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巫术及其广场实验

三七生

国家巫术及其广场实验

2014年05月15日10:27

作者：朱大可

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

一个靠人民的关怀滋养其伟大性的政治大师，除了继续向人民输出有限的关怀外靠什么来维系住受劫者们的信念？这无疑是个棘手的问题。不错，假如没有足够的魅力，没有对于受劫者灵魂的洞悉，没有制造激情的高度技巧，劫持事务的展开是不可思议的。劫持者说：我是唯一的。我就是你所希冀的东西。在这样的声音里蕴含着巫术的重大特徵：强悍有力的语言和对于信仰的热烈煽动。

巫术消亡论，这是人类学家所制造的最有影响的谬论之一。许多人声称，巫术与技术是逆反生成的：技术仅仅发展于巫术消解的区间，同样，巫术只流行于技术代劣的时代。上述错觉导源于对巫术的偏狭理解。巫术事实上就是用以控制物体灵魂的技术，而技术则不过是用以控制物体的巫术而已。正因为如此，一个所谓的高技术时代，既拥有物体巫术的诸种奇迹，也充满灵魂巫术的巨大影响。

艺术家，是所有现代巫师中最易于辨认的一种，用字词和文本从事巫术的操作，正如工程师让物体自动起来那样，他们要让灵魂在阅读中舞蹈。在这方面，我要援引现代行为艺术的案例。一个行为艺术家是这样工作的：他要从字词的文本中逃遁出来，返回到原始巫术的行为性上面去。他在街区里制造一场“车祸”，这是作品的引子，接着行人参与到这一作品中来，对车祸作出各种反应：救援或无视“负伤者”，对肇事者给予谴责或者同情，如此等等。艺术家混迹于人群之中，用语言暗示他们，让他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他的引导。但最终的结局通常总是偏离着预定的轨道。这正是行为艺术家所企望的：他要观众(读者)自动地加入到创造“事件”的行为中去，为作品添加诸多全部新的元素。

只要撇开行为艺术对随机性的期待，我们就能发现它与国家巫术间的惊人相似。国家巫术或者国家行为艺术，正是以这种方式轰然展开的。一个政治大师就是从事权力与制度转换的行为艺术家，在意识形态的顶层辛勤工作，推敲控制人民心灵的卓越技巧。演说，仅仅是国家巫术中最浅表的部份，用单调、冗长和有力的言辞去按摩公众的神经，使他们达到肉体与心智的双重高潮。

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事件，是国家巫术史上最完美的例证。当世最杰出的诗词大师、“毛语”语体的缔造者，在其晚年逾越了语言巫术的级位，竟然只凭一个遥远得难以辨认的身影，就引发出几千万人最狂热的欢呼、流泪、雀跃以及波澜壮阔的崇拜激情和幸福体验。怀疑一切和绝对服从，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精神，在那个信念风暴里获得了完美统一。于是说：要打倒，他们就打倒；说下乡去，他们就下乡，在广阔的天地里辗转反侧，死去活来。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刻地表达了国家巫术的令人惊骇的力量。

伟大的守门人，选择天安门和门前的大道(广场与长安街)作为全部仪式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赭红色的巨大门楼是永恒的祭坛，为迷狂的青年巫众所热烈环绕；草绿色的巫服(陆军军服)和红色的巫幡一望无际，像帆在海上浮动；由最简洁的语汇构成的表述忠诚的巫舞、震耳欲聋的“万岁”巫咒、庄严浩大的巫乐《东方红》……在所有这些要素的顶部，是图腾、神灵和大巫师三位一体的事物──从高处挥动手臂，为他所征集到的人民的无限忠诚而有力地签名。

这与其说显示了政治家驾驭权力格局的高超技巧，还不如说是行为艺术大师制作他的不朽作品的最高实践。在过去岁月的开端，湖南农民运动是其处女作，它的光辉一度照亮过中国南方各省贫苦农民的乌托邦信念，而现在它还要更有力地塑造全体人民的灵魄，使他们成为崭新纯净的人。国家巫术，就是在国家主义范畴内从事政治革命的艺术，在这样的活动中，大师和他的人民的激情燃烧成热烈的火焰，要去烙写新世界的痛楚文本。

火焰意味着灵魂的一种剧痛。面对红卫兵的欢呼与拥戴，大师说，我是个打着一把有漏孔的破伞的独行僧(美国记者斯诺对毛泽东所援引的谚语“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误译，却注入了某种更为真实的意图)。这里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寂，并且是所有伟大劫持者的情感特徵。一个为着乌托邦信念而义无返顾的“僧人”，在喧嚣的尘世之雨中踽踽独行，仿佛是劫持暴力下的幸存者，继续着他的逃遁的艰辛事业。这难道是角色与经验的错乱么？这无非是国家巫术的精神回响而已。

一种作用于公众的巫力，从脆弱的心灵那里反射回来，对施巫者实行反巫术，这是必定无疑的。人民的意义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显现：他们要抓住领袖，强迫那个人为之服务，并向他索取足够关怀与恩惠。领袖的痛楚正是这样发生的，他预感到自己的衰老和既有承诺的无法履行。他惘然看到，人民的怒气悄然滋长：他们想抓住他的灵魂，而该灵魂却竟然要离他们而去，不顾那些“万岁”的祝祷和聒噪。

国家巫术已经表明了它在操作上的难度。它只能发生于一个非常的社会结构，并且必须同时兼备下列意识形态特徵：(1)高度有效的集权统治；(2)统治者个人的巨大魅力；(3)人民厌恶自由的悠久传统；(4)被人民所广泛接受的国家(种族)神话。而最重要的是第三项：人民的性格，它塑造伟大君主或领袖的唯一力量。人民说，我们要跪下，于是就有了偶像；人民说，这偶像是好的，于是就有了偶像的万岁；人民说，拿去吧，这是我们的唾液，于是偶像就淹没了。在国家巫术中，人民是第一因的。人民的巫术势不可当。

这正是某种因果循环的结构：人民哺育着统治者，而统治者则按照人民给定的模式去支配他们，由此构成了无穷尽的互动程序，犹如一架硕大的永动机，在劫持事务方面无限地工作着，为国家集权营造狂热而坚实的基础。文革是一个杰出例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国家巫术的奇妙力量。                     (摘自《话语的闪电—逃亡与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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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对巫术十分熟悉？
莫非所学皆成性格。

则然

一个国家的稳定，不是制度决定的，而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与文化财富）分布情况决定的。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也像人一样，总要经历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生老病死的表现形式就是财富分配的集中度。

建国初期，虽然通过土地改革，物质财富得到平衡，但是由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建国前财富稳定的时间过长，广大群众物质与文化财富的贫瘠时间过长，以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建国后精神上依然幼弱，表现形式就是自私，愚顽，狡黠，胆小，类阿Q状，不是个例而是几乎全部。这种现实就会很快形成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而文化财富又向少数精英阶层快速聚集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局势下产生的。它对精英阶层是不公平的，对一些个体甚至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对广大群众却是一次文化财富的再平衡，使大多数人精神上站了起来。对国家长治久安是有利的。是一次中华民族驱寒邪的一次发烧。

（不在狭隘的利益观念上思考：
封建社会每一次建国后，“清理功臣”对延缓社会物质财富快速集中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像毛泽东这样，对精英阶层进行文化财富再平衡者，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必然导致精英阶层的报复，这是和可怕的，但是正因为如此，这是真正的无私，真正的广大。

对比印度，很容易明白，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当然印度因为“不抵抗运动”连一次物质财富的平衡也没有，差的远。老百姓只有唬人的民主与宗教。动乱与民不聊生就是他的格局。

对比中国南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很先进，为什么依然灭亡，正是社会财富极端集中造成的，这是封建社会的宿命，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宿命。）

iamdoudou

回复 1# 三七生
“国家巫术”，语不惊人死不休。
统治和被统治，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存在，是在按巫术（“控制物体灵魂”）和技术（“控制物体”）的机制在运行，不只是巫术。
统治者并不一定局限在国家层面，完全可能是国家之上的力量比如资本。
新技术的发展，不是消亡而是在加剧这种控制（“控制物体灵魂”和“控制物体”），被统治者的干电池（黑客帝国）角色，将越来越明显。
新技术的控制者，都有可能是潜在的未来的统治者。象谷歌，FACEBOOK等等，而这些公司的背后是资本。
中国和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唯一未被资本完全控制的可以成为资本潜在敌人的力量。所以最近把谷歌屏蔽了是很好理解的，虽然翻墙还能上，FACEBOOK翻墙都上不了。

燕果

文革不止在国内，也在海外包括欧美掀起了运动，所有叛逆者内心最压抑的东西被释放出来了，如洪水泛滥，所以仅用行为艺术把这些人都当成傻瓜和被控制洗脑是说不通的。这是一种宣泄和狂欢，当然乐极生悲，后面是沉重的打击，没有统治者能够一直放流开闸。

文革的起因和过程极其复杂，绝不是文人能说清楚的。光听我爸讲上海工人和学生造反派的曲折和不幸，就觉得无法用简单的好和坏来表达了。文革其背后的理念是超前的，历史上任何超前的变革都会失败，但在几百年后时机成熟时总是会以新的，摧枯拉朽式的面貌成功，封建的灭亡，门阀的灭亡，地主的灭亡，就是这么走过的。

只管耕耘

回复 3# 则然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用尽全力写的书就是谈到建国之后的思考。本来这本书是没有出版的，前几年可以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第七册。
    在书中，毛泽东认为对立的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冯友兰认为，矛盾双方是可以“和”的。由此，毛泽东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上，犯了巨大的错误。

iamdoudou

回复 6# 只管耕耘
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在绝无仅有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尝试，既然是尝试就有失败的可能。
和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把这个能保持稳定的区间有延长的可能。

三七生

关于巫术，或叫魔术，《重返蒙陶克》中提到了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个传奇的名字。这个名字与著名的费城实验有关，有兴趣者不妨研究一下。

柴胡宝妈

回复 3# 则然

一个国家的稳定，不是制度决定的，而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与文化财富）分布情况决定的。
ps:这个结论的后句话值得商榷。中国古代君王会认为民心为稳定之本；百度了一下中国当代官方论文，认为政治局势、经济形势为本，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安定为和社会稳定内在外显标志。
从人性的自然状况出发，社会财富要达到绝对的平均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善意的强行为之，也必然是以对某些群体的巧取豪夺达到的。在人类层面来讲，绝非善道。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也像人一样，总要经历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生老病死的表现形式就是财富分配的集中度。
人的生老病死体现为为财富分配的集中度？怎么体现的呀？

建国初期，虽然通过土地改革，物质财富得到平衡，但是由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建国前财富稳定的时间过长，广大群众物质与文化财富的贫瘠时间过长，以致绝大多数中国人建国后精神上依然幼弱，表现形式就是自私，愚顽，狡黠，胆小，类阿Q状，不是个例而是几乎全部。这种现实就会很快形成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而文化财富又向少数精英阶层快速聚集的局面。
据说五六十年代基层老百姓的道德水平是很高的。财富平均的那几年帮助老百姓摆脱“自私，愚顽，狡黠，胆小，类阿Q状”了吗？这些负面特性本来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固有的（圣人觉者不在此列，修炼界认为这些是魔性的体现），包括历史上所谓伟大的人。
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规律，人们想着打破这些规律，建立想象中的蓝图，好像没找到有成功的例子。

很多以前看到过罗素的一些论述，觉得很有意思：
“
罗素原先是倾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后就突破西方的偏见前去访问，很多布尔什维克的官员、知识分子、文化人陪着他坐船在伏尔加河上航行考察。他实在太讨厌那些人了，那么多天的航程，表现出他们能够评判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既评判人类的所有历史过程，又评判各种政治制度的成败得失，他们似乎已经不必探索未知了，历史规模和人类方向全已经胸有成竹。其实据罗素观察，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他们在钻营中打发日子，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是站在气泡上的高瞻远瞩、俯视万物。

我们的年轻人在评判自己所不熟悉的宗教世界时，请想想罗素的目光。
”

后略

则然

回复 9# 柴胡宝妈
“民心”，“政治局势、经济形势”等也是“社会财富（包括物质与文化财富）分布状况的表现形式。”

社会财富（包括物质与文化财富）分布状况不是指“社会财富要达到绝对的平均”，那只是财富分布的一种理想可能。

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应该可以理解“国家生老病死与社会财富集中度的关系”

（我在这里解释我的阐述的意思，并不是说我阐述意思的正确性）。

柴胡宝妈

回复 10# 则然

动态的静态的有生气的都是社会财富，是这个理解吧！
个人理解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也可能不是很有必要。
看到我之前发的，居然有反问句，写的时候没感觉到，不过当我作为读者看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反问句本身带来的一种东西。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反问的说话方式的，请见谅。

真武汤

只是一个类似肘子的、靠语不惊人死不休、否定某些名人的文化狂人的诳语，不必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