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

骨仙堂

背景材料 刚刚过去的2005年11月，湘潭县发现了一例因为感染禽流感导致死亡的病例，在迄今为止，全国还只出现三例的情况下，临近湘潭的湖南省会长沙，自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我的手机整天响声不断，四面八方的亲友都在关切地询问疫情。

漫步在长沙街头，依旧车水马龙，依旧喧嚣繁华，田汉大剧院场场爆满，魅力四射酒吧倩影婆娑，一切风平浪静，显不出躁动不安的任何迹象，没有人戴口罩，更看不到人们排队打流感疫苗的景观。记得去年美国有一个州因为流感疫苗准备不足，差一点掀翻了州长，相比之下，天性乐观、不大信邪的长沙人，心态平和多了。这当然只是表象，据我所知，卫生检疫部门始终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国zhengfu在SARS病过后建立的全国防疫机制，成功地稳定了大局。就在这样一种宁静之下涌动着波涛的时节，我再次收到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二院一位老中医寄来的函件，约请“湖湘名医馆”的同仁们，共同呼吁恢复纪念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的“张公祠（又称仲景庙）”。我曾在省政协两次提交提案，要求予以重视，但始终得不到解决。一连数日，夜不成寐，我不由得浮想联翩：

假如向长沙市民发一份问卷调查，问曾经在长沙留下过历史足迹的“诗圣”是谁？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是杜甫，因为十月份刚刚为纪念杜甫的望江楼举行过落成典礼，宏伟的仿唐建筑，万人争看的热烈景象，令人难以忘怀。如果问：曾经当过长沙太守的“医圣”是谁？估计大部分答卷者会面面相觑。在禽流感的阴影笼罩着全人类的严峻时刻，这位中国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医生，这位在世界历史上成功抗击流感的第一位英雄，竟然被我的长沙乡亲、被现代的人们所遗忘，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20世纪发明免疫制剂和抗生素以前，排在人类疾病谱上首位的是传染病，仅仅是18世纪，欧洲就因天花死了一亿五千万人，十四世纪出现的鼠疫，让欧洲各大城市面临世界末日的恐惧，1918年的俄罗斯流感，夺去的生命据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多。即将发生的全球流感病，有专家预计将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在中国古代，传染病的流行，同样可怕，一部中国医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历代医家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历代最杰出的医生，差不多都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高手，而张仲景就是古代成功抗击流感、抗击急性传染病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为之撰写的《伤寒论》，创造了中医独到的临床思维方法，即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中医唯一的“医圣”。

1 张仲景其人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是东汉末年的人，大约生卒于公元150～219年，与同时代的华佗不同，《三国志》、《后汉书》没有给他立传，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给权贵看过病的缘故。直到五百年后，唐代的医学史家甘伯宗在《名医传》中，才给他补写了一篇《张机传》，说他是“南阳”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南阳”在古代尚有河南的南阳县和湖北的枣阳之争，而张仲景的“长沙太守”之说，古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包括当时受国家的委任，负责校正、刻印古医书的宋代著名学者高保衡、孙奇、林亿等，都赞同甘伯宗的见解。清代以前的医家，竟直呼张仲景为“张长沙”。明清时期，长沙尚有一座“张公祠”，专为纪念张仲景而建，原址就在今天的中医附二院。中医把在门诊、药店看病叫做“坐堂”，也是源于张仲景，据说这位太守每逢初一、十五，都不审案，坐在大堂上为百姓免费看病。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序言，讲述了他研究伤寒病、撰写《伤寒论》的心路历程：“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汉献帝元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一个两百多人的张姓家族，不到十年，就有九十多人死于伤寒病，可见这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传染病，作者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然而，当时的读书人：“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岌岌，为名利是务。”当时的医生，也不求上进，看病极端不负责任：“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加重了疾病的肆虐。张仲景怀着伤亲之痛、济世之心，开始研究伤寒病的治疗方法：“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从古代医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广泛采集众多医家治疗伤寒病的效方，加上自己的临床经验，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鉴于“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魏晋时期的王叔和先把治疗伤寒病的部分整理出来，编为《伤寒论》，八百年后，在这个基础上，宋代的国家医书出版局又加以校定，印刷出版，向全国颁行，广泛流传，为历代医家治疗急性传染病提供了有效的武器。

2 《伤寒论》其书

《伤寒论》一共三百九十七条，一百一十二方，文字朴实无华，简明扼要，读起来并不难懂。张仲景通过这些简牍，将伤寒病的整个发病过程，由开始到结束，有序地全部展现出来，治疗的方药穿插其中。作者将急性传染病的进程分为六个阶段：如果感染了疾病之后，体温升高，患者的抵抗力尚强，邪气实，正气也实，称作“三阳病”。其中，疾病初起，侵犯体表，为“太阳病”，患者出现怕冷、发热、头痛、项强、身痛、脉浮等一系列症状；疾病进一步发展，到了半表半里，为“少阳病”，出现口苦、咽干、目眩、发热、呕吐，或往来寒热、脉弦；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完全入里，进入高峰期，为“阳明病”，出现高热、神昏、谵语、气喘、大汗、口大渴、脉洪大，或大便秘结、腹胀、腹痛拒按、脉沉实等。“三阳病”总的来说，属于阳证、热证、实证。当患者体温低落，抵抗力下降时，邪气衰，正气也虚，称作“三阴病”。如果只是局部的胃肠虚寒，为“太阴病”，出现腹满、腹痛、腹泻、呕吐、食不下、脉缓，但手足尚温；如果发展到全身的虚寒，为“少阴病”，出现神情恍惚、极度疲惫、下利清谷、四肢厥冷、脉微细等；如果再跨一步，可能就生死殊途，或呈现寒热错杂的局面，这就是“厥阴病”。生的征兆，是手足慢慢变温，微细的脉搏慢慢变得大而有力，腹泻渐渐停止，这是“阳气来复”，只要调理得当，就有了痊愈的机会；死的信息，是手足骤然变暖，身体反不恶寒，脉搏顿时暴出，神情异常清醒，面色红润如妆，这是阳气耗尽而外脱，后人称之为“戴阳证”或“隔阳证”，患者可能会在一瞬间亡去。总的来说，三阴病属于阴证、寒证、虚证。

疾病发展到每一个阶段，出现某一组特定的症状时，就有一首相应的方剂进行治疗。例如《伤寒论》第七条写到：“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即使是极其严重的“戴阳证”，《伤寒论》也设置了抢救的方药：“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等等。通过对伤寒病的全面阐述，张仲景首创的辨证论治思维，理法方药的有机结合，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 伤寒是何病

导致张仲景家族沦丧、亲人痛失的“伤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黄帝内经》说：“今乎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是一类以发烧为特征的急性传染病，因为人们认为得病与受了寒有关，而且一开始总是先怕冷，然后发烧，所以称之为“伤寒”，这倒是与我们老百姓的感性认识颇有些相似。从《伤寒论》所描述的“太阳病”，即疾病初起阶段表现的发热、怕冷、头痛、身痛等症状来看，应当属于感冒、重感冒、流感等传染病中间的一种；但从疾病高峰期，即“阳明病”所呈现的高热、神昏、谵语、气喘，以及疾病衰落期，即“少阴病”所呈现的腹泻不止、四肢厥冷、脉微欲绝等类似于肺炎、脑炎、肠炎、心衰的并发症来看，毋庸置疑，只有流感，才有如此严重的并发症和如此高的死亡率；只有流感，才有如此强烈的传染性，从而导致众多患者的死亡。

根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的统计，汉武帝时期，中国的人口曾达到五千万；到了汉献帝时，由于兵燹战乱，瘟疫流行，人数陡然下降到一千八百万。曹操在《蒿里行》中说：“白骨撇于野，千里无鸡鸣”，他回家乡走了一遍，见不到一个乡邻，都死光了。曹植也在《说疫气》中写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悲，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亡。”这只是发生在都城洛阳的瘟疫，就如此惨烈，相比之下，流感多次袭击张仲景的家族，致使十年之中，死人近半，已不算是很罕见的了。

面对流感的严峻挑战，官居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回首往事，为昔日家族的沦丧、亲人的横夭，自己却不谙医道、无法救治而感叹不已，伤心不已，儒家忠孝和仁爱的思想，激励着他，使得他在花甲之年，“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重新担负起钻研医学，抗击流感，拯救生灵的历史使命。

4 走向世界的《伤寒论》

张仲景的目的达到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他的期望：他对医生这一崇高职业的认识，使得后世许多读书人誓愿“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创造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中医最重要的临床思维方法；他所运用的二百余首方剂，被称为经方，至今还在临床发挥卓越的疗效；他的影响所至，不仅仅限于中国，在古代，就遍及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当今，日本已经将他的“小柴胡汤”做成制剂，成功打入美国药品市场；他为中国古代抗击流感和其他急性传染病，创造了第一个范式，树立起第一座丰碑，后世通过对《伤寒论》的传播、解读、阐释、补充、发展、突破，造就了中国历代大批治疗传染病的杰出医家；他的历史功绩从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即使在当今社会，在半个世纪以前河北石家庄、北京发生的乙型脑炎，在2003年广东发生的SARS病中，张仲景以及中国历代传染病医家提供的思维方法和积累的临床经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在无限美好的初冬之夜，您也许信步在宁静的湘江风光带，也许流连在迷人的步行街，也许埋头于温馨的书斋中，请不要忘记，在长沙群星灿烂的历史天空，一千八百年以前，曾经升起一颗闪亮的医学巨星，哪怕到今天，在中国，在全世界，依然光芒闪烁。他就是中医的医圣：长沙太守张仲景。

龙隐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