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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5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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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先生处回来后,对晏阳初乡村建设之反思
三级卫生保健制度
当年在定县,晏阳初了解到,该县没有一所合格医院,220个村庄没有任何医药,252个村庄只有当地中医自制自售的土产药材,全县3%的人由于缺乏医药而死亡。他们还调查到,每家每年医药费平均1.5元,一个6口之家,平均每人大约只有3毛的医药费。
晏阳初开始动员一些志同道合的医疗专家参加他的实验。“……中国医院毕业生原就不多,又都只愿留在城市赚钱,从不顾及几万万乡村人民没有医疗照顾,如果你要想在中国实行公共卫生,应该为全国80%人民服务,这才是适合国情的公共卫生,如果全国80%人民无法接近公共卫生科学,中国怎能成为一健康的国家?”晏阳初对哈佛大学留学生陈志潜说。
根据保健重于治疗的观点,陈志潜在定县首创并实行了村、区、县三级保健制度。他们先是组织学员到各村展览、演讲、放电影,作预防与诊疗示范,通过卫生宣传引起农民注意与兴趣,比如针对当地肠胃病与传染病流行的主因,他们指导居民改善饮用水质,增加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减少病源。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选出男女各1人,经过训练,分别担任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为同学和村民种痘,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训练旧式产婆洗洁手、剪短指甲,改善妇婴卫生。
县城内新建的保健院有内、外科和妇产科,也有病房。各个区有保健所,所里有医生,可以治疗一般疾病。各村有保健员,每个保健员有保健箱一个,内储红药水、阿司匹林等常用药和救急药,伤风、咳嗽之类的小病,保健员可以治好;较大的病,就送保健所诊治。保健所治不了的重病,就送城内保健院。这一整套县、区、村的保健医疗制度,在当时颇有意义。
成为晏阳初在定县进行卫生教育和推行乡村保健卫生制度的负责人的陈志潜,为我们生动地记录下了下乡所见: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乡村人看城市人好像看外国人一样。特别对政府有关系的城市人,乡村人真怕极了!在乡村人看起来,政府人下乡,不是收税就是传票,“民众心理的状态如此,我们去介绍种种科学方法,介绍那样新奇的节制生育,真是毫无门径。但是村庄是农民组织最大的单位,知识一天不进村庄,一天说不上到了民间。”
陈志潜和同事们利用推广科学医疗器械,传达着一切增进健康的消息,比如节育知识,亦在其中。村保健员训练课里有节育课,区保健所里有访导员试验,县保健院有节育用品的配制与负责指导的人员,通过这样的传达途径接近妇女,劝告节育的方法。
据此种种,有人认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晏阳初担纲的“中国农村复兴中美联合委员会”在四川推行加强农村卫生机构计划,在台湾进行建立自来水源与防治疟疾、血吸虫病,训练县乡两级公共卫生人员等工作,都是定县实验的延续和推广,“晏阳初实际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办法。”
科技下乡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注意到科技在改变农村生计问题中的作用,并围绕于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比如,当年定县的猪种生长慢,养一年,也只产六七十斤肉;养的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杂交退化,生长缓慢,而且每年只下五六十个蛋。为此农民每年受到的损失不下百万。
针对这种状况,平教会从燕京大学引进纯种波支猪,与本地母猪交配。杂交猪和本地猪比较,产肉量增加30多斤,生长也快。他们还劝导农民砌猪圈,用科学方法配成猪饲料喂养。这种杂交后的猪种在全县得以推广,命名为定县猪。定县猪带给了农民丰厚的实惠,以1933年为例,定县有肥猪91200头,小猪72200多头,以全年每头猪增加3.7元,全县就增加收入40万元,平均每人每年多收入1元。到1982年,定县猪进行到了第三世代,瘦肉率高达51.7%,成为河北省重点科研项目。
平教会同样做了鸡种改良工作:引入美国来杭鸡,与本地鸡杂交,新品种鸡一年可下160多个蛋。
农学博士冯锐把科学技术化作浅显的道理,他告诉农民们说:如果自然对我们不好,我们都要想法子对付他。像种田的有好种子,可种不一定都好,所以人要想法子改良它,如果不选择,这种一定日坏一日。不用心选种,无论哪一种农业,一定都要失败。
二楞子按:《华严经》云:“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大力将西药,西医医疗系统引入中国乡村;更是牲畜(杂交猪、鸡)种子改良的始作俑者,留洋博士们所谓“想法子对付自然”的科技下乡,单纯追求高产,高收入,舍本求末,实乃根本智不明的妄为妄行。
[ 本帖最后由 二楞子 于 2007-9-5 13:3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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