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申遗引发的西安事变 这次囚了玄奘大师

禅音

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作者：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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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说“兴教寺事件”是“西安事变”第二，也许有人会说夸张。但第二次“西安事变”，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抗战时的家国危难。因为，毁坏佛教，无异于摧断众生慧命；折了“民族脊梁”，叫未来国人如何堂堂屹立？贪婪无尽的手，商业化一切的手，挖掘祖坟的手，若再不打住，必然会成为动摇邦本的“黑手”！哲学博士沈聪撰文指出：玄奘大师所经历的正是一场所谓文化“多元”时期的经济法难。虽然不是声势浩大、劈头盖顶的毁灭，却是“温水煮青蛙”似地渐渐抽空，连点成面地包围蚕食。兴教寺事件绝不是法难前兆，而是进行时。



折民族脊梁?（图片来源：凤凰网华人佛教）

不知未来的史书是否会这样书写：古城西安曾经历两次“事变”，一次是1936年，张杨囚禁了蒋公；另一次是2013年，一场申遗引发的拆迁，当地有关部门“囚禁”了玄奘大师。

说“兴教寺事件”是“西安事变”第二，也许有人会说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某门户网站佛教频道独家发布的时评连续数天遭到不明原因的删除，说明事态已然出现重大转折，针对兴教寺的强逼开始跨出陕西省界。真是强拆一时不成，强删再见淫威。

这些时日，雅安地震牵动着全国上下的心，某些地方领导或许暗中庆幸，希望广大舆论调转矛头，不再关注“兴教寺事件”。可惜的是，他们实在小觑了群众和媒体的力量，蓄意背后的侥幸瞬间就被明亮的慧眼识破。

文革暴发户——披着羊皮的狼

对兴教寺的强拆，以“申遗”为名，文物局打了头阵。但对于文物部门来说，巧立名目强占寺院早不是什么新鲜事，要是追究起来，必须用“罄竹难书”来形容。

宗教法学者徐玉成先生称文物部门是文革暴发户，实在太为恰当。文革时期，僧人被驱逐，文物部门接管寺院。文革以后，文物部门瞬间成暴发大户，其下各级部门就是暴发小户，上下串通一气，联手霸占寺观，劣迹斑斑。

他们的目的非常直接：敛财谋利。以寺院为核心，文物部门“开发”了多种“外快”渠道。首先，可以将寺院推向旅游业，收取高价门票，这是一大笔收入；第二，寺院内原有的佛像及宗教设施是他们招揽游客烧香拜佛，骗取“功德钱”的天然资源；第三，在寺院内可以搞各种副业，比如香火买卖、算命卜卦、服务餐饮、房屋出租，从中谋取高额利益，还能一并解决部门家属亲友的工作问题；第四，借口文物保护向国家申请维修资金，以肥财政。

但是，文革后国家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寺院的管理必须依法回归宗教界。文物部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为了长期无理霸占寺院，将其当做私有财产，便百般计度，阴谋阳划，无计不施。

1989年，国家文物局曾为霸占重庆大足圣寿寺，不惜假传中央指示，欺骗当地部门，企图拖延或者拒绝向佛教界移交圣寿寺。

1989-1992年期间，开封文物部门为了占据大相国寺，软硬兼施，不惜动用公安力量将老方丈与僧人野蛮驱逐，赵朴老两次写信给中央才解决问题。

今年年初报道的北京智殊寺被改造成餐厅营业的新闻。市民发现后首先投诉的是文物部门，出面应对的也是文物部门，全无佛教界的事。文物部门对此信誓旦旦表示要查处，但事实上智殊寺并没有归还佛教界，能够被经营成餐厅，如果没有文物部门的默许怎可成为事实？而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京城并非独家，著名文物寺观内不乏明目张胆开餐馆、办会所的样板。

从“华山申遗”到“兴教寺申遗”，赚钱是唯一逻辑

虽然早有很多人已经指出“申遗”、“文保”等等不过是驱僧占寺的借口，但这里还是有必要来谈一谈“申遗”的问题。因为文物部门围绕“申遗”展开的荒谬逻辑是对兴教寺事件定性的有力佐证。

陕西华山早在十多年前就提请申遗，但一直没有成功。最初国际官员实地考察时，认为新建的登山索道破坏了华山的雄奇险峻，故要求拆除索道，否则不予通过申请。当地官员以“迷信专家会影响社会发展”为由坚持修完索道，甚至还投资建设了第二条索道。最后，申遗不了了之。

同样是申遗，同样是保护文物的“完整性”，为什么文物部门、地方政府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于华山，人为的索道即使破坏了华山的“完整性”也不能拆，因为会“影响发展”；而对于兴教寺，后起的建筑即使包含了鲜活正统的宗教文化，也是“破坏完整性”，一定要拆除。

一面是坚持不拆，一面是一定要拆，前后矛盾，十分荒谬。唯一不矛盾的逻辑，就是“一切向钱看”。前者不拆，是为了“发展”，在官员眼里，发展=发财。后者必拆，也是为了“发展”，赶走僧人，就可以毫无遮拦地挟持玄奘大师灵骨，借佛敛财，提升政绩，名利双收。

所以，相关部门最需要“申遗”的噱头，有了“申遗”之名，便可以拿“申遗”的规则来糊弄人。有官员粗暴地说“完整性、真实性，就这六个字”。听上去“理直气壮”，不过敢说的也就是这“六个字”。我们完全可以质问：对于这六个字背后的细则，文物部门敢不敢谈？如果面对真正的各方专家，这六个字敢不敢谈？

其实，中国在申遗问题上不乏恶名，前文化部长孙家正就批评过申遗工作中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开发的倾向。庐山申遗时，将索道拆除以应付检查，通过“申遗”后又继续揽客。仅2007年，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的就达6处。张家界因为超容量开发，前后两次受到黄牌警告。今年，被警告的还有江西庐山和黑龙江五大连池。

可见，将这些模糊概念叫嚣得越响，就越是掩耳盗铃，越能透露其背后的真实目的。只是过去“申遗”利用的是非宗教文物和自然遗产，而这次，矛头所向是玄奘灵骨和千年古刹。

转圣物为文物，转文物为抓手

在一个宗教信仰奇缺的国度，人们对“神圣”与“敬畏”的态度是麻木的。自古遗存下来的宗教圣物无不跌下神坛，成为普通文物。文物部门在文革时期接管宗教场所，文革后长期占据不还的现状给社会留下的深刻印象便是那几块刻有“xx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塔”、“xx重点文物保护单位——xx寺”字样的冷冰冰的碑牌。人们在一座座空壳寺院中流连驻足，在一座座突兀的古塔下走马观花，大概以为寺院不过是青砖旧瓦的古董，佛教不过是历史的遐想与虚幻。无视寺院宗教场所基本性质的认知已成为顽固的大众心理。

文物部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将本该生机绵长的古老宗教软禁成死气沉沉的古旧遗物，如同将鲜活之人制成干尸一样来进行展览。他们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兴教寺也不是什么例外，管它是不是有僧人住持。只是这一次，文物部门更找到了可供其狐假虎威的主子——当地政府，“荣耀”地充当其走狗，下至长安区，上至国家文物局。

他们的思路非常简单，可以概括为两步：转圣物为文物，转文物为抓手。

第一步：转圣物为文物

兴教寺是法相宗祖庭，兴教寺塔是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的灵塔，对佛教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玄奘大师灵骨的神圣性更是无可替代。它们因佛教而存在，它们首先是圣物。

这一点，正是当地利用兴教寺塔搞商业开发的最大“障碍”。于是，首先要做的就是“去神圣化”， 令佛教不断贬值，不断庸俗化，成为他们可以利用和开发的工具。“去神圣化”就要给兴教寺定位，西安市级和长安区级的政府工作及申遗规划中都明确提到将兴教寺定位为可供开发利用的文化遗产和经济抓手（包括佛教其他几座祖庭在内）。

定位明确后，对兴教寺的干涉首先围绕“文化遗产”展开。以“国保单位”的名义，文物部门可以大摇大摆地“修缮整治”，断章取义地为占寺覆上理论的保护膜。以“申遗”的名义，更可以在舆论上发挥“文化”、“面向世界”、“国际合作”的虚论，将占寺一事美化成“远见之举”，必要时更可以把责任推给“国际”。

不过，要让恶行看上去“合理合法”，光靠一两件漂亮外衣是不够的，体制调整才是关键。而西安当地真是把这一套玩绝了。前面已有文章指出，长安区政府先是“招安”了区宗教局，令文物局在它身上“附体”，以便日后为拆迁的铲车提供“合理”的通行证。

不过，光有一个宗教（文物）局是罩不住的，西安地方早已特别针对申遗在体质上动了大手笔。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2005年成立了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是专为“确保申遗成功”而设。这个中心看似属于国际机构分支，但实际上还要尊西安当地政府为上级管理部门之一。

该机构多次承办申遗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申遗工作推进会等，以确立其学术权威性，并在陕西省文物局委托下制作丝绸之路陕西段申遗文本并参与各项申报工作，几乎成为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此次申遗工作的直接操盘手。

更为关键的是，该机构的几位要员同时也是西安当地文物局的要员，都为拆迁兴教寺做过辩解。中心主任郭旃同时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一面以“国际专家”身份表示中立，表示要尊重国际意见，转手又大力推动申遗的各项工作。看来，“一人分饰两角”、“一局分饰两角”之“申遗变色龙”实属西安特色，令人叹为观止。

从宣传到体制，西安当地相关部门，成功炮制了申遗一条龙计划，可谓“国际评估，西安包办”，在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面前自导自演，瞒天过海，成功将舆论诱入“申遗”的语境中，同时也将申遗背后的真相悄然遮盖起来。

第二步：转文物为抓手

“圣物”一旦成了“文物”，文物部门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对其直接开刀。只要闭口不提后续的商业开发，不要说大众，就连兴教寺僧人也被“申遗”蒙骗一时。而在阴谋败露后又垄断话语权用各种名义要挟僧团，欺瞒民众。这些漏洞百出、逻辑混乱的理由瞒得了一时，却瞒不过群众的眼睛。实在瞒不下去，居然又开始向舆论施压，迫使媒体删文章，微博删律师账号。总之，一切为了赶走僧人，圈地寺院。

把寺院占为己有，才能加以开发。文物部门借佛敛财的手法在西安当地早成了“小儿科”。政府盯上的不再是一寺一塔，文物局、遗产保护中心和专家都只是出面圈地的马前卒，其背后则是蓄谋已久的商业计划。此前已有媒体详细爆料，最新资料也再次确认：2011年，《西安建成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三年工作方案》中专门提到了“跨国丝路申遗引爆项目”，文中称将整合丝路申遗名录景区，大手笔策划丝路旅游活动；推出高端系列丝路旅游精品线路；开展媒体大炒作，激发西安旅游连环效应。

“以佛教四大祖庭、八大寺院建设为抓手”，是计划的开端。“高标准规划中国佛教文化展示区，重点打造以兴教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游大景区”是用抓手将长安区的佛教整体拖出，卖给旅游地产，发玄奘大师财，发佛教财。而“兴教寺”是抓手中的抓手，一旦成为第二个“法门小镇”，不久就会有第三个、第四个……乃至成为“法门小镇连锁”。于是，祖师灵骨被陈列在景区内展卖，佛教祖庭都被包装成“佛教文化展示区”陈列在西安大地上展卖！

经济法难，囚禁了“民族脊梁”

“1200年前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长眠在奈良唐招提寺内。大师墓前石笼内的灯火，千余年间从未熄灭。然而，1300年前西行印度的玄奘大师，归葬在家乡，为之守护的道场与僧众却遭遇如此命运！”

时评中的这段话令人过目难忘，痛心无比。玄奘大师所经历的正是一场所谓文化“多元”时期的经济法难。虽然不是声势浩大、劈头盖顶的毁灭，却是“温水煮青蛙”似地渐渐抽空，连点成面地包围蚕食。兴教寺事件绝不是法难前兆，而是进行时。

制造经济法难的罪恶之手是拜物迷信，贪婪无节，穷奢极欲。佛教从来教人去奢省欲，不要贪盈逐物，从来教人奉献大众，不贪一己私利，这正是斩截今日拜金流弊的利剑。故贪名逐利者必对佛教虎视眈眈，一则恐佛法净化了GDP的一路高升以及可以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的社会大环境；二则，在GDP追求的强烈刺激下，个人、政商投完机、刮完地皮，开始佛面刮金，打着“佛教文化”、“佛像”、“禅”、“舍利”等各种名义，作为发财高攀的筹码和噱头，千方百计拉拢佛教，以配合他们高唱“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戏。

但是佛门之清净岂是流俗可以亵玩？于是，他们转向强拉硬拽，把佛教从佛门里拖出来，拽进自己的污浊圈子，绑架你，软禁你，侮辱你，欺压你。玄奘大师是佛教高僧，民族脊梁，他们不顾；兴教寺是汉传佛教重要祖庭，他们不管；佛舍利高僧灵骨是佛弟子严重的圣物，他们不屑。对于他们，只有金钱，才是高于一切的信仰，而大众的精神财富，则被当做商品，量价而沽。

从占寺卖票到豢养假和尚，从占卜算卦到商业经营，一面拼命从佛教身上榨油，一面不忘污蔑佛教是“精神鸦片”，同时又把佛教圈印成一张张面值不菲的门票倾销给民众，让人看不伦不类的佛教空壳。这，才是“精神鸦片”。

而这“倾销鸦片之罪”，却要佛教来背！人们抱怨门票、高香、算卦、强捐，以为佛门染污，僧人贪财，清净难再，一个少林寺竟招致千古难寻的无数骂名。但人们并不知道，连同大众的知情权也一起绑架了的黑手正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人们也不知道，寺院收取的门票钱都进了哪些机构的腰包。人们更不知道如果不是少林寺僧的坚守，千古少林早就被注册了“少林寺景区”的“账号”，今天也无法得见少林医僧在雅安灾区治病救人的身影了。

但凡种种，皆因财而起，故称“新庙产运动”。比起民国“庙产兴学”，“新庙产运动”更是毫无底线的明抢豪夺。

不知道玄奘大师看到今日这场打着他名义而起的经济法难，将作何兴叹。但今时今日，一切有良心，有道义，有信仰，重文化，爱生命之人，必定不忍也不容因此法难而囚禁“民族脊梁”，蠹害佛法命脉。

别再把手伸向佛教

宽池法师说：“别再把手伸进寺内！”笔者要说：“别再把手伸向佛教！”

佛教不仅是文化，首先是宗教，为解决生命根本问题而存。佛教的入世不是随波逐流，佛教的人间化不是三俗化。佛教能立足两千多年，是因其核心教义与宗教情怀超越了世间文化的层面，不随物而转但能化导物执，不随俗而化却能圆融世间。佛教文化不是简单粗暴地圈地展示，这根本就是对佛教的亵渎与毁坏。

在这样一个物化文明肆意蚕食心性、人性与文化的逆流中，商业化、世俗化让佛法的真正精神受到严重障蔽。他们不光亵渎祖师，连祖师的坟也要开挖，佛教正被逼迫到角落里，佛教的生存空间不容乐观，佛教的现状岌岌可危。

拆迁兴教寺，绑架灵骨塔，拆的不是一个寺院，绑架的不是一座古塔。这是玄奘精神的劫难，是佛教的劫难，是中华文明的劫难，说其为第二次“西安事变”，其严重性并不亚于抗战时的家国危难。因为，毁坏佛教，无异于摧断众生慧命；折了“民族脊梁”，叫未来国人如何堂堂屹立？贪婪无尽的手，商业化一切的手，挖掘祖坟的手，若再不打住，必然会成为动摇邦本的“黑手”！

社会要发展，佛教要生存，物质与精神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道德经》云：反者，道之动也。社会的稳步发展正需要相反力量的制衡与保障，佛教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责任。佛教的存在恰似降温机制，让飞速行驶的社会大车得以健康持久地行进，而不至于因为过热而遭遇危险。在这个经济超速、人心浮躁的时代，如果把佛教这个降温机制都消解了，社会将迅速陷入狂热而难以自拔。

佛法的智慧，是社会的福祉，也是人类文明的福祉。守培法师言：护佛教即所以护国护民。要实现中国梦，请先捡回底线，敬畏先贤，尊重信仰，善待文化！

姜与炙甘草

呵呵，一刀切两革，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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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东洋国虽礼敬鉴真大师，却一点也不防碍他们对中国屡次使用武力。

麓羽

愿诸佛菩萨祖宗护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