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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诵读经典过程中,经典自身的能量场也是一个无形的大钟,也具备一定的频率性,按照它的文字编排、字句编排、文字结构、行文风格、文字读音、语言风格进行诵读,就是在解析它的频率。如果诵读声音的频率和经典本身的频率相接近,也会形成能量的共振,使得身心与经典互相呼应。
老子《德道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揭示了宇宙万物形成的客观真理。西方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宇宙在诞生之前什么也没有,是“无”,也就是“道O”之境,随后发生了宇宙大爆炸,“道O” 化生为一种初始能量充满了宇宙空间,这就是“德一”光能。“德一”又生阴、阳之二,最终形成万物。这个过程形象地体现在太极图之中。
太极玄文
太极的外圆圈,代表“德一”能量;太极中央的动态“S”形太极弦双曲波动文由“德一”能量韵动延伸而成,具有阴阳属性,是万物构成形质的基本元素,也是赋予万物生命活力的本始能量发动机。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左脑主要从事逻辑思维;右脑主要从事形象思维,记忆量是左脑的100万倍,是创造力的源泉,是艺术和经验学习的中枢。
日本医学博士春山茂雄提出:右脑是祖先脑,储存了人类500万年进化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赋予人以直觉、灵感、顿悟和创意,其信息量是左脑的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
现代科学将大脑分为左右脑,中国古代医学将大脑由表及里分为皮层、质层、核心层三个部分(犹如鸡蛋的蛋壳、蛋白和蛋黄),这三层脑结构具有统一性、分层性和左右共构性,是更为科学的结论。
左半脑反射区外侧观图
右半脑反射区外侧观图
我们在多年的经典诵读推广中已经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儿童和少年,在垂帘诵读或者闭目诵读的过程中,可以慧观到体内和体外自然地出现大量文字,这些文字常会自动沿着经络和奇经八脉运动,甚至进入臟腑和丹田之内,也能分解形成能量态扩散全身。而且,这些显现的文字常常并不完全是汉字的形态,其中存在着大量似图画、如符号的象形式文理结构。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汉字原本就是起源于中国古人的慧观。古代有一些能够深度慧观内视的人,他们观察自己体内,然后根据观察到的人体内在生理和能量结构进行外在描画记录,也就是画图表意,随后过渡到画文字表达思想行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内取诸身,外取诸物”,从而诞生了甲骨文、钟鼎文等古文字,这就是汉字的“文理基因”。
文理基因,包括图画和象形两类,具备全息性和象形性,是一种用文(纹)理对全局进行提纯和描画,进行精神浓缩与象形特征描述的一种全息图。生活在我国贵州的水族,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是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文字还保留着夏朝时期文理基因的特征。
贵州水族文字
中国秦朝以前的文献经典,尤其是古体诗,文风自然、朴素、简略、精炼,不讲平仄,用韵自由,每句多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这些行文特征其实是为了契合人体的内环境。因为古文的功用,主要是供人们诵读吟咏,特别是内观配合诵读吟咏。中国的许多“文”和“字”由于具备文理基因,都是对体内某一生理或能量现象的全息性定形和定名,在诵读吟咏时配合内观,也就是与这些生理组织和能量系统进行呼唤和交流,极为有益于启动和激活人体内的性慧基因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经典诵读开慧益智的作用。
四言,是让人们在诵读吟咏时主动从上到下对应于人体的三腔一体,也就是内观颅脑腔、胸腔、腹腔的正中央(上、中、下三个丹田),再加上人体内的“地”---- 阴蹻(前列腺)区,要求同步内观“文”或者“字”的出现。而五言、六言、七言,则是分别增加语音对胃腑、喉区、头顶百会的同步振荡。而在人体内中脉上的这七个点,恰巧又全部都是启动人体性慧基因、形成天人合一的关键路径和通道。只是在这七个点上,又以三腔一体最为关键,故四言就成为古文中最为多见的一种行文格律。
这种把握与利用汉字的文理基因,确保修身与文化教育紧密结合、兼顾启用性慧基因的巧妙安排,也就构成了中国古文以诵读、吟咏为主要学习方法的机制。但这种学习机制在历史上不见文字记述,而且在战国春秋时期逐步从社会主流文化中消失。对经典诵读失去同步内观的方法,也就不能主动地在学习中同步调动启用人体性慧基因,所以在汉代以后,经典诵读虽然仍然是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其“开慧益智”的功效已经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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