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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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荆棘丛生，时有拦路虎出没．清朝末年维新运动就有废除中医之意．民国初期有不少人，学了点西医，对中医一窍不通，也傻呼呼地提出废除中医．幸亏死得早，中医又躲过一劫．共和国初期卫生部一些官员说：＂中药只能起安慰作用，＂也主张废除中医，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取消中医的措施．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不无羞愧地说：＂中医被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时的中医劫后余生，气息奄奄．　　　　　　　　　　　　　　　　　　

　　１９５６年，恰逢毛主席染病发热，他不喜吃中药，也没有找中医诊治，在治疗过程中，一直采用西药抗生素及解热药对症治疗，病情不见好转，并日趋严重，最后昏迷不醒．所有的西医专家权威们，额冒冷汗，束手无策，在这绝望时刻，只得求助中医了．中医界非常有名望的老中医蒲辅周，挺身而出，为毛看了舌胎、摸了脉，诊断出毛的病是阳明经证，开出了阳明经证的名方--白虎汤（石膏、知母、甘草、粳米），一剂药后，毛神清气爽，继续调理，很快康复．事后，毛的医疗小组组长王医生握着蒲辅周先生的手说：＂蒲老，你救了我们，主席的病如果治不好，我们下不了台呀！＂蒲辅周回答说；＂明白了就好，以后再不许说中医的坏话了．＂王医生点头如捣蒜．　　　　　　　　　　　　　　　　　　　　　
毛泽东吃了西医的亏，得了中医的好处，顿然醒悟，发出了＂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卫生部主张废中医的人遭到批判，中医得救了！各地中医学院纷纷成立。中医中药受到重视！
蒲辅周（１８８８—１９７５年）名启宇，梓潼县人。１５岁随祖父、父亲学医，在祖父开的“吉林堂”白天侍诊，晚上攻读。钻研《皇汉医学》一书后，立志献身医学。３年后，独立应诊于乡。后感自己临床上有得亦有失，有必要对中医经典著作认真钻研。于是闭门停诊，用３年时间，集中精力研读了《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书，从中领悟了中医学许多真谛奥旨，为一生的医学事业打下基础。他善取民间秘方验方，得《九子地黄丸》、《百损丸》，临床运用多建奇功。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精益求精。他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在梓潼成立“同济施医药社”，创办“平民教养工厂”。１９３４年移居成都行医。他诊病无论贫富，皆尽心尽力，贫困无钱者，还施以药物，医名大振。解放初期，受聘于西南铁路医院。１９５６年１月奉调到北京中医研究院。１９５６年８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他提出以白虎汤为主的通阳利湿法，效果立见，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他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一九五四年石家庄发生大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央派西医组成工作组去石家庄疫区，三个月疫情沒有得到控制，后有派中医组成工作组，去石家庄协助西医工作。当时中医由蒲辅周老医生带队。在治疗中，蒲老以白虎汤为主加减运用，一个月后，工作就有了起色，三个月后将疫情压下去了。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由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病毒损害病人大脑，病症以高烧、头疼为特征，严重时致人昏迷、休克、死亡，俗称脑膜炎。由于是病毒感染，所以西药抗生素无效。50年代，西药没有抗病毒药。所以西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束手无策。
中医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虎汤相传是汉朝医圣张仲景的发明。有明显的清热退烧作用。对病毒感染也很有效。1954年石家庄脑膜炎流行被白虎汤制服，蒲辅周与白虎汤从此声名远播！人们从此认识到中药对病毒感染有奇效。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黄连、板蓝根、连翘等中成药治疗由病毒感染导致的感冒与流感。

姜与炙甘草

没有毛主席, 就没有当年的赤脚医生!

怀念赤脚医生的时代!

姜与炙甘草

听到了瘟疫, 就想到了当年的蒲辅周老先生!

1954年是甲午年
1956年是丙申年
2003年是癸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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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与炙甘草

毛泽东对中西医结合早就有所预见，从字面上排列就可见一斑， 中西医结合 中在前，西在后，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民族性上来看，都有不可动摇和伟大的前瞻性预言。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卫生部门的个别负责人受了不正确的思想影响，采取了一些歧视中医的作法，甚至卫生部的个别领导人还认为西医是资产阶级的，中医是封建主义的，只有苏联的巴甫洛夫医学才是社会主义的等等。　　

　　在这样艰难的生存条件下，中医是怎样安然无恙渡过的呢?这应该说与毛泽东的作用分不开。毛泽东对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首先，他认为我们民族历尽磨难依然生存繁衍，发达兴旺，这与几千年来形成的十分有效的中医的作用关系很大，所以，他说“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因此，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医，还在1928年井冈山时期，他就指示红军医院，聘请地方有经验的中医“用中西医两法冶疗”伤病员，当时还组织人员采集中草药，办起小型药材厂，制成各种丸、散、膏、丹为战地服务，很快使大批伤病员恢复了健康。1939年，为了克服中西医之间的相互歧视，毛泽东专门题词:“打破宗派主义”，要求中西医团结协作，取长补短。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曾多次召开中西医的经验交流会。

1954年初，毛泽东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

1954年7月毛泽东又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说，一说到中国的特点，人们往往用两句话来概括，叫做“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两句话都跟中医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大物博，才有那么多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成为中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但最后，中国还是以“人口众多”屹立在世界东方，这里边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应首先归功于中医。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

1954年，毛泽东做出重要指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同年，他进一步指示，要“成立中医研究机构……对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还说过，中医的一个特点是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胖大海”这味药材，实际是进口货，中国不产，但中医拿过来了，它就成了“中药”，现在谁能说“胖大海”不是中药呢。

毛泽东还非常赞赏中医的师带徒方法，一边言传医学理论，一边身教临证实践，带一个，出师一个，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呵呵，反中医的小丑没话说了！

[ 本帖最后由 姜与炙甘草 于 2010-4-27 19:57 编辑 ]

姜与炙甘草

“赤脚医生”这个词1968年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随之流行。其本义是指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期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鼎盛时人数在100万以上。赤脚医生大量采用中草药和针灸疗法，一度扭转了中医在20世纪日渐衰微的社会影响。几乎被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的中医，在六七十年代的医疗体制中占据了话语的制高点，这种逆转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大发雷霆

　　1965年毛泽东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不禁大发脾气。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毛泽东的态度是对一组数字的反应：“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几乎是对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工作最严厉的质疑。为了改变最底层尤其是市镇之外的农民缺医少药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经出台了各种方案并加以实行。尤其是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最为常见。这些医疗队有的来自城市和县城，有的出自镇一级的卫生院或者联合诊所，有的则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队的名义下乡，但并未真正解决亟需解决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杨念群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即便医疗队密度再大地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的渴望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医生无法留在乡下对农村的医疗保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杨念群认为，毛泽东发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医一直没有整合进农村医疗资源。

　　尽管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六二六指示”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6月26日大发雷霆之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谈话中，毛泽东忽然说，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这时候，“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是‘中医’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国乡村医疗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认可的医疗资源。”杨念群认为，这种资源不可能是西医，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它只为城市中占15%的“老爷”服务，而农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医。1965年那次后来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讲话，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成本最重要

　　“养得起”事关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念念不忘要将1949年之后仍受贬抑的中医整合进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带有怒气表态，是对当时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程，而“不脱产的卫生员”也即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

　　实际上，赤脚医生制度出现绝非1960年代灵机一动的创造。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举世闻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吸引了大量知识精英加入，史称“博士下乡”；他们试图用试验的方法，探索使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其中，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陈志潜试图在定县建立“县、乡、村三级保健制度”，奋斗多年，成效去不理想。杨念群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陈志潜的失败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他的医务人员来自城市，不能长期为当地服务；其次他坚决排除中医参与这一公共卫生体系。而赤脚医生制度俨然继承了陈志潜的设想，同时做了重要的改进。赤脚医生大多是本地农民，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中医药纳入治疗，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广泛覆盖、低水平的医疗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问题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需求可以满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国家。”杨念群认为，1949年后大多数国家政策，比如户籍政策，工农业剪刀差等等，都违背城乡平等原则。但在医疗上，却实现了实际上的平等。这不是医疗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绝对平衡，而是指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并且达到了一般意义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评价历史和人物，杨念群说，“通过吸纳中医，创设赤脚医生制度，为中国几亿分散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是一个事实。”多年后，在评价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历史时，赤脚医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叹息这一“公平的”制度后来消亡是一种不幸。“文革”结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复了西医在医疗体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脚医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怀疑，政治地位也急遽下降。随着公社解体，他们后来大多自行开业，很多人放弃了中医治疗手段，同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法则。1990年代药价飞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乡之间变得更加显著起来。

[ 本帖最后由 姜与炙甘草 于 2010-4-27 20: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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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人非情何以堪！
怀念毛主席！

姜与炙甘草

今天的医疗环境，让我们更加缅怀毛主席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