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来能不忆私塾 文／唐黎标

姜与炙甘草

如今的影视里，常出现私塾和私塾先生，不过就连70多岁的老弟，怕也弄不清那里头演的究竟是真是假了。我老家住在浙江的一个县城里，家里人认为私塾的基础能打得扎实，于是决定让我上私塾。现将当时私塾的情况回忆出来，大家可能会感兴趣。
        　　私塾的教书先生也称塾师，最受欢迎的是“禀贡生”（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书生，享受地方津贴)，其次是秀才(明清两代在县、府级考试中及格、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的读书人)再次是童生。塾师中以童生最多，他们都是不第秀才，潦倒半生，只好走上教书这条路。
        　　塾师每年的“束修”(薪水)约50—60元银元，如由东家供应伙食，“束修”要相应减少。私塾中并没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后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所以当时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
        　　有的塾师是自己设塾教书的，每至腊尾岁首，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了。学童入馆前，家长须填写一张“关书”(即入学志愿书)，里面要特别写明“修金”(学费)几何，分几次交付，并注明“节庚包”(即逢节另送的红包)在外。学童修金全年约3—4银元。一个塾师如有二十多名学童，可年入修金六七十元，就算不差了。塾师办的私塾叫“坐馆”。有的塾师在一个地方坐馆多年，他的私塾也就叫作“馆地”了。
       　　 塾师与学童家长是常有来往的，如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婚丧喜事等，除了落些额外收入外，双方也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学童家碰到什么难事，往往都会请塾师帮忙，塾师也都十分热情。学童和家属对塾师是很尊敬的，每到重要节日和过年前，都要送一些糕点、粽子、月饼、鱼肉给塾师。夏天白昼长，家属给学童送点心时，也都给塾师送一份。我的塾师是族里请的，供伙食，一般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从没怠慢过。
        　　“八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学童6周岁时，家长就要选个吉日，为他办理上学喜事了。接洽好后，一面发“红帖”通知亲友来赴宴，一面请裁缝师父为学童做新衣。上学前一天，外祖父、舅舅或姑姑要办一担“六盒”(竹制的方形大礼物盒，里面可放六色礼物)，礼物里置文房四宝、一个布书包，上面绣着一个手拿枝杏花的状元。书包里面放着一本《蒙求》(讲的是史前开天辟地的故事)，与一叠印着“上大人孔乙己……”的红字纸，还有用红纸包起来的笔墨砚等。礼物里面还有“高官条”、“状元片”、“福寿糕”、“黄把”(谐音“皇榜”)。上学那天，学童要穿枣色花缎袍子、黑缎马褂，脚穿小靴，头戴有圆形红顶子的黑缎帽（俗称帽头儿)，背上书包。那天桌上要放着大木盆，里面放十碗菜，特别重要的是鲤鱼。母亲在孩子出门时，说声：“鲤鱼跳龙门!”伴学童上学者，还要带去红烛、果盆、糕饼等物。
        　　学童入学的第一件事是祭拜孔子。“尊孔”是私塾里一个极为庄重，严肃的礼仪。私塾的中堂，设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牌位，一进馆，就在孔子牌位前点上香烛，摆起果盆，下跪祭拜。然后再跪拜先生(就是皇太子也不能例外)、先生婆(先生的母亲)、师母。接着，塾师学童的书包里拿出那本《蒙求》，在书面预先贴好的两张红签上，写上“厚德于人”四个字，在另一张红签上写上刚为学童所取的新名，再拿朱笔在《蒙求》的开头，教学童读四句，每句都用朱笔圈点。这就是点书。
点书以后，就是“把笔填朱”(描红)。先生把学童带去的红字纸铺在桌上，教学童握笔。一支新笔，蘸上浓墨，先生的手掌握在学童的手背上，扶着学童的手在红字上填写笔划，这就是开笔。开笔先生被称为“启蒙恩师”，是最受读书人尊敬的。日后如果状元及第，就得先到开笔老师那里谢恩。
开笔之后，就放学回家了。这一天，先生还托一些糕饼分给诸学童，以让大家也高兴高兴。学童第一天放学回家后，还要往诸亲戚、邻居、好友家去拜客，有钱者可以租借一匹白马，“帽头儿”两边插上一对“银花”，一个“迓客”(办喜事的人家请来迎送客人的专业户)相伴，另请一个雇来打杂的帮工，挑着“六盒”，每到一家，即下马拜谒。上辈看着学童施礼，判断小孩懂不懂礼节。“迓客”代表学童家将一份糕饼送给客人家，客人家得回赠一串“拜见钱”(用红头绳串好的铜线)。
        　　私塾是十分讲究礼貌的，塾师常教育学童要彬彬有礼，我记得每天上、下午上学，都得双手捧着书包向父母作揖告出；放学归家时，同样的作揖告入。这叫做“出必告入必面”在馆里对先生也是作揖来、作揖去，路上碰到先生，定要招呼作揖。
       　　 私塾读的书有《蒙求》《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琼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尺牍》《杂字》。其中《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高年级学童读的。私塾为了满足学童择业需要，还添设了《杂字》和《尺牍》。《杂字》开头两句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鱼肉笋芋莱茄瓜”。尺牍是教学童怎样写信的，其中有许多范例。有的家长为了给学童更多知识，还增加了《新三字经》和《古今贤文》。
        　　私塾不设班级，都是个别教授，好处是因材施教。当时教法有几种：
       　　 1.点书。塾师的教桌上，常备着一个朱砚和一枝朱笔，朱砚内盛着用白术加水磨成的银朱(也可以用黄丹)，这是先生点书、批卷的重要工具。每天上午学童陆续上学，先生逐个把他们叫到桌旁。先生边读边点，学童句句跟读。学童跟不上或跟错了，先生再教一遍。先生点完四句，就在书头写上当天日子。先生每天点一次书，就不再教读，学童如果不懂，可以提问。这时学童个个端坐，满堂书声朗朗。“八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整容端坐席，开口诵琅琅”，就是当时情景。
        　　2.还书。每天点书之前，学童要把昨天点的书给先生还读，也叫“还书”。还书有“正读”与“背书”正读，就是面对老师看书本朗读。先生认为可以，再点生书(新课)。“背书”即背向老师，高声背诵。一般学童都能背出来，如诵不熟限时再背。
        　　3.温书。先生点完一本书，学童还要“温书”。一个学童一般都读两本以上的书，一本是“生书”，另一本或两本是读过的书。先生每天点书后，也指定温习一二页老书，到“还书”时，一起“正读”或“背诵”，尤其“四书”，非要读得滚瓜烂熟不可。
      　　  4.写字。写字是私塾的一个重要科目。学童每天下午一到馆，就得靠在书桌上写字。写字分四五阶段：填朱(描红)、映写(映着范字帖，逐笔映写)、腾格(第一三五格范字可映，而第二四六是空格，要仿照范字，自己写)、白手写(学童可自由选择要写的字)、临帖(选择名家字帖摹)。
      　　  学童每写好一张字，就放在先生教桌上。先生将写得好的字用珠笔加圈，最好的打三个密圈，不够打三圈的打一圈。对写字进步快的学童，先生就在习字纸上“记赏三文”，意思是要家长奖赏给学童三个铜钱。家长常把习字纸逐日张贴在墙上，以观察学童的进步情况，学童对写字兴趣很浓，进步也很快。凡念私塾的学童，字是写得比较好的。
      　　  5.练习对偶句。先生教学童做“对子”，先教两个字的，如“竹叶”对“梅花”，三个字的，如“人独立”对“燕双飞”；四个字的，如“山间明月”对“江上清风”。再教五言、六言、七言的。科举时代，考八股文，考诗都要讲“对仗”的，这都得在私塾打基础。如今社会上仍然流行“春联”“寿联”“婚联”“挽联”以及楹联等。有的电视剧说蒙童对子对得好，皇上就封其为状元了，这纯是戏说。
        　　私塾对学童管束极严，“整容端坐，整日琅琅诵读”是学童的守则。先生管教学童，“惩罚”是唯一法宝，学童十分畏惧先生，先生一声吆喝，就会满堂寂静，鸦雀无声。当时先生的教桌上放着一张“戒方儿”，上面写着四句韵语：“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当时流行的体罚形式有敲脑钉儿(用中指中间的一节骨头敲击学童的额角)、连打三板手心（学童每天还书之前，唯恐自己难过关，先要将自己的手心放在桌角头)、罚跪(一般跪在孔子牌位前石阶上)、关堂(放学之后不让回家)。学童最怕关堂，因为一关堂家长就知道了，回家又要惩罚。
       　　 私塾虽已成为历史，其教学方法却因材施教，一步步从浅到深。凡读二三年私塾者，古文基础都比较扎实，字也写得很美，古体诗词亦也能写上一些。我曾为中华书局作过校点，老编辑告诉我：如今古籍出版部门人材十分缺乏，不但出版部门，文物部门也是如此。欲提高古汉语水平，教育部门是否可借鉴几千年私塾的教学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姜与炙甘草

“八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整容端坐席，开口诵琅琅。”这几句歌谣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儿童开始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况。不过，古时儿童所受的教育同现代相比，差别是很大的。
　　　　在古代中国，儿童启蒙阶段的教育多由遍及民间的私塾来承担。私塾的教师即塾师，俗称私塾先生或先生。唐宋以后，担任私塾先生的主要是科举落第的秀才，其次是未中秀才的童生（儒童）。当然，还有少量其他情况，篇幅所限，此不详述。私塾先生的从教模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开办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请施教。塾师自己开办的私塾世称“门馆”或“家塾”，即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延请塾师任教的私塾又分三种情况，名称也有差别。一是“坐馆”、“教馆”，即富贵人家独自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二是“村塾”、“族塾”，即由一村或一族延师择址建馆教授其子弟，有的是一村与邻村自愿结合，推举有名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为学董，按田亩摊派费用，聘用塾师，择址设馆，教育子弟。三是“社学”、“义塾”或“义学”，即由私人或私人团体创办并主持、经营和管理的私塾，延请塾师教育当地百姓子女。古代中国私人所办“义塾”最典型最感人的例子就是清末聊城冠县人武训通过行乞所办的崇贤义塾。
　　　　私塾先生的待遇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实物，称“束脩”）构成。此外，还有膳食（即学东提供吃住）及节假日的红包或礼物等。由于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学养及声望、学东家境及态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获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异。
　　　　自开私塾的先生，每至腊尾岁首，就要四处托人招揽学童，费用全靠学生上缴。学童入馆前，家长须填写一张“关书”（即入学志愿书），里面要特别写明“脩金”（学费）多少，分几次交付，并注明“节庚包”（即逢节另送的红包）除外。私塾先生与学童家长常有来往，如替他们写信、写春联、写契据、帮办婚丧喜事等，在建立起友好的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得到些额外收入。
　　　　被延请做塾师的，其脩金由东家（学东）和塾师商定，食宿一般都由东家供给，当然，在东家供应伙食的情况下，脩金要相应减少。私塾中并没有寒暑假，全年只有清明、端午各放一天。每年十二月初十前后放年假，至次年正月十五开馆，所以素有“先生不吃十二月的饭”的谚语。如东家富裕，出手又大方，私塾先生的日子则好过一些。
　　　　除一日三餐之外，还会有点心、茶水等供应。有的大户人家甚至还有佣人专门伺候塾师。一般来说，为了子女的良好教育，大户人家是不敢怠慢塾师的。像《红楼梦》中的秦邦业，望子成龙，虽是官囊羞涩，但“为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亲自带了秦钟，来代儒家拜见了，然后听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当然，也不乏一些清贫人家，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尽砸锅卖铁之力，不让塾师在待遇上受到委屈。但如果遇到手头不宽裕的人家且又吝啬的，私塾先生也是有苦说不出，既要保持一份清高，又不满微薄的待遇，很是尴尬。
　　　　对于私塾先生在儿童启蒙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履历中所起的作用，古人是非常看重的。一般平民家中往往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供在正屋中，在意寓子女学有所成、家族诗书继世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师”即他们心目中私塾先生的敬重。明代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就有“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之语。但就总体而言，塾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的，明清时期更是如此。戴名世曾说:“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仍不足以供俯仰。”正如俗语所谓“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塾师几乎成了仕途无望的落魄文人的象征。郑板桥在其《教馆诗》中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可谓将当时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及社会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当然，由于学识、人格修养等的不同，私塾先生个体的社会声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的私塾先生往往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声望。如《滇志》所载江西人黄良卿，博学能诗，嘉靖间游云南，乡人纷纷聘其为师，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有的私塾先生由于学识或人格方面的欠缺，不仅误人子弟，有时甚至洋相百出。明代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中载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大意如下：有个塾师在授《论语》时，将“郁郁乎文哉”错念成了“都都平丈我”。当新来的塾师念成“郁郁乎文哉”时，学生都吓跑了。时人作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这类笑话极尽贬低嘲讽私塾先生之能事，显然有恶作剧成分，但不可否认，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滥竽充数的私塾先生，误人子弟，在招致世人轻视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塾师职业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私塾先生地位虽低，但世人选择私塾先生的标准却是很严格的，除了品行端正和学问好之外，还要求塾师教学经验丰富，“必择人品端方，学问通彻，不嗜烟赌，而又不作辍、不惮烦、勤于讲解者，方足以当此任”。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之所以无人请他做私塾先生，并非仅仅因为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因为私塾先生中童生出身者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散漫和“好吃懒做”等坏习气，当然，还有那副酸腐的学究气。
　　　　对于相当一部分私塾先生来说，要教好学生，获得好的教学声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代作家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诗中的“打”字体现了古代私塾先生极其普遍的训教方式及态度，现在看来当然不科学。
　　　　不过在古代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一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大多信奉“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过分，“说师不严”的家长并不多。相反，更多家长希望私塾先生严一些，这一点，与当今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心态是一致的。(崔建利 袁明霞)
《中国教育报》2008年10月10日第4版

姜与炙甘草

早年受恩晚年尊贤 毛泽东与他的私塾老师






　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多处私塾读书。他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在私塾里毛泽东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他对枯燥难懂的经书、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都不感兴趣。但是，在这里他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培养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思想。多位塾师对他后来的成长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也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学前塾师文正莹
　　文正莹，字玉联，号玉钦，1859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唐家坨。他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二哥、毛泽东的二舅父，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生性正直、性情温和的乡中儒士，在家中开了个小私塾，教族中子弟读书识字。




　　毛泽东从两岁多至八岁都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的。外祖母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带他到舅父的私塾玩耍。不料小小年纪的毛泽东不哭不闹，有时还能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课、背书，就这样接受了数年的“学前教育”。
　　舅父对聪慧的毛泽东特别喜欢，除了在课堂上教他读书识字外，还抽空教他一些古诗，如骆宾王的《咏鹅》、李绅的《悯农》等。毛泽东领会得很快。舅父还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写字，不久毛泽东居然能写得一手颇为像样的毛笔字，文正莹高兴得到处向乡亲们夸耀。
　　在毛泽东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以后，文正莹又教他一些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如《千字文》《六言杂字》、《神童诗》等。
　　文正莹还相当重视对后辈们做人方面的教导。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要学生们诵读、熟记，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他常常教育他们要“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
　　1902年春，父亲毛顺生把毛泽东接回韶山正式入私塾读书。临行前舅父送给毛泽东一本《康熙字典》。在毛泽东以后读私塾期间，他常借图书报刊给他。1910年秋，父亲决定让毛泽东停学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文正莹会同毛泽东的几位老师亲友一起说服毛顺生，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毛泽东的母亲身体不好，常住在外婆家受到悉心照料，母亲去世料理后事等都是舅舅妥善办理的。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激。
　　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文正莹一家被列为“匪属”屡遭缉捕。1929年2月，军阀许克洋将文正莹抓获，严刑拷打，逼他声明同毛泽东脱离舅甥关系，招供甥媳杨开慧的下落，均被他严词拒绝。后经地下党组织发动湘乡各界乡绅联名作保，他才得以获释。文正莹回家后就重病不起，于同年6月27日去世。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才从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得知舅父去世。他十分悲痛，立即回了一封长信，其中说道：“八舅父仙逝，至深痛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八舅父一家甚为关怀。他曾6次邀请表兄文运昌进京。毛泽东动情地说：“八舅父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
　　南岸私塾塾师邹春培
　　1902年春，父亲将8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送入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正式接受教育，塾师是邹春培。邹塾师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同辈，所以毛泽东称他“春培阿公”，他则称毛泽东“石三讶子”。邹春培教学认真，对学生管理严格，常有体罚。他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但毛泽东早就会背诵了。他又教《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教学生填红蒙字，但毛泽东不填，要自己放手写，写得比别人填得还要好。由于他天资聪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省先生”。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不叫先生省心。有一次邹先生外出，给学生们布置了背书的作业。一个多小时后，邹先生回到私塾看到空无一人。过了很久，学生们才一个个水淋淋地回来了。邹先生知道这一定是毛泽东带头游泳去了，便严厉责问他，却遭到顶撞。毛顺生知道后要毒打他，他离家出走了三天。经过这次“斗争”，父亲对他的态度变温和了。
　　一次，毛泽东又带头淘气，这次邹先生没有体罚他，而是罚他对对子。先生出上联“濯足”，毛泽东不假思索，立即对以“修身”。先生不禁连连点头。毛泽东在南岸私塾读了两年多书，长进很快。邹春培感到自己已教不了毛泽东，便找到毛顺生诚恳地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新中国成立后，当毛泽东得知邹春培已经谢世，他十分怀念，曾三次给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写信致以问候。1951年9月，他邀请邹普勋进京，忆起在南岸私塾读书时的情景时，毛泽东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
　　毛宇居，即毛泽启，又名蕊居、禹居。他是毛泽东的堂兄，长毛泽东12岁。毛宇居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韶山冲的乡邻常请他代写书信、对联等，有“韶山一枝笔”的美称，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他仍然是那样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但他仍是那样顽皮淘气，使老师深感头痛。一次毛宇居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要在屋里背书。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去了，一面背书，一面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私塾，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先生却责问他：“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放肆！”先生气得涨红了脸，指着天井说，“我要你做一首赞井的诗。”毛泽东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开口吟道：“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这首诗借题发挥，颇有寓意，最后两句更是令人回味。毛宇居惊喜难抑，终生不忘。
　　后来毛宇居对毛泽东因材施教。针对毛泽东基础好、领悟力高，他就布置高深一些的教材让他学；鉴于毛泽东求知欲强，他就将自己的一些藏书借给他看，扩大他的视野。
　　1907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停学在家务农，但是在以后，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断。1919年10月，毛泽东母亲病逝，毛宇居协助料理后事，毛泽东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母文》长诗和两副灵联。毛宇居将祭文收藏起来，保存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交给政府，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上。这是现知毛泽东所写古典诗词中最长的一首诗。
　　1921年春和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两次回乡，均去拜访毛宇居，并将家里的私事托付给他料理。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回到家乡，毛宇居率全家父老在毛震公祠召开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大革命失败后，毛宇居冒险保存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共一万多字。1932年，毛宇居曾冒死保护毛泽东的祖坟；他还尽力保护和照顾毛泽东的亲属，如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儿子毛楚雄、岳母周陈轩等。
　　1940年，毛宇居等人一起在家乡第四次修订韶山毛氏族谱，其中诗赋多出于毛宇居之手。在反动统治下，他以极大的勇气称赞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们立即书信取得联系、互通情况、互相问候。湖南解放不久，毛泽东便给毛宇居捎信，邀他来京相聚。
　　毛宇居曾三次进京看望毛泽东。1951年9月，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毛宇居，安排他出席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当天气渐冷时，毛泽东给他买了皮大衣和皮鞋。毛宇居牙不好，毛泽东又派人送他到医院镶了牙。
　　1952年冬，毛宇居受韶山乡政府委托第二次进京，请毛泽东为家乡新办的学校起名、题名，毛泽东听说家乡办学校，非常高兴，就题写了“韶山学校”，他解释说：“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曾到这所学校视察，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1958年，湘潭县委想创办湘潭大学，又一次委托毛宇居进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再次热情接待了他，并题写了校名。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交代工作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大哥接来”。毛宇居夫妇和孩子们来到韶山招待所，毛泽东与他们作了长谈。
　　6月26日下午，骄阳似火，毛泽东邀毛宇居在韶山水库游泳。游泳过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毛震公祠，看到这里的陈设依旧，毛泽东心潮难平，他对毛宇居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敲锣打鼓欢迎我。”毛宇居惊异地说：“主席，你还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你还在欢迎会上致词：‘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顺口背出了当年的欢迎词，更让乡亲们钦佩不已。
　　当晚毛泽东宴请当年的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和乡亲。他将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并第一个向他敬酒。毛宇居激动不已，连忙起身谦让：“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回答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的尊师佳话很快在韶山一带广为流传。
　　1964年9月29日，毛宇居在韶山病逝，享年83岁。

姜与炙甘草

校外塾师李漱清
　　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湖南湘潭人。毕业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博学多才，思想开明，是一位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未在李漱清的学校里读过书。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辍学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读书自学。刚好李漱清学成归来，他家与毛泽东家仅距几华里。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毛泽东常常跑到李家屋场上找李漱清，师生海阔天空地畅谈。李漱清热情地向他灌输维新救国思想，推荐新书，认真地帮他修改作文。毛泽东则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请教种种问题。一次李漱清向他推荐了一本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书。毛泽东读后受到极大震撼。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李漱清这里，毛泽东接受了最早的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
　　1911年至1921年毛泽东在湘乡、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总要看望李漱清先生。1925年2月毛泽东由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李漱清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并将自己的儿子李耿侯介绍给毛泽东当秘书。李耿侯很快成为农会骨干，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5名成员之一。
　　1925年8月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特邀李漱清协助办报。李漱清虽已年过半百，仍辞别妻儿欣然前往广州，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帮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后来毛泽东又推荐李漱清到湖南省政府工作。
　　李漱清先后送自己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激进派”老师。他得知老师仍健在，立即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的儿子李介侯：“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问候之意。”
　　1951年，毛泽东邀请李漱清进京。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漱清及湖南一师的张干、罗元鲲等师长，一一向他们敬酒。饭后陪同他们游览中南海，看电影。国庆节又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这次李漱清在京逗留了48天。临行毛泽东送给他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人民币100万元（旧币），一本亲笔签字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52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改任省文史馆馆员。1957年12月，李漱清在家乡病逝，享年83岁。
　　东茅塘私塾塾师毛麓钟
　　毛泽东的堂伯父毛麓钟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塾师，也是最有学问的一位塾师。在他那里，毛泽东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接受了更多的新思想教育。
　　毛麓钟又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号云阁，1866年生于韶山一个书香之家。其祖父清末曾做过几任县丞。他自幼天资聪慧，在祖父教导下潜心攻读诗书，26岁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是当时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深受毛氏族人和乡邻称誉。
　　但毛麓钟思想上并不守旧。他主张废科举，办新式学堂，学西方技术，富国强兵。他在韶山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毛氏族人中文化基础较好、思想活跃的青少年入学。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到东茅塘私塾读书。他十分仰慕毛麓钟的学识和为人，也不再淘气，刻苦攻读，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对他格外看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给他点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辅导他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在这里毛泽东打下了较全面的中国文史知识的基础。
　　毛麓钟十分喜欢古典诗词，造诣很高。他辅导毛泽东读了许多中国历代诗词名篇，并教毛泽东赋诗填词。在他的熏陶下，古典诗词成为毛泽东一生的最爱，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毛麓钟还在思想方面给毛泽东教育和启迪，向他宣讲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向他推荐一些时论文章，如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那里面许多文章道理新鲜，文笔流畅，毛泽东读后顿觉思想开阔。这对毛泽东后来走上改造旧中国的革命道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0年秋，毛泽东得知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很希望去那里读书。但他父亲要把他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麓钟与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等一起说服毛顺生，使毛泽东得以走出韶山冲到湘乡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这是毛泽东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毛麓钟于1921年因病早逝，毛泽东十分悲痛。1925年他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时，曾特地到东茅塘悼念毛麓钟。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小毛泽东26岁，父亲去世时他才一两岁，由母亲抚养成人。1938年他到延安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先后被安排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湖南省计委副主任、科委副主任、中共韶山区委书记等职。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在同塾师毛宇居叙旧时，他深情地说：“那时我能读书，可就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摘自《名人传记》2006年第1期

姜与炙甘草

按:崔元章老先生,1923年生,现在受聘担任河南少年先锋学校国学经典诵读指导老师.他小时候断续读过四年私塾,背会了九本书.现在仍能背得滚瓜烂熟.小时侯的圣人之教,伴随他度过了当右派挨批斗的苦难岁月.

过去他在小学教书,从不敢说自己读过孔子的书,更不敢背出来.即使这样,仍然迫害不断.退休后赶上了"改革开放",他四处觅友,寻求同道,希望儒学复兴.

十几年过去了,"儒家"就像"珍稀生物"一样,真是难觅呀难觅.后来,我们发现了他,把他当作"国宝"敬重.他为我们背诵<大学><中庸><论语>,我们听了,有的说是"中原古韵",有的说是"河洛之声".我们到他家里去,四壁空空,冬无取暖炉子,夏无电扇,但他和老伴却生活得很充实,平静而安适.我们问他夏天热了怎么办?他说"到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冬天冷了"去外边放风筝".他在家里,或书法习字,或装裱字画,或关起门来朗声诵读<四书><五经>.他住在四楼,从街上买回一袋面,用自行车驮到楼下,然后把大袋分成小袋,搬到楼上去."买小袋呗?""大袋便宜."他说."前几年还能一气扛上去,现在得上一层歇一歇了."他又说.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精神的顽强生命力和浩气正气.

下面是崔老先生给先锋学校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他小时候是怎样读私塾的.供借鉴.

我的私塾生活         崔元章

我从八至十四岁,断断续续上过四年私塾.

在私塾里,绝大部分时间是读书.凡读书必须背诵.每天上午,走进学屋,即向老师背诵前一天所读的书.之后,老师另教新的内容.其法是:师生同用手指着字,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其量是老师根据学生的能力而定.重复教四遍,学生就到自己的座位上读.读至会背,去向老师背,老师再教新的.背多少遍,因人而异.读到大约十一点左右,老师示意停止,开始写字,直到中午放学.

下午,仍是写字,老师看作业交得差不多了,示意读书.进行仍如上午,直到放晚学.学生吃过晚饭,复读一天所读的书.

第二天鸡叫头遍或二遍即起床读书,直到熟背.每天如此,除大小便外,不出学屋,也没有休息. 在一个屋里,有十几个学生,或二十几个,不等.老远就能听到书声琅琅.因为个人都在听自己的声音,用心记忆,彼此之间,没有妨碍.

每一本书读到一半时,老师让返回复习.一次背初读时三天的量.每天共复习多少,也是依各人的能力.复习完,再复习第二遍,每次背初读时九天的量.复习完,再一次背完半本,读完下半本,仍如前复习.待背完下半本,要全本合在一起背.这次复习,一般要四天.这次背,老师要提,提到哪,都必须接着背下去.如提某章节的第一句,比较易接.如果提某节的中间一句,甚至末尾一句,则不好接,但都必须能接,才算背完这本书.接着再读新的一本.

读完几本书以后,为了不遗忘,老师要学生既读新书,有要带着复习已读过的书.有的带一本,有的带三本或更多.不仅带经书,有的还带古文唐诗等,以扩大知识范围.初上学的时候,觉得比自己大的学生,大学长二学长,老师,读书背书都特别好听,并且轻松自在,那情景是怎么得来的呢?没见人问过也没听老师讲过.但当读完几本书后,自己就慢慢也成了那样子.速度快慢随己,声音高低随己,抑扬顿挫随己.所以常有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在田野看庄稼的时候,就情不自禁放声背起书来.在私塾里,一直读呀背呀,天天读,月月读,年年读,我们也不厌烦,并且越读越喜欢读,越读越聪明.本来有些躁气的人,读了几年书,竟能不自觉地沉静了.常听老人们议论学生说:"你看某某,满脸书色."这可能是<孟子.尽心>篇说的:"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脺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还有点象易经坤卦六五的文言说的:"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转自《华夏复兴论坛》，作者步稀）

姜与炙甘草

1）唐家坨外婆家私塾文正莹，是毛主席的第一位老师，也是蒙师，是毛主席在2-8岁时候的老师。
2）南岸私塾塾师邹春培，是毛主席的第二位老师，是个严师，是毛主席8岁后的老师。
3）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宇居，是毛主席的第三位老师，是个友师，是毛主席12岁的老师。
4）校外塾师李漱清，是毛主席的第四位老师，是个激进派老师，是毛主席13岁后的老师。
5）东茅塘私塾塾师毛麓钟，是毛主席的第五位老师，是古典诗词和点读老师，是毛主席16岁后的老师。

[ 本帖最后由 姜与炙甘草 于 2009-9-5 20:09 编辑 ]

姜与炙甘草

明代作家朱载堉写的《醒世词》中，有一首《教学难》：“教学难，教学难，好将道义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饥寒

谁可怜。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

盛夏的叶子

谢谢姜姐！
打他就说不读罢，不打又说师不严。做老师确实不容易！

jingetiema

呵呵，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