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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3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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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熊取胆和生态伦理
意想不到，胡展奋先生一直在为黑熊奔走呼号。
有权有势有什么不好呢？象胡展奋先生这样的人，他的一封信就开始改变这些黑熊的命运。
活熊取胆和生态伦理
作者：胡展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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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的声明引起了我的注意
八十年代我就听说过活熊引流胆汁的事，据说这技术是从朝鲜传来的。当时我还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和情感，所以并未引起注意。真正引起我注意，甚至极为反感的是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新华社的一条电讯：一位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官员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标题是《养熊取胆汁是保护野生熊的有效措施》。这篇声明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批评中国人虐待熊、破坏熊类资源的国际舆论的。读完这个声明，当时在我思想上引起的冲击非常强烈。 我认为作为一个保护野生动物领导人发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声明，实在有失国格。再说，声明中的一些事实也掺了水分：第一，他说“经过批准注册饲养的黑熊大约有５０００头”，那么没有“注册”的呢？自然远远不止这个数。因为人们并不关心你们“注册”了多少，而是破坏了多少； 第二，说“其中相当部分是人工养殖熊的后代”，这个“相当部分”是打马虎眼的说法，人工繁殖的熊也有，很少。取胆汁的熊９０％以上是野外捕来的，而且成年熊很难捕获，常常是在击毙大熊以后，才能抓到幼熊； 第三，有消息报道，国外已研究出熊胆的代用品，看来熊胆也不是不可替代的“瑰宝”， 而且目前采用活熊取胆的办法，许多因缺乏工艺和卫生管理，数量既“滥”，质量也有问题；第四，至于活熊取胆受不受折磨， 痛苦不痛苦，恐怕只有熊知道。
当时我正在给中央一位领导人写信，其中谈到应该在中小学加强环境教育的建议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昨天在报上看到新华社一条电讯：林业部一位副部长发表声明：‘养熊取胆汁是保护野生熊的有效措施 ’。在我看，考虑这个问题，既要符合国情，也要逐步和世界的进步趋势接轨。到底如何处理为好，还可以讨论，可以论证，可以研究，可以从长计议，也可以在报刊上发表内容相同的文章，但用不着以一个保护野生动物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这样一个郑重其事的、半真半假的声明。这说服不了世界（中国人用不着说服），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层次不高而已。如果这位保护野生动物的领导人在小学受过热爱野生动物的教育，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了。”
一个人掀起了一场风波
我开始注意和接触这个问题了。１９９４年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东亚熊类保护会议。很自然，活熊取胆成了中心议题之一。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会议有一边倒的趋势，代表官方和养熊场的代表慷慨激昂地宣扬活熊取胆是保护野熊的有力措施；许多科学工作者却采取模棱两可、谁也不得罪的态度。还有一位英语好又善于外交的动物学家更聪明，他说话不用别人翻译，说英语的时候强调保护，认为活熊取胆应该限制；说中文的时候又强调利用，认为活熊取胆是可取的。 这反映了我们许多科学工作者的生态伦理观念也不深，不如“关系学”重要，所以就不敢据理直言了。
会上有人告诉我，挑起这个问题的外国人也来了。我看她有３０多岁，黄头发，是个英国人， 叫Ｊ·鲁宾逊 (Jill Robinson)，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英文简称 IFAW)的亚洲代表。我很想听听她的意见，可惜我英语不行，无法和她直接交谈。在会上她也很少发言，只是用心地听着翻译转述大家的意见，偶尔也心平气和地说几句，只是正面地谈他们愿意为研究熊胆代用品和养熊场转产提供帮助，丝毫没有要“交锋”的意思。后来又经过多次接触，我感到这个很平凡的女性既有气势，敢于呼风唤雨，发动成千上万的人敲开中国的铁门，告诉中国人：“要善待动物！”同时又有气量，敢于和反对她的中国人坐在一条板凳上，通过苦口婆心和出资帮助，引导中国人一点一点让步，承认虐待熊不好，关闭了几个条件极为恶劣的养熊场，并把折磨得要死的９只黑熊交给 IFAW 护理。她又联系到香港人士捐赠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黑熊养护区，为这些死里逃生的黑熊找到了一个怡乐晚年的安身之所。与此同时，她又发动香港和大陆的医学界来寻找熊胆的代用品，并提供经费进行这项研究，以便从根本上解脱熊类被暴虐使用的命运。
这么多年来，我接触过许多从事自然保护的朋友，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他们那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迂回曲折、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一竿子插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性。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不是以此谋生，也不是接受谁的雇佣或委托，他们是自己要干，干入了迷，甚至以生命相许，因此他们发挥了超常的精力和智慧，在不同的领域开创出新的天地。这样的先进人物我在西方听说过不少，也在书中描写过，如前苏联的拉斯普京，英国的彼得·斯科特，美国的约翰·缪尔，加拿大的戴维·铃木等等。见到的就更多，我真想好好写写他们，这对中国树人树业是有极大好处的。但因为走马观花，一个也没有写成。今天我想采访一下这位在中国踩出了一条道路的英国女士。因为中国人比较保守，民族观念强，对外国人的干预又十分敏感，所以她遭遇的难度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IFAW 是个什么组织
我把她请到家来，要她谈谈自己的情况，她说还是先介绍 IFAW 吧。
IFAW成立于１９６９年，创始人是加拿大籍的B·戴维斯(Brian Davies)。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宣扬热爱动物、公正仁慈对待动物，反对和终止世界各地虐待动物的行为， 努力挽救濒危的动物和灾难中的动物。目前，IFAW 已在十二个国家建立了办事处。支持者已超过１８０万人。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呼吁制止加拿大捕杀海豹的行动。在东海岸，生下不到两周的幼海豹披着的一身纯白的皮毛，是制作上等裘革的珍贵原料，所以它们成为捕杀的主要对象。猎杀的过程是很残忍的，有的被棒打以后，逃入水中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才能死去；有的还没有死就被剥皮，吼叫之声撕裂长空。三十多年前， 一些国际环保团体发起了保护海豹的运动。许多“绿色分子”直接到冰上去制止屠杀，并把那血淋淋的镜头公之于众，引起许多欧洲妇女改变观念，以穿用海豹皮毛为耻。IFAW积极参加了这个行动，发动了一百多万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签名，抗议这种残酷杀害海豹的行为。198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禁止海豹皮进口，大大减少了海豹的国际市场。1988年加拿大政府才作出让步，禁止对“白毛”海豹的猎杀。但年龄超过两星期，体毛已经改变颜色的海豹仍不在保护之例。现在，加拿大又把海豹鞭作为一种壮阳药，在亚洲寻找市场，使猎杀海豹的数量日益增加。1995年12月加拿大渔业部长宣布１９９６年东岸猎杀海豹的配额由原先的１８万６千只增加到２５万只。他们的理由是海豹捕食鳕鱼，损害了渔民的利益。其实，根据科学家的调查，鳕鱼并不是海豹的主要食物，仅占其食物的３％。而且海豹在吃鳕鱼的同时，还吃鳕鱼的天敌。目前鳕鱼的减少，主要是过渔滥捕和管理不善的结果，政府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海豹身上。所以 IFAW 仍在继续斗争， 发动英国人民为了保护海豹而不买加拿大的鱼产品；发动亚洲一些国家不买这种并不壮阳的壮阳药，以抵制杀害海洋动物的行为。
奇怪的是１９９６年底在《北京晚报》、《北京电视报》等报刊上，相继看到一个以“四世同堂”为题，推销海狗鞭特补胶囊和海狗鞭特补酒的广告，还美其名曰“天然绿色补品”。 姑且不论“四世同堂”“天然绿色补品”的渲染，与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环保政策是多么违拗；且说这用来招揽顾客的海狗鞭，而且标明“所用海狗鞭从加拿大进口”。中国的药典中有鹿鞭、虎鞭等等，可能我孤陋寡闻，海狗鞭入药还是头一次听说。我还怀疑，海狗鞭是不是就是海豹鞭、 海狮鞭等等的总称？ 因为加拿大千方百计要向中国推销的正是这类海洋动物的产品，其中主要是“鞭”这类可以入药的器官。特别是由于欧美许多国家重视自然保护，海洋动物产品早已失去市场；日本害怕损害自己的商业形象，也不敢进行这类交易，因此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件事也受到了 IFAW 的关注， 正在动员中国有关部门拒绝进口这类产品。但利润的诱惑还是使得一些中国人沾上了大洋彼岸海洋动物的鲜血。我想中药中这是瑰宝，那是瑰宝，海狗鞭总不能算瑰宝吧。有些关心环保的人士气愤地说，这简直是以形补形的巫术。 我看这是利用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在捞钱，在杀害动物，在破坏自然。因为这么推理下去， “人鞭”也该入药，更是“瑰宝”了。三十多年前曾报道过有个丧失人性的罪犯，活吃过几个孩子的生殖器， 不就是这种由病态而凶残施虐的极度疯狂吧。
此外， IFAW 在保护鲸类，保护野象，保护袋鼠和狐狸，拯救自然灾害中的动物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如日本关西发生大地震，他们的救援队立即赶赴现场，设立临时收容中心，护理痛失家园的宠物。 当非洲好望角发生漏油事件的时候，救援队也赶赴现场，为１０００多只企鹅洗净油污，挽救了这个濒临灭绝的物种。
作为这个组织的亚洲代表，Ｊ·鲁宾逊和同事们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如韩国、菲律宾等都是世界上吃狗最凶的国家（韩国每年要吃掉２００多万只狗），而且在贩运和食用动物的过程中，有严重的虐待行为，如把狗的四肢捆在一起，嘴上还套个罐头盒；把活狗悬吊在树上；把活猫扔进沸腾的水中。要和这些坏的传统习惯进行斗争不容易，但他们还是迎难而上，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韩国成立了爱护动物协会（ＫＡＰＳ），设立了动物收容中心，并印制了１５０００册宣扬爱护动物的资料，免费分发给学生。政府还在１９９１年制定了保护动物的法案，禁止并惩罚一切虐待动物的行为，同时还关闭了动物市场。新加坡也建立了爱护动物协会，设立了２０００多名额的奖学金，以鼓励热爱动物的学生。政府也下令禁止买卖野生猿猴及草拟了爱护动物的条例。
当然，费力最多、成果最大、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活熊取胆的问题。
１９９３年３月，Ｊ·鲁宾逊偶然从一个记者那里听说有这么回事。就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参观了广东珠海的一个黑熊养殖场。当时中国并不避讳这个问题，养殖场为了推销熊胆等商品， 还非常欢迎中外游客前往参观。当她步下水泥台阶进入一个地下室，最初看不太真切，只听到“卜、卜”低沉的声音，再定睛一看，满屋都是装在笼子里的黑熊，有的还伸出前肢，好像在呼喊：“救救我吧！”太阴森可怕了，Ｊ·鲁宾逊当时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把它们解救出来。 ”
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当她来到惠州另一个黑熊养殖场时候，真是目瞪口呆了。这些黑熊被囚困在和身体差不多大小的铁笼中，所能享有的空间仅仅是挪动一下前肢以拿取食物，或者伸出舌头能舔到水。 它们是怎么度过那漫长岁月的呢？场主坦率地告诉她，有的黑熊已经关了十三年，从来没放出过笼子。有的黑熊发狂地撞击铁笼而伤痕累累，有的因抓挠而造成伤口溃烂，有的干脆给它箍了个“铁背心”。Ｊ·鲁宾逊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不敢看，但为了拯救这些可怜的动物，她还是一连去了三次，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可怕景象，全部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电视和报纸传播出去，动员全世界的人们来关注这个问题。
这在中国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西方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成百上千的人到中国的使馆，抗议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 上万封抗议信从不同的地区汇集到中国的外交部和 IFAW。刚好这时候中国正在申办奥运会，不能不考虑到国际影响。因此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间，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出面，和 IFAW 、香港哲理中医医药研究总会、地球仁协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经过四天的会谈，签署了一个以保护熊类为主调的意向书。
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政府不可能采用断然手段，但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不再签发新建养熊场和生产熊胆牌照；整顿无牌照的养熊场；努力改善现有熊场的饲养和引流胆汁的条件；并承诺逐步减少养熊场和养熊数量； 拒绝一个加拿大人要求进口美国黑熊用于养熊业的申请；北京和上海机场已停止销售熊胆； 还允许 IFAW 工作人员和林业部工作人员定期监察各地养熊场，以了解情况和寻求解决办法。IFAW 也承诺提供资金和专业人员，帮助有关部门开发熊胆的中草药代用品。
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就公开取缔了Ｊ·鲁宾逊揭露的这两个养熊场，并没收条件异常恶劣的惠州养熊场的９只黑熊，移交给 IFAW 善后处理。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５日，Ｊ·鲁宾逊亲眼看到这些从暗无天日的牢笼中释放出来的黑熊，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个新闻简报：“这些是最骇人听闻的虐待动物事件中的受害者。简直难以想象，它们在那棺材似的铁笼中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十三年的。 但它们还是生存下来了，昨天，第一批黑熊被释放出来，第一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Ｊ·鲁宾逊说：“经过许多年的关押， 我们担心这些黑熊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但是，开始它们的行动是缓慢的，然后在草地上打滚，呼吸着新鲜空气，吃着美味的点心和水果。十多年来第一次像熊一样生活，其中有一只兴奋得像兔子一样蹦来蹦去。”这些黑熊当即被移送到深圳的一家医院，由 IFAW 派遣的一个兽医小组和中国医生进行检查和康复工作。在从熊的胆囊摘除那些抽取胆汁的导管的手术中，发现原先植入导管的手术十分恶劣，导管都长了锈，有的还遗留着长达数年的纱布，周围聚集着许多坏死的组织。有一只因为从尚未成年便被扭曲禁固在铁笼中，骨骼已经变形，特别是胸骨平扁，已无法吞咽食物，不得不实行人道致灭。另一只因四肢残废而终生畸形，但还能慢慢恢复体力和活动能力。其余七只康复的过程出人意料，很快健壮起来，性情也变得温和，并慢慢学会相信人类。
为了给这些黑熊寻求一个安身之所，香港热心人士朱幼麟先生捐献了座落在广东番禺的一块土地，在这里兴建了一个黑熊养护区。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７日举行养护区的落成典礼，我也应邀参加了，中外来宾很多， 仪式很隆重，更使我高兴的是这个养护区建设得很好，有兽舍，有运动场，有各种熊类的生活设施；当我见到它们的时候，这些黑熊长得似乎比动物园的黑熊还壮实，都漫步在草地上吃着点心和苹果 对比它们一年多以前的日子，真是地狱天堂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养护区，最好的归宿还是它们的老家——大自然。而且，这里仅仅是八只，外面还有几千只囚禁在笼子里等待人们抽取它们的胆汁。所以 IFAW 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正在为协助中国人解救更多的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熊取胆的是与非
但Ｊ·鲁宾逊这些人的努力，并不为所有的人理解，甚至对他们咬牙切齿的人也有。他们的公开批评是“纯自然保护主义者”，背地的谩骂是“吃饱了撑的”。当然，抱这种看法的人也不无道理。归纳起来， 有这么几条：第一，根据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总方针，活熊取胆是允许的；第二，黑熊在中国分布很广，资源丰富。 有的说有６万只，有的说有４万只， 有的说不到２万只。总之，和其他珍稀动物或欧美的黑熊比较起来，数量不算少；第三，熊类毁坏庄稼，伤害牲畜，损害人类的利益；第四，熊胆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瑰宝，不应该取消和替代；第五，胆汁和乳液、血液、精液一样，具有再生的能力。养活熊取胆可以保护野生熊类的资源； 第六，可以解决几万人就业甚至发家致富的问题。
当然，驳斥这些理由的也大有人在，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主要说法是：第一，如果承认虐待动物是不对的话，就应当把虐待和合理利用区别开来；第二，黑熊资源目前在中国还不算少， 但多是可以很快转化为少甚至没有的，这样的例证中外都不少。前两年的养熊热，要不是Ｊ·鲁宾逊泼一瓢冷水，中国的黑熊也“多”不了几天；第三，不能说是熊类侵犯了人类的利益，而只能说是人类侵犯了熊类的利益。现在是熊类失去了自己的栖息环境，才有侵犯人类利益的行为； 第四，熊胆终究会被替代和取消；第五，活熊取胆只会刺激熊胆市场，枯竭熊类资源；第六，熊类终究养不了这几万人。控制发展和逐步转业才是这些人的出路。
这两方面，我站在哪一边呢？我不想站在中间抹稀泥，我倾向于“纯自然保护主义者”、“吃饱了撑的”这一边。因为我的立场很明确，是站在保护自然的立场；我的观点很明确，是生态学的观点；当然也要用辩证的方法，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个“实际”是什么，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只看到人，只看到目前，只看到物质财富；我觉得还应当看到生态，看到未来，看到世界趋势，而且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并不是对立的。也就是在改变现状中，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当代人们和未来子孙、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社会和自然历史的关系。西方的一些环保意识，对我们的现实来说，可能是超前的，但不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别人的批评和帮助，不能坐井观天，固步自封。尤其是掌管自然保护的政府部门，应该比普通老百姓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何况老百姓的看法也正在“长江后浪推前浪”。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４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讨论活熊取胆的问题。我很欣赏两个人的发言，虽然她们不是生态学家， 也不是环保工作者，只是两位已经退休的教师， 但她们的声音代表着广大的大自然爱好者，也包括世界上所有动物、所有生命的呼声，代表着当代的一种趋势。
景山学校退休教师方晶说：“要人们改变采用熊胆制药的现实，与其说是医药科学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是文化观念的转变问题。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 既有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与观念，也有对抗自然、破坏自然的文化与观念。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和生态文明逐步形成的今天，爱护动物、保护自然已经成为世界的潮流。如果我们还认为猎麝取香、杀犀取角、活熊取胆是合情合理的，无可厚非的，天经地义的， 那就说明了我们的文化观念还停留在愚昧无知的阶段。所以我觉得研究熊胆的代用品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转变人们的文化观念。”
北京轻工业学院退休教师杨苹接着说：“如果我们走不出传统观念，走不出人本位思想，那么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都会被看成是合情的，合理的，合法的。人类只是千百万个物种中的一个，他无权像奴隶主那样去对待其他物种，用其他生命的痛苦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有资料说，人类竟然占用了世界资源的４０％。这个数字反映了何等的不公。人类该知足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比任何物种都要深广得多。 动物冷了，只会迁徙或者加厚自己的皮毛，而人类却可以穿着动物的皮毛，利用能源烧暖一座大楼或者一座城市。人类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却很少想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只有人类才能享用伦理道德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赞成生态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施韦兹（１９５２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观点：‘人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所有拥有生存意志的生命。只有当一个人把植物、 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他们的同胞的生命一样重要的时候， 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
在她们的影响下，我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能不能不用熊胆？再是中国人能不能不虐待动物？
我的回答是：能。当然，这需要时间，但一定能。中国人离了熊胆行不行？我有几个简单的想法：第一，西方人不用熊胆，不也活得很好吗？第二， 虎骨、犀牛角也是中药中的“瑰宝”，要禁不也禁了吗？ 第三，麝香、虎骨能找到代用品，熊胆为什么不能？第四，你今天不禁用， 等这些动物灭绝了，不也一样用不了吗？所以我的看法是中国人可以不用熊胆，但不是现在。现在还要控制使用和积极研究熊胆的代用品。说实在的，即使找到了比熊胆更好的药，有些人也不相信。他们相信熊胆和不相信熊胆代用品，都有几分迷信，谈不上多少科学根据。韩国是发展活熊取胆最早的国家，因为人工养熊的胆粉比较容易取得，所以他们就更迷信野生熊的胆，每个熊胆的售价竟高达１８７５０美元。 这个出奇的高价不仅使韩国的野熊濒危， 而且成为刺激世界各地猎杀野熊的诱饵。过去猎杀野熊是取其脚（熊掌）和头（装饰品），现在是取其胆。
“虐待动物”这个词是近两年从国外传来的，中国没有。中国人只谴责虐待人，很少批评虐待动物。中国人对待动物，中心是个“用”字， 这是我从英国一位自然保护主义者那里听来的，概括得很贴切。 用动物的皮毛骨肉、五脏六腑、乃至生殖器；用动物看家、做伴、耕田、乘骑、拉挽、取乐、赚钱、打仗；祭祀本来是很庄重的事，也要用动物作牺牲；还有比较文明的用法是在绘画、雕刻、音乐、神器中，借喻动物的形象，来表达美丽、吉祥、庄严和威武的意思。既然如此，当然谈不到虐待不虐待的问题。相反的，有些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是十分暴虐的，特别是在烹饪动物上，似乎是越残暴，越能招徕食客。说朝鲜人把狗活吊在树上，菲律宾人把活猫扔进开水锅里，我们有些人做的比这要残忍得多。鱼烹调熟了，还在张合着嘴；虾送到嘴里，还在挣扎；“烤全羊”要活着烤，吃鹅掌要活着烙，吃蛇胆要活着取。这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又怎能和现代的生态伦理相容呢？所以，反对虐待动物的道理今天还不能为很多人接受，但我相信随着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传播，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难以对付的两个问题
在和一些不关心环保甚至心存抵触的人交谈时，我经常碰到两个难题。一个是：“你说对动物要讲感情，那为什么还吃鸡吃鸭，宰猪宰羊？”
我认为，感情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一种思想反映。一万年以前，就是人吃人也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就是这个条件，从政治上说，两个部落相争，必须是你死我活；从经济上说，我俘虏了你，你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我也养不活你，最好的办法是我吃了你。从文化上说，人吃人并不存在不道德的问题。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人吃人自然是不道德的了。人类的伦理、道德、感情也随着客观的条件而相应地发生变化。举例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这关我什么事？！”“这关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这就是旧的道德传统遭到冲击，而市场经济又物化了人们思想所产生的一种冷漠感情。当然，这不代表全部，一些先进的代表正义和未来趋势的伦理、道德、感情，始终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宣扬。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等等。
对待动物也是如此，人与动物之间，原本就和动物与动物之间一样，只是食物链的关系，伦理学从来没有超出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人爱猫爱狗或爱别的动物，但这种爱就好比把鸟关在笼子里，把金鱼养在水缸里一样，都是为我所用，和吃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人在伦理上从关心人类逐渐延伸到关心自然，关心自然中相互联系的各种生命，已经和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过程。如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喜欢用鸟羽来装饰帽子， 有时候一顶帽子上要用十多种鸟类的羽毛；还喜欢穿裘皮大衣，以裘皮大衣的华贵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当时就有一些先进的妇女组织起来，反对这种戕害动物的行为。她们的正义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和名流的支持。经过大家的努力，社会风气变了，再也看不到以鸟羽做帽饰和穿裘皮大衣的妇女了。因为道德观念变了，认为这样穿戴并不光彩，而是耻辱。相反的，现在还有些中国妇女仍以穿裘皮大衣为时髦。这就是文化、道德上的差距。这种差距也表现在活熊取胆上， 中国人无所谓，西方人感到不能容忍。当然，这种差距是可以缩短的，道德、思想、风气也会变的。至于食用家畜，目前还是生活所需要，这和生态保护没有太多关系。也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也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原因，而是因为热爱动物。我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朋友， J·鲁宾逊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素食或者一种新的饮食方式会不会成为未来的潮流，我不知道；但不能因为我们吃了家养动物，就推论可以吃野生动物，特别是影响到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珍稀动物。即使我们吃家畜，也要讲点道德。如香港禁止倒提鸡鸭，美国有的州禁止买卖活的动物食品，在德国如要买活鱼回家，必需在塑料袋中装水，还要放一片提供氧气的药片。而我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这样，以吃珍稀动物为荣，而且吃得越残忍越“过瘾”,甚至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加以宣扬。这不是文明，而是野蛮。
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谈到要保护某种植物或者某种动物的时候， 而正是以破坏这些动、植物为生的人会出来质问我们：“你们是要保护人，还是保护动物？”
说心里话，一想起目前许多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的处境, 我对人真不那么同情。第一，人太多了。数量超过了一定界限,就成了质量问题。世界上现有多少人口？中国已经超过了十二亿，真感到人多成灾。我到过加拿大，那里人少，真感到人少是福。想想我们，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要盖房，要修路，要烧柴或用别的能源,许多人死了还要买一口棺材，占一块地，这对地球的压力太大了。
第二，人做的坏事太多了。大地是我们的母亲，生我，养我，教育我，给我一切，还严厉教训我。但我们恩将怨报，把原始自然林淹成水库； 把坡鹿栖息地建成牧场；把热带雨林垦成橡胶园； 把黄河的灾难移植到长江和其他流域；把大片的耕地变成灰沙砖瓦和沥青水泥所组成的“沙漠”，然后又去大规模地破坏森林、草原和沼泽；现在又有人主张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地方，修一个超世纪、超世界的大水坝。人啊，人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变得老实一点呢？
第三，更可怕的是人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给这种贪婪、无知、短视、狂妄披上了救世主的外衣，把自毁家园、造孽子孙说成是“现代文明”，其顽固根源就是总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类高于一切，人的能量大于一切，所以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消灭动物，污染河流、破坏臭氧层，把地球搞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不可以反省一下，把人类的感情、伦理、道德往动物和其他生命方面倾斜一点吗？难道我们保护自然就是不保护人吗？当然不是，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保护自然本身就包含着保护人及人的未来，只是有些人眼光短浅看不到就是了。世间有千千万万个物种，人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物种而排斥其他的物种；如果其他物种都灭绝了，那么人这个物种也只能同归于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总之，人太多了，人太放肆了，人做的坏事太多了，人的认识太有悖于自然历史和现实了。因此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我很欣赏老庄哲学。过去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倒退哲学。清静无为，不思进取，小国寡民，几乎成了否定他们的定语。殊不知这是小退而大进，无为而无不为，是站在大自然的高度看社会，高瞻远瞩，博大精深，与万物共存，与日月同辉。难怪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说，他最崇拜的哲人是中国的老子，因为老子的哲学是救人救世的哲学。
如果站在自然历史的立场来观察人类的特征，我认为给予以下形容词是不过分的：狂妄自大，自私自利，心胸狭隘，鼠目寸光，自作聪明，胡撞蛮干，饮鸩止渴，祸及未来。现代科技所创造的财富，可能正是给人类自己准备的“最后的晚餐”。愚昧者和觉醒者都可能反对这个说法，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以人类近千年、特别是近百年的实践来检验，社会和自然的现实充分说明了一切。因此，我只希望在社会和自然之间人类要谦逊一些，慎重一些，节制一些，以取得相对的和谐和发展。我反对的是破坏自然、自戕人类的文明；提倡的是物我同舟、天人共泰的生态文明。而倡导生态文明的关键是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现实，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类最有智慧，最有能量，但终究是自然界的一员。人在自然界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我看到有本杂志的一篇文章标了一个显赫的题目：《把人字写得更大！》我反其意作了另一篇文章：《把人字写小些，更小些！》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有分寸地写道：“人字原本多大，就写多大。现在是写得太大了，应该写小些，小些，再小些，把人字写在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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