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发表于 2010-12-2 20:22
|
显示全部楼层
假说是现代西医的临床依据
发布日期：2009-3-8 作者：潘德孚
“评价任何环境，都应始终记住：结果往往与最初的预想不同，‘现象背后有文章’。错误是人为的，匆匆做出结论，其结果经常是错误的。行医无法实现的原因，即无法消除人类疾病的原因是，行医理论几乎完全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现代医疗批判》48页）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医学的耻辱在于：它始终是一个欺骗自己的庞大的理论体系。”（《现代医疗批判》111页）其实，西医学并没有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假说凑成的沙堆。
任何科学理论和假说都来自实践，没有系统的理论之前，把实践中的所得，先设定假说，再以实践来证明，逐渐建立起相应的系统理论。假说就是假定的说法,再以实践来证明它的正确或错误。如果假说被推翻，对物质科学来说，必定要损失很多的物质财富和经费；而医学假说被推翻，必然就会有很多生命或人的健康遭受损失。西医学到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因为，它与解剖学一样，把人——生命，分成一块一块的。生命怎么能分成一块一块的呢？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其二，它是利用各种现代的科学，例如细菌学，来设定假说。细菌固然会传染，使人生病。但是，无论人生什么病，细菌毕竟只是外因，人得病的主要还来自内部，也就是说，生病的原因，主要是内因，不能过分强调外因。哲学上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所以，过分强调外因，错了。再如利用统计学，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依据统计出的一个平均数，来制造疾病的依据，例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低血钙等数据，发明一些仪器来测定，然后确定谁生了病。这种做法，忽视个体生命的特异性，其结果是大规模地制造病人。
这100多年来，西医学中的假说不断出现，又不断地被推翻，人们的生命与健康，因此而大规模地遭受损害。所以，美国伊利诺伊州医师资格委员会主任门德尔松医学博士说：“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能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英国的皇家学会会员约翰•马森••古德医学博士说：“医学所杀死的人，要比饥饿、瘟疫、战争，加起来更多。”这里说明，当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不是细菌，而是医学。
他还说：“我相信，现代医学不仅对疾病没多大疗效，而且往往比疾病还危险。我相信，由于将危险的方法广泛应用于非疾病的治疗中，这种危险性又加大了。”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危险的方法”和“非疾病的治疗”。“危险的方法”即是指西医的诊断和治疗。广泛被应用于在身体上寻找病灶的仪器，都带有创伤性的。对身体来说，病灶是身体上的创伤，因此，用创伤性仪器寻找病灶，都可能加重疾病，增加治愈的困难；射线和微波的仪器，同样存在着使细胞癌变的危险，由于这种伤害需要长时期才得到显示，许多人不仅不重视，甚至为其欢呼；当人们为“医学成就”鼓掌和欢呼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些检验和治疗的方法，在制造疾病和死亡，我们的健康和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什么是“”非疾病的治疗我呢？有一个朋友，上午打电话给我说，他妻子到医院里量血压，血压升得很高了，医生叫她马上吃降压药，怎么办。我说，别急急忙忙吃降压药，等晚上再量一量告诉我。晚上他来电话说，血压下降了。每一个人，血压无时有刻不在变化。而有的人一量血压，超过了平均数，就被认为是高血压，医生就吩咐服降压药，许多人很听医生的话，但是，却不知道现代医学的医生，知识十分有限，乱说的很多。如果真的照医生的办法去做，就马上变成一个长期病人了。长期服药的后果，就是肾功能被彻底损害。这是西医利用统计学产生出来的制造病人的方法。
2008年，我参加北京的原创中医复兴论坛，我提出市场医学这个概念。我认为西医学是市场医学，它是被市场扶植长大的。因此，它就要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为治疗服务的。市场生产药物，借医学把药物推销出去。如果把病治好了，药物的销路就没有了。因此，它必须不断地制造长期病人，使药物有销路。可见，医学的目的本是治好疾病，使病人恢复健康；但，市场干扰了医学的目的，使它变成了一个制造长期病人的工具。
医学要使病人相信，就必须拿出相应的理论。但是，现代西医却缺乏相应的理论。回顾现代的西医治疗学，几乎全部的来源都是假说。本文现在不说实践的结果，只讲西医内科疾病的假说产生的来龙去脉。
一、细菌与疾病的假说
（一）细菌学假说与环境致病
西方医学假说产生最多的时期是细菌学建立以后，也就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很多假说都是以细菌学为基础的，不过，现在还要加上病毒。“1878年，巴斯德提出疾病细菌说，他阐述得非常令人信服，以致很快为法国科学院认可，不久又在世界上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医学教条。此后，医学研究的中心几乎完全集中在判明哪种细菌引起了哪种疾病，以便制造出征服细菌的疫苗，从而治好疾病。”（《现代医疗批判》52页）
细菌能否致病？答案当然是：能。但是，细菌致病的条件是什么？西医没出答案。因为，出了答案，没戏做了。这是个什么戏？这出戏就是宣传细菌的可怕，制造心理恐慌，因此，就会有人认真研究制造抗细菌的药物，使制药公司获得巨额的利润。现代，西方的医学异教徒提出“易感性”这个概念，实际就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的意思是指，人只有把自己的健康弄坏了，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细菌不会感染健康的人的。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的翻译是：只要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强大，无论什么细菌都不可怕。巴斯德晚年，才悟得他说的细菌致病论有问题。他才会说：“细菌算什么？环境才是一切。”西方最近提出的“易感性”，就是指人体体内的内环境，才是致病的原因。体内的内环境平衡，就是指生命自组织能力强大。
（二）体内平衡与治未病
罗斯先生说：“体内平衡处于正常状态的人，从不犯感冒；即使将浓缩的病毒溶剂喷入鼻孔，他们也不会犯感冒。随着大众健康水平的下降，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具备感染的抵抗力。各种感染发病率的增高，都是上述观点的佐证……医学研究人员往往认为细菌或病毒与疾病的关系很密切，从而确认病毒或细菌是罪魁祸首。还有一种‘日益流行的”疾病，其症状为头痛、咽痛、发烧、出汗、疼痛、淋巴腺肿大、慢性疲劳等，这种疾病叫作莱姆病，医学研究人员坚持认为该病是由携带螺旋体（细菌）的蜱的叮咬引起的。然而，如同接触了梅毒相关螺旋体却不能染上梅毒一样，尽管成千上万的人被蜱叮咬过，但他们却未染上莱姆病。”（《现代医疗批判》67页。
罗欺先生提出“体内平衡”这个说法，是一个哲学概念。西医学因缺乏哲学的背景，所以，所有关于病因的研究，都没有涉及生命自身内部的问题。这才使得他们的治疗效果不好。西方发流行性感冒，都会死一大批人。而感冒在中国，却被视为小病。道理就在于中医治疗效果好。感冒实际是疾病初期出现的一些综合症状。患病初期，体力没有损耗，抵抗力强，中医只要根据抗病的体质，调整体内平衡，感冒症状就会很快消除。这就是中医治病效果好的原因。当然不管什么病，也不管感冒轻重如何，调整体内平衡就是中医治病的方法。因为，体内平衡就是健康。健康的生命就不怕感冒。
感冒的本质是生命感受到冒犯，而不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感冒是某种微生物对人的侵犯，微生物有可能来自外部的自然界，也可能来自身体内部的某个微生物群落。我说来自外部许多人认为可以接受，而说来自内部有些人会觉得有疑问。
感冒被定为一种病名，实际就是一个陷阱。医学研究人员知道找不到感冒的细菌或病毒，只能把它推给病毒的变异速度快，医学研究跟不上。因此，感冒成为西医的不治之症，就有理由可说了。感冒所表现出来的上呼吸道感染，实质是一种生命的抗病措施：咽痛、扁桃体肿大、发热……等，是生命设定的第一个抗病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生命表现了它很强的抗病能力，所以，中医采取了调整平衡的方法：寒者温之，热者清之，实者泻之，弱者扶之，防止防卫过当或不足。这种方法的正确性，实践已经作出证明。所以，西医由于其基本认识错误，才会视感冒为大敌，其治疗毫无效果。现在虽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但因为没有中医，仍是束手；中医由于理论指导正确，治疗效果卓著，才会将感冒视为小事一桩。
如上所述，正因为感冒是很多疾病的初期形式。中医强调“治未病”，而且有能力治未病。这一点，可以从中医能迅速治愈感冒就体现出来。如上所述，感冒不是病，它只是疾病的前驱期。中医介入广州非典治疗，使广州成为世界非典死亡率最低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西医治非典效果不好，也正因为是“治已病”。 “已病”就是某种病的症状明显起来，是从初期抗病转为体内某个地方受到损害了。
（三）“消炎”制造病人，“感染”制造恐惧
“三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把细菌看作不相容和可怕的东西，即使的富有经验的医学教授和献身于医学的学生也持这种观点。多数人仍认为这些微生物是病菌和病原体。人们经常根据它们（有时）引起的病症来加以命名：梅毒螺旋体、鼠疫菌、霍乱弧菌和军团菌等。在本书中，索林·桑尼博士曾与自己的同事莫里斯·潘尼塞特博士一起开始了矫正上述说法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些生物不仅是人类的祖先，而且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它们为人类供给空气、净化饮用水源，总之，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31页）
细菌被故意宣传得如此可怕，以致人们忘记了细菌就是自己的祖先。因此，生了病之后就把“炎症”挂在嘴上，把“感染”挂在嘴上，千方百计地用药物消灭细菌；却不知自己体内的许多微生物也被消灭了。但是，人的生命却是必须有这些微生物才能生存的。因消灭了自己体内的细菌而得病的人，比因细菌的感染而生病的人更多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因为“炎症”、因为“感染”，医生还主张把生“炎症”、被“感染”的部位切除。切除了“炎症”的部位，人就一辈子残疾。变成残疾的人还以为医生救了他的命，而不知道被医生害了。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医学掌握了宣传机器，把害人的机器打扮成一个天使。
附件:
香港猝死男童疑染致命菌(载于2009年2月4日10版)
香港医生警告,同机180多名乘客随时可能“中招”
但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暂时未收到发病个案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一名6岁男童上月搭飞机经吉隆坡返港途中不适，在吉隆坡转机时向诊所求诊期间终告不治。香港传染病及微生物专家根据男童的病征，估计他有可能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甲型链球菌或金黄葡萄球菌等传染性的“致命恶菌”致命。
医生警告，有关恶菌能透过飞沫传播，机舱有可能成为“毒气房”，机上180多名列前茅乘客及机组人员随时“中招”。香港卫生防卫中心发言人称，中心正联络男童家属及其他与男童有密切接触的同行旅客，以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及作医学观察，暂时未有收到发病个案。根据男童亲友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名6岁男童在上月21日在港开始发烧和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征，曾向私家医生求诊，并曾服食药物。男童于上月25日与家人出发飞往马来西亚，当时病征已有所消退，但三天后，男童的膝部感到肿痛和出红疹，翌日曾在槟城求医。至上月31日，男童与家人乘搭国泰CX720航班由槟城回港，停经吉隆坡时感到不适，实时下机被送往一医疗中心求诊，数小时后不治。
传染病专科医生劳永乐指出，登革热潜伏可长达一周，虽然可以致命，但发病初期病情不会太严重，男童短时间内发登革热几率较低。相反，脑膜炎双球菌甲型链球菌或金黄葡萄球菌同样会有出疹、发烧等病征，若发病后出现并发症，同样能致命，他估计男童受病菌感染致死的可能性更大。劳永乐补充脑膜炎双球菌在香港不常见，但儿童感染的死亡率高达50%只有及早发现并以抗生素治疗，才可能有效控制。
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助理教授黄世贤也认为，患者有可能是感染上述3种病菌致死。若属实的话，对机上乘客及机组人员会构成威胁，坐在患者附近几排位置的乘客，感染病菌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他呼吁同机乘客若出现不适，就要尽快求医。国泰发言人指，目前未有收到同机乘客及机组人员染病或出现病征的报告，航机上均备有闰人的防护及其他医疗用品，以防范乘客及机舱服务员遭受感染，在每次航行后，也会进行彻底清洁及消毒。
以上附件说明，每当一个不知名的死亡出现时，一些医学研究者首先就把它归罪于某种“感染”，然后又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说该死者是因感染某种微生物而死亡的。宣扬这种微生物的可怕程度，再延伸到与其曾经在一起的人，要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如果碰上有个别神经衰弱的乘客，经不起这种恐吓，也可能会患上发热等类似症状，那就更能证明他们估计的正确了。科学的要求是：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也就是说，你怀疑是某种微生物的感染，就应该首先从死者身上找依据，是什么微生物。然后再去找被感染者，在被感染者身上又找到同样的微生物后，再提出自己的猜测。而且，即使这样，也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测，不能把猜测当作真实。因为，生病发热后导致死亡的原因有千百万种，怎么认为就是“感染”呢？例如最有可能的是医疗错误。因为，西医对待发热，大多数医生都用退热治疗，经治疗后的患者，可以暂时表现所谓的“病征已有所消退”。别以为这种暂时的“消退”是治疗正确的依据，有可能就是致命的原因。因为，许多病不适合退热。例如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等，尤其是中暑发热，如果使用了退热药，致命的可能性就很大。我不知道香港的西医知不知道有“痧气”（也就是中暑）这种病，温州的一些西医却知道天热时，有的人发热到医院治疗，他们就不敢使用输液消炎，都先嘱咐患者放痧（也就是挑针放血），然后才能输液。因为，有人患痧而盲目输液死人的教训已经很多，医院里的医生怕了。但是在香港，碰到死人事件，先就有生物学家出来讲话，这些生物学家不是临床医生，照道理，他们并不了解生病致死的多种原因，唯一的解释就是某种微生物感染。所以，媒体选择生物学家，实际就是选择了一种解释。把这种唯一的解释搬上媒体，应该说，也是一种常识性错误。而生物学家作这种答复，也有错误。他们也不知道痧气或者其他很多病都会死人，才会作出如上的结论。这种结论，违背科学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他们没有调查，也没有任何依据就发言了。我们能相信吗？然而，媒体把它登载出来，制造了“感染”恐惧，吓倒了许多神经衰弱的人。死了一个人，吓倒许多人，岂不在证明这些微生物学家猜测的正确吗？于是，这个微生物学家又得晋级，有预见，升为权威。医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
（四）细菌、病毒是人类的祖先
生物学则把生命的始源，限制在单细胞。“进化开始于基本细胞吗？如果对此有兴趣你又可以追溯到远古，因为每个细胞内部都包含活的物质和比以往更复杂的系统。研究表明，从地球地首次生命出现以来，需氧细胞的进化用了数十亿年，但其他一切细胞的进化只用了十亿年。用进化论术语来说，功能细胞是大自然能够产生树木和所有动物的转折点。因此（希望不是最后）出现了未定产品：人类……”人类，是当前生命发展的最高级阶段的产品。现在的研究已知，人类的生命实际是各种微生命的共同体。“病毒是已知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它们本身是惰性和无生命的物质，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相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在某一时期内，病毒究竟是细胞进化的一个方面，还是进化过程中的残留物？……病毒的大小不等，已知最大的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小。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一些细胞是需氧菌另一些是厌氧菌，这依赖于它们能否得到氧气而变化。”（《现代医疗批判》34页）“体内各种正常细菌的行为将根据体内环境的健康程度而变化，只有在内部环境恶化时，许多正常细菌才会转化为致病形态，这实际是一种自然结果。”（《现代医疗批判》35页）“在比钱普（1816年——1908年）所处的时代以前，细胞是基本生命单位的理论已得以确认，但比钱普的研究却表明：细胞本身是由更小的活体构成的，这些活体具有智能行为和自我繁殖的能力……无论细菌来源于何方，都只有在身体内部环境受损害而处于衰弱的状态时，细菌才会有危险。”（《现代医疗批判》36页）这说明，只要改变身体内部环境，就可以改变疾病的结果——好转或者恶化。
（五）小结
“运用非常精密的仪器，恩德莱因博士进行了60年的研究，他的发现，不仅与比钱普完全相同，而且进一步证明了比钱普的观点。……1.细胞不是身体的基本生命单位，基本生命单位是更小的微生物，即，是生活在细胞内的变形杆菌。2.血液并非无菌，它含有微菌，一旦环境适宜，微菌就能导致疾病。3.某些微菌具有一个可检验的准确的发展周期。”（38页）
我认为以上引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1.人类曾经误认为细菌是人类的敌人，是生病的主要原因；现在才知道它们不仅不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祖先，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
2.细菌不是最小的生命，病毒是目前微观世界最小的生命，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细菌的祖先；生命的进化并不开始于细胞（为细菌），更有可能开始于微小的病毒，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
3.早在比钱普（1816年——1908年）以前，细胞是基本的生命单位已得到确认，比钱普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确认，但没有得到传播。
4.现代的许多研究在不断证明比钱普的研究是正确的，过去结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现代医学的研究。
5.病毒以需氧与厌氧来区分；它们在有氧的环境里，厌氧的会变成需氧；在无氧的环境里，需氧的会变成厌氧。这就是正常细菌变成致病细菌的原因。
6．病毒的“智能行为”，是指病毒维护自己生命生存的能力，也就是指，当环境不利于其生存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变异。
理解以上道理就能知道，生命起源于最微小的生命蛋白（病毒）；病毒是适应环境的微生物；病毒是人类的祖先。因此，人类消灭不了病毒。人类想创造药物消灭病毒，实际在消灭自己。癌症和艾滋病的药物治疗，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这样的个体生命，是由病毒这样的微生命进化而来的；病毒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祖先；病毒由于环境的不适宜才变成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因此，环境的改变也会使有害的病毒变成无害。所以，没有不可逆的疾病。也就是说，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找到正确治病方法的医生。
比钱普是一位比巴斯德更有成就的微生物学家，但是，他的学说没有被传播，因为，不合市场的需要。而巴斯德的细菌传播疾病的学说，被市场选上了。这说明，是市场，支持了医学的研究。市场为什么要选择巴斯德而不选择比钱普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读者们自己独立思考。以下的所有假说，之所以飞飞扬扬，也同样与市场主导有关。
二、自身中毒论假说
1911年，纽约举行外科医师大会，当风度翩翩的莱恩爵士进入会场时，全场到会人员起立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因为，莱恩是当时“最著名、最熟练、最有独创性的英国外科医师。”他发明了治疗骨折、兔唇和腭裂、急性肠梗阻和乳突感染的有用手术。并在25年内发表了75篇论文，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慢性肠停滞及其毒性作用的理论。莱恩是世界上最先把小肠末端与大肠远端吻合，即回肠乙状结肠吻合术（它的理论认为，回肠内容物不必经过漫长的结肠，直接到达乙状结肠，可以减少自身中毒）。莱恩认为大肠像阑尾一样是个退化器官，没有用处，是人类病痛的根源。不久，莱恩为‘自身中毒’ 病人做了结肠切除术，切除整条结肠。莱恩和许多人都相信结肠切除术对治疗很多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预防肠道癌症，都是有价值的。他很熟练地做了超过一千次的结肠切除术，死亡率很低。经常是在一批批外科医师热情的观摩下进行的……这些理论和概念，造成几千人做了七种类型的手术，只有少数人暂时得益。很多人病情更加恶化；有些人死亡。这些手术包括：结肠切除术和半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固定术；慢性阑尾炎的阑尾切除术。⑶
离现在仅一个世纪左右，出现的自身中毒论，认为人身上有一些无用的器官，它们带着细菌或毒素，使人中毒，祸害人的生命，所以，认为只要通过外科手术把它们切除，就可以消除很多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包括“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等，还有“预防肠道癌症，都是有价值的”。这些都是外科医生莱恩的假设。这个假说被很多医生接受后，也就是被传播开来，并被用之于治疗，结果就形成一场灾难。
究其实，人身体中的任何器官，都是有用的，都不应该随意切除，除非万不得已。例如阑尾，它位于小肠与大肠的接口处。它分泌一种激素，滋润大肠，促进肠蠕动，提高肠吸收能力。现代最新的研究认为，阑尾就像大肠细菌的“复印机”。大肠时时会因腹泻或食物、药物的干预，使一部分细菌消失，阑尾就马上将它们复制出来补充，避免了微生物的失衡。这还是现在能知道的。还有我们未知的，例如它与其他器官所产生的激素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随意切除，尽管我们的生命，有可能会安排代偿性的补救，但必竟与“原装”的不同。所以，治病的首要考虑是，尽可能地避免手术解决。手术是万不得已而行之的，例如阑尾已经腐烂，将近穿孔，为了避免腹膜炎发生，那只能做手术，而不应该动不动就做。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而手术后就不会再生。而现在许多人，鉴于手术的成功率高了，医生与病人都一样，都是首先考虑手术治疗。这是大错特错的。尽管有一些急性病是应该动用手术治疗的，但在考虑程序上应该摆在最后不容怀疑。可以认为，手术治疗必然使寿命大打折扣。
自身中毒论是在格雷纳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理论假定：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并吸收毒素，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在结肠内细菌酶分解的各种产物，都是一些毒素。”1903年，自身中毒和内脏下垂两个概念被莱恩爵士（1856~1943）接受后，他又系统地加以阐述和发挥。2006年，北京发生一个在医学科学院的院士喝粪水的笑话。这院士发生一个怪症，到处治不好。该院负责主治的戴医师经过认真的分析后，认为院士有洁癖，他的病乃肠道的微生物缺少。于是就用人工培养了这些微生物，再灌入院士的肠道，治好了他的病。医学科学院的院士，应该是很权威了，却连人体内微生物生态平衡也不懂，因此，院内的工作人员传为笑话。
20世纪的“30年代，医学院校和教科书都批判了内脏下垂和自身中毒理论。这些内外科疗法在国外一直继续到50年代。慢性阑尾炎和活动的结肠做切除手术，迟迟才停止施行（笔者按：现在我国一些地方，对慢性阑尾炎的切除，仍然盛行）。各医院建立的委员会定期检查已切除的正常阑尾数目，以便减少不必要的手术。很多结肠灌洗治疗所都关门大吉（笔者按：我国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在2001年，还大肆鼓吹和推出这个灌洗结肠治疗新技术）。然而，各种轻泻剂和泻药，在欧洲和美国仍很畅销（笔者按：类似我国推出‘排毒胶囊’、‘清肠茶’之类的药物）。人类已经懂得，生长在肠道和皮肤的亿万细菌大多数是无害的，很多是有益的。”⑷还要加一句：即使有少数是有害的，也可能是生态平衡的需要。
从“自身中毒论”看出，在20世纪初，西医对内科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肠道癌症等，都把它们归罪于“自身中毒”，归罪于“结肠”。于是，把结肠当替罪羊，予以切除。这说明，西医在20世纪初，还不知道内科病是怎么生起来的。他们凭借细菌学，加上在人腹中的细菌的发现，就猜想：毛病是因为腹中有细菌才会生起来。联系他们能做手术的技术，就提出把结肠切除，避开细菌的方法。外科医生出治疗内科疾病的主意，当然是个馊主意。为什么他们就想不到呢？关键是西医学把身体当做生命了。外科医生为什么会成为内科治病的主宰呢？这当然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也跟人们把技术与医学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有关。这种混淆，就是导致把病灶作为定病名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内科医师才会极其重视寻找病灶作为诊断的手段，才会忽视疾病的动态性。
三、病灶感染论假说
1910年至1915年间，美国人比凌和杰出的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提出了“病灶感染论”。这个理论受到细菌学家罗辛桡的支持。一些人认为：“在牙齿、扁桃体或其他部位周围的局部细菌感染灶，会引起各种疾病的理论，流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并比其他任何一种概念导致更多不必要的手术。它也造成很多愚蠢的，不愉快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医疗实践。在1910年至1950年间，几乎所有的医师都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甚至现在医学界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尽管，这个假说在1930年已开始在各医科大学里受到批判，例如前几年的《读者》，曾刊过一则笑话：一人因眼胀头昏去看医生，这医生把他检查了一次，说他扁桃体发炎，只要摘除扁桃体就会好。于是他做了扁桃体摘除手术。但是，术后病没有好。医生又把他检查了一次说，因为他牙根有病灶。这个人又让医生把牙齿拔掉了，还是没有好。于是医生说他已患了不治之症。于是这个人认为既然得了不治之症，还是在活着之前，先到世界各地旅游一趟。先做一些内衣备用。那裁缝师傅给他量了量领口，说：“你的领口是16寸的。”他觉得很奇怪，说：“我以前的领口一直是15寸半的，怎么是16寸呢？”这师傅说：“你以前如果一直穿15寸半的内衣，你一定会眼胀头昏。”原来这是因为领口太紧，压迫颈动脉使供血不足，才导致眼胀头昏。
这笑话嘲笑了病灶感染论——医生不如裁缝师傅，他不仅知识面极窄，而且，还很主观，一点也不知道切除某些器官对病人的损害。这是什么道理？头痛、眼胀是内科病，而他只是个外科医生，一点也不懂内科病的道理，就只能用切除的方法来治疗。现在，西医的所谓专家，只是切除身体上某些病灶的能手，是手工操作者，所掌握的只有这么一点点技术，而我们却把他们称为医学专家，这是概念上的错误。这一错误，导致许多患者死于手术台上。
“19世纪后半叶，巴斯德和郭霍建立了疾病由细菌引起的理论，随后鉴定出引起结核病、霍乱、鼠疫、白喉、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病原菌，于是导致研究可能引起多种慢性病和不明原因精神病的病原菌。那时普遍认为大多数疾病的原因，似乎都已经发现了。在口、鼻、咽喉、肠道和生殖系正常存在大量的各种细菌，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淋病、结核病和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这些例子都支持这种思想，认为很多慢性病可能是由于局部轻度细菌感染引起的。淋病关节炎炎继发于生殖系统感染的。骨结核病的原发部位大多数是肺。最好的例子是亚急性心内膜炎，它常常是原来位于感染的牙齿和扁桃体周围的低毒性链球赛菌株侵入血液，然后定位在受损的心脏瓣膜；如不治疗，就产生长期反复发热，通常会致死。进一步观察说明，摘除扁桃体会释放细菌进入血流。”⑸
大多数人患轻度牙龈炎、副鼻窦炎、扁桃体炎或前列腺炎都没有症状，被解释对疾病的抵抗力或免疫力的差异。会因受寒、体力或脑力过度劳累而导致虚饥饿等应激情况下抵抗力降低后发病。亨特尔于1910年在马克吉大学轻率地演讲：“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病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口腔的感染）。”⑹其实，亨特特尔讲的只是信口乱猜疑，并不是有真实的证据。
从亨特尔的信口胡说中，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就在离现在仅100年，西方的内科医学还是在外科医生的瞎指挥下转的，这100年中，并没有真正转过来。因为，医学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从年轻的时候学来的知识，一直要用到老，以这些知识糊口，一下子是丢不掉的，丢掉了靠什么来生活呢？如果是当老师、教授的，他们用这些知识去教育学生，学生们又到社会以用它来谋生，医学的更新，是何其难呀！何况，以此医学已经形成了一目了然个庞大的得益群体，很少人会愿意放弃现成利益而变成反对者的。
病灶感染论在美国比在英国受到更多的人的接受，比自身中毒论有更多的优势，使不少人，通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因而降低了对感冒感染的抵抗力；很多孩子死于扁桃体摘除。现在很多的扁桃体摘除者的抗感冒能力都不好。
相信这种理论的医生为患者治疗这些内科疾病，为患者做了拔牙、扁桃体切除、阑尾切除、胆囊摘除、子宫切除、前列腺切除、结肠切除等这些外科手术，“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教师普遍认为，上述的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场恶梦。”⑺
基于以上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从中可以领会：
（1）莱恩之所以得到全世界外科医师大会的尊崇，是因为他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很多的手术突破，如骨折、兔唇和腭裂、急性肠梗阻和乳突感染等。尤其是他的敬业和创新的精神。他在25年内发表了75篇论文，证明了慢性肠停滞及其毒性作用的理论。然而，他的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却被否定了。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理解，莱恩在外科手术方面的精湛和创新，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尽管他有很多论文，都刊在国际著名的刊物上。这些论文的实践结果却无法证明他的医学理论水平的高超，只能说他一知半解便以为真。这是因为医学界混淆了医学与技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为技术好的医生，医学水平也高。这才使得外科学在上个世纪主导了整个的医学医疗事业。但是，这一主导的结果是许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医。
（2） “内脏下垂论”、“自身中毒论”，以及“病灶感染论”的失败，说明凡是在外科解剖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西医医学所提出来的内科疾病的理论和治疗方法，都是在对躯体结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基本上是以病灶为起病的依据，把躯体误为生命。这种想法抹杀了生命的整体性以及对疾病调节的生命的主导作用。从外科医学的角度来看，只要以手术切除，疾病就算是给治住了。这种以躯体为生命的治疗观，遮蔽了人们的视线，无法更更深一层地认识生命。因为，躯体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而生命却是无形的。
（3）解剖学与细菌学共同产生的“内脏下垂论”、“自身中毒论”，以及“病灶感染论”只是一种假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进行批判，为什么它还会误导全世界的整个西医学内科达一个世纪之久？今后也将会继续下去，根本原因就在于迄今为止，西医学界还找不到一种正确的治病的方法。因此，这种理论虽然被批判了，但没有新的理论取代，它的影响就没办法消失。至今，还有一些西医专家运用它来解释疾病的原因。去年，温州日报还刊载了一篇肾病专家董某的文章，题名《隐匿性肾炎伤你没商量》，他说：“隐匿性肾炎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平时应积极控制和预防诱发因素，特别是上呼吸道感染或病毒感染，去除感染灶以减省使肾炎恶化的诱因……”这说明，在21世纪，中国还有一些西医专家仍认为“隐匿性肾多”是从上呼吸道的病灶而来的，仍应该使用去除病灶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西医的内科医学与解剖学、细菌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们把人的生命的作用忽略了。最好的医生是病人自己，这是铁打不移的事实。没有病人自己的生命自组织能力，就是神仙也治不好的病。但是，西医学既然无视这个事实，那就不得不制造虚假。这才有夸大手术除根的说法和无限夸大细菌的可怕性等错误宣传。禽流感被宣传得如此可怕，究竟死了多少人？预防禽流感的达菲吃死、吃病的人更多。
很多疾病都是以疼痛的形式来表现的。当生命消失后疼痛也随着消失了，人们怎样能通过解剖来认识呢？相反地通过解剖尸体来认识与理解死亡的原因，其结果有一部分人就可能张冠李戴，找错对象，最后因误治而亡。
很多内科疾病并不一定就是能找得到病灶的，例如高血压的测定血压、糖尿病的测定血糖、高血脂的测定血脂……等，于是又一个方法出来了，这就是统计平均值。这种平均值在统计学上是有一定意义的，但用之于治疗，把统计所得的平均数，规定了上限和下限的数据，作为确定的病名，然后再作为治疗的依据，再依此进行治疗、用药。其错误在于忽视生命的特异性和动态性。结果是制造了许多病人。因为，本不应吃药的人吃了不该吃的药，便会吃出病来。西医现在提出一个血中毒的概念，是指大多数人因吃药，受药物的副作用而产生的中毒症。所有的生命都是个体，所谓特异性、动态性，是指每个个体生命都不一样，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在调整他自己的血压、血糖，以及各方面的维持生命所需要的物质和能力。所有服降糖药的人，其生命的控糖能力必然受到损害；所有服降压药的人，其生命的控压能力必然受到损害；所有服玛丁林的人，其胃动力必然受到损害；所有服感冒药的人，其抗感冒能力必然降低……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仅对疾病没有多大疗效，而且往往比疾病还危险。由于将危险的方法广泛应用于非疾病的治疗中，因此，这种危险性又加大了。”对世界来说，现代医学是世界人民健康的最大威胁。所以，门德尔松又说：“我相信，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
四、胸腺淋巴体质假说
“1889年，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帕尔陶夫，为不明原因的突然死亡系统地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他在解剖尸体时观察到，不明原因突然死去的各种年龄的人，其胸腺和淋巴组织经常是肥大的，他认为死亡是由于一种全身状态，它被命名为胸腺淋巴体质。这种解释获得很多医生承认。因为在那时完全不知道胸腺的功能。直到60 年代才知道：对抗一些感染和癌细胞的细胞免疫反应必须有胸腺。它与输血或移植的感应也有关系。”（《现代医药中的错误》88页）这说明西医研究，首先想到的是身体上发生了什么异常，然后，把生病的原因归结于这种异常。然后采用外力（手术或其他治疗手段）来消除这种异常。
现代医院中都有病理科。病理科的医生是拿最高工资的。因为，这个专业，等于是医生的眼睛。没有眼睛的人，走路把握不住方向。没有病理学家，就等于医生瞎了眼睛。现代医学弄错方向，就是因为病理学家的眼睛看错了方向。为什么这个方向错了？就是因为他们把身体当作生命。病理就是生病的道理。人死了，西医的病理学家用解剖尸体的方法寻找生病的道理，发现什么地方有异常，就猜想这是死亡的原因。然后利用治疗进行证实。但治疗都有它的两面性，非好即坏。西方医学没有相应的哲学基础，只能靠猜想来发展，许多人因此被弄死了。这种方法的要害就是把身体当做生命，第一步就走错了。其实，身体上的病灶，不是生病的原因不是生病的结果。
“在1907年，美国儿科医师弗里兰德报告：用X线照射成功地治好了一个呼吸困难的病重婴儿。在照片中，这婴儿的胸腺似乎是很大的。在病人颈胸部照射后再拍摄一张照片，发现胸腺显著缩小了。婴儿恢复了健康。这种简便而似乎无害的疗法，很快么被一些权威的儿科医师们所鼓吹，在美国和加拿大成为风行的疗法。美国出版物经常报道婴儿从胸腺死亡中获救的故事。……1910~1950年间，几千名婴儿接受了X线照射。无疑在照射后胸腺都缩小，呼吸困难的婴儿也恢复了健康。一些权威的儿科医师们所鼓吹，在美国和加拿大成为风行的疗法。美国出版物经常报道婴儿从胸腺死亡中获救的故事。这种疗法在英国只得到有限的医生承认，在欧洲大陆也只有少数医师应用。在1910~1950年间，几千名婴儿接受了X线照射。无疑在照射后胸腺几乎都缩小，呼吸困难的婴儿也恢复了健康。一些医院常规地用X线拍摄每个新生儿的胸部照片，如发现胸腺肥大，就进行X线照射，把它作为一项预防措施。”
后来，有许多发现推翻了以上的这些说法。“已经证明幼婴儿的胸腺是非常大的，并发现正常的胸腺大小是与出生体重有关系的。美国病理学家、著名的胎儿和新生儿权威波特，在1953年写道：她从来没有发现胸腺肥大会压迫气管，或引起其他的致病作用。此外，观察力强的儿科医师们指出，很多呼吸窘迫的幼婴儿不治疗也会痊愈。”“到1950年，纽约一家癌症研究所的两位研究者达菲和菲茨杰拉德报告说：10例青少年发生甲状腺癌，他们在婴儿期都曾用X线照射。而以前报告的青少年甲状腺癌却只有几例，于是就怀疑X线照射于甲状腺癌有联系。虽然早在1902年就已经开始报告了一个男子受到电离辐射而发生癌，但用X线照射的医生们却不相信如此少量的X线会有危害。随后报告了美国青少年甲状腺癌的所有病例，几乎都在幼婴儿时期接受过X线照射。”
五、冰冻治疗胃溃疡假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外科教授瓦金斯夭，他因对肠梗阻的处理问题作出重要贡献而名闻世界。1962年1月他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师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叙述了胃生理学的历史，提出消化性溃疡的新疗法——胃冰冻，他相信可以用它来代替切除手术。同年春天，他在美国医学会年会上作了较详细的、但仍属初步的报告。
他的报告极具戏剧性的宣传效果，因为，做起来比较简单，又似乎很起作用，而且，又是以一名著名外科医师组成的杰出的研究组已经宣布它有效。于是全世界各国很多大医院都添置了这种设备——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可想而见，这些医院也同时增添了一个新的科室——胃溃疡冰冻治疗室。当然也同时配备了狂冰冻治疗专家。胃溃疡患者就诊，必然首先选择用这种先进的方法治疗。“一年半之后，瓦金斯夭小组在美国医学年会上提出了中期随访报告。他们的经验，连同本埠五家医院和美国其他五家大学的经验，共有841名病人，没有一例死亡。但是，有7%病人或者发生胃出血，或者继发胃溃疡，它们看来都是由冰冻引起的。瓦金斯夭的病例早期70%症状消失，但只有50%能保持疗效达一年以上。”
然而，从1963年到1969年，美国的四家医学院和一家大医院合作，得到了如下结论：冰冻治疗十二指肠溃疡没有什么效果。①无效并不只是无效而已，而是一批经治疗过的病人受害——他们有一个受过冰冻损伤的胃。胃的损伤当然会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
胃冰冻治疗胃溃疡失败可以让我们进行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1.事件发生的时间1962年，离现在还只有40多年，这说明现在的西医医学整体思想还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迄今为止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应该说还是按这个思路走的。推而言之，现在的西医外科医生提出来的治内科病的方法没有多少是正确的。例如，19世纪初由莱恩爵士提出来的“自身中毒论”，由美国人比凌提出来的“病灶感染论”等。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就应该谨慎求医，不能盲目相信。
2.事件影响的范围是全世界著名的医院——一种并无治疗效果的、使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医院的必要设备。令人不解的是，没有实效却为什么能迅速铺开，遍及世界各大医院？答：在于市场操作。可见，市场操作对科学而言，都具有正负作用。对医学而言，其负面作用是对健康和生命的危险。
3.从承前启后的角度来看，胃冰冻治疗术与自身中毒论、病灶感染论等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发明人都是外科医生，都认为通过对身体里的某个病灶的治疗，就可以把许多内科病（当然包括胃溃疡）治好。亦即用手术去掉病灶，病人就会痊愈。这种简单的治病思想，归结起来为一个诱人的概念，叫做手术除根术。至今为止，没有人对这个概念提出否定的意见。因此，人们生了病，就拼命寻找病灶，设法尽快手术，从来没有想：这是个陷阱！
4. 宣布无效，撤除设备都不困难，困难的是一批已经成名的专家。已经学习过这种治疗方法的世界各国外科胃病治疗专家，必然会在宣布这种治疗方法无效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使用这种治疗方法。因为，既然医学已进入市场，一种错误的治疗方法被提出之后，市场有一个庞大的宣传运作系统在运转，就很快普及到全世界，成为全世界著名医院治疗胃病的样板。市场按惯性运转，一时停不下来。因这种治疗方法而得利的医生，必然会继续使用这种方法，那么，一些求治的胃溃疡病人，就可能要继续遭遇麻烦。
以上的这些假说，关键是基本概念模糊。因为，患者生的是内科病，解决治疗的方法与理论却是外科医生提出来的。这里有两对重要的概念：一是生命与躯体，二是医学与技术。为了避免赘述，本文从简，详见本书《生命医学纲要》。
①《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101页，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②《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7页，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③《顺势疗法》第54页，陈树祯著，中国环境科学家出版社，1999年7月
④《从西医治病看疾病的本质和现象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宋安群，载《新疆中医药》
⑤《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72页，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六、癌症假说
20世纪初，美国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发现，小鸡的癌症能传染给另一些小鸡，是猜想癌症是因为病毒感染，于是采用化疗杀病毒。“首先，研究已经表明，细菌和病毒不是癌症的原因。目前，研究人员又致力于验证这个假说：癌症是由各种毒素引起的，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体内和一些部位，进而破坏了细胞和细胞核，使转变为癌细胞。他们做出的推断是：由于该细胞DNA结构内的一个基因被改变，因而这个癌症细胞便开始繁殖，细胞DNA这这种变化叫作变异。研究人员还怀疑：各种射线疗法也同样能导致癌症，任何引起或趋于引起癌症的物质或影响，统称为致癌物。这是个简单的假说，如果它是个正确的假说，就应该容易证明。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尽管某些物质可能致癌，但它们并非总能致癌，而且，从未有人证实它们具有致癌的机制。因此，上述假说只是猜测，在多数医生的头脑里，癌症还是个谜。”（《现代医疗批判》155页）
罗斯先生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西医研究的生癌原因（也就是生病原因），都是一些假说，也就是猜测。首先是猜测癌症由病毒感染而致，根据这个猜测，有些人成了微生物专家，说自己找到了某一种癌病毒，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个人就被捧上了天；有些人就当了病理专家，研究癌细胞的分类，编写出分类表；有些人就当了药理专家，研究和发明杀死癌病毒的药物；有些人当了某部位切除的外科专家，在活人身上练习他们的切除技术；有些人当了化疗专家，能说得出得什么癌可以使用何种药以及它的数量；有些人当了放疗专家，知道如何使用这台放疗的机器……许多专家组成了治疗癌症的这台大机器。于是，许多癌症病人便被送进大机器进行治疗。70年代哈克博士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那些不治疗者，生存的希望比治疗者要大。这就是宣布西医采用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失败了：手术根治法、化疗杀灭病毒法、射线照射杀毒法，失败了。现在，美国大多数癌症病人，转向寻求替代疗法：中医中药疗法、针灸疗法、按摩推拿疗法，信仰疗法，以及其他的自然疗法了。
当癌病毒猜测出来的时候，宣传铺天盖地，这台机器就开始运转。因为有病人就有生意。现在说，细菌和病毒不是生癌的原因，这台机器却无法拆架，照样在运行，美国得癌症的病人，因为异教徒的宣传，大多数不愿意到这台机器中送命了。这就直接影响到生产化疗药品的制药公司，生产探查器械的药械公司，以及围绕着所有这台机器转动的人们。公司不能立即停产，专家不能立即失业，病毒的发现者不能马上从他的高位上跌下来，只能让这台机器继续它的运转。高层的研究者虽然已经转向，下层的操作者仍在继续做着让癌患者送命的工作，不知情者则继续到这台机器上送掉性命。
我们应该知道，人体上既然会生肿块，如果还命不该绝，他的生命就一定还有克服肿块的办法。这就是许多癌症病人不治而愈的原因。尤其是年轻的患者，恢复的机能好，做医生的应该探求如何克服的原因，而不是单纯考虑用手术切除。因为，手术给人体造成创伤，使生命消除肿块的能力减弱；化疗在杀死极少数的癌病毒（现在有人不再说杀死癌病毒，而是说杀死癌细胞了），会杀死更多的人体细胞，包括与人共生的微生物，也就是说，会使生命受更大的创伤（现代医学说免疫力减退，白细胞减少，有的化疗药物还会致癌）；放疗同样会杀死正常的细胞，减少白细胞，也就是说，会降低生命的控癌能力，同时会致癌，是最得不偿失的行为。
西医在内科病名的制定时，有三个条件：一是病灶；二是病因；三是病理。三者不能缺一，否则病名就不能成立。从这一规定看出，西医内科找不到病灶，就没有办法确定病名，就无法治疗。有了病名后，他们就可以做手术“除根”了。内科还不是为外科做“探路”的？生了病，自然就有病理。凭着病理学家去身体上找病灶，当然要发明一些探查病灶的仪器，只有外科医生才会发明这些仪器。但是，现代研究，几乎所有的外科探查仪器，X光、胃镜、肠镜、血管镜、B超、CT机、磁撞震等，都会造成生命的创伤。内科疾病的研究在外科医生的指挥棒转着，怎么能看得见生命呢？可以认为，所有的内科疾病都是因为生命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缺陷，产生的不平衡而导致的。但以解剖学做基础的教育的医生和医学家们能想得到的吗？
只有中医才知道，病灶不是生病的原因或根本，却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安排。中医运用整体辨证，治疗外科的疔、疮、痈、疽，效果极佳，完全可以说明病灶与整体的不可分割性。也许有人会不理解，会提出如下的问题：一、外科病与内科病灶有什么关系？二、病灶怎么会是一种自救安排？答：疔、疮、痈、疽就是体表上的病灶，如果发于体内，就是体内病灶。当生命感到某些毒素需要排除，就在体表找出一个最好的位置，通过这个地方的机体腐烂，排除体内威胁生命的毒素或信息运行障碍。同时，由于体表穴位的疼痛刺激，经络得到疏通，经气畅行，体质改善。凡是处理不当，导致毒素不外发而内伏者，则病势恶化，甚至危殆。所以，不管是发于外或发于内的许多溃疡，都应该认为，这是生命与疾病共同“协商”的结果。这里我们应该想到的是，生命有着强大的自组织能力，都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才能自然运转直至死亡。死亡就是生命自组织能力的终止。癌发于体表或发于体内，都是生命自己的安排。
先贤说，中医内科医生如果不能治外科病的，只能说是半个医生，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所有发于体表的疔、疮、痈、疽、瘰、疠，无不都是内毒外发，都是一种生命的自救安排，中医可以通过四诊，通过平衡的方法来治愈这些疾病。从中医内科治外科病的经验中可以知道：疔，是不能动手术切除的，如果用了刀子，就会发生疔疮走黄，头面皆肿，发热，西医叫做败血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症状；痈，如果进行切除，痈毒无法排除，就易发为全身流注，患毒气内陷，同样十分危险；疽，如果用手术切除，就会像癌肿块一样，发生全身性转移……假设，这些肿毒发于体内，阳性的也有称为脓肿的，在胃，称为胃痈，也就是胃脓疡；在肠，称为肠脓疡（包括阑尾炎）；在肝，称为肝脓疡等。这些 阳性脓肿，都有疼痛、化脓等症状；如果是阴性的，中医叫做症痂积聚，实际，就是现代医学的癌症。当代中医治疗家郑文友先生，写过癌寒论，认为癌是寒毒，治愈很多癌症患者（只是郑先生也因为中医的保守性，在他死后，他的治疗经验也被带走了，没有传下来，真是可惜）这说明，癌症并非不治之症，而是整个西方医学的研究方向错了。
是人，就一定会死的。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就必然会死亡。在死之前，身体上某些地方出现改变，也应该说是正常的。凡是人，都不愿意死亡，都会害怕死亡。过去有人在得病后，因治不好。这种治不好的原因很多，其一是找的医生不对号，因为疾病复杂，知识有限。医生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其二是病程拖得很久，元气被消耗殆尽，医生不是神仙，不能统治百病；其三是生病原是环境使然，而许多人都无法改变环境，例如本是劳累致病，但病人无法休息；本是生活不节，嗜好无度的，但病人无法改变他的生活……尤其是老年人，用了几十年的躯体，不能与年轻人相比，必然会有一些人在某些部位发生肿块。
其实，以病灶为疾病的根子和以病灶定病名是一个陷阱，一个叫“刻舟求剑”的陷阱。这个陷阱，使人们忽略了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这个根本道理。过去，有一些文化界人士，认为利用病死者的尸体，可以找到致死的病因。因此，当他们患了不治之症后，就签下遗嘱，死后献出遗体，提供给医学研究。研究者果然发现了一些死者的尸体上有癌肿块。因为在死者身体上发现肿块，就认为这是致死的原因：癌症必死论产生了。这本是医学研究的一个大误区。人之死亡，有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因，是不是因患此肿块而死，现代医学根本没有什么根据。而人生了病，或老了，人的气血也衰老了，某些细胞得不到营养（包括氧气）的供应，瘀血积聚，细胞变异，身上某些地方产生肿块是很多的。即使是活的人，身上生肿块的不是很多吗？人们想不到这些肿块，也是一种自我防卫，也就是生命的自救安排。生活中会产生许多毒素，这些毒素会阻碍生命的信息运行。生命为了自救，会在体表上或体内寻找一个部位，使之结成一块，然后腐烂而产生疼痛。疼痛的刺激经络的信息活动，使疾病得以痊愈。但是，西方的病理医生通过细胞的审查，那肿块细胞当然是不正常的，便被定名为癌细胞，他们不知道如何调整生命的功能使之恢复，却认为这是会死的病，唯一的方法是切除。
现在癌症病因假说转移到毒素说。如上所说这个猜测还得不到证明，但大规模的宣传已经开始。所以，就有了许多致癌物质的说法。我认为，所有的研究有一个大缺陷，就是没有对人的生命的研究。毒素说利用统计学，对患癌病人的饮食、生活起居、工作，以及所接触过的东西进行调查，然后猜测出某种东西是致癌物质。我不完全排斥这种统计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把它作为主要依据会有矛盾的。百分百的的癌症病人都吃米饭，我们能说米饭是致癌物质吗？这是统计学的死胡同。科学是驳不倒的，能驳倒的就是不科学。明是死胡同为什么还会飞飞扬扬呢？人们能不能想到它符合市场的利益呢？
最新的消息是：“有一种癌症病因假说已得到了证明，该假说建立于所有已知事实和生物学规律的基础之上，并已在实验室里得到验证。这种理论叫作癌症反分化理论，该理论的创立，是通过研究有关需氧细胞如何凭借呼吸氧气产生能量的资料完成的。”（《现代医疗批判》155页）这个被证实的癌症病因假说，能否用来治疗癌症还是个未知数。但它却可以用来说明患癌者不是一定会死的，或者癌肿块自行消失的道理。
实验室证实的是：某些细胞因氧气供应减少而发生了癌变。“早在1890年，苏格兰的病理学家威廉•拉塞尔就指出：在所有癌症组织里，都存在着变化性很大的微菌，这种微菌被人们称为‘拉塞尔体’。”（《现代医疗批判》37页）“变化性很大”的意思是：它可以变成非常有害的，也可以逆转变成无害的。“病毒是初级细胞。一些细胞是需氧菌，另一些是厌氧菌，这依赖于它们能否得到氧气而变化，细菌能随其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现代医疗批判》34页）因此，罗斯先生说的“血中毒”，是有一定依据的。血细胞自己需要氧气，也是身上其他细胞氧气的供应者，如果它中毒了，自然变成了瘀血，不仅带氧的功能丧失，还阻碍血管的流通，使某些微菌得不到氧供应，因而发生异变。但是，它又可以随着内环境的改变，即瘀血被清除之后，氧供应恢复，异变的细胞重新变为需氧菌，这就是癌消失的原因。中医能治癌症，就是中医能改变这种内环境。
七、人工免疫假说
詹纳（发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内含杀死的闱减毒的病毒或细菌），预防人类传染病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开创了用类似的手段来治疗各种慢性或复发性感染的先例。这里要揭露的第二个错误几乎完全是一个人提出的概念，他是卓越能干的爱尔兰人，当时杰出的细菌学家——赖特爵士。他设计了第一种方法去预防伤寒病，挽救了很多生灵。他发明了多种重要的细菌学试验和技术，而且在英国创立了细菌学。
在1900年，他提出了对己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疗的假说，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后两年里，他从葡萄球菌引起反复发生疖病的病人身上，分离并培养这种细菌，然后加热杀死刑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内。和莱恩爵士一样，赖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强烈影响，后者是细胞免疫这个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细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细胞（称为吞噬细胞）消化和破坏的过程，并且推论这种作用是人体防御感染的重要机理之一。赖特发现，用产生感染的同种细菌制成的特异疫苗注入人体内，可以增强吞噬细胞消化细菌的能力。测量这种能力的指标由他命名为吞噬细胞指数。他相信，接种后吞噬细胞指数增高是一种有效反应。
赖特用杂死的葡萄球菌接种类六名疖病患者，在几个月内病情都有改善，他们的吞噬细胞指数升高。但是，病人的临床状态与吞噬细胞指数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吞噬细胞指数时时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
在1902年，赖特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试验，在这篇论文中，他乐观地推测这种方法可扩展到用来治疗结核病，链球菌感染，以及淋病。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菌苗疗法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占据了本职工作世纪的前五十年，菌苗疗法几乎成为治疗所有疾病的时髦方法，并为病灶感染论的信仰者广泛使用。
赖特爵士是自己理论的不疲倦而雄辩的鼓吹者。于是，英国、欧洲和美洲很多医院都建立了细菌学家临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长的细菌制造菌苗，以及测定吞噬细胞指数，稍后还测定调理指数。他们声称，菌苗疗法对治疗阑尾炎、结肠炎、脑膜炎，以及肾、中耳或子宫的感染，甚至对反复发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疗效。赖特强调注射结核杆菌的提取物，对治疗局部的结核病，如对皮肤、淋巴结、肾、骨、腹膜的结核病，都很有价值。他相信肺结核病人长期卧床至体温正常之后，用结核菌苗治疗可能有效。用这种方法治疗结核病是《医师的困境》一剧（肖伯纳创作）的基础。剧中的英雄里得金爵士，是肖伯纳以他的朋友赖特博士为模特儿而塑造出来的。这个困境是由于菌苗数量有限，究竟是用来治疗年纪大的慈善的开业医师，还是用于治疗年轻的没道德的艺术家，他们两个都由于患结核病而危在旦夕。后来根据“拯救最有价值的生命”这个原则而作出了决定。整个剧都经常说：“刺激吞噬细胞！”肖伯纳嘲笑自身中毒论及其大批地切除人体器官的做法，但他是热心宣传菌苗疗法的。
福斯特在他的《医用细菌学和免疫学》一书中指出：“例如，一只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链球菌免疫之后，它不仅能在注入活链球菌后生存（细菌可使没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从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护没有免疫的兔子，它在注入活菌后也不死亡。在这种实验情况下，抗细菌血清是有效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类原理应用于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经证明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不过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菌苗疗法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没有一只患任何感染的动物是用菌苗疗法治愈的。菌苗是有用疗法的根据来自临床实践，这个证据应该足以使公正的观察者信服。但问题在于证据不能令人信服。”
赖特和其他人举出了很多有效的个别病例，以及明显治愈的一些特殊病人。常常提出菌苗疗法有效的临床印象，但没有提供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而且多年来没有进行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赖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对那种同时进行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他不同意用英国统计学家提出的统计分析。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疗的患者们作为对照。但他们可以用另一些人来代替，例如用其他疗法或其他医生来治疗病人。如果现在这样做，研究的争论点就会发生混乱，不仅两组的可比性有怀疑，而且会提出问题：对照组所用的疗法是有害还是有益的；特别由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混乱。如果你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所研究的问题带来混乱，我想，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菌苗疗法的效果。我已经用事实来说明其疗效，它已成功地治疗很多顽固的危重病例。”
赖特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所说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他的认识和立场，而且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医师对待任何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的态度。稍后，英国统计学家希尔等逐步使很多医生相信：当对新疗法有怀疑或不摸底时，适当进行有对照组的试验不是缺德的。正是赖特的这种态度，使菌苗疗法的错误持续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现在使用统计学方法，在那时是得不到运用的。
甚至是拉什医学院的校长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论的热心传播者，也很难去测定调理指数，也不能在一大组病人中去发现菌苗疗法的效果。在本世纪20年代，临床医师和细菌学家们已越来越怀疑赖特菌苗的价值。30年代，才进行了一次粗细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把大量的关节炎病人随机地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制造的菌苗，另一组注射盐水。正好每组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显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复发性疖疮可能是个例外，对这种感染注射菌苗的预防作用大闽治疗效果，其他的菌苗现在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尽管教授和教科书的作者在谴责，医生们虽然也知道菌苗无效，却没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药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疗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药厂生产，并有时为医生所使用。
它造成了什么损害呢？是小小的，既不是病人花费很多钱，也不是注射时不舒服，而是应用任何菌苗可能造成偶发性严重反应，或传播血清性肝炎（即乙型肝炎），使用菌苗罕有致死的情况。（《现代医药中的错误》78——82页）
免疫学说的基础是细菌学创立者赖特博士，意思是以人工培养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并注入身体，诱发人体自身产生抗体，如果以后遇上这种病菌，就不会发生这种疾病。或从病人身上取得这种致病的细菌，培养后，使用杀死或减毒间方法，
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这种诱发人体产生抗体的做法有问题。
以下是西方对几种疾病的免疫治疗研究：
天花：众所周知，天花在有强制免疫治疗的国家和毫无免疫治疗的国家同时下降，换言之，天花免疫治疗并没有减低天花的发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疗并不能保证完全免疫。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例如美国威廉•霍华德•海医生在“医药自由协会”对消除强制人工免疫治疗法案的会议中指出：在他亲自监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为证）曾经接受过人工免疫治疗，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疗还没有超过一年。
百日咳：从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间，瑞典在毫无人工免疫治疗的状况下，百日咳自动消失；而德国于1940年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数却从原先的每年4万例增加至25万例，病历增加是免疫治疗前的6倍以上，即几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疗的儿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的国家也有同样病例增加的现象。例如法国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于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在1933年已开始实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达3倍。流行病学家斯图尔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国医疗刊中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汇报的8096宗百日咳病历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疗，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没有接受过人工免疫治疗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疗。
麻疹：是所有儿童流行的疾病中最常见，世界卫生组织对一群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与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在可麻疹发病率所作的比较显示：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则高达33. 5%。对麻省中学生的麻疹发病率调查显示：53%的患者已在1966年以前接受了活的弱减麻疹病毒免疫治疗。
风疹：一个由美国陆军医疗人员细心设计的双盲实验调查显示：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军人，若暴露在有风疹病毒的环境中，依然会患上风疹，而经人工免疫的军人比天然免疫的军人更容易再次被感染。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疗刊中的一篇论文指出：不论是天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治疗，都不能获得风疹的完全免疫保证，而且，经人工免疫治疗者比天然免疫的人更容易再次得到亚临床的感染。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艾伦教授对风疹免疫治疗的疗效报告显示：将已接受了风疹免疫治疗的士兵送至有风疹流行的军营时，80%已接受风疹免疫治疗的士兵染上了风疹。艾伦教授指出：“风疹免疫治疗并不能确保疗效。”《顺势疗法》138~141页）
以下是强制人工免疫状况调查：
现行的人工免疫治疗，不但对预防和减少传染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所使用的细菌和病毒疫苗实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细胞毒类药物，所以会导致身体‘微生态’失调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临床使用显示：人工免疫治疗除了有增加疾病的发病率外，还会导致身体的严重损伤。以下举例说明：……
发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索克尔教授在1977年的《科学摘要》中指出：“例如用活的病毒疫苗来对抗感冒和麻痹性脊髓灰质炎，往往都会由于为了预防而变成了患上该种疾病。用活的病毒疫苗来对抗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会引起多种副作用，包括大脑炎……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现今美国和其他国家导致脊髓灰质炎的主要原因……对于用脊髓灰质炎病毒作疫苗，现今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使用这样的疫苗有导致麻痹症的危险，这就刚好与从前的信念完全相反……”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来目的是为了预防麻疹及麻疹的并发症大脑炎，但实际上，注射麻疹疫苗却往往导致了大脑炎和多种比麻疹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亚急性的硬化性全脑炎，简称为SSPE。SSPE的症状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脑语言功能的损坏、性格的改变、精神发育迟缓、学习的无能、多动症、突发性暴怒、无菌的脑膜炎、轻偏瘫、癫痫发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国儿科教授门得尔森指出：“现今流行的多动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于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还可导致非典型的麻疹、发高烧及肺炎等多种严重的副作用。《美国医疗刊》中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全国有60万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将会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则怀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疗可能就是导致多发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发性硬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于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
风疹（德国麻疹）疫苗：已有许多医疗报告指出风疹疫苗的副作用可造成多种严重疾病。而50%的妇女在疫苗注射后感到副作用的反应，其中包括10%~15%的人会得关节炎。
DPT三合一混合疫苗：这种类三合一的疫苗是用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三种病毒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免疫注射剂。自60年代开始，在欧美各国已有多例的严重疾病和死亡与使用DPT有关。笔者在1991年离开加拿大时，加国当时有超过500名、美国有5000名的儿童患者是由于DPT的不良反应而导致了严重的脑神经损伤。由于损害程度过甚，就算使用顺势疗法药物来治疗，也无法将患者的损害扭转过来。1991~1994年，笔者在香港行医的4年中接触了两名被DPT损害的儿童，当时笔者用顺势疗法患者治疗，只能产生姑息的疗效。
猪感冒：1977年美国卫生部强制人民注射一种名为猪感冒的疫苗，其主要原因如下：在1975年——1976年间，世界各国流行一种H3N2型病毒的A/维多利亚/75的感冒。到了1976年2月，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军营中，有数百名军人染上了一种名为A/新泽西/76的地方性流行性感冒。虽然这种新泽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并不严重，而且，没有蔓延到军营外，但是，由于1918——1919年间所流行的猪感冒导致许多家畜的死亡和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传染人类）而这次新泽西感冒病毒与早期猪流行性感冒病毒相似，这就使美国的官方人员产生了恐惧，以为这种新泽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第一种可以从人传染人的猪流行性感冒。在惧怕这种类感冒会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情况下，便仓促地使用这新泽西病毒来制成疫苗；并毫无根据地称之为猪感冒疫苗和强制全国人民接受该疫苗的注射。结果这一次由于恐惧而强制人民注射的疫苗导致了许多无辜人遭受恶性的反应，造成了最少有30人的死亡和数千人身体的损害。这种疫苗所导致的不良反应，在注射之后数小时开始，其中最重的反应名为急性热病性多神经炎，使565人患上了麻痹症。
从以上多方面的客观统计和历史数据可见：现行的人工疫苗接种对人类的健康极为不利。法国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伤风、狂犬病、结核病和伤寒病的疫苗不但是无效，而且极度危险……所以，应完全禁止使用这五种疫苗……”美国的辛普森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质炎等人工免疫治疗将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种在人体内会变成潜伏性病毒，并扩散在身体各个部位，而部分潜伏性病毒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变为活化分子，导致多种慢性疾病。这些活化分子所导致的慢性疾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红脐狼疮、帕金森综合征及肿瘤等。”（《顺势疗法》144——149页）
巴斯德后来自己已经给推翻了。他说：“细菌算什么，环境才是一切。”这里的意思很明白，环境决定了人的免疫功能。环境有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是指身体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环境，例如阳光、空气、起居环境、饮食所需的物质供应、工作条件、邻居关系，以及所碰到医生、朋友们的语言……等等；内环境则指身体内部的营养平衡、微生态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内部平衡。这才是决定人的健康的条件。尤其是内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现代西医的一个大问题是重视和强调外环境而宁重视内环境。因此，才会弄错治疗疾病的方向。免疫学说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功，但它与所有的西医疗法一样，道理就在于在对人的生命还没有充分理解以前，只要铺开来实施，其结果就是失败。关键就在于它损害了人的内环境的平衡。免疫学虽然已经认识到，并且，也是利用了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强加于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败的结果。
根据西医的研究：
“免疫力的高低依赖于健康的胸腺，胸腺与其他内分泌腺一起指挥着免疫系统的活动。胸腺若不健康，或因感染、心理或生理创伤而过分需要免疫系统帮助时，它就会因负担过重而被耗尽、萎缩以至于最后丧失其功能。身体创伤包括血中毒症。如前所述，饮食不当是体内产生血中毒症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大量危害身体和免疫系统的物质。例如所有药品：内服或其他药、抗生素、镇静剂、止痛药、阿司匹林，等等；尼古丁、大麻、废气、自来水中含有的氟化物和氯。重复说一遍：心理创伤本身，如宣布患上癌症或艾滋病，也能决定一个病人的命运……”（21页）西医医生们由于治病能力的有限，往往对自己治不好的病，就宣布这是某种不治之症，使接受治病者受到心理创伤，导致疾病的恶化。因为，“脑是一个巨大的免疫系统腺，它产生希望喜悦和乐观主义，以便应付恐惧和抑郁的心理态度。”（22页）
所以，笔者认为，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如果这一点被人们接受，那么，说人得不治之症的医生的话便没人相信，也可以救很多人。
“21年来，我研究了营养充足的牲畜对流行病的反应。像牛瘟、口蹄疫、败血症等，都经常对乡村带来大劫难。我未隔离一头牲畜也未给一头牲畜接种；它还可以经常与牲畜接触。然而，却没有一例传染病发生。营养充足的原生质带来的好处是强大的疾病抵抗力，有人可能称之为免疫力。”
“免疫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组织，它包括腺、白血球、抗体和其他蛋白质、激素、酶和细菌。免疫系统使身体抵抗一切接近它的具有潜在危害的细菌、病毒和异物。异物包括消化不全的蛋白质分子及其他来自消化系统的毒素，医药和抗生素也对身体有毒。上述任何一种物质，一旦进入血液循环，就会使免疫系统里的对抗兴奋起来，这些物质被称作抗原。白血球的日常活动，是摧毁和排泄出不能再用的红血球，因为，每隔一秒钟就会产生数百万新红血球；白血球还能排泄出其他细胞或代谢过程中的废物。”（19页）
笔者认为，免疫学说可以用于研究，但拿活人作试验品，是万万要不得的。现在研究出一种致病菌，就把它制成疫苗，注入人体，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病的感染，其实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因为，细菌既然可以变化，人接受免疫注射后，会产生抗体，那么这些细菌当然会觉得环境不适，也会发生变异，变成一种新的病菌，人类能像细菌这么快地创造新的对抗药物吗？即使新的药物能迅速创造出来，它的副作用也许比这些致病菌还更厉害呢！免疫学说虽然已经发现，人的生命的自我维护能力，它的免疫注射仍然是一种外加的能力，后果亦难预料。
“经过30年的观察研究，莫斯科维兹博士发现，免疫计划完全失败了。让人们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还继续保留和使用这些方法？免疫无效还不要紧，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种后，经常会产生严重的、有时是致命的反应。反应的程度相当严重，以致许多国家停止了接种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险期内，国际旅游者要接种有关疫苗。莫斯科维兹博士说：‘实际上，疫苗不仅不会产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预或抑制整个免疫系统的反应疫苗的作用与射线疗法、化学疗法、皮质脂酮和其他消炎药作用大同小异。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抗体。制造抗体只是免疫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若把它孤立出来并让其代表整体，这就如同把抑制血压升高的化学物质用来代替真正治疗高血压良药的做法。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免疫系统难于或无法对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应，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反应迟钝，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复的可能性。’身体（笔者按：应改为‘生命’）把突然进入其组织的物质视为伤害事件，这是不难理解的，婴幼儿的身体更是如此，所以，多数医生认为，接种是婴儿摇篮死亡的主要原因。”（《现代医疗批判》26~27页）
因此，笔者认为，免疫学说不是使人获得健康的学说，而是使人生病的学说。如果我们把健康的研究提到首位，那么首先应该研究生命。而迄今为止，西医学中却从没有生命的系统研究。而在中国，2500年前著成的《黄帝内经》，已经把生命研究了个透。这才使得中医的临床疗效，远超西医。
八、艾滋病假说
现在人们一听艾滋病，就吓得要命。艾滋病是否就没法治疗？答案是否定的。巴德利博士发现好多得了艾滋病的患者自然康复的。国家科技部的贾谦教授的调查说：
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迄今20多年，世界各国努力终无结果，致使西医大家到处宣扬艾滋病永远治不好我们调研的结果是：14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注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他们治疗，疗效奇佳，稳定了民心。中药只需吃几个月最多一年即可停药，不反弹。义乌孙传正治疗171例患者中，13例抗体转阴，可惜没有引起我国中西医大家以及管理机构的注意；哪怕你去调查否定了孙传正的结果也好，也是一大贡献，却从来没有什么机构去核实。这只能说明我们卫生界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麻木不仁！
“对如何诊断艾滋病的问题，医生当中存在着大量分歧。难怪人们认为，所谓艾滋病研究机构发布的的有关信息，多半是以纯粹假设为基础的。尽管某种病毒被说成病因，但几乎未在病人身上发现；尽管多数病人身上发现了某种病毒抗体，但并非所有病人身上都携带它。多数携带抗体的人未生病，但一些未携带抗体的人却生病了。因此，撇开病毒理论关系不大不说，即使‘正规的’诊断方法，也是一直在检测病人身上是否呈现出了一种或多种典型病症，这些病症包括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卡波济氏肉瘤、巨细胞病毒或其他艾滋病相关症候簇或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症状。综上所述，如果你恰恰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或静脉吸毒者，那么，一旦出现了所述任何一种症状，就会被宣布患上了艾滋病。然而，如果你不属于这类人，那么诊断的依据便没有偏见了，你就会被宣布只是患上了肺炎、肝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征。” （《现代医疗批判》70页）
西方医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一些人患相似的症状死了，他们使用解剖尸体的方法寻找致死的原因，然后宣布他们的发现：这些人的某个部分或器官，假使与通常的不一样，例如萎缩或肥大，他们便武断地认为这就是死亡的原因。因而马上开始研究如何使这个部位恢复与通常的一样。如果有个别人，因这样的治疗后，暂时地好了，就马上大做文章，大肆宣传，然后就有许多医生去观摩学习，直至应用。其时，没有人敢说这种见解是错误的。直到许多人在接受治疗后，发现这种说法不对，才开始批判.但是,错误的治疗方法一旦已经被很多人使用上了，纠正是很困难的.医学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因为，学会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人是以此维持生计的，他们不可能不顾自己的生计不加以使用。这就会使医疗手段更新困难。病灶感染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批判，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仍有一些专家运用它来讲解致病的原因。再如癌症病毒论已在70年代被基因变异说推翻，但现在的化疗、放疗，仍作为治癌的主要方法。化疗、放疗是根据癌症病毒论产生的，目的是用它们来杀死癌病毒。要是说过去不知道错误才使用它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仍然丢不开，这就是医学的保守性。
如可所述,艾滋病在美国迄今为止是不是HIV感染的还很难说,但世界上却已经在大规模地宣传说它就可以检测人们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
“艾滋病病人必须懂得：他们所了解的许多知识都只是推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病毒侵袭白细胞（T4辅助细胞）并杀死它们。这种理论和神话被作为事实展示给大众。另一种一种理论认为，T4细胞数目减少是形成疾病的关键因素。还有，T4细胞数目低于200就可以决定是否可以使用叠氮胸苷（AZT），这也是一种不实际的数字游戏。
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有几位病人的T4细胞始终不足50，但他们却从未因此虚弱不堪或出现严重感染。一位病人，在采用自然疗法以后，T4细胞从不足100增加到600以上，但同时却患上卡氏肺囊虫性肺炎。
T4白细胞计数与心理注意焦点密切密切相关。有一位无任何艾滋病症的病人，去另一位医生那里做‘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他的T4辅助细胞计数是494，属于正常状态。知道自己的抗体呈阳性后，这位病人便陷入无法自拔的抑郁和恐惧之中。一周之后，因为焦虑，他又去那位医生处检查自己的T4辅助细胞计数。一周的抑郁，没有其他病症的影响，他的T4细胞计数减少了50%，只剩下了234。’”（《现代医疗批判》71页）
“有人认为，患有艾滋病的人数，现代化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而第三世界里可能有数百万。这种说法的唯一依据是，这些人的艾滋病检测‘呈阳性”，即他们携带了被说成致命的反转录病毒——HIV。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的健康情况良好，并未呈现艾滋病综合征的病态。怎么能把健康的人说成患上艾滋病呢？艾滋病是一种综合征，如果未患上综合征，就不会发展为艾滋病。
另外，假若HIV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也是有待于证实的假设。事实上，即使从某人的血液里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也丝毫不意味着这些抗体带有病毒；相反，这意味着，与其他所有病毒相同，身体过去曾携带过它，但现在已经建立起防线。
一些HIV呈阳性的人，尤其是高危人群的人（忙于毁灭自己的人），最终会患上艾滋病——只有他们才能出现这种结果。但是，事实上，在高危人群中，只有不足3%的‘艾滋病抗体呈阳性’的病人能完全发展成为艾滋病。因此，除了他们的高危行为是致病原因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原因了。毁灭性的医疗手段、艾滋病等于判死刑的偏执的恐惧心理，究竟使多少人濒于患上艾滋病的边缘呢？典型地说明了人们对于HIV偏执的恐惧程度，一名警察与一名患有艾滋病罪犯搏斗时，被对方咬了一口，由于极度恐惧，他竟然用佩带的手枪自杀了。”（69页）
“迄今为止，艾滋病HIV理论一直是在缺乏证明的情况下获得支持的，其原因在于：它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健康研究所发起和正式开展研究HIV的。这种可信性足以使各地的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病毒理论。下面这个事实尤其重要：对病毒了解较多的医生为数很少数民族，了解‘反转录’病毒的医生更少。自从正式公布以来，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工具——疾病控制中心与仪器和药物管理局，就一直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来加以支持，只认可与HIV感染有关的观点，坚决排斥任何与HIV理论相左的研究数据，无论它们多么有价值和富有独创性。
这出哑剧差不多快闭幕了，它的演出时间极其漫长。……打破HIV神话把某种常识引进医学的人，是世界最伟大的病毒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彼得•杜斯伯格教授。1987年，他被美国健康研究所评选为全美23位著名科学家之一，并被奖励了声誉极佳的50万美元的‘杰出研究者’基金，以期望他能在征服艾滋病的战争中较有建树。他研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令该机构沮丧的是，杜斯伯格并未完全沿着拟定的方向进行研究。
作为世界上反转录病毒学家的权威，杜斯伯格一直强调指出：反转录病毒绝不不可能是艾滋病病因。他不断向罗伯特•加洛挑战，向这位假说的创立人挑战，或向该机构的其他专家挑战与他们争论HIV假说。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发出挑战书，但对方却没有一点反应。他的‘杰出者研究基金’也被停发了。对于展开争论的要求，无人理睬，而且还被看得一文不值。然而，这相提并论要求绝非一文不值，迟早要得到回答。越来越多的报界人士正在要求做出回答，他们站出来支持杜斯伯格。1983年就发现HIV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已公开声明自己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因。罗伯特•加洛博士，以欺诈的手段宣称自己是HIV的第一个发现者，他于1984年首次提出了HIV假说。但加洛现在也转而不相信HIV理论了，其原因在于他的可信度下降了，而且对弄虚作假的调查工作，也降低了美国健康研究所的声誉。”
原来，艾滋病只是一种猜测，而把这种猜测变成社会真实的是因为HIV理论出自美国的权威机构——健康研究所。它的“发明人”是有名的罗伯特•加洛博士。现在HIV的发现者都发表声明，“不再相信HIV是艾滋病因了”，这就使得美国的艾滋病假说面临倒塌的局面。可是，这个理论假说）在我国却欣欣向荣。今年大规模开展的艾滋病宣传，就是一次重大的展示。这个“展览会”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背后有文章。
原来，支持这个理论的有个制药公司叫宝威公司。该公司的产品AZT被认为可以治疗艾滋病。
“今天另一个丑闻正在发生：美国美国宝威公司正在推销一种致命的药物——叠氮胸苷（AZT）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获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在艾滋病工业中，宝威公司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专营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可的AZT，没有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这与把HIV看作是艾滋病的真正原因的做法完全相同，纯属主观臆断行为。宝威公司只有既不承诺也不保证，才能使这笔买卖顺利成交。艾滋病人需服用AZT的唯一原因是，它能抑制住HIV在体内扩散。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虽然AZT是一种有毒和高免疫抑制的药物，但它能延长艾滋病人的生命。因此，尽管AZT尽管于身体无半点益处，但艾滋病人对AZT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尽管呈HIV阳性的人死亡的数量没有预计的那么多，但上面那个事宜却使病人对AZT的需求继续下去。
HIV理论还没有立住脚跟，大规模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对艾滋病病毒HIV的恐惧已经被制造起来了，也就已经有市场了。市场就如嗜血的鲨鱼闻到了血腥味，猛扑过来了，岂肯轻易放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连HIV的发明人都不承认HIV是艾滋病因了，而宝威公司仍在大卖其AZT的原因。
人们迄今为止，并不知道西医学制造的病名是一个陷阱，不知有多少人掉进这个陷阱毁灭了。因为，疾病与生命一样是动态的。什么叫动态呢？疾病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病名却固定不变。病名的固定性违反了生命的规律，利用它来治病就错了。西医学利用它可以制造恐吓，制造药物，制造医学研究等假象，证明自己的“科学性”。他们把发烧连同上呼吸道感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称为感冒，有没有感冒这个病呢？其实没有。也可以说，感冒这个病是无中生有。因为，这种发热初期的发展趋势不可预料，它随着时间的延续可以变为肺炎、脑炎、脑膜炎、百日咳、麻疹、白喉……等所有前期能发热的疾病（读者切莫误解，我这里只是按西医的认识讲病名，并不是承认这些病名）。现在有西医称它为前驱期发热，我国相信西医的人，把这种发热能治好的，叫做感冒；如果治不好，就寄希望于东查西检，找出个病名来。偏偏定病名有个条件，就是必须找到病灶或病因。而很多发热即使长期住院，把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做光，却什么也找不到。有的人检查多了，偶然找到一个病灶或某种病因，其实是不是真的谁能知道？因为，日子过去了，这个病灶或病因谁能知道是什么时候生起来的？笔者治好过很多腰痛、臂痛的患者，但他们到医院里，医生就会叫他们去做脊椎检查，X光、CT，拍片都会认为颈椎或腰椎病，他们服了几帖中药后，或针灸，没多久却好了，然而，颈椎、腰椎病依然存在，这不是“冤假错案”吗？其实，有些医生所谓的腰颈椎病，乃是人体正常的退化，根本不是病，医生自己不会治腰臂痛，只好假作内行，抓个理由罢了。
现代医学制造很多的“不治之症”，例如癌症、红斑狼疮、类风湿、乙肝、各种偏头痛和头痛等等，目的是为医生治不好病制造理由，也是用来掩盖西方医学的无能。但是，这些病如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大多数都会好的。我毫不怀疑西方有许多医学家有着高尚的道德，以及非常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但他们做着的，却是一种一点也不自知的欺骗行为。因此，我认为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医学的问题，而医生自己也是被欺骗者，只不过他们是一些虔诚西方医学教徒。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2-2 19:13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0-12-14 0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