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审美之眼看中医

姜与炙甘草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一面镜子，两者早已经不分彼此。无论中医未来的命运如何，我们如何忘却得了这个中国文化的标志性产物、这个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价值的体系？


文/李子


医学起源于巫术，中国医学也不例外，汉字“醫”的一个异体字就写作“毉”。不过单就历史上中医药界所尊奉的祖师爷来看，从黄帝、歧伯，到扁鹊、华佗、张仲景，再到药学这边的神农、桐君、孙思邈，其中有真实人物也有虚构人物，有理论派也有实践者，行当则包括帝王、官僚、职业名医、博物学家和药学家，只是没有一个兼任巫职的，个个世俗得很。中国医学，最晚从商朝起就和巫术分道扬镳了，那也是中国信史的开端。



    夏商周三代，医学固不昌明，但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医者的地位和生意早在那时就已稳定，不需要和鬼神纠缠。到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干脆宣布：“信巫不信医者，不治。”彻底站到了巫术的对立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医从此割断了自身和文化、信仰之间的联系，事实恰恰相反。而且，中医逐渐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正如数学之美，中医之美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

天机俱乐部



    谈及欧洲中世纪文化，总离不开修道士；而开讲中国古代文化，随便哪个拐角处说不定都会有一位稳重谦和或仙风道骨的中医在等待。和修道士之于欧洲中世纪不同，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而中医处于这个阶层之外。东汉的华佗就属于士族阶层，还常自叹怀才不遇。



    但是，除了文人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哪种职业比中医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更亲密的了。前者就像学徒，而后者则像先生。前者如此依赖于后者，并不断从后者处汲取知识——中医的哲学就是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综合。反过来，中国文化也宠爱着中医，并主动为中医提供支持。许多知识分子、达官贵人爱好结交名医，也不吝惜宣传他们的传奇。才子名士如果不能就养生之道发表一点有专业水平的看法，简直无法维持谈话。有的学而优者或者仕而优者更亲自凑热闹，兼职医生。例如西汉的淳于意本是齐地的太仓令，狄仁杰则曾在进京赴任途中给儿童针灸，苏东坡一篇又一篇地写养生论，陆游则将合药活人作为官场失意的排遣手段：“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中医行业多年来没有像希波克拉底誓词那样公认的医德宣言，中医的素质也确实有高有低。但是在泛道德化的古代中国，儒家的仁道和兼济天下之志，全都可以暗含在行医之中。《易经》则为中医最形而上的元气、阴阳、三才、五行学说提供了灵感。在这个框架下，中医描述了一个奇妙而壮观的、诞生于同一本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两种力量持续碰撞交融，生命行为和非生物界的现象相互模仿，构成各种物质的基本元素不仅仅具备物理和化学的性质，还是逻辑的工具。这已经胜过一切奇幻小说的创意了。奇幻小说家决不低能，可他们毕竟无法以短暂的一生超越漫长历史的积淀。而在中医的体系中也存在着微观的世界，人体就像一座智能化的建筑物，筋骨相连，经络交通，五脏各司其职，但又互相制约，平衡运动。当然，人体比中医的设想还要精巧，中医体现的是人类想象力的某种极致。假如世界真的被创造成像中医描述的一样，现实会比艺术更加精彩。



珍奇陈列馆



   无数抽屉和标签，形似图书馆的检索柜，而这是真正包罗万象的巴别图书馆，因为地上的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金石甚至“水”和“火”，都有可能成为中药橱中的储备品。因此，中医都该是合格或不合格的博物学家。孙思邈就在《千金方》中厚古薄今：“古时的医者自己懂得采药并按照规程将药材阴干或晒干，选用药材时必定会参考出产地，所以炮制合格的能有十分之九；现在的医者只会诊脉开方，不依照采药时节，至于药材的出产地、新陈和虚实，都不甚了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制药的成功率还达不到十之五六。”

如古人参之类的名贵药材承载了人们的敬畏，许多都是毫无疑问的文化符号；而某些古怪偏门的药材不失为最有趣的收藏品。鲁迅《父亲的病》描述的是个悲剧，但其中那些蹊跷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平地木”却仍能将人的思绪悄然带到江南；清代名医叶天士曾治一妇人难产，用一片发黄的梧桐落叶，放于药锅之中同煎，此妇服后胎儿即娩出。诸医闻之尽仿此法，然多不效。有人请教叶氏，叶氏谓曰：“我于秋日用梧桐叶，是取其金气肃降，尔等不分时令，岂效哉！”这个故事更是一幅隽永的寓意画了.：萧萧落木之下，名医低头沉思，在他身后，喜得贵子的一家人不知是该先致谢还是先欢呼；天地苍黄，风云变幻，导向死寂的季节同时孕育着生机——画的题跋当然还是“医者，意也。”另外，有一类带着神秘和恐怖意味的药材。蝙蝠或者血液还不够看，死人的枕头和棺材板也可以入药。



    在整体的画面美感之外，中药材的形态千奇百怪，它们的命名法自然也就趋向概括化、形象化，这也方便了人借题发挥，《西游记》中就有这么一首用药名串起的词：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

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



    词中乌头、海马、人参、官桂、朱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9个药名嵌得浑然天成，全词描述的却是血腥的战斗场面，真是黑色幽默。



    选料贵精，而中药的炮制过程也可以写成散文诗，而且越是不那么真实的，反而越有美感。像《红楼梦》的冷香丸，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有人穷其一生，也凑不够这些条件，薛宝钗家竟能够幸运地合成此药，真是“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了。 除了中药，还有什么能为这样的华彩乐章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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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是很高的。连范仲淹都说过：“关系不硬就别考公务员，还是去医科硕博连读吧（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即使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医生竟可以抗礼于官吏，因为他们也掌握着强大的权力：“保民性命专厥司，握生杀权名曰医。”不过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从医之路也并不比仕途好走。一个中医要做的功课不仅是望闻问切、针砭汤药。



    首先，“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但卜筮之术难免是要学一点的。用现代眼光看，这些多是迷信，但医人学它的初衷不是问鬼神。《太平广记》中一“仙人”云:“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 这里强调的是观察力。扁鹊眼看着桓侯病入膏肓，张仲景则能看出王粲不按医嘱服药，而且准确地说出他的死亡时间，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一眼准”的表演从来不乏戏剧性，不过也许还不够可靠。那么就再加上切脉。如果传说都是真的，那么名医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他们的词典里是没有“隐私”这回事的，把病人的生活习惯详细地说出来是他们树立权威的最佳方式。传说福尔摩斯的灵感来自柯南·道尔的医学教授，中国人这方面的素材比英国人又丰富得多，按说不该给他们留下摘取侦探小说的桂冠的机会。至于最神奇的悬丝诊脉，考验的并非观察力，而是“侦察力”了。因为几根丝线无论如何也不能传递有意义的信息，所以悬丝只是过场，显示帝王或名门的尊贵。医生必须事先从病人身边的侍从处打探病状，有时还不得不向他们行贿，而雇主也对此默认。否则，如果他们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将丝线系在树枝或兽爪上来试探医生，医生还真的不好收场。

除了观察别人，医生也要自我表达，琴棋书画四艺，至少得通后两种。因为欲为名医，开方子时自少不得一笔仙风道骨的好字；至于著书立说或编撰集成，或者只是编套“新五禽戏”，插图往往也不能请人代画。当然，学现代医学的都得画解剖图，但书法是不会学了。另外，医药行的宣传词自然不仅有“妙手回春”一句，坐堂行医的还需要写门联，有铺陈式的“南参北芪匣内丸散延年益寿／藏花川贝架上膏丹返老还童”；有祝愿式的“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有自谦式的“虽无华扁回生术／但有歧黄济世心”；自然也有吹嘘式的：“不是本店铺，扁鹊难医徽恙／若非此效药，华佗无奈小虫（准是1958年后写的）”比门联更重要的是字号。元代有个叫崔进之的开了间“养生主药室”，书法家赵孟頫被崔进之的同乡戏弄过，于是以“敢死军医人”对之，崔只得将字号换下。这种戏谑是防不胜防的事情。中医里的心理疗法当然不能和现代心理学相提并论，有时却也带着几分恶作剧和喜剧因素。但是用现代的话说，多是由于医患信息严重不对称，医患之间还是互相信任、坦诚相见的好。



    由是观之，一个优秀的中医必须多才多艺，一个理想的中医则应该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能文能武的全才和阅尽世间百态的智者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无论是“人生五十年，如梦亦似幻”，还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好学的中医即使研究了一辈子，成了浮士德，犹有未尽；即便真的做了浮士德第二，再活一世，也不必担心有满足的一天。他们只能尽量在有生之年接近那个理想，中医越老越值钱，自然不单是凭借可敬的外貌和丰富的经验，而是因为中医之美已经同化在他们的人生之中。

姜与炙甘草

一个优秀的中医必须多才多艺，一个理想的中医则应该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能文能武的全才和阅尽世间百态的智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