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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6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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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方舟子如何忽悠国人买转基因
编剧赵华按语：
方舟子“义务代言转基因”始自2001年，其风头甚至超过了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绝不是偶然的。请看亦明如何揭开方舟子画皮。
看方舟子如何忽悠中国人买美国转基因食品
亦 明
在亮出自己是受聘于“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的大牌子后，方舟子这位从来没有研究过植物、更不要说是转基因植物的所谓“科学家”，很快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为转基因植物大唱赞歌的文章：《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环球》半月刊2001年第12期）。从此，方舟子一直是国内支持推广转基因植物、转基因食品最有影响的人物，其风头甚至超过了那些专门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专家学者。
但仔细分析一下方舟子的“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以及做过的“三次讲座”，我们就不能不惊讶地发现，方舟子的所作所为，既象是一个卖力推销自家产品的商业贩子，又象是一个被人雇来压制反对派的打手——他拼命宣传转基因粮食作物如何如何好，而对那些反对推广转基因的环保人士则象是有着刻骨的仇恨。比如，在他的第一篇关于转基因植物的文章中，方舟子还只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甚至包括活跃分子，大多其实并不了解转基因技术是怎么回事。目前的这场恐慌，不过是因无知而恐惧的又一个例子。”（方舟子：《转基因作物的是是非非》）。但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方舟子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的攻击调门几乎是提高了三个八度：“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个热衷于制造基因恐慌的反科学组织”；“反科学组织和人士猛烈抨击基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制造对基因的恐惧。”（《“转基因食品”恐慌传到中国》，作于2002年12月8日）。谁都知道，在方舟子的词汇中，“反科学”的含义，与十年文革期间“反革命”的含义，几乎是一样，它们都充满了腾腾杀机。他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条：
1、反对者都是伪科学人士；
2、欧洲不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那是欧洲的一个阴谋；
3、咱中国不但要允许美国转基因产品进口，而且进来之后不能加标注，以免‘无知的大众’对转基因产品产生‘不必要的偏见’
“以上都是他在一次关天讲座中表明的态度。他那一次的讲座内容，充斥着谎言。比如说在美国转基因产品不标注；比如说美国人自己吃转基因大豆产品，吃不完才出口；比如要以牺牲大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呼吁在中国不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注。”
但这个美国博士在拼命推销其“转基因植物无害论”时所表现出的无知，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2004年底、2005年初，方舟子接连发表文章，接受记者采访，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转基因植物可能造成的“基因污染”。在作于2004年12月16日的《“转基因”与“转生态”》中，方舟子说：
“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认为推广转基因作物会带来环境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外源基因转入野草中，造成所谓‘基因污染’？
“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形，但是为慎重起见，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推广转基因水稻，以免野生水稻群体被‘污染’。
“这只是一种慎重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过于慎重了。在有野生水稻的地区，人们也大量地种植栽培水稻，包括杂交水稻，为什么就不担心这些水稻品种的基因也会污染野生水稻呢？转基因水稻不过是比其他水稻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即使污染了野生水稻，也不过是在水稻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野生品种的优良性状不会因此丧失。即使万一出现了意外的大面积‘基因污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实际上，在病毒的作用下，这种跨品种、跨物种的基因交流，在自然界中也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
在作于2004年12月23日的《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中，方舟子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转基因是否有风险，而在于风险的可能性多高、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出现意外是否可以承受。有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存在（例如，吃转基因食品改变了人体基因），有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可以控制（例如转基因食品中外源蛋白质是否会成为过敏原的问题），有的风险难以控制但是并非不可承受（例如转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造成所谓‘基因污染’，即使真出现了，不过是在传统作物原有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不是什么灾难）。”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题为《专访著名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的文章，其中记者问道：“有人担心，转基因技术会破坏物种原有的基因库，您对此怎么看？”方舟子答曰：“这主要是担心转基因作物会与野生的亲缘物种发生杂交，例如转基因水稻和野生稻发生杂交，‘污染’了野生稻的基因库。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没必要有太多顾虑。人们并不特别担心人工栽培的水稻，例如杂交水稻，会‘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为什么就要对转基因水稻另眼看待？与其他人工栽培的水稻相比，转基因水稻不过是多了一个或少数几个外源基因而已，它不是什么怪物，即使‘污染’野生稻的基因库，也不过是在水稻基因库中原有的几万个基因中多加了一两个新基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就是说，方舟子关于“基因污染”的观点，不外是以下两点：第一，承认“基因污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认为即使发生了污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述两点之中，第一点并非方舟子的观点，而是货真价实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第二点才是方舟子的独立见解。不过，为了掩盖他编造的“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这个谎言，方舟子在上述文字中，一方面将真正的“主流科学界的立场”（即承认基因污染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含混地说成是（这种担心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好象担心之人不是主流科学界似的——，并且在它之前说这个立场“有一定的道理”，在它之后又马上加了一句“虽然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已出现了这种情形”。另一方面，方舟子在介绍这个观点之时，不仅不提这是“主流学术界”的立场，在后来，他更连“学术界”这仨字儿都不提了，只用“人们”来代替，不明真相的读者会以为这是那些被方舟子称为“反科学”的“人们”、或“非主流学术界”的观点。由此可见，方舟子对消除这个“主流科学界的立场”的影响，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机。
但也许是仍旧担心读者领会不了这么拐弯抹角的暗示，方舟子於是赤膊上阵，公开嘲笑 “主流科学界的立场”，说这些专家是“过于慎重了”——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学术界”在建议商家和政府做没有意义的工作，浪费人家的资源。
方舟子并不是转基因问题专家，他凭什么来嘲笑“主流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呢？另外，对於一个未知的领域，“小心不为过”是古今中外都认同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即使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基因污染”这个问题，那些专家的建议也是合情合理的。方舟子嘲笑“这些专家”“过於慎重”，有悖于人之长情。从方舟子的话里，我们可以嗅到他口中冒出的铜臭味道，而看不到他自己所标榜的什么“良心”。
不过，如果说方舟子嘲笑“主流科学界”全无理由，那也确实是冤枉了这位美国“博士”。方舟子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基因污染不过就是在野生植物的基因组中多加了一两个转基因而已，相对于被污染植物的数万个基因，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第二，这种污染，在自然界中，“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所以主流科学界专家们的慎重，就更加显得无知得可笑了。
事实是，方舟子的这两条“论据”，全都是来自他的无知。
不错，高等植物的基因组确实含有几万个基因。而转基因，在多数情况下，也确实只有一两个。但是，基因污染问题，并非象方舟子所想象的那样，只是这两个数字的简单比较。一般来说，基因的存在价值在於它的功能，而基因的功能只有在“表达”（expression）之后才可能出现。植物基因组的几万个基因既不是同时全部表达、也不是在所有的细胞和组织中都表达，并且它们表达的强度——除极少数基因之外——都相当低。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细胞之中，基因组中的几万个基因，只有一部分得到表达。这就是所谓的“转录组”（transcriptomes）概念的根本所在。方舟子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为了使转基因能够超量表达（overexpression），在植物中，绝大多数转基因都被置于一个超强的“启动子”（promoter，可以看做是一部机车的引擎）的控制之下，其目的就是要使这个转基因连续地、大量地、在所有的组织和细胞中表达，从而产生大量的转基因蛋白。这个超强的启动子，在多数情况下是花椰菜花叶病毒(cauliflower mosaic virus，CaMV)的35S启动子。在这个启动子的控制之下，一个转基因的表达水平，即产生功能蛋白质的能力，是一般植物基因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倍。也就是说，被污染的植物中，转基因（DNA）虽然在数量上仅占几万分之一，但转基因的产物(蛋白质)，却可以达到这个数字的成百倍、上千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转化叶绿体基因组的植物中，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含量可达到植物总蛋白质的3-5% (二十至三十分之一)。[见：Bock R. Transgenic plastids in basic research and plant biotechnology. J Mol Biol. 2001 Sep 21;312(3):425-38.] 所以说，仅仅比较基因的数量，就象是说，这个岛上有一个老虎，几万兔子，老虎的数量是兔子的几万分之一，所以，老虎的侵入“不是什么灾难”。还有比这更荒谬可笑的结论吗？
那么，方舟子这个美国“博士”为什么会如此的无知、如此的可笑呢？其原因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转基因技术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使这个基因“超量表达”。这个前提不满足，转基因技术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达到预期的功能的。也就是由於这个无知，使方舟子在2005年仍旧不知道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在设计、构建转基因的时候，会人为地加入一段“垃圾基因”(内含子)，以提高转基因的表达水平。[见：Clark AJ, Archibald AL, McClenaghan M, Simons JP, Wallace R, Whitelaw CB.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ransgene expression. Philos Trans R Soc Lond B Biol Sci. 1993 Feb 27;339(1288):225-32.]所以，他才会貌似天真无邪地反问人家：“什么叫‘基因蛋白成形过程’？内含子、假基因之类的垃圾基因对此有什么意义？”
至於方舟子说，在自然界中，基因污染“在病毒的作用下……是常常出现的，‘自然’得很”，更是他无知的妄言。据方舟子后来承认，他所说的这个作用，指的就是所谓的“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方舟子：《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事实是，HGT在原核生物中是常见的，在真核生物中则比较罕见，而在植物中，这种“在病毒的作用下……的基因交流”，不仅不是“常常出现的”，恰恰相反，人类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见：Andersson JO. Lateral gene transfer in eukaryotes. Cell Mol Life Sci. 2005 Jun;62(11):1182-97.]假如这种“基因交流”真象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是“常常出现的”，现在的科学家就不会仅仅使用农杆菌和基因枪来获得转基因植物了。方舟子如果发现了哪种植物病毒会有这种“作用”，他今后就不用再冒充什么生物信息学家，也不用再谎称自己有什么基因专利——这个发现，会让他获得国际大奖、获得全球专利，奖金和专利费会足以满足他对“金钱和股票”的渴望。
【注1：科学家发现，烟草基因组中含有与联体病毒基因组相关的序列，（geminvirus-related DNA，GRD），因此怀疑它们来自联体病毒。但是，第一，这种怀疑尚未得到实验上的证明；第二，即使这种怀疑属实，它们的发生在进化年代上也甚早，并且根本就不是“常常出现的”；第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联体病毒可以介导HGT。】
【注2：方舟子的这个观点，很可能是他对侯美婉（Mae-Wan Ho）一篇文章(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 The Hidden Hazards of Genetic Engineering，http://online.sfsu.edu/~rone/GEessays/horizgenetransfer.html)的误读。在这篇文章中，侯美婉写道：While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well-known among bacteria, it is only within the past 10 years that its occurrence has become recognized among higher plants and animals. The scope for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s essentially the entire biosphere, with bacteria and viruses serving both as intermediaries for gene trafficking and as reservoirs for gene multiplication and recombination (the process of making new combinations of genetic material). 侯女士在上文中提到病毒在水平基因转移中的作用，是泛指在整个生物圈中，“the entire biosphere”，包括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而方舟子却以为在高等植物中也是如此，所以出丑。方舟子的这一观点来自侯女士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在作于2005年1月的《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县书的批评》中写道：HGT“是近十几年来才引起生物学界注意的遗传现象”。实际上，HGT“引起生物学界注意”是在八十年代初，到2005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方舟子把侯女士上文第一句话按照字面来理解，所以他说“近十几年来”。】
方舟子对转基因技术的无知当然并不仅仅限於上面这几个例子。在那三十余篇关于转基因的文字中，方舟子反反复复地向人们介绍苏芸金杆菌的一个杀虫蛋白基因——bt基因——，好象他对昆虫学有多么深入的了解。可惜的是，他一再说外行的蠢话而不自知，结果是，他越是要显示自己的博学多才，越是暴露出自己的浅薄和可笑。比如，他说：“苏云金芽孢杆菌（拉丁学名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在它的芽孢中会分泌一种称为‘内毒素’的蛋白质晶体。”“把编码内毒素的基因克隆出来，并转入到作物细胞中，这样培养出来的转基因作物也能分泌内毒素，害虫吃了转基因作物的叶子后，也吃进了内毒素，将会被毒死。”（《为什么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误读“转基因”》）。
只有对bt和bt转基因植物一知半解的人才会说，苏云金芽孢杆菌和bt转基因植物“分泌”内毒素。在分子生物学中，“分泌”（secretion）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指某种物质从细胞内向细胞外转移。而一种蛋白质要被“分泌”，在多数情况下，它需要含有一段信号序列，只有在这个序列的引导下，蛋白质才能够穿越细胞膜，被“分泌”出去。而bt内毒素根本就不含有这样的信号序列。事实是，在苏云金杆菌中，内毒素基因(DNA)在表达之后所产生的内毒素(蛋白质) 并不被“分泌”到细胞外，而是在细胞中形成与“芽孢”相似的结构，叫做“包含体”(inclusion) 或“类孢子包含体”(parasporal inclusion)。包含体与芽孢并没有什么关系(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可以大致认为是细菌的“种子”)，更不用提什么“分泌”关系了。
而在bt转基因植物中，转基因的表达所产生的内毒素也是储存在细胞之内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泌”的过程发生。国内文献一般把bt转基因植物根际土壤中的内毒素称为植物“分泌”的，但实际上那属於根部表皮细胞脱落、分解之后，内毒素的被动释放，并非分子生物学意义上的“分泌”。方舟子很可能根据这些中文文献，想当然地以为转基因植物的叶子也可以“分泌”内毒素，结果却恰恰是把自己的无知“分泌”了出来。
按道理讲，一个人做科普，他只需要把书本中的东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复述出来就可以了，因此，一个“科普作家”只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和理解能力，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很大。那么，为什么方舟子这个美国博士在对转基因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进行科普时，会频频出错呢？这当然与他自身的科学素养不足有关，也与他根本不是在真心搞科普有关。但还有一条就是，方舟子喜欢把道听途说来的、对自己的既定观点有利的东西，都自动地信以为真，然后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再贩卖给被科普的对象。而由於极端的无知，他在东抄西凑的过程中，根本分不清真假，辩不出对错，因此就难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上面提到的方舟子误读侯美婉女士关于HGT的文字就是一例。下面再举一例。
在作于2006年3月17日的《误读“转基因”》 中，方舟子写道：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
任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对方舟子上面所说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这个陈述感到难以理解。花粉一般是通过气流来传播的，玉米的花粉粒之小，肉眼几乎难以看到，它会有多重呢？方舟子说“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是和哪种植物的花粉比较的呢？根据是什么呢？再说，“在五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一粒玉米花粉”，他到底根据的是谁的研究呢？当然，对於这些问题，方舟子是绝对不会把答案主动告诉你的。
2004年12月17日，新语丝新到资料中的头条是一个叫做贾士荣的人写的文章，题为《国际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争论——几个事件的剖析》。文中写道：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用马利筋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事实上，这一实验结果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试验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且没有提供使用花粉量的数据。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第一，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
显然，方舟子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那段话，是抄自贾士荣上面的“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结论……”后面的文字。贾士荣何许人也？他是中国一位著名的转基因植物专家，并且和方舟子一样，也是拼命主张在中国全面推广转基因植物的人士。《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说：“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刘鉴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南方周末》2004年12月9日）。可以想象，这位贾专家因此成了极少数得到方舟子青睐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之一。
那么，这位贾科学家所说的“科学的结论”又是来自何处呢？奇怪的是，尽管他把那个“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的文章来源交代的明明白白，但他就是不说出他那“科学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好在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小小的鼠标可以代我们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原来，《美国科学院院刊》在2001年10月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Corn pollen deposition on milkweeds in and near cornfields》。根据作者，他们作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有代表性的自然发生的花粉密度资料”，以便为那个大斑蝶试验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The purpose was to obtain a representative pictur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pollen densities to provide a perspective for laboratory and field studies of monarch larvae feeding on milkweed leaves with Bt corn pollen.)。（PNAS 98，11919-11924。链接：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98/21/11919）。因此，这篇文章肯定就是贾科学家的知识来源。
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花粉的密度在玉米田中最高，平均每平方厘米171个花粉粒。离玉米田越远，密度越低：在0米处，这个数字是63；1米处是35；2米处14；4-5米处是8。(见该文表2) 。笔者反复阅读这篇文章，想要找出贾科学家所说的那个“在玉米地以外5米，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的出处，但就是找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细读那个“Table 2”，我才恍然大悟。这个表的标题是“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pollen density levels on milkweed leaves inside a cornfield and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the cornfield edge”，所以表中给的主要数据是频度，在“4-5米”这一栏，第一个数据是“0.996”，意即在4-5米处采集的样本中， 99.6%花粉密度在0-100之间。显然，这个贾科学家没有读懂这个表格，把这个“0.996”理解为花粉的密度，并且把“0.996”四舍五入，从而得出了“每一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这样的“科学的结论”。至於所谓的“玉米的花粉非常重”，很可能是他把人家在摘要中所说的“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 (average 170.6 grains per cm2) inside the cornfield and was progressively lower from the fieldedge outward, falling to 14.2 grains per cm2 at 2 m”的前四个单词（Pollen density was highest）读成了一个句子，“直译”成“玉米的花粉非常重”。而实际上，这个density是指“密度”(单位面积中的花粉数量)，并不是指比重。
方舟子曾说，“我以前一再强调，科普著作应该由专家撰写，因为只有专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学科知识，并能阅读原始论文，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虚妄的“人体革命”》）。显然，方舟子在做转基因科普时，并没有“阅读原始论文”，也没有“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他根据的，不过是一个读不懂英文的贾科学家编造出来的假材料。
实际上，PNAS在2004年5月18日又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玉米花粉传播的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bt转基因玉米花粉造成的基因流动可以远达31米，并且造成非转基因玉米中含有低到中等水平的bt内毒素。(We report that pollen-mediated gene flow up to 31 m from Bt maize caused low to moderate Bt toxin levels in kernels of non-Bt maize refuge plants. 见：PNAS 101，7526-7529。http://www.pnas.org/cgi/content/full/101/20/7526)。这篇文章发表在贾科学家和方科普作家各自撰写的文章之前，并且免费向全世界公布全文。贾研究员如果稍微能够读懂英文，方博士如果稍微地象一个真正的学者那样搞学问，他们就不会闹出这么一个丢尽全世界学者脸面的大笑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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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6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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