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对弘法书籍的谨慎拣择（转贴）

怀西行者

为了推动近代佛教、净土宗的复兴及社会伦理环境的改善，印光法师刻印流通的弘法书籍，不但涉及范围广（以因果、伦常、净土为核心而含盖儒、释、道三家），而且义理浅深不一、形式活泼多样。但就其内容来看，无一不与佛教契理契机的弘法精神相吻合，由此亦可见印光法师刻印弘法书籍精细谨慎态度之一斑。而最能体现这种谨慎态度的，当推他对弘法书籍特别是佛教经典、注疏的严格拣择。中国汉传佛教中的经典，一般专指从梵文翻译而来的经、律、论三藏。由于它们皆是依据传自印度的梵本，由主译、译语、证义、润文等多种专业人员，于专门的译场中翻译而成。因此对佛教徒来说，亦具有特别的神圣性和纯洁性。而中国传统佛教的弘扬者，一般亦只能依这些经典作义理的阐述和发挥。或依之作注、作疏，或宗之作论、作解，虽不妨随机契理，但终不可背理违机。这虽是传统佛教经典依据及义理阐述发挥的常态和通则，但偶尔亦有一些变数夹杂其中，如非翻译经典的出现及经典诠释发挥的差异与矛盾等，其后果则直接影响了佛教经典来源的神圣可靠性、教义的统一规范性及修持实践的稳定有效性。有鉴于此，印光法师本着机理双契的弘法精神，对弘法书籍之刻印流通进行了严格的拣择，不适合者坚决剔除。大致说来，印光法师拣择剔除的书籍约略可分为疑伪经、会集本及违理论著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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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入华以来，其经典来源的神圣性，就经常受到一些故意或非故意的冲击。如一些儒士为了辟佛，不顾历史事实，凭空指责佛经为佛教徒剽窃老庄道家之说编造而成。这种故意的歪曲之说，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所以一般不会对佛教经典来源的神圣性造成多大实质性的影响。与此相比，一些未经翻译而出现的佛经，对佛教经典来源的神圣性却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对于这些经典，佛教界一般都视之为疑伪经，各家经录中亦都有相关方面的记载和说明。宋代以后，随着译经活动的逐渐减少，对疑伪经的鉴定和辨别工作亦相对放松。但疑伪经对佛教的现实冲击，却并未随之而消退或消失。不但旧有的疑伪经仍在流通，且还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疑伪经。无论是旧有还是新出疑伪经的刻印和流通，都对佛教经典来源的神圣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清末民初，由于佛教自身的急剧衰落及民间宗教的迅猛发展，疑伪经的刻印流通显然比以前更为严重。为了正本清源，印光法师针对疑伪经的刻印流通，做了一些辨讹拣除的工作。若论近代流传最广的疑伪经，大概就要算《高王观世音经》了。其出现亦较早，约在隋唐以前即已有流通。此经并没有多少义理蕴涵，但因其以民俗颇熟悉且对之较有感情的观世音菩萨为号招，所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许多佛教徒都以为其系正宗的佛教经典，因此亦进行积极的刊刻流通，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丁福保，甚至还曾依其作过一本《高王观世音经笺注》。对此，印光法师一方面指出其为伪经之本质，及对佛教弘传的潜在危害；另一方面又极力建议佛教徒，可通过读诵、流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并持念观音名号来代替读诵和刻印流通《高王观世音经》，以保证佛教经典来源的神圣性和纯洁性。[1]
     与《高王观世音经》同时广为流传的伪经，还有《佛顶混元经》、《无量度生经》、《度劫尊经》及所谓的《心经》中、下卷。这些伪经就内容来看，要么杂揉吸收一些正统佛教经典的义理以冒充，要么即鼓吹读诵、流通的功德以造势；就其来源来看，则主要是通过扶乩而产生。[2]对于这类伪经，印光法师亦进行了严正的辨讹，并特别强调其扶乩来源的荒谬性和危害性。此外，另一部同样由扶乩产生，且经佛教内部人士提倡流通的伪经《禅宗秘密了义经》，亦遭到了印光法师的破斥和抨击。此经可能出现于清代，其内容主要是摘取《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及《六祖坛经》等语句组合编造而成，其义理亦没有明显的错误隔碍，可算是伪经中的精品。后来，又经清代著名佛教居士彭际清的校正重刻，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民国初年，徐蔚如居士在北京、天津等地发起并领导刻印流通佛教典籍的工作，曾将彭氏所著之《一行居集》刊版付排。印光法师遂建议徐蔚如将其中所收录的《禅宗秘密了义经跋》抽出剔除，以免贻祸未来，徐亦遵循照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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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疑伪经外，佛教内部还有一种会集的经典，它主要是通过将几种同经异本或同本异译的经文，进行对照、参合、整理而成。这种经典虽非直接依据梵文翻译而成，但它与疑伪经已根本不同。说到底，其文本来源仍是梵本，而其目的则主要是为了使经文和经义更加完整无缺。当然，这种会集行为客观上亦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和弊端，一方面极可能造成对原文经义的误解和错解，另一方面还必然损伤经典的神圣性。有鉴于此，印光法师对佛教内部的会集经典，进行了审慎的评判和拣择。总的看来，佛教内部的会集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净土宗经典，特别是净土三经之一的《无量寿经》而展开。以其前后共有五种译本并存，且内容上亦有详略互见、互补的特点，所以具有明显的综合整理空间和必要性。至民国初年为止，历史上有关《无量寿经》的会集主要有两次：一是宋代王龙舒发起，一是清末魏源续作。王氏依据《无量寿经》的四种译本会集而成《大阿弥陀经》（第五种《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王氏未能见到），自宋至明广为流传。直到明末，由于莲池袾宏指斥其中有不当之处，遂渐隐没不行。清中叶，彭际清居士鉴于王本之缺憾，遂将康僧铠译本删节流通，以其未具对照、整理、互补之优，且又有删减之愆，故亦未广行。至清末，魏源承继会集的思路，在王氏和彭氏整理、删节的经验基础上，全搜五种译本会集而成《摩诃阿弥陀经》，并刻版流通于世。
    对于历史上这两次的会集，印光法师基本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王本虽有综合整理的优点，但亦存在严重的缺陷。最突出者即是将《无量寿经》中所说的三辈往生等同类比于《观无量寿经》中的九品，以下辈即是下三品。《观经》所说下三品，皆是生时造作恶业临终方遇善知识劝导而忏悔往生者，而《无量寿经》所说下辈，皆是生时即发菩提心而修心行善的念佛者。若定将九品与三辈对比而言，则下辈应相当于九品中之中品，绝不应是下三品。王本因错误地将下辈等同于下三品，所以即将《无量寿经》中明说发菩提心之下辈善人改为不发菩提心之恶人。另外，印光法师又指出，即使生平造作恶业而临终忏悔往生者，亦不可谓其完全未发菩提心，以其临终苦极而发之恳切念佛之心，实具足真信、切愿等菩提心内涵。因此，王氏之会集明显有混淆经旨的过错，总的来说仍是弊大于利。至于魏本，印光法师认为，其虽是于前人经验基础上而施功，但以魏氏本人之佛学素养不及王龙舒，且又过于自任己意，故其缺误更在其上。
    除了两种会集本的义理缺陷和错误外，印光法师又明确指出了会集活动本身对佛教经典来源神圣性的威胁和破坏，不但会启后人妄改、妄作之端，亦会贻人疑虑、诽谤之柄。显然，从稳重谨慎的弘法心态出发，印光法师并不主张求全求美的会集活动，以其极易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对会集亦并没有什么敌意，只是就事论事，毕竟会集本身亦有其良好的目的、充分的理由和现实的功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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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疑伪经进行坚决剔除及对会集本持审慎态度外，印光法师对依据经典而作的注、疏、论等弘法书籍，亦予以严格拣择。清光绪末年，佛教居士王耕心曾依据魏源会集之《摩诃阿弥陀经》，作《弥陀衷论》。[5]民国初，浙江永嘉周孟由居士向印光法师推荐《衷论》，并请翼助流通。印光法师阅后，发现《弥陀衷论》虽强调修证念佛三昧于往生西方的重要性，但其根本已背离了净土信愿往生的宗旨。不但抹杀、否定了未至一心者往生西方的可能性，而且还极易造成轻藐古德著述和追求境界的弊端。因此，立足于弘扬净土正旨的立场，印光法师建议不应流通《弥陀衷论》。[6]此外，还有一些与《衷论》类似的书籍，如《念佛四大要诀》、《禅净言行录》、《自知录》及《法华经力》等，虽名为弘法，实则有破法之咎。因此，印光法师亦一一进行了辟驳拣除。
    《念佛四大要诀》系玉峰法师所提倡，它的宗旨和《弥陀衷论》正好相反，各走向一个极端。所谓四大要诀，即是指不除妄想、不求一心、不贪静境及散心念佛。其意虽极力凸显净土他力带业往生的法门特点，但却背离了佛教勤修戒定慧除灭贪瞋痴的根本宗旨，因此亦极易造成念佛人对信愿行三者之间关系的偏颇理解而导致退堕懈怠。丁福保居士曾将其收录在自己编著的《学佛捷径》一书中，印光法师见之，遂指出其弊并建议删去，以免贻害他人。[7]《禅净言行录》系一位四川僧人所作，一九二八年，其徒持书至上海太平寺，欲请印光法师为之鉴定，并序赞流通。印光法师见其宗旨主要是参究念佛，而又不明净土信愿往生之旨，虽名禅净双修，实际却是以禅破净，遂为其说明混滥之咎令其自去。[8]
    《自知录》一书系湖南女居士胡某所述，由他人代笔写成。胡系原红螺山资福寺住持宝一法师的皈依弟子，亦曾长期居住于宝一法师住持的北京极乐庵修持。她自称修持净业有得，于《自知录》中详细叙述了各种所谓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思议境界。书出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罗济同居士在上海石印送人，丁桂樵更欲广为流布，王谋凤等于杭州亦为之石印流通，它处尚有欲刻版者。罗、丁、王等人还寄书向印光法师推荐，印光法师阅后，遂回信各处，极陈其不以修心除障、恳切持名为本反以境界为希求之祸害，极力反对并制止其流通，其势方止。[9]《法华经力》系近人刘演宗所著，书中虽标榜赞叹《法华经》六十五种不思议力，而其所说不但与《法华》开权显实之本宗相违，且又多破净土信愿往生之旨。书成之后，刘氏即刻版流通，并托丁福保代为送人结缘，丁遂荐与印光法师。印光法师阅后，立即回信指出此书弊端所在，并建议万万不可流通。后来，又有几位在家居士致书印光法师并附寄《法华经力》，极力指陈此书之背理与危害，肯望他能出面制止其进一步流通。印光法师遂分别致书刘演宗与丁福保，指出流通之弊害与不流通之利益，希望他们能择善而处。刘氏本人虽不以为然，但在印光法师的努力下，此书最终未能广为流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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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书籍外，印光法师在修校出版弘法典籍的过程中，还对一些冒充古人的经注伪作及破斥、混滥佛教宗旨的儒道书籍进行了拣择剔除，相关的主要有《观无量寿经义疏》、《十一面神咒经疏》、《人谱》、《小学韵语》、《心经注》及《慧命经》等。
    早先，徐蔚如居士在北京、天津等地主持刻经事务时，曾力图将一些由日本传回的古人佚作刻版流通。自请印光法师修校重治天台慧思之《随自意三昧》后，徐氏又托他再帮忙修治署名隋吉藏之《观无量寿经义疏》及署名唐慧沼之《十一面神咒经疏》。印光法师在反复仔细阅读后，确认这两种书皆是后人伪作，并推测极有可能系日本人冒名所为。因此，遂建议徐蔚如不必刻版流通。[11]
    《人谱》系儒士刘宪台所著，书中虽以嘉言懿行为提倡，甚至还袭取佛理而诠太极之义，但其序言却极破斥因果及辟佛之能事。最初，窦存我居士欲请印光法师为其圈点句读，并略加修治以流通。及阅后，遂向窦说明所以并制止其流通。[12]《小学韵语》是依《小学》而为儿童所作的启蒙书籍，有人请印光法师为其作序翼助流通，终亦因其辟佛言论而拒绝。[13]
     《心经注》系明代无垢子何道全所作，此书承丹家以道解佛之风格，虽以注解《心经》为名目，但其核心内容仍是在讲炼丹。有居士不知所以，欲为流通，印光法师遂为说明混滥之害，并令不可流通。[14]《慧命经》系清初柳华阳所作，书中遍引佛经语言来解释丹法，完全混淆了佛经的原意。丁福保居士在初编《佛学大辞典》时，竟将其作为佛教书籍而编入。印光法师见之,遂指陈其谬误淆讹之害,令删去。后丁   氏即以印光法师指陈之语句而附于条下，令人知其混滥弊害之所以。[15]
    总体来看，无论是《印光法师文钞》的问世流通，还是它类典籍的刊版排印，乃至弘法书籍的精审拣择，其根本目的无外乎都是让人明因识果、知所去取以期救世安民、护教度生而已，这可以说是印光法师一生弘法的根本宗旨所在。这种宗旨不但明显表现于佛教典籍的刻印流通中，亦突出反映在创建净土道场、保护教产、慈善利生等各种弘法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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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西行者

按：
印光大师文钞中云：流通佛法，大非易事。
观文中如王龙舒，彭际清，丁福保等，都是古今盛名，佛法有修持之士，尚有这样那样错误缺陷，吾侪可不慎乎。

[ 本帖最后由 怀西行者 于 2008-1-1 11:05 编辑 ]

锦宁

南无阿弥陀佛!印祖定下五经一论，让我辈少走多少弯路。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