两次劝告切勿修建长江三峡高坝，首次1991年11月14日，附送两文，第二次1993年2月1 4日，附文请阅后转交中纪委。现在另再送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河床演变问题论证一文，请予审批，并请连同前文发交有关机关，安排会议公开讨论。

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流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当年孙中山提出这一设想后，可惜没有一个学者能做出科学的解释，至今也只我一人，说明这是不可行的。随后也就不会有美国萨凡奇的建议，也不会有一群工程师涌向美国学习筑坝的经验，其实这些技术还停留在幼稚可笑的阶段。更不会向加拿大乞取可行性研究经费，更不会有党代会人代会和半个世纪的讨论。这些都是科技低落的后果，虽不单是我国，但今准备施工了，领头的“专家” 应负刑事之责。

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

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由国家培养成的，从事了60年水利工作者，眼看着国家和以百万头颅换来的坚强党组织误入陷阱，自觉有责任忠告，也应依宪法“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凡对技术复杂的问题例应公开讨论，岂可即下结论，申称“一定要上”，犯有欺国之罪，向监察部举报外，也对总书记等对我两次警告未予批答，深为诧异。未知曾否考虑按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一条，发交有关机关处理。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霸，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未见批答，工程已准备进行，难望轮台有悔诏，只得将此案披露中外，或可免这一灾难于万一。

顺祝 进步健康

附文

黄万里 1993年6月14日 清华大学九公寓35号

bay

与黄万里先生落魄的一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光斗院士，因为机灵善变，张先生一辈子都吃香喝辣，快意人生。这十来年，张先生投入了与他八杆子打不到边的“反邪教”运动，真正的用心却是意味深长。有心人可以作一些研究，发表出来。

提示：

两个可耻的人，因为可耻的事业而可耻地结合在一起。兹达成下列合作协议：

一、反华夏文明传统、反“邪教”、反中医，张光斗（甲方）积极支持何祚庥，张光斗赤膊上阵，充当与“水利事业”风牛马不相及"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二、建巨型大坝等问题上，作为回报，何祚庥（乙方）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光斗，发表《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水电开发只是一次性破坏环境》等巨著言论以配合张光斗等人为一己之利毁灭华夏山河大地，并高调出击频频活跃于各大“改天换地”的政绩工程之中，胁迫国家立刻建设怒江大坝、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坝等。

这些院士们已经构成了一个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的利益集团网络！在根本不同的学科领域里，利用相互的公共影响力，相互辩护、相互壮胆！！！

[ 本帖最后由 bay 于 2007-6-16 18:06 编辑 ]

bay

正如黄河、长河千万年来的命运，黄万里与张光斗的命运完全不一样。


中国青年报绿网：人与河的命运---黄万里与张光斗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6-08-27讯】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1934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至1937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1911年出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 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1954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13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3％，20年一共减少60％，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1956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1959年9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1957年5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头衔与授课权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30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 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1994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87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1982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2002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1989年 6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2001年8月26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90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作者：阿昆

—— 发布时间：2003-4-26 13：40：35今天（八月二十六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 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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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二楞子

我河北老家的村里有个老汉，没有受过什么科班教育，但曾经参加过省内几个小水库的建设。五一期间父亲回老家看我祖母，小住几日，其间与此老汉闲聊。
老汉说：我发现了个规律，修一个水库，干一条河；修一个水库，再干一条河。
确实我们那边所有的河流都已经常年没水了，十几年前，都是有水的。

听了这老汉的话，想到三峡大坝，不寒而栗！天真欲断我江河，葬我华夏文明耶？
文明离火，焉能坎竭而独丽？

简单生活，从自己开始，可正是乾坤扭转之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