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一个“农民”的田园实践（齐鲁周刊）

骨仙堂

寻找安全食品的归宿到底在哪儿?带着这样的疑问，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回到了他的老家——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建起弘毅生态农场，为生产出最安全的食物，同时找回他童年的“小精灵们”，重新做回了农民。

　　寻找“陪伴我长大的小精灵们”

　　蒋高明时常想起他的童年往事。

　　可是，当他回到故乡，却早已找不到童年了，他发现“陪伴我长大的小精灵们”，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喜鹊服‘毒’(农药)自杀了，小黄雀的家被毁灭了(多样化的森林变成了杨树林);青蛙们的家变干了(乡村大量湿地消失)，河里的鱼虾因为污染而夭折了;即使让人生畏的蛇，也因为误食了吃了耗子药的老鼠而命归西天了;野兔被天罗地网包围了——农村没收了猎枪后，人们发明了用网打兔子!知了被捉去做了人家的下酒菜，而它的幼虫，老家人叫姐儿鬼子，值三毛钱一个呢，挖地三尺也要把它们请出来，喂进食客的肚子。‘最毒不过蝎子心’，但也毒不过人的狠心肠，那浑身有毒的蝎子也逃脱不了人们的嘴巴。”

　　“小精灵们”的消失，背后是生态恶化的现实。这样的变化，在农村普遍存在。让蒋高明愤怒的，是生态恶化带给农民的厄运。他曾对一个以果树为主的山区小村进行过调查，全村几百人，过去七八年间，因癌症而死去的超过了20人，平均年龄只有50出头。没果园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发展果业后，一条山峪里每年施用农药十几吨。他调查后认为，农药随雨水渗入土壤，通过土壤进入地下水，最后在井水里富集，最终置人于死地。

　　他在专著中提出了“蒋氏之忧”：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总量的7%，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类似那个山区小村的状况，在各地不同程度存在。

　　于是，为了重新找回他的“小精灵们”，更为了实现他改变中国生态农业模式的梦想，2006年7月，蒋高明在家乡平邑县蒋家庄村租下25亩农田，重新做回了农民。

　　生态农业和传统观念的博弈

　　平邑县是曾子故里，蒋高明便取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意，将他的农场取名弘毅，开始了生态农业试验。作为著名植物学家，在此之前，蒋高明因在内蒙古浑善达克地区“无为而治”的生态草原恢复实验取得成功而被人们熟知。

　　农场位于蒋家庄村西，而今已经占地113亩，其中办公区与养殖区20亩，有机农田65亩，试验田10亩，有机果园5亩，本地森林恢复区8亩，人工湿地5亩，生产有机牛肉、柴鸡与柴鸡蛋、肉鸽、有机苹果、有机蔬菜等产品。

　　“这片土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薄薄的20多厘米，下面是一些碎石。因为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来，30年前生产队曾将这片地辟为打麦场，还一度成为建筑垃圾堆放场。”蒋高明说。他带领他的科研小组，从住帐篷开始实验。因为没有列入政府支持的科研计划，直到目前投入的150万元左右资金，部分来自泰山学者岗位经费，其余部分为蒋高明自筹。

　　让村民们意外的是，蒋高明种地的秘诀居然是6个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

　　刚开始试验的时候，农民根本不买账。“在农民眼里，能够赚大钱的产业才是好的。我们的办法很笨，他们根本看不上。”

　　直到现在，虽然争议减少，但依旧有不少村民对蒋高明的做法持有异议。一位村民说：“现在出去打一天工就能赚百十元，有锄地、施农家肥的工夫不如出去打工划算。”农场赠送给村里19盏诱虫灯，村民承认效果明显。但还有村民总要打上一两次农药，他们说，“不打药，心里不踏实。”

　　曾有一位牛贩子到农场来买牛，他不在乎蒋高明坚持用生态的办法喂牛，他想要的是喂食了瘦肉精的牛：“如果喂瘦肉精，价钱可以提高6角钱。”每头牛少收入600元。

　　蒋家庄1000多亩土地，大部分村民依旧对农药和化肥情有独钟。农药和化肥环绕的弘毅生态农场，就像一个孤岛。

　　用有机对抗转基因

　　一个占地20亩的院子是农场的核心。院内有牛舍、鸡圈、试验田和一块湿地。院子西侧有四排牛舍，目前养着110头肉牛，这里就是整个农场的“发动机”。把小麦、花生和玉米秸秆加工成牛饲料喂牛，产生的牛粪，一小部分用于生产沼气，大部分用来堆肥，给农田提供优质有机肥。同时，牛粪还用来养殖蚯蚓，蚯蚓又可养活鸡，蚯蚓粪又是作物很好的肥料。

　　院子南半部是一块试验田，里面种着玉米、花生、茄子和辣椒。从植株间隙望进去，可以看见麦茬和稀疏的青草，还有几只觅食的鸡。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链条。

　　蒋高明痛斥转基因技术，将农业变成化肥、农药产业和生物公司、食品公司的附庸，大地不再是生产万物的“母亲”。“六不用”，是生态农业的宣言，以此为目标的实践，“是一场硬仗”，他说。

　　经过6年试验，弘毅农场的害虫不仅得到了保持，而且试验证明成本也要比农药防虫成本低。在成本方面，蒋高明也进行了比较。“在山东一带，农民种植6种作物，实际打23遍农药。人工成本费加农药费每亩地要445元。”蒋高明研究发现，“物理+生物”方法算上电费人工费和工具费用总计58元，两者之比为7.6：1，即生态防虫的成本比农药防虫成本低667%。

　　当然，让蒋高明最自豪的还是他证明了不用化肥也能取得高产。试验的前两年，土地处于修复期，产量并不高，到了2011年，小麦亩产达到900多斤，玉米1100多斤，比周围农田亩产多一倍。今年虽然受到干热风的影响，但小麦亩产也达到了881斤，仍比周边农民的亩产高出不少。

　　“我们的产量并不是回到‘原始社会’才获得的，也不是回到拉黄包车的时代获得的，而是用了许多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面对质疑，蒋高明说，“误解需要用事实和科学的数据来澄清，我们的动力，就是获取真实数据。”

　　对话蒋高明：

　　用生态学生产健康食品

　　《齐鲁周刊》：近日，一条新闻轰动网络：美国一家科研机构选取湖南衡阳某小学学生，做转基因“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其试验结果已形成学术论文。您怎么看待这次转基因实验?

　　蒋高明：湖南有关方面进行的转基因大米实验，跨越了小白鼠到灵长类动物，直接用人做实验，而且非常不能让人接受的事实是，让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接受“哄骗性”实验。无论专家院士出来以任何理由挺这个实验，也无论科学网将谁的“挺转文章”置顶，发生在中国湖南进行的科学实验已经超出了科学本身，这个事件必将载入人类转基因食品研发与应用的“历史史册”，但这样进入历史是不光彩的。

　　《齐鲁周刊》：我们是否需要完全杜绝转基因?

　　蒋高明：如果是在大面积的无人区种植农作物，且不顾环境污染与地力下降，我承认转基因技术无疑有很强的优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密集，耕地与生态环境严重退化这样严酷的现实来讲，持续增加环境污染物质，用地而不养地，与人家拼资源，我认为这不是可持续的农业之路。因之，在我国推广转基因主粮，还需要慎重再慎重。

　　《齐鲁周刊》：弘毅农场在应对食品安全的各种问题方面有何特色?

　　蒋高明：我们希望用生态学的办法生产出健康的食品来。弘毅农场模式的优势是尊重自然规律，按照生态学规律办事，让农场里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一个完整的、无污染的生态链。

　　■延伸阅读

　　食品安全“西学东渐”

　　被誉为“公众健康保护神”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在2008年就在北京开设了首个海外办事处。尽管他们一再声称“关心的是出口美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民众却仍旧寄望于其来提升本国食品安全水平。

　　生产高端肉类的新西兰Neat Meat公司正在考量在中国布局，甚至打算直接投资建农场，目标是让其在中国出售的每一块肉，也像在新西兰一样，可以追溯到农场。

　　对中国监管者、企业和公众来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由乱到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

　　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曾出现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比利时二恶英污染事件、英国疯牛病，这两起被政府掩盖的事件彻底摧毁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却也为日后欧盟食品法规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埋下了伏笔。

　　2002年1月，欧洲食品安全局正式成立，被认为是欧盟对食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的基石。“预防事件的发生比处理事件本身更重要。”欧洲食品安全局前主席Patrick Wall说。

　　虽然不能保证食品百分之百安全，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如何保持消费者的信心却尤为重要。在Patrick Wall看来，透明度是信任的关键。1999年比利时出现二恶英污染事件，政府隐瞒了12个月，引发了公众恐慌。

　　国内有一种观点，把瘦肉精问题频发归结为国内养殖业“小散乱”，而美国规模化养殖被认为是未来之路。但近年来美国牛肉同样频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正是由于美国大规模养殖存在弊端。包括抗生素使用、原料垄断等，而且大公司还会利用影响力游说政府，制定出不利消费者的政策。

　　有机农业起源于欧美，但生产理念却深受中国农耕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农业却在重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化学农业”的覆辙，反而丧失了对历史的传承。

楚天兔

为什么他们还要大量收购玉米粉？如果收购的是转基因玉米粉，他们也当饲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