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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碧城，原名吕贤锡，号碧城。《大公报》主笔，“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监督，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辞官经商。
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其父吕凤岐，曾任山西学政等职。吕碧城12岁，其父亡故，族人夺产，夫家退婚。
1903年，被聘为《大公报》见习编辑，开始撰写文章倡导女权和女性解放。
1904年，吕碧城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两年后，任监督。
1912年，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后袁世凯谋求称帝，吕碧城辞官，移居上海，与外商合办贸易，在两三年间积聚起可观财富。
1918年，吕碧城留学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再度漫游欧美，并写成《欧美漫游录》。
1930年，吕碧城皈依佛教，法号“宝莲”。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时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大海。
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等，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
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 —— 吕碧城 她是被时光之河湮没的一朵奇葩，亦是一个不老的传奇。
聪颖早慧，却少年失怙，家产被夺、夫家退婚，在一连串打击之后，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样的遭遇足以摧毁一个脆弱的灵魂，却没能阻挡她前行的脚步。
她主笔《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
她才华出众，文采斐然，以词作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她有胆识有才干，参与创办北洋女子公学，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第一人”。
涉足政界，角逐商海，游历欧美，“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将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风生水起的她，最后却勘破了世事和繁华。
女性的自立、自觉、自醒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而100年前的她，早已用自身的故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完好的答案。
美人如玉剑如虹
在20世纪初的民国，活跃着两位特立卓异的女性，她们号称民国时期的“女子双侠”。其中一位是悲歌慷慨、舍生取义的秋瑾，另一位就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吕碧城。
吕碧城，祖籍安徽旌德，1883年出生于山西太原。吕碧城的家族是徽商世家，其曾祖父和祖父分别在旌德三溪经营典当行和米行。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则从科举出身，同治九年中举后，光绪三年又中丁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即所谓的翰林，历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等职。
吕凤岐在山西学政任上时，正值晚清四大名臣另三位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之一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励精图治。1884年，两人在山西太原共同筹划创办了著名的令德书院(山西大学的前身之一)，“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令德书院初以教授经史、考据、词卷为主，至戊戌变法期间，又增设政治事务、农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功课，由学生任选其一。
也正是在此时，吕凤岐与任令德书院协讲的杨深秀结下情谊。吕凤岐藏有杨深秀赠他的一幅山水画作，在吕碧城年幼时，他常常将此画拿出来，让吕碧城临摹习学，可见在当时，他对于杨深秀的胸怀品格就深为敬佩。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识人之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杨深秀挺身而出，上书质问光绪被囚原因，要求西太后慈禧归政，因而遇害。吕碧城后来曾有《二郎神》纪念这位先贤：“齐纨乍展，似碧血，画中曾污。叹国命维新，物穷思变，筚路艰辛初步。凤钗金轮今何在？但废苑斜阳禾黍。矜尺幅旧藏。渊渟岳峙，共存千古。”吕凤岐国学深厚，同时又不因循守旧，思想开明。父亲的识见和胸襟，对吕碧城深有影响，使得她从小就拥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志向和眼界。
吕凤岐共有二子四女，二子为原配蒋氏所生，蒋氏去世后，续弦严氏，生四女，吕碧城行三。严氏生于书香门第，能诗会文，秉承家教，亲自课女，又兼吕凤岐藏书甚巨，有三万卷之多，可以说，吕家姊妹自幼即耳濡目染于书香之中。
1885年，吕凤岐不满朝政日益腐败，又兼个性耿直，难以见容于官场，遂辞官还乡，定居于安徽六安。在这里，吕碧城度过了一段幸福平静的童年时光。吕氏姐妹个个聪颖早慧，其中尤以吕碧城为最。在她5岁时，一次在花园中，父亲见风拂杨柳，便随口吟了一句上联 “春风吹杨柳”，谁知话音刚落，年幼的碧城即脱口而出接道：“秋雨打梧桐”，令吕凤岐大为惊讶。7岁时，吕碧城已经能作大幅山水。时人赞她：“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 12岁时，吕碧城的一首词作，被与父亲同年中进士、有着“才子”和“诗论大家”美誉的樊增祥读到：“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知未？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当听说这样一阕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词作竟然出自一位稚龄弱女之手时，樊增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后来有诗赞碧城曰：“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与剑仙？”
诗人桑德伯格说：“生活就像一只洋葱，你一层一层地剥下去，总有一层会让你流泪。”
1895年11月，吕凤岐意外病逝，严氏母女还没有从丧夫丧父的悲痛中舒缓过来，便又突然遭遇飞来横祸。因为女子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下没有继承权，而吕凤岐原配蒋氏生的两个儿子又在几年前先后夭亡，族人以吕凤岐没有子嗣为由，打上门来，想要霸取财产，甚至将严氏母女幽禁起来。在族人的威逼下，严氏最后只得献出所有，然后带着三个严氏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时，长女惠如已经出嫁。 孤女，满怀辛酸凄苦，投奔安徽来安的娘家。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后来有诗描写当年离家的惨状：“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踯躅，朔风谁怜吹葛巾。”
在此之前，吕碧城早就经父母做主，许配给同乡的汪家。听闻吕氏家变，汪家不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提出了退婚。按照当时的风俗，女孩一旦订婚，便相当于有了人家，中途被退婚，只有在女方发生了极不光彩的事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是件令人名誉扫地的事情。
接连发生的剧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使她对世途之凶险、人心之险恶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更加树立了自强自立的信念。后来她有《感怀》诗二首，追忆当年的不幸，并抒发自己不畏苦难的心志：“燕子飘零桂栋摧，乌衣门巷剧堪哀。登临试望乡关道，一片斜阳惨不开。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
作为一个弱质女流，严氏无法对抗当时的宗法社会，保护丈夫的遗产，给自己和女儿一方庇护，但她此后的选择，却显示出了过人的见识和眼光。当时洋务运动兴起，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严氏虽处深闺，却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决定不让女儿们碌碌无为，走嫁人生子、老死乡间的老路，而要送她们出去接受新式教育，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她让吕碧城投奔在天津塘沽任盐课司使的舅父严朗轩。虽然对于一个敏感多才且有个性的少女来说，寄人篱下的生活必定充满了痛苦，但也由此，吕碧城得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国学根底更见深厚，而且由于父母开明思想的影响，以及自己早年亲身经历的创痛，更使她对于新学不但不排斥，还深有好感，颇下了一番苦功。
在此期间，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走出家门之后，来安只剩下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坤秀两个人。有亲戚对她们就食于娘家感到不满，1902年，竟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药。在大姐惠如的请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营救。幸亏救兵赶到得及时，才将母女二人救活。
这在吕碧城的心灵上又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不过和童年时期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家国巨变后，这个敏感早慧的少女已经将自己的眼光由家庭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去探寻诸多悲剧形成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在《老马》一诗中，吕碧城借一匹被驱赶着拉盐车的千里驹，写出了自己虽被现实环境所拘缚，但却志在
千里的雄心。
盐车独困感难禁，齿长空怜岁月侵。
石径行来蹄响暗，沙滩眠罢水痕深。
自知谁市千金骨，终觉难消万里心。
回忆一鞭红雨外，骄嘶直入杏花阴。
“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现在，这个才华出众且抱负非凡的少女，需要的只是一个命运的契机。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4年春，严朗轩官署中的秘书方小洲的太太要去天津，已经22岁的吕碧城央求她带自己同往，以便探访能否在天津进一步深造。但是舅舅闻讯后，却对吕碧城一顿呵斥，说她不守本分，并责令她不许离开塘沽一步。
舅舅的责骂不但没能阻挡吕碧城的脚步，相反，更使这个倔强果敢的女子下定了不再委曲求全、苟且度日的决心。次日，吕碧城逃离舅舅家，孤身一人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主笔《大公报》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初到津门的吕碧城问明情由后的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同时，吕碧城还连续撰写多篇倡导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论中国当以遍兴蒙学女学为先务》等。
在这些文章中，吕碧城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 “中国自嬴秦立专制之政，行愚民黔首之术，但以民为供其奴隶之用，孰知竟造成萎靡不振之国，转而受异族之压制，且至国事岌岌存亡莫保……而男之于女也，复行专制之权、愚弱之术，但以女为供其玩弄之具，其家道之不克振兴也可知矣。夫君之于民、男之于女，有如辅车唇齿之相依。君之愚弱其民，即以自弱其国也。男之愚弱其女，即以自弱其家也”。同时吕碧城还指出，维护旧礼法之人闻听兴女学、倡女权、破夫纲之说，即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为误解，“殊不知女权之兴，归宿爱国，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刚毅之气……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提倡女子教育，就是要通过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洗礼，使旧礼教桎梏下的女子成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的新女性，最终“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
吕碧城的这些观点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吕碧城由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名鹊起，而其在诗词中所表现出的开阔视野和非凡气概，更是受到时人的广泛推重。
在1905年的《书怀》诗中，吕碧城写道： 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忧愿做新民。
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
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
此诗传唱一时，当时任袁世凯幕僚的沈祖宪、曾任清廷内史的缪素筠缪素筠，又名缪姗如。云南昆明人，擅长书法、绘画，封三品女官。慈禧时常赏赐给大臣的字画，上面虽有“慈禧太后御笔之宝”的玺印，其实是出自缪素筠的代笔。 等人纷纷唱和，缪诗云：“雄辩高谈惊四筵，娥眉崛起一平权。会当屈蠖同伸日，我愿迟生五十年。”缪素筠更有诗赞吕碧城曰：“飞将词坛冠众英，天生宿慧启文明。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 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次日清晨，迷蒙中醒来的吕碧城一张开眼，不由大吃一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男子的黑缎皂靴。再抬头一看，只见秋瑾正坐在床边的梳妆台前对镜扑粉。吕碧城这才想起昨日之事，不由莞尔一笑。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清朝遗老遗少们为之惶惶不安，仿佛慈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有人甚至将慈禧的画像挂到万寿山排云殿里，希望得到她的保佑。这时，吕碧城却填了一阕《百字令》：“排云深处，写婵娟一幅，翠衣轻羽，禁得兴亡千古恨，剑样英英眉。屏蔽边疆，京垓金币，纤手轻输去，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鹅。”题咏在慈禧的画像旁，登于报上，痛斥慈禧在主政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偌大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量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外国侵略者，讥讽她即使到了阴曹地府，也一定羞与吕后、武则天等女中豪杰碰面。这使得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1916年秋，秋瑾遇害近十年后，吕碧城与友人袁克文、费树蔚等同游杭州，途经西泠桥畔的秋女侠祠，回想旧事，感而赋诗云： 松篁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
负郭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
残钟断鼓今何世，翠羽明珰又一天。
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
创办北洋女子公学
中国女学的创办，肇始于1844年英国东方教育促进会在宁波创办的一所女子小学。当时的女子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社会地位很低，处于正规教育体制之外，学生数量也很少，主要来自贫困家庭。到了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后期，中国本土官绅逐渐接手兴办女学，这一时期出现了由经元善在上海创立的“经正女学”。1907年，清政府颁定女学章程，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历史由此给了吕碧城另一个机会，将她推向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这其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袁世凯。
20世纪初，袁世凯先后派人赴日考察工业实业和教育。1905年，在直隶学务处督办卢木斋行前，袁世凯对他说：“君此次东行，宜深入研究彼邦学校之所以兴盛，与吾国教育之何以不振的缘故。”卢答：“此不必出国门而可知者。我国千百年来皆以科举取士，不外制艺、诗赋、小楷之类学问。是想，以全国才智之士钻研此等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至台阁卿相，下至一命之士，咸出于此，美其名曰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也。”此番言论深合袁世凯之心，他于是和张之洞领衔上奏《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请求朝廷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宣布废除延续了1 300年的科举制度。
而早在此之前的1902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广办新政的袁世凯便已授命其幕僚傅增湘负责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上说：“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之志，于是谋之于英敛之，英敛之又商之于友人傅增湘、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直隶学务处总办。1902年，在天津创办著名的严氏女塾，后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我国幼儿教育的初始。1904年，创办敬业中学堂，此为南开大学的前身。 等人。而随着吕碧城文名日盛，傅增湘忽然有了另外一个设想：何不让她参与此前就已经开始筹办的女子学堂？严修于是向袁世凯举荐，由吕碧城来协助傅增湘筹办女学，袁慨然允诺。
不久，吕碧城的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先后来到天津，一起加入了女子学校的筹办。
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谈及女子学校的创办说：“溯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傅增湘在其《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则记述道：“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敦迫北返。先旅津遇旌德吕碧城女士，喜其才赡学博，高轶时辈，因约英敛之、卢木斋、姚石泉等，倡设女学。先室凌夫人力赞之，偕碧城上谒杨文敬、唐少川诸公，醵金筑舍，定名为女子公学。令碧城主教席，而推余夫妇总其成。乙巳春，部署略定，而项城以为欲大兴女学，非广储师资不为功，更以筹立女子师范学校见属。”英敛之在190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间润沅(傅增湘)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袁世凯，唐道即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这两位实权派人物的支持为女子学校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完成筹资、选址、建校、延师、招生等一系列事宜后，1904年11月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吕碧城任教习，同时兼管全校事务。
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针对中国女性数千年来身体被摧残、心灵被桎梏、智识不开明的状况，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德”在首，是因为无道德，徒具知识，只能“济其恶，败其德”；但同时又必须重智识教育，因为智识不开，则事理不明，道德也就无从谈起；重视“体育”，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健康人格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德”的认识，吕碧城也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
虽然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其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实践和开拓方面却功不可没，而且随着女子教育的逐渐兴起，从这里陆续走出了周道如曾任袁世凯的家庭女教师，后成为冯国璋的妻子。 、刘清扬早期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最初三位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妻子，后离婚。 、邓颖超、许广平等著名女性，李霁野、曹禺等人后来都曾在该校任教。
其间还有一件轶事。因为当时创建新学遇到重重阻力，袁世凯为儆效尤，特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课司使严朗轩开刀，撤其职，命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开办女子学堂。严朗轩只好“忍气权从”，不过这口气终究不好忍，所以没过多久，他便辞职回了塘沽。后来吕碧城曾撰文记述此事，并不无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就在吕碧城的事业风帆越吹越满的时候，她的个人情感却遭遇了挫折。其一，是与对她有知遇之恩的英敛之失和；其二，是与二姐吕美荪渐生嫌隙，最终至于姐妹参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北洋女子公学一度停办，后改名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因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特聘她为总统府秘书。雄心勃勃的吕碧城欲一展抱负，但其真实率性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和权谋争斗。1912年，她奉母往沪，之后她时常来往于京沪之间。1915年，袁世凯谋求称帝，曾为共和之实现欢呼雀跃的吕碧城见状毅然辞官，离开北京，定居上海。
多少心事付云烟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此照片苏雪林供奉多年，直至抗战爆发，避难入蜀才遗失。吕碧城在伦敦百鸟之王的羽衣，彰显的是吕碧城的美丽、华贵和内心的骄傲，但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吕碧城的优秀也使得一般凡夫俗子难以入她眼目。樊增祥曾为她的《碧城集》题诗云：“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飞。”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政局感到疏懒的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先后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6年，英敛之病逝，次年，辅仁社改为辅仁大学。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其间，尽管英、吕二人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天津时，在英敛之的介绍下，吕碧城结识了前辈严复，并拜在其门下，听授名学(逻辑学)。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谈道：“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谈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对于当时吕碧城在新旧两种文化圈中所遭遇的一些尴尬困境，严复亦怀同情之心：“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作为长辈和过来人，严复曾劝说吕碧城“不必用功，早觅佳对”，吕碧城不但不以为然，还有“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令严复怃然感叹，并说吕碧城“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 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吕碧城行事一向以果敢且不遵礼法而著称，对于自由婚姻却是如此看法，让人有始料未及之感，这也恰恰说明吕碧城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是非常理性的。
也恰恰是这种清冷的理性，使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但却鲜有人能够惹起她的情思，让她愿意交付身心，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袁克文，号寒云，与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 他幼年即拜名士严修、方地山为师，不喜政治，却颇有名士风范。长诗文，工书法，擅昆曲，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其妻乃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梅真，温柔娴淑，工书法、诗词，也是一位才女，与袁克文结缔之初，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一度非常恩爱。
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儿子，却反对父亲称帝，曾作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因此被父亲软禁；他屡遭兄长袁克定的陷害，深怀煮豆燃萁之悲，常自比为三国时的曹子建。袁世凯称帝后，他特意刻“上第二子”印，以表无意争夺太子位，希望消除兄长猜忌；避居上海时，他拜青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后来声震上海滩的杜月笙只是“悟”字辈，比他还低两辈。袁克文一生风流倜傥，爱美惜才，结识了无数风尘女子，去世时众多青楼女子亲到灵前为他戴孝哭丧，亦堪称一大奇景。
当日秋瑾被俘，官府抄检她的住处时，发现了她与吕碧城来往的书信，又兼吕碧城曾经在秋瑾所办的女报上发表文章，于是欲派人抓捕吕碧城。严复曾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吕碧城也说自己“几同遇难竟获幸免”。那么吕碧城究竟是如何得脱于难的呢？
有一说是，官府抓捕吕碧城的知会公文恰巧落在了当时任清廷法务部员外郎的袁克文手上。袁克文读过吕碧城的文章，早已仰慕其才华，此番不忍心见其落难，于是立即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袁世凯。袁世凯听后说道：“若有书信来往就是同党，那我岂不是也成了乱党？”吕碧城因此脱罪。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袁克文又向父亲建议，聘请吕碧城出任女官，可以自由出入新华宫。当时袁克文自己便住在中南海流水音，由此与吕碧城过从渐密。袁与友人在北海举行诗会，吕碧城也经常参加，与之诗词唱和，结伴出游。樊增山曾有诗赞吕碧城曰：“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袁克文也知吕碧城不是凡俗女子，因此对她敬爱有加。时任总统府外交肃政史的费树蔚与袁克文、吕碧城皆为好友，后来费树蔚在为吕碧城《信芳集》所作的序中云“予识吕碧城垂二十年，爱之重之，非徒以其文采票姚也。其人自守洁，见地超于人，忠恕绝去拘阏，而不为诞曼”。一次他试探吕碧城是否属意于袁克文，吕碧城笑而不答，后再提及，吕碧城答曰：“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篇》中则记道：“某次，叶遐庵约吕碧城、杨千里、杨云史、陆枫园诸人于其家懿园作茗叙，无意中谈及碧城之婚姻问题，碧城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即梁启超。 早有妻室，汪季新即汪精卫。 年岁较轻，汪荣宝汪荣宝，曾任民政部右参议、国会众议院议员，驻比利时、驻日公使等职，擅书法，工诗文。 尚不错，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耐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1915年春，曾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杨度上《君宪救国论》，政坛上风云即将再起。同年暮春，吕碧城登长城，写下了一阕《浪淘沙》： 百二莽秦关，丽堞回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川。
花月自娟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所住，如此华年。 不久，吕碧城抽身远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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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8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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